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中央召开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激励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下乡知识青年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名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薛喜梅。
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
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
在当时，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青年志在四方、献身四化，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在26日，座谈会达到高潮。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
华国锋在讲话中称：
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主要是肯定了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
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
这些知青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
当时本想通过座谈会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知青的返城热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的势头丝毫未减。
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俗话说：“物极必反”，上山下乡运动的当初，知青们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顾客观效果地长期推行，酿成的社会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才会导致“返城风”的巨大反弹。
但无论怎样，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足迹。
除了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进典型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为了广大农村的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勤劳，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第13章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设第二故乡
1969年的阳春三月，刚过20岁的高中毕业生高康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张公渡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并担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组成的知青班班长。
来到张公渡，首先映入青年眼帘的是：对面的云山山脉层峦叠翠，脚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田野里铺满了红花草，宛如绿底红花望不到边的绒毯。
然而，6月下旬，青年们刚刚安定下来，山洪就汹涌而来。大雨时停时下，河水还在上涨。在抗洪抢险战斗中，高康良冒着危险抢着下水去堵漏。他在堤上跑来跑去，在水里钻进钻出，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渐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继续接受艰苦的锻炼，把青春献给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在洪水退后的运土修堤和送肥抢种中，别人是挑两只土箕，他却挑4只，扁担挑断了换一根。队里分派农活，每次他都要求拣最重、最脏的干。
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说：“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们更吃得苦！”
1974年，他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总支书记。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扑在生产和工作上。
有一年双抢时节，高康良到一个后进生产队去蹲点。当他正和社员们起早摸黑紧张双抢时，突然得了一场病。喉咙里出现了两个硬块，严重影响吞咽。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回上海诊治。
高康良心想：双抢是一年四季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能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离开呢？他决定等双抢以后再说。
社员焦急地劝说，高康良却风趣地说：“是恶性的，早去几天好不了；是良性的，迟去几天死不了！”
整个双抢，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却只能喝一点稀粥。社员们见他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年双抢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就在双抢结束时，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农村，他坚定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每当有招工、参军、招生的指标，他总是让别人先走。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975年秋，公社党委为了便于领导，让知识青年更好地在农村发挥作用，决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队涂家岭上，建立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并让高康良负责。
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何况这涂家岭，又是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岗上旱，岗下涝，一阵大雨，庄稼就得泡汤。公社和大队在这里办过畜牧场，都没有成功。
高康良望着这荒凉的景象，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得像个样儿，一定叫涂家岭彻底地改变模样。
然而，要把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啊！他们只有两条牛，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过来呢？冬天耕种大忙的时候，各个队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议自力更生，用人拉犁。主张借牛的青年却嘀咕着；“用人当牛？这又不是在原始社会！”
高康良带领着伙伴们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弓着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种着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脚踏实地，在贫脊的土地上洒下汗水。
地翻出来了，节令也已经相当紧迫了。别的生产队的油菜、小麦都早播完了。青年队如果还是用当地种子，那收成无疑要受很大的影响。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100多里外换来了生长期短的种子。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这年春节，高康良带头放弃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和伙伴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开挖了一条40多米长，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条4米多高，10米多长的提水坝，把水库的水引上了涂家岭的最高处，使原来灌不到水的“望天丘”变成了丰产田。
高康良领着大家在涂家岭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困难？没有人计算过，也无法计算。然而，涂家岭这块土地却把这一切都一点一滴地记住了。
在涂家岭建队第一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一跃跨过了《纲要》，农副业收入达1.1万多元。第二年，水稻亩产过1000斤，劳动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过了当地所有的生产队。
不论是春天喷香的油菜花，还是夏天肥绿的碗豆荚，或是秋天金黄的稻海浪，冬天肥胖的甘兰包，都仿佛在告诉人们；涂家岭和昔日的荒凉永远告别了！
伙伴们都说，涂家岭能变样，功劳应归于高康良。
是的，别看这个知青队规模小，可要当好这个队长不容易！从生产到生活，从学习到娱乐，样样都得操心：每天天刚一亮就要下地，饭总是吃不安稳，常常端着饭碗处理事情。睡觉了，还不断有人来找他，就连到公社或县里开会，他也要抓会议间隙为队里办事情。一散会回队，第一件事是先往地里跑。
知青队有了这样的领头人，还能不改变面貌吗？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78年夏末秋初，正当高康良带领大家奋战“三秋”的紧张时刻，社会上一股“回城风”刮到了涂家岭上。没几天，在农村战斗了近10年的伙伴们，纷纷离开了。队里除了几个老农，只剩下了高康良和另一名知青。禾苗没人管，拖拉机没人开。偏偏又碰上了罕见的大旱。
高康良心如滚油煎熬，却还有不少人在他耳边吹风：“小高，扎根农村该收场了。”
这个刚强的年青人心中翻滚得很厉害：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不正确？志愿下乡务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能说方向错了？
现在农村是艰苦点，不正因为艰苦，才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去努力奋斗吗！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条路我一定要坚持走到底！
在这严峻的关头，为了不使这个队垮下去，高康良还兼出纳、拖拉机驾驶员等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为了不使知青队这年的收入减少，他组织拖拉机为造纸厂运稻草赚运费。他每天4时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在他的带领和精心组织下，秋收秋种任务胜利完成，油菜种得比上一年还多。
就这样，在大旱之年，队里粮食亩产仍达到上一年水平。紧接着，第二年高康良又领着伙伴们打了个翻身仗，工分值突破了2元大关，每人平均年收入600多元，多的达到近800元。
高康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他先后两次上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他荣获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光荣称号，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和全国青联委员。
后来，高康良和伙伴们还积极筹办“农工商联合公司”，把自己的第二故乡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第14章林淑娘三次要求留下建设农村
1966年，林淑娘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第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她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农村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学校领导对林淑娘说：“你是归国华侨，父母都在国外，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国家照顾起来不方便，还是留下来吧。”
听到这些话，林淑娘的心中热乎乎的。回到祖国两年多来，党的温暖，亲人的关怀，变成了她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的巨大动力。
林淑娘流着眼泪对学校领导说：“我是祖国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
说着她拿出了早已为下乡准备好的胶鞋、挎包。
经过林淑娘的再三申请，学校领导批准了她上山下乡的要求。
1968年9月下旬，刚满18岁的林淑娘，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山东省文登县来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受到了干部、社员的热烈欢迎。
林淑娘第一次下田劳动是割豆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豆子是怎么长的，更不用说怎样割了。女社员每人割三行，队长让淑娘割一行，她埋下头，拼命割，累得满头大汗，腰疼腿酸，可是仍然远远地落在社员后边。
为了过好劳动关，林淑娘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
凭着这种精神，林淑娘不仅学会了锄、耘、点、种，而且学会了推独轮车。
种小麦时，每亩要施1万斤肥料，林淑娘推起独轮车跑在前。队长见她汗水一个劲地在外冒，怕累坏了，要她休息。
林淑娘回答说：“劳动那能不流汗。我也不是潮头浪花，摔打摔打会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凭着这样的热情，这样一种拼命精神，练就了坚强的意志，火红的心。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林淑娘与社员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她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农村，爱上了西海庄的农民。
村里的老贫农于大爷看场没有蚊帐，淑娘就把自己的蚊帐送给了他；曲希莲大嫂因病住院，撇下3个孩子在家，淑娘日夜为她料理家务；上级发下救济款时，让林淑娘去送，她把自己勤俭节余下的钱暗自放进救济款内，一起送给五保户。她自己身上却穿着补钉衣服，脚上蹬着一双洗得发了白的解放鞋。
社员们感动地说：“淑娘这孩子，真是和咱们的心贴在一起了。”
1970年底，林淑娘从外县开会回来，一进村就有人告诉她：“上级调你去当工人了。”
林淑娘想：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自己刚迈出了第一步，怎么能离开呢？她坚决要求留在农村。
1971年春天，队里又推荐林淑娘上大学。有人劝她说：“当工人你没走，这回可别错过机会。将来大学毕业，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说：“我现在的工作就很称心如意，俺不走。”可是，不久淑娘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大学的老师来领她走。林淑娘恳切地对领导说：“对于我这个在国外生长的青年，农村也是一所大学，让我留下继续学习锻炼吧。”党组织再次批准了她的要求。
1971年秋天，县委准备调林淑娘当干部。党的信任感动得她热泪盈眶。经她再三要求，领导上又一次批准她继续留在农村。
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林淑娘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1970年12月，林淑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为了改变西海庄大队面貌，林淑娘和党支部一班人制定了围海造田规划。
工程开始后，她日夜和群众一起奋斗，一条拦海大坝巍然屹立，500亩海滩，如今稻谷飘香；凹凸不平的盐碱地，变成了平坦的肥沃良田。全大队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亩产从1968年的400多斤增到1100多斤。
每当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赞扬说：“俺西海庄能有现在这样，淑娘不知流了多少汗啊！”
1973年，林淑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大，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那难忘的时刻，林淑娘热泪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在国外的苦难生活和回国后在党的培育下迅速成长的鲜明对比，力量倍增，决心不辜负党的希望，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谱写新时代革命青年的“理想之歌”。
1974年春天，山东省委任命林淑娘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职务高了，地位变了，林淑娘西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一次，林淑娘从省城开会回来，刚进村口正遇到青年割草积肥。她袖子一捋，裤角一挽，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和青年们一起挥镰割草。
几年来，她坚持把生产大队当作她的“根据地”，一有时间就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74年，林淑娘被省委授予“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标兵”的光荣称号。
1977年8月，林淑娘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胜利唤起他无穷的力量。她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一定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向四化进军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去，把青春全部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第15章段元星发现天鹅星座的新星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天文台发现天鹅星座新星的消息：
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自从天文学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以来，被人们发现的新星只有100多颗，而目测发现新星的，世界上就只有少数几个人了。然而，在我国目测首先发现新星的人，竟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这就不能不像新星本身一样吸引着人们。
消息像长了翅膀的春燕，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千成百的信件似雪片般朝这位业余天文爱好者飞来，人们惊奇地探询着、谈论着，天鹅星座的新星是怎样被一位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发现的呢？
段元星是江西省宁都县人。中学时，段元星借到了《天文学简史》和《中国古代科学家》。他捧起这两本书，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
啊！关于日月食的文字记载，在全世界我国是最早的。我国古代人民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已被全世界公认为最精确、最完整的观测和记录。
看到这些，段元星很受鼓舞，可是，我国近代的天文学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蒋家王朝的黑暗，已经颓废得不成样子。因此，段元星感到忧郁和焦虑，他推开房门，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星空。
星星忽闪忽闪，月牙时隐时现，似乎在向他召唤，又在向他挑战：“段元星呀，天空有着无穷无尽的神秘，你有勇气探索吗？”
段元星禁不住从内心发出呐喊：“祖国的天文事业应该尽快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掏出了日记本，挥笔写下了自己的誓言：
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光辉的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理想的火花，在段元星胸中进发了！但理想的大厦，是靠艰苦实践的砖瓦建筑起来的。段元星把天文学列入了自学课程，他老老实实、辛辛苦苦、逐块逐块地为理想大厦堆砌着砖瓦。
1968年12月，段元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竹竿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下乡第二年大队选他担任了民办教师。党的温暖，群众的深情，滋润了段元星心头的理想之花。他对自己说：“农村艰苦怕什么？像大庆工人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寒暑尽心观天象，誓为祖国争光彩！”
段元星立足农村，放眼星空，以土代洋，因陋就简，在仅有的一架自制的口径7.8厘米土望远镜的条件下，坚持天文科研活动。
段元星常说：“星空为我恒友，不窥如隔三秋”。不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盛夏三伏，他坚持每个晴夜进行观测。他在牛枯垛村小学进行巡回教学的5年时间里，经常很早起来，到一个小山顶上观测黎明星空。段元星因为经常在深夜和黎明出去观测天象，腿上曾4次留下了村里大黄狗的牙痕。
在他下乡不久的一天，一夜寒潮，生产队的秧苗全部冻烂了。社员们心疼地说：“假如早知道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温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一席话，激起段元星心田中的涟漪。他决心在天文科研中结合气象观测，预报天气，为农业生产服务。”
装在瓶子里的蚂蝗和剥了皮的小松枝做的“晴雨计”，便是他最早的仪器。后来，他又自己掏钱买了干湿温度计等设备，结合观测风云物象，进行天气预报。
在1973年，双抢大忙季节，久旱无雨，又要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又要派人抗旱抢种晚稻，可把生产队长急坏了。这时，段元星跑来说：“不用抗旱，不用抗旱，明天就会下雨了！”队干部一听，喜出望外，按段元星的意见重新安排了劳力。第二天，早稻基本抢收完毕时，果然暴雨降临。
为了把学到的一些天文知识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段元星下乡的第二年，测绘了一张大队地形图。1973年冬，段元星又为大队测绘了治山治水洽田的规划图。有一块地段是改造重点，地形复杂，需要把24条山垅的586块水田、800块旱地、48个山头、91口水塘、6个生产队，以及水沟、小路、电杆的位置统统画出来。段元星登上48个山头，进行1000多次的方位角测定，用一架简单的望远镜，三根晒衣竹杆和一个硬纸板制的大量角器等土设备，运用天文目测方法，花了1个月的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段元星从立志天文事业，到发现新星，经历了16个春秋。16年走过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
在段元星有计划地学习天文知识的第4个年头，他发现从蛇夫星座飞出的流星特别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和分析，他认为蛇夫星座有流星群的迹象，便向北京天文馆写了一份报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这可是我自学天文以来，第一次向科研机关写的学习汇报啊！他盼望着回信尽早到来。几个月后，北京天文馆来信了，信中说不像是流星群，并把他的报告退回来了。不像“流星群”，就是说，自己的自学成绩没有及格。这对段元星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同学的议论、奚落，段元星听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跑进宿舍，看见床头上那一大叠一字一句抄录的天文笔记，不禁鼻子一酸，两行热泪直往下掉。这时，他一抬头看见了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老人家正慈祥地看着自己呢！他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想，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而自己在业余科研的道路上遭受一次失败，一次挫折，就伤心掉泪，不正说明自己内心深处还有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吗？段元星擦干眼泪，翻开日记本，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搞科学研究没有失败才是怪事，不作长期失败的思想准备，必然经受不住考验；就是一辈子也没有获得成功，经验和教训也可以被后人所利用，也是能够对科学发展的洪流有所推动的。
写到这里，段元星好像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浑身轻松了许多。他又钻到书本里去了。
1970年4月下旬，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喜讯传来，像春雷，又像战鼓。段元星遥望着邀游太空的红色卫星，聆听着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
他暗下决心，给自己提出了四项研究项目：一是进行气象观测；二是观测不规则变星；三是横扫星空未知，发现新星；四是探索苍穹奥秘，发现黄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段元星的业余天文研究还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像根根针刺，射向段元星。有的说他是“想月光想迷了”，有的说他“地上的事都管不好，还想管天上的事，真是飞机上吹喇叭——‘想’得高”，有的甚至说他是发了精神病。
纷纷众说传到了段元星的家庭，纯朴的母亲本来看到儿子经常早起晚睡，身体日渐消瘦就很心疼，现在又传来这么些难听的活，怎么受得了！她暗忖：只有让儿子死了钻天文的这条心，才能减掉这些“麻烦”。母亲开始劝说段元星，一看没有作用，便要动手把段元星的书籍毁掉。为了应付这一着，段元星一面耐心地向母亲宣传学习天文知识的意义，一面偷偷地将天文书籍转移到同学家中藏起来。
段元星的一些亲属、朋友，也劝他说：“手艺是千家货，天文是一家货，还是改学点手艺吧！”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辈，见段元星这般勤奋刻苦，禁不佳摇头叹息：“唉！假如你化了这么多精力去学医的话，恐怕早就成为人人求拜的名医了！”
“好心”也罢，恶意也罢，段元星心里默念着马克思的名言：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人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6年过去了。
1975年8月30日，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夜幕刚刚降临，无数颗星星在天幕上闪烁着，像节日的礼花，放射出奇光异彩。
段元星在梅江河里游泳上岸后，站在河边的沙滩上，又习惯地对星空进行目视观测。他巡视大熊星座、仙王星座、天鹅星座……啊，天鹅星座尾巴上多了一颗星！他心里一怔：是人造卫星吗？没有移动，不是；是变星吗？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位置没有变星……新星？一定是新星！
此刻，段元星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研究新星有重大科学价值，必须立即向国家天文机关报告！他飞一般跑回家，取出自制的天文望远镜，测量了新星的位置和亮度，连夜向北京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写了发现新星的报告。第二天上午在发信的同时，又向北京天文台拍发了电报。那时，他的心激动得快要蹦出来啦！
果然，发现新星的消息公布了。段元星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鼓励和赞扬。
北京天文台特地给他寄来了贺信，信中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为祖国争了光！”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青年伙伴推选他参加了地、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向党作了汇报。
电台广播了他的事迹。报纸登载了他窥测星空的身影，全国科学大会特邀他为大会代表，而且中国科学院破格将他吸收为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
段元星还荣幸地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届江西省政协委员。
在1978年3月18日，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科学大会伪全体代表。当中央领导同志握住自己的手时，禁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第16章翟新华把农场建成优秀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建丰农场场长翟新华，是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年。1975年，他所在的团改为国营建丰农场，他被提为副场长，1978年担任场长。
5年来，翟新华一面实干，一面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
翟新华担任农场领导后，在党委的支持下注意抓生产管理，领导全场职工艰苦奋斗，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8年，建丰农场在河套地区的10几个农场中第一批实现了粮食自给。
翟新华从1979年开始，着重探索改革经济管理制度。为了弄清楚生产、计划、财务、供销等领域的学问，他学习政治经济学，还研究了国外一些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经验。他在学习的同时，分析了造成农场多年亏损的各种因素，整理了大量数据，并吸收本场懂得经营管理的各方面的人才，组成扭亏增盈领导小组，作为“智囊团”。
在1979年年底，经过同全场各方面反复酝酿讨论，翟新华制订出一个以扭亏增盈为中心的“三定一奖”：定收入、定支出、定盈亏、减亏增盈奖励的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农场对30个分场一级和直属单位实行“三定一奖”，各分场也对各个班组、畜群以及一部分户、个人，实行“三定一奖”，并按农业、工副业、学校、医院和机关等不同单位，以及盈利和亏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奖励比例。这样，就把全场每一项经济活动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
同这种责任制相适应，农场还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工资分为20%的产量工资和80%的作业工资。作业工资又分为工分工资和级差工资，以便把个人之间、班组之间和分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来。这种责任制在短短的半年中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与1979年同期比较，1980年上半年全场总收入增长了52%，总支出减少了26%，亏损降低60%。
翟新华认为，要办好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的各种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发现和使用人才。有人说他是求才心切，见才眼开，爱才如命。有一个会计叫张国政，精通财务，在全场数一数二，但曾因经济问题被判过半年刑，一直不被重用。翟新华到场部工作后，主张大胆使用张国政，并在制订全场奖惩条例时，多次请他当参谋。
有人反对这样做，翟新华对他们说：“我想使用他，对我们好处大。有些人要强调他的德，也要重用他的才。他有一分热就让他发一分光。总之。要把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都用起来，让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
1979年年底，翟新华读了一篇介绍外国管理企业经验的文章，很受启发。他想，建丰农场要扭亏增盈，要向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也必须及时地了解市场情况，才能迅速而合理地购进本场需要的物资，并把本场的产品以及多余的劳动力、运输力等投到市场上去，把买卖做活。而这就需要有几个“买卖人”，有几个“商人”。因此他把过去干过采购员、熟悉市场情况的张国成调任供销科的负责人，同时也把张国政调到供销科，作为负责人之一，加强了供销环节。半年来，他们积极进行市场调查，掌握市场动态，买卖已经开始做活，大大增加了农场的收入。
翟新华有个特点，干工作有布置必有检查，而且检查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在建丰农场，各项主要农活都在翟新华的主持下规定了具体的质量标准，如锄地，要求拉通、靠到、不埋苗、不伤苗、锄净草。麦收，每平方米内落穗不得超过3穗。施化肥，要深施埋好，不准“天女散花”等。一项农活完成后，场里要进行检查验收，达不到标准要立即返工，决不迁就。
他总结工作、讲话，总是到事、到人，指名道姓，不论表扬还是批评，是哪个单位就讲哪个单位，是哪个人就讲哪个人，决不含糊其辞。他要求科室、分场汇报工作时也不要说空话，要情况具体，数据准确，一是一，二是二。翟新华常说：“我们是在办企业，办企业是搞科学，而科学必须严格。”
翟新华的另一个特点是处事果断。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和判断，及时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是必要的，不能什么事都“研究研究”。
翟新华还说：“我们办事效率低，就是因为许多人怕负责任，谋而不断，甚至不谋不断，等研究好了，时机也失掉了，损失也造成了。当然断也要断得准，断得正确，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常常断错，那就证明他不具备管理者的条件，就应当干脆下台。”
翟新华办事公正，一视同仁。常有些职工找他解决个人问题，凡需要解决的同类问题，不但来找的人得到了解决，没来找的人也同时得到解决。凡需要批评的事，同他个人关系再好的人也逃脱不了。
对于翟新华的这种雷厉风行作风，少数干部感到有点吃不消，但大多数人说；在翟新华手下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心里很痛快！
翟新华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企业管理者是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他做出的决定和发出的指令，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一个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杂家”，他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坚定的政洽信仰以外，首先必须在经济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要通晓经济规律。
他说：“我作为一个农场场长，还必须懂得农、林、牧、副、渔、机等各业的生产知识，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计划、劳资、财务、供销等，也必须弄懂。此外还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而逻辑学和大学又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个管理者说起话来概念不清、语无伦次是不行的，没有点鼓动性也不行。”
几年来，翟新华在没有专门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1978年冬闲时，他把工作交给了副场长，把自己关在家里学习《资本论》。有人反对这种作法，他说：“我今年30岁，还要工作30年，如果不学习，10年后就要被淘汰。”
后来，他又结合本场情况研究了10多个专题，包括生产、财务、劳动工资计划指标的制定，场部管理费的定额管理，以及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成本、各类消耗定额、各类补助、各种税收、基本建设投资、决算等。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有了结果，他部写出了书面材料，并附有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翟新华成知青中较早的企业管理专家，为企业经营管理扭亏为盈做出榜样。
第17章梅继林推广小麦科学栽培技术
1970年4月，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梅继林从上海来到夏庄插队落户。新的生活开始了，梅继林处处感到新鲜有趣，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解放都20年了，农村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难道这穷根子拔不掉吗？这一个个为什么在梅继林的脑海里激起了波涛。
这年冬天，上级拨下了一批救济粮。一天晚上，天空飘着大雪，北风在呼啸，梅继林背着半口袋粮食轻轻推开了五保户刘大娘家的门。
“大娘，给你送粮食来啦！”
刘大娘多次吃过国家的救济粮，但是，这次看到下乡知识青年给自己送粮食，激动的泪花挂上了眼帘，她颤颤巍巍地握着梅继林的手说：“孩子，党这样关心俺庄稼人，俺没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反而年年要国家的救济粮，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
“唉！想啥办法呢？咱这地方哪一年不是涝就是旱。继林哪，你是念书识字的人，能有办法治住这旱涝灾害，咱们就不用发愁了。”刘大娘的话深深启示了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
梅继林暗暗下了决心，要做出改变夏庄落后面貌的规划。
学习、调查、访问、实测、研究……几乎占满了他的业余时间，渐渐的，一幅根治夏庄旱涝灾害的蓝图画成了。
1970年冬，淮北大地寒风刺骨，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了平整土地，开沟挖渠的战斗。
战斗的第一天，梅继林拉着装满泥土的车子，在工地上来来回回奔跑了一天。
第二天，公鸡还没叫，天空灰暗，北风仍在呼啸，梅继林就扛着工具走出了家门。
在工地上，茅草在抖动，“锵”的一声，坚硬的冻土震的双臂发麻，这是梅继林用力铲出了工地上的第一锹。3天过去了，梅继林手上打起了血泡，虎口震裂了，脸也冻烂了，年仅17岁的梅继林是多么想坐下来歇一歇呀！可是，当梅继林接过老队长递来的开水时，仿佛看到了全村人的支持和希望，他咬了咬牙，又坚持干起来。
一个冬春过去了，在平整过的土地上，玉米和红芋长得格外旺盛。秋季，连长期低产的“南老荒”也第一次获得了丰收。
首次获得丰收给夏庄人带来了巨大欢乐和鼓舞，他们一个冬春接着一个冬春，一连干了3个冬春，在这场巨大劳动中，梅继林一直干在最前面。
1972年，夏庄夏季小麦单产达到了400斤，平均每人分了300斤，这不仅在夏庄，就是在全公社也是破天荒的一次。
老饲养员像得了孙子似的高兴，五保户刘大娘逢人就说好……可是，有些没有受过苦的小青年却飘飘然了，突击队里就有人说：“夏庄现在是坐到宝塔尖上了，要是都能达到咱这个高度，我看哪，到共产主义也就差不离了。”这充满着对现实生活的赞美，充满着对胜利的自豪，但也流露出骄傲、满足现状的情绪。
但是，对事业心很强的梅继林来说，他已经在考虑新的里程、新的目标。夏庄的产量跟周围社队比是高了些，可是跟先进的地方比只能算低水平的，跟一些发达的国家比差得更远，人家的小麦产量能达800斤，甚至上千斤，夏庄为啥达不到呢？
实践同样提出了问题，1973年夏庄小麦产量不仅没有提高，单产反而比前一年下降了30多斤，这时有些人傻眼了，甚至泄气了，然而梅继林却从此踏上了农业科学试验的征途。
同一块地，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水肥条件减产了30多斤，是播种晚了吗？不是。是管理上有差错吗？也不是。从小麦长势看，比去年还好呢！那么减产原因在哪里呢？梅继林在苦苦思索着。请教有经验的老农，他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翻开农业科技书籍，也找不出答案。
谜，究竟在哪儿呢？吃饭的时候，梅继林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小麦样品。白天干活，梅继林思绪奔腾，深夜两点了，纸糊的窗子里还映出他手托下巴的身影，多少个黎明啊！公鸡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一天夜里，梅继林又一次看完了他心爱的“小麦栽培学”，谜团仍不得其解。他数着桌上的样品麦粒，突然发现两瓶麦子的粒数不一样，又数一遍称一称，麦子的千粒重也不一样，渐渐地，梅继林心里亮了，原来是小麦品种退化了。要防止小麦品种退化，就必须对种子进行提纯复壮。
秋天，夏庄整理了5亩小麦种子田，梅继林亲手播下了种子，但是，同时也播下了希望和担忧。
小麦发芽出苗了，梅继林心里有如春风荡漾的湖水，多么兴奋啊！他像辛勤的园丁爱护着百花盛开的花圃，他像慈爱的母亲爱抚刚刚降生的婴儿。
冬天，他每天清早都要去看一次，麦苗冷不冷？会不会凉坏。俗话说，麦怕胎里旱，千万不能让小生命渴着了。春节前，大田的麦子浇了一次，可种子试验田就灌了两遍。梅继林认为，要打开农业科学的宫门，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晴天，梅继林蹲在田里细心观察、记录。雨天，他拿着铁锹及时放掉积存的雨水，多少个曙光初照的早晨，他踏着露水，背着沉重的喷粉器给小麦打药，多少个傍晚，他在给小麦锄草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终于成功了，经过提纯复壮的种子，颗颗粒大饱满。第二年利用提纯复壮的种子加上科学种田，全队120亩大田创造了单产630多斤的好收成。
任何作物都有遗传性和变异性，只要掌握它的规律进行选择和培育，不仅能防止种子的退化，而且能获得更加优良的纯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梅继林通过对小麦提纯复壮试验的总结，又扩大了对棉花和杂交玉米的提纯复壮，并开展了小麦与玉米、小麦与棉花、玉米和大豆的间作试验，使全队粮棉产量都获得了大幅度增长。
在1975年，6亩棉花的试验田，亩产皮棉达到了204斤，超过了1970年前大田棉花产量的14倍。
1978年，由于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调整，全国农村有成千上万的下乡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这时，梅继林也收到了10多位亲友、同学的来信，劝他不要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连过去一直支持他扎根淮北的父母也来信，也催他回上海。
读了家信，梅继林陷入了沉思和苦恼。他想，在夏庄10年，曾放弃了4次升学、3次招工的机会，全大队33名知识青年先后走了30人，除1人结婚外，只剩下两人了。
在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视，许多政策正在落实，目前正是大干四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可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刻，父母要催我问城呢？他决定回上海一次。
1979年2月初，梅继林回到了上海。他看到不少邻居的孩子都从农村回来了。同学们见了都劝他要正视现实，赶快回来，就连他弟弟也讽刺他“想当畜牧场场长”。他不由暗暗地考虑：难道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真的落后于形势吗？难道只有回上海才能为四化做贡献呜？难道……他努力寻求着正确的答案。
一天晚上，梅继林来到了曾同他一起落户淮北的小赵家，小赵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考取了复旦大学，两人很好。小赵劝他：“回上海好好补习功课，努力考上大学，等掌握了专业知识，再回农村也不迟。”
梅继林从小赵家里回来，心里很不平静，他佩服小赵为四化顽强学习的精神，也相信小赵用科学改造社会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自己怎么办呢？梅继林失眠了。此刻，他想起去年到北京参观12个国家农机展览时受到的教育和启发，实现农业机械化，要靠有文化有技术知识的人才去奋斗，这使梅继林再次受到鼓舞。
第二天，梅继林又到好友李建强家里，征求对自己是否回上海的看法。小李是在阜南插队后上大学的，如今是阜阳师范学院的教师。
梅继林说：“过去你在农村战斗有个规划，并已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劳动和心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你认为对自己干熟的事业继续努力，比之丢开自己熟悉的事业另学一样东西，对社会更需要更有益，更能使上劲，那你就应该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小李的意见，打开了梅继林的心窗。他想，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当个发明创造的科学家，自然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有人去推广、去应用呀？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生在世，是要为人民干几件事情的，很多事情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四化大业是由件件小事汇成的，好高骛远，见异思迁，是成就不了什么事业的。
梅继林用这些道理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父母，他高高兴兴地牵着从上海买来的两条荷兰牛回来了。老队长朱安国见到小梅就问：“继林啊！人家上海来的青年都回去了，你这次回去吗？”
老队长话音未落，梅继林就笑着说：“老队长，你放心，我不走了，这一辈子就跟你们一起干农业这一行了”。老队长听了高兴地紧紧拉住梅继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0年扎根经风雨，喜见幼苗已成材。1974年，梅继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由公社副书记提任为公社书记。
10年来，他多次出席过县、地、省先进知青代表会，还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省劳模。
梅继林常说：“我下乡10年，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我一定牢记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为发展农业，建设四化，甘愿做一颗铺路石子，永远铺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
当年，正是这些无私奉献的知识青年们，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辛勤地不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18章陈家澍发明袖珍数字温度计
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境界。江苏省五届人大代表、邢江县下乡知识青年陈家澍，就是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他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设计创造了我国新型的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电子科学的高峰进击。
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不受气温、湿度、时间等条件的影响，可以实行远距离的测温，操作人员只要按下电钮。所测温度便用萤光数字清晰、准确地显示出来。他把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国防建设、医疗卫生和粮食保管等方面的温度测量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了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陈家澍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花费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他是怎样越过重岩叠障，踩出了一条成材之路的呢？
1968年，陈家澍从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到农村插队。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磨起了馒头似的肿块，还是乐呵呵地跟着乡亲们干活，丝毫也不懈怠。
傍晚，村庄一片寂静。劳动了一天的小伙子们，无所用心地打牌、下棋，嘻闹消遣，常常玩到半夜深更。在这偏僻的乡村里，周而复始的劳动，使活泼的青年人觉得乏味、枯燥。陈家澍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像一位严厉的法官时时审理着自己：青春该怎样度过？难道就这样让自己的大好年华虚度？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无论劳动多么艰辛，他从不加入那打闹说笑的行列，下工回来，不是捧着书本背数学公式，就是演算练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