第19章召开第二届佛协全代会
毛泽东对进藏工作人员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
一天，进藏部队在一座寺庙外的旷野上宿营，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尽管人人湿透了，也没有人进寺庙躲雨。
会长喜饶嘉措致闭幕词，他说：“全国佛教徒要贯彻大会的决议，担负起会议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坚定信心，勇猛精进，成就‘庄严国土、利乐众生’的大行。”
1957年3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汉、藏、蒙、傣、满、土、裕固等11个民族的代表共213人。朱德接见了全体代表。
在开幕式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喜饶嘉措致了开幕词。他说：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请民族事务委员会萨空了副主任作时事报告。听取和讨论赵朴初副会长的工作报告，讨论和修改本会的章程，选举新的理事会。
希望各位代表本着过去的经验，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反复研究，充分协商，推进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使它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弘法利生，团结全国佛教徒配合政府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方面更加有所贡献。
在会上，副会长赵朴初向大会发表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他说：
这3年又10个月的时间，是一段不平凡的时间。我们经历的这段时间是世界和平运动日益开展的时间，是祖国和平建设飞跃前进的时间，是佛陀和平教义广大发扬的时间。
这是一段令人生欢喜心、生精进心的时间。中国佛教协会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因缘下开始自己的工作的。
从我们教内来看，这段时间正遇到世界许多国家举行佛陀涅盘2500年的纪念活动。在所有纪念仪式和集会中，都是以宣扬佛陀的和平教义，号召所有佛教徒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为中心内容。
我会成立之后，首先着重做的工作就是指导并推动全国佛教徒进行关于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学习，并且直接参加国际的保卫和平活动。
通过学习，各地佛教徒对于时代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认识，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各地佛教徒差不多都参加了拥护和平宣言的签名和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许多人参加了增产节约、统购统销、防汛救灾以及其他爱国运动，并在这些工作中涌现了不少的模范和功臣。
我会成立以后，不断地加强着和各国佛教徒的友好往来的关系。曾先后接待过来自亚洲、澳洲、欧洲、美洲几十个不同国家的来宾。
在佛教教育、学术、文化等工作方面，兴办了中国佛学院；接办了现代佛学月刊；对房山石经进行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的工作；恢复了金陵刻经处的业务；搜集整理图书文物。
我会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城市，如天津、上海、杭州、重庆、武汉、昆明、福州及山西省等，都已先后成立了地方性佛教组织。
在作了工作报告之后，赵朴初还提出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的努力方向。他说：
从当前世界和平运动的要求来看，从祖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从佛教事业开展的情形来看，我们必须要求加强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
我们建议大会行将选出的新的理事会和各地分会及地方佛教协会为贯彻下列任务而努力。
1、加强指导各地佛教徒的学习，推动他们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和保卫和平事业。
2、加强佛教教育、学术、文化工作，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
3、密切联系佛教群众，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诸位代表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让我们团结一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贡献我们的一切愿力。
在这次会议上，民族事务委员会萨空了副主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分别作了形势和政策讲话。
会议通过了赵朴初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以及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经过详细地讨论，认为：
中国佛教协会自成立以来，在殊胜的时节因缘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今后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宗派的佛教徒，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有计划地研修教理和学习时事政策，为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并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的持久和平而积极地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报国土恩、报众生恩。
会议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包括理事220人，常务理事48人，以及理事会领导成员。喜饶嘉措当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噶登、应慈、静权、能海、赵朴初等。赵朴初还兼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为：巨赞、周叔迦等。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发表了总结发言。
最后，大会圆满结束，在闭幕式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致了闭幕词，他说：
让我们在这次会议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精进，为着祖国的庄严和祖国6亿人民的安乐将如来家业更勇敢地担负起来。
第20章团结教育全国佛教徒
1958年1月到5月几个月中，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汉族佛教徒社会主义学习。
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要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在思想认识方面一般都在不断提高。
为了帮助各地佛教徒继续进步，使他们能够跟上时代，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成都5个城市，集中了各省市的汉族佛教界代表共1100多人，举行学习座谈会。
经过学习，到会的绝大部分代表明确了：
佛教徒必须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义道路，初步划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提高了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从而增进了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建立了对于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认识。
学习结束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层进行了普遍传达，广泛的讨论，各地佛教徒，大都提高了觉悟，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地从事祖国的建设事业和自己的宗教修持。
这样，一方面提高了为祖国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一方面也为今后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精神基础。这的确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件大事。
为了巩固各地佛教徒学习的成绩，保持不断的进步，中国佛教协会随时注意和各地佛教徒的联系。通过个别通信，或中国佛教协会期刊《现代佛学》，指导佛教徒的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并配合各项运动，提供学习资料。有时还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思想情况，做一些具体的解答和指导工作。
为了实际了解各地情况，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和副会长赵朴初，还于1959年5月、1960年4月和1961年7月，分别前往五台、九华、普陀、峨眉、天台、庐山、黄山等名山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西安、成都等地及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和当地佛教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对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学习以及宗教学修等等问题，都做了多方面的鼓励。
同时，对各地寺庙要求政府帮助以及其他有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些问题，都向各地政府反映情况并提出意见。对于各地来京的佛教人士，包括西藏、内蒙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华侨佛教界团体或个人，都主动地进行协助和招待，增进了彼此感情上和工作上的联系。
第21章参加社会生产运动
1958年后，在全国的大生产运动中，中国佛教协会号召全国佛教信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
通过社会实践，佛教徒们更能深刻而亲切地体验了佛教中的“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大乘积极精神；同时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理想。
各地的佛教徒，很多寺庙和个人，在农业生产或其他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
例如：九华山的僧众在1959年上半年一次农业生产成绩的评比中，就涌现了7个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云居山的僧众，在1958年到1959年，一年的时间内，经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一共就有30人，五台山僧众绿化荒山，从1957年到1959年之间，扩大了几十倍，表示了优异的成绩。
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为组织僧众参加生产，当时的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武昌三佛寺住持大鑫法师将三佛寺大部分房屋让出创办装订生产合作社。
1958年，大鑫法师又创办制盒厂、药用安瓶厂和鞋衬厂，使武昌区近400名僧尼自食其力。9月，大鑫法师担任了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1959年，大鑫法师担任宝通寺方丈时，又创办食用菌生产厂，厂房由80平方米发展到1800平方米；从菌种培养到蘑菇、草菇、香菇的生产全由僧人自理；菌种远销湖南、黑龙江、青海等省，还为外地参观者举办义务培训讲习班14起。
1960年，在春季技术革新、革命运动中，各地佛教僧尼也有不少创造发明的事例。许多佛教名山，如南岳、峨眉、天台、天童、灵岩、鸡足等以及全国各地佛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事工、农业的生产劳动或文教卫生事业，都普遍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呈现出一片生气蓬勃地可喜的现象。
中国佛教协会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几年来全国各地佛教徒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实践，都有了显著的进步。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建设工作和个人的宗教修持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很好地协调起来的。
第22章协助平息西藏叛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广大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积极要求赶出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解放西藏。
西藏解放前，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肥沃的土地，以及草原上的牦牛和羊群，都属于三大农奴主，农奴没有一点人身自由，还要交人、地、畜三项税的差役，并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因此，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
1950年1月，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朱德：
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
著名爱国人士益西楚臣也在西宁发表谈话，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唆使亲帝分子杀害爱国的热振活佛的罪行，要求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1950年8月，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拉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是如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格达活佛却遭到策划西藏独立的英帝国主义的暗害，其行径之卑劣，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慨。
达赖喇嘛亲政不久，于1951年1月27日，派人到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转达他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报告他亲政情况，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2月28日，达赖又派出以阿沛等5人为代表的谈判团，于5月23日，在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达赖致电毛泽东说：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5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1951年10月24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
至此，西藏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帝国主义势力的侵扰后，终于和平回归祖国怀里。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第七条又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在协议签定的当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听取谈判情况汇报后，对进藏工作人员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
根据《共同纲领》、《十七条协议》和毛泽东的指示，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和执行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信仰特点和宗教传统。
1951年，部队在进军西藏前颁布了《入藏守则》，其中就有：
保护西藏人民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战时严禁借住寺庙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等等。
部队在进藏过程中，严格贯彻了《入藏守则》。
一天，进藏部队在一座寺庙外的旷野上宿营，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尽管人人湿透了，也无人进寺庙躲雨。这件事感动了寺庙里的喇嘛，他们送来茶水，并要部队把伤病员抬进寺庙去避雨。
部队进藏后，进藏部队领导张经武、张国华等带领随员先后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等寺庙同上层喇嘛谈心。
从1951年10月18日起，先后为大昭寺、小昭寺、上下密院的喇嘛发放布施；1952年传召期间，又向参加传召大法会的喇嘛普遍发放布施。
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行为，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赞誉，他们称颂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是“菩萨兵”。
1954年9月，达赖、班禅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在发言中说：
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使他们疑虑不安。
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为此，达赖还向毛泽东敬献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精巧玲珑的千辐金轮。
可是，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试图永远保持野蛮残酷的农奴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们撕毁《十七条协议》，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多次进行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活动。
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等人。
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15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西藏军区方面为此作了认真周到的接待准备工作。
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
第二天早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又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
叛乱分子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
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会议，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喇嘛3封信。
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
达赖喇嘛也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3封。但是，3月17日夜，在叛乱掩护下，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此后，达赖在国外反动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加紧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不再像自己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搞分裂的政治头领。
1959年，藏区发生了叛乱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站在正义的立场，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经，他发表讲话说：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国，背叛了佛教教规。
1959年，中央政府平息叛乱后，继续执行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
同时，在人民政府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坚决贯彻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积极组织下，西藏地区的传统宗教生活迅速地获得了恢复。
原来被叛乱集团作为据点因而受到破坏的寺庙，陆续得到了修复；过去寺庙中存在着的违反国法、教义的封建黑暗制度被废除了；广大过着奴隶生活的贫苦喇嘛和西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获得了解放；西藏的佛教重新恢复了清净庄严的本来面貌。其他省区的藏族喇嘛寺庙也一样。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在平叛之后，首先协同政府有关部门从事整顿寺庙并组织佛教界人士进行座谈、参观和调查，从而举发了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的罪行，揭示了事实真相，提高了大家的认识。
另一方面，为了协助政府做好民主改革工作，分会组织理事们深入农村寺庙进行视察，分会负责人和部分理事并直接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60年，十世班禅提出寺庙改革的办法：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寺庙；四是喇嘛要参与生产；五是老弱喇嘛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由政府包起来。班禅的这一建议后来在工作中得到了执行。
经过改革，西藏人民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还俗的自由；各教派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寺庙僧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或民主管理小组，自行管理宗教事务，自行开展佛事活动。自此，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实现和保护了包括广大贫苦喇嘛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
1961年10月，由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坚白乘列堪布率领的西藏佛教参观团到达北京和各省市，受到了各地佛教徒的热烈欢迎和招待。这些活动大大增进了和全国各族佛教徒及各族人民的团结。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还协助中国佛教协会及有关部门收集整理有关西藏各教派的历史文献、佛教著名人物传记和重要佛教经典资料；并积极开展着佛学人才的培养，西藏地区传统的格西考试制度也在分会主持下进行。
经过西藏民主改革，洗涤了封建农奴制度给西藏佛教蒙上的灰尘，使藏传佛教放射出新的光芒。
第23章修复各地佛教圣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多次拨款修缮佛教著名的文物古迹。
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也是经政府拨款重建的。
杭州灵隐寺，是杭州市佛教寺院中最大的古刹丛林，也是东南佛国五山十刹之一。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是由印度和尚慧理开山建造的，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不但是广大佛教信徒朝拜敬奉的圣地，也是旅游观光者必到的场所。
在1949年7月的一天，“轰隆”一声巨响，由于年久失修，杭州最大的古刹丛林灵隐寺大殿倒塌了。当时杭州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政府一时无暇顾及修理，为安全起见，遂将大殿关闭，以防止发生事故。
1951年夏，周恩来，因公视察杭州。在此期间，浙江省、杭州市领导向周恩来汇报了灵隐寺大殿倒塌毁坏的情况，并提出了修复的建议。
周恩来对此事给予极大的关注，指示说：
杭州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我们修了灵隐寺，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信仰佛教的群众朝拜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争取东南亚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的支持。
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而且灵隐寺属于千年古刹，也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在周恩来的支持关心下，国家地方共拨款120万元，还批了一批物资，为修复灵隐寺大殿提供了经济和物资的条件。而且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牵头，组成了“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主持修复工作。省文教委副主任宋云彬任主任委员，浙江美术学院邓白教授，建筑部门的吴寅工程师，以及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等也参加了修复领导工作。
工程从1952年开工，到1954年完工，历时两年。整个大殿用钢筋水泥施工，修复后，经过将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仍然气势不减当年。
在灵隐寺大殿的修复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在雕塑佛像的过程中，发生了设计人员和佛教界人士的意见分歧。
在没建造佛像前，美院教授设计了一尊小型石膏模型。设计人员从艺术角度考虑，参照全国佛像式样，特别是敦煌石窟的式样，将释迦牟尼的头部发型设计成波浪状，腿部和脚部不外露，他是从艺术品角度出发，用美的外观，突出释迦牟尼的庄严神态。
但是，这个造型方案，在审查中遭到佛教界人士的反对，特别是佛教协会筹委会的人士和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按佛教典籍，佛像三十二相中有一名为“旋发青绀相”，状为青螺，这已成为佛教传统，不能设计成波浪式样；至于腿部则要露在外面。
当时，双方各执己见，一时难以确定。浙江省有关方面的领导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都有道理，于是将此事上报政务院。
周恩来亲自指示说：“我们修建寺庙，主要是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造型艺术是必要的，但是主要是为了佛教界的信仰上需要，仍以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为主。”
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参照佛教界人士的意见，设计人员对释迦牟尼佛像的头发和腿部造型进行了修改。修复委员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修改了设计稿，并用樟木雕造佛像。佛身净高9.1米，背光中嵌七佛，总高19.6米，莲座高3米，须弥座高2.5米，全部帖金。成为我国最大的木雕坐式佛像。
当时，修复灵隐寺佛像的工程，由浙江东阳黄杨木雕厂的工人承担。佛像全部由香樟木雕刻，由于佛像本身很大，要用樟木逐块拼凑而成，每块均需晒烤加工，不能有一丝变型。因此，工程规模浩大，技术要求很高。
当时，有100多名工人参加雕塑工程，日夜施工。工人们在明白了造佛像的意义后，又快又好地完成了整个佛像修建任务。
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的重建，得到国内外佛教界人士的称道。
当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些佛教名刹圣地陆续得到了修复。在西藏地区，国务院把布达拉宫、拉萨三大寺、大昭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61年3月，初步整理文物11万多件、修缮古迹10多处。
经过修复后的名山古寺，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拜者，成为现代著名的佛教胜地。
第24章组织重建佛牙舍利塔
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塔的兴建工程，也是国内佛教界很关心的一件事。
佛牙舍利在佛教徒心中是至高无上的珍宝和圣物。根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佛涅盘后火化，留下两颗佛牙舍利，其中一颗先到了巴基斯坦，后又辗转到新疆和田。
南北朝时，云游路过西域的高僧法显，从新疆带到南朝的都城建康，即现在的南京。隋朝时，佛牙被奉迎到西安。五代时期，中原战乱，这颗佛牙辗转传到当时北方辽代的燕京，即现在的北京。
辽咸雍七年，辽丞相耶律仁先的母亲捐资，在北京西北郊翠微山东麓的灵光寺内，修建一座佛塔，来供奉佛牙舍利，塔名叫招仙塔。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招仙塔被侵略者的炮火炸毁。
在侵略者离去后，僧人们怀着悲愤而虔诚的心情小心地清理瓦砾、残垣时，他们在塔基下发现一个石函，函中有一个沉香木匣，匣内外有高僧善慧在北汉天会七年即公元963年，手题的“释迦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和满匣面的梵文经。
看到这些，僧人们悲喜交加。喜的是保存2300余年的佛牙安然无恙，悲的是800余年岿然不动的古塔毁于一旦。僧人们小心翼翼地将佛牙收藏好，秘密保藏、供奉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佛牙舍利才被迎请到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供奉在舍利阁七宝塔中，供国内外佛教徒瞻仰、朝拜。
1955年和1961年，应缅甸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佛牙舍利作为国际友谊的使者，被中国佛教界护送出访两国，接受信徒的朝拜。
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决定在辽代佛牙古塔的废基旁边，重建一座新塔，供奉佛牙舍利。
1958年6月2日，在西山八大处动工重建佛牙舍利塔。
经过许多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塔身的主体结构工程已于1960年完成。
后来，还继续修建了山门殿和东、北两配殿，形成一以塔为中心的佛教寺庙建筑群，成为全国信众乃至世界各国佛教徒巡礼朝拜的圣地之一。
1964年6月24日和25日，中国佛教界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法会，迎请佛牙舍利入塔，并为新建的佛牙舍利塔开光。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主持法会，副会长赵朴初、阿旺嘉措、噶喇藏、巨赞、周叔迦及首都佛教界参加了这一盛典。
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及越南等国佛教界，都应邀派遣代表团前来参加这一盛典。
亚洲各国佛教代表团看到中国的寺院得到政府保护，著名的佛教古迹得到重修，盛赞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
第25章不断丰富佛教文化
1957年后，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到第三届召开这段时间，中国佛教协会在僧伽教育、佛学研究与弘扬方面，继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关于佛学院的工作，1956年成立的中国佛学院，经过不断的整顿和提高，已经逐步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从1959年起，先后有学员200多人结业，学业成绩一般有明显的长进。
1960年底，在国家领导的关怀指示下，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办学方针“培养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具有相当佛学水平的佛教知识分子”。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佛教协会总结了5年来的经验得失，研究了学制改革。
1961年下半年，在本科的基础上，成立了研究部。研究部分佛教教理和教史两个研究组。
教理组以研究汉语系佛学思想和各宗学说为主，适当兼顾藏语系和巴利语系的佛学研究；教史组以搜集、整理、综合、研究中国佛教历史为主，适当研究各国佛教历史。
汉语系本科课程包括佛学课、文化语文，外语和政治课。汉语系本科之外，还将增设藏语系，培养蒙藏民族的沙弥和比丘。
关于学术研究工作，从1953年到1961年，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的佛学研究单位，业务上也有很大开展。
北京三时学会先后编纂了“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中国佛教经济史料”及“汉藏佛教辞汇”等。
北京三时学会还英译了《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等；汉译了西藏多罗那他大师著《印度佛教史》和斯里兰卡罗罗比丘著《斯里兰卡佛教史》等；并整理出版了韩清净居士所著《伽瑜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
北京三时学会还进行了梵汉、巴汉佛教辞汇的编纂，撰写“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关系史料”、“中国佛教思想史料”等工作。
在佛教文物方面，佛教文物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比重极大。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内专家合作，进行了发掘佛教文化遗产工作。
在1958年以来，又大量发现佛教文物，这更需要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中国佛教协会约请了梁思成教授作了“佛教与中国建筑”专题讲述。还计划出版专集，供有关研究工作单位的参考。
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协助支持下，专门研究石窟艺术的学者阎文儒教授，也在全国各地如甘肃、新疆、四川、浙江等省的各重要佛教石窟，作全面的实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提高现有石窟艺术研究水平。
关于出版流通工作，自1960年全国出版事业检查调整以后，中国佛教协会对《现代佛学》的编辑工作进一步作了研究改进，改为双月刊，篇幅和插图，都有了增加。对于每期的重要文章，都加作了英文摘译。
南京金陵刻经处，几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佛典图像刻版的总汇。保管的经版共达15万多块，并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下，补刻完成了玄奘法师译著全集，共1347卷。并进行中国佛教各宗重要著述的编印工作。
为了适应各地需要，中国佛教协会正在筹办一所“北京佛学书店”。除出版和流通有关佛教图书外，并将从事佛像、法器以及其他有关物品的流通。
关于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工作，中国佛教协会接受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于1956年开始着手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编纂工作。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到1961止，共已撰写330篇，约150多万字。英译工作也将完成。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佛教学术上的国际合作。
1961年，我国佛牙护侍团在斯里兰卡时，斯里兰卡总理班特拉奈克夫人，将新近出版的该书第一卷第一分册亲自签名赠送周恩来，也赠送了一册给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并郑重表示谢意。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还协助政府编纂了我国一部百科辞典《辞海》的佛教的条目。
在房山石经拓印及研究工作上，国内外佛教界和文化界所关心的房山石经的全部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于1959年11月圆满完成，一共拓印了经版1.4万多块，拓出了拓片7份。
中国佛教协会在僧伽教育、佛学研究与弘扬方面，继续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为我国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26章召开佛协第三届全代会
1962年2月12日至27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汉、藏、蒙、傣、满、土、白、崩龙、布朗、裕固、卡佤、纳西等12个民族的代表共244人。
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致了开幕词。
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肖贤法局长作了关于宗教政策的报告。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作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首先说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然后他说：
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中国佛教徒的事业，几年来，在这样内外大好的形势下，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佛教徒的精神面貌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佛教徒更深刻地认识了宗教政策的精神实质，以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应负的责任。
他们大都能在更大程度上，解脱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上、习惯和意识上的污染，更加踊跃地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随着全国秩序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寺庙的恢复整修，以及僧众们生活的合理安排等等。目前，一般佛教徒大都精神奋发，身心愉快，或从事戒定的修持，或努力经典的研究。新一代的弘法人才，也开始在培养中，并且已有成绩。总之，我们佛教事业，也和全国其他事业一样，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国际方面，我们恢复了我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中断了将近1000年的佛教关系，促进了佛教南北传两大系统间的互相了解，因而也增进了我国和这些国家间的友谊。
在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中，我们也和世界各国善良的宗教徒们携手合作，努力于国际友好和平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支持世界各地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正义斗争。
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一方面邀请国外佛教学者来我国访问讲学，一方面也设法把我国丰富的佛教学术翻译介绍到国外去。
在报告中，赵朴初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佛教协会以后要加强的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向毛主席致敬电》。
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表示拥护张副部长和萧局长的报告，同意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并做出下列的决议：
1、会议一致明确地认识到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并一致认为：全国佛教徒必须坚决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六项政治标准，积极进行自我改造，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佛教协会应继续加强和各国佛教徒的联系，为增进友好，弘扬佛法，保卫人类和平生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做出贡献。
2、会议一致确认：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正确的、全面的、始终如一的。全体代表对此衷心表示感谢。
今后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分会及地方佛教协会应当更进一步地增进与佛教徒的联系，协助政府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3、会议一致肯定第二届理事会几年来在佛教的教义弘扬、学术研究等等工作方面，成绩是满意的。这首先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今后，应当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
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充实质量，扩大方面，造就具有专长的佛教知识分子以及能够胜任一般业务的僧尼，以适应我们的需要；在研究工作方面，应当尽量组织人力，整理、发掘、研究我国佛教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宝贵遗产，逐步开展，做出成绩。
会议选举了领导机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应慈为名誉会长，喜饶嘉措为会长，副会长为：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滚噶、赵朴初、能海、松留·阿嘎牟尼、噶喇藏、巨赞、周叔迦、悟古纳、嘉木样；秘书长由赵朴初兼任；副秘书长为：巨赞、周叔迦、石鸣珂、明真、正果、逝波、隆莲。
最后，大会圆满结束，会长喜饶嘉措致了闭幕词，他号召全国佛教徒贯彻大会的决议，担负起会议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坚定信心，勇猛精进，成就“庄严国土、利乐众生”的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