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番情景，有的小伙子不解地问他：“陈家澍，现在我们已经是标准的泥腿子啦，学那A、B、C，背那X、Y，还派得上什么用场？”陈家澍听着这幼稚、无知的话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起下乡前夕母校老师的期望，想起年迈的双亲的嘱咐，想起农村落后的现状，他习惯地推了推近视眼镜，说：“我们是新型的农民，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科学！”
幼年便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陈家澍，在农村劳动的岁月里，他起早带晚帮全大队几百户人家安装了有线广播。生产队的电动机坏了，经他的手修理好了。谁的收音机有了故障，他很快地帮忙修好。他还帮公社卫生院装置了高频手术刀、青霉素应试仪……
乡亲们最爱实际，夸夸其谈不能赢得他们的信赖，他们头一遭看到这些新鲜仪器，人前人后地竖着大拇指夸赞陈家澍：“究竟还是有文化的小伙子，露出的这几手，真不简单哪！”
这时的陈家澍，思想仿佛长上了翅膀。在农村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只要辛勤地耕耘，知识青年是会大有作为的，他要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让理想在这里开花、结果。
“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1974年9月，陈家澍的聪明才智被县知青办和粮食局的同志看中了。那时，商业部号召各地要科学保粮，县里决定迅速造出一种数字温度计，改进测量粮温的办法。他们从全县1.3万多名知识青年中选优拔尖，陈家澍成了技术骨干，队里的大伯、大婶知道县里把他调去搞发明创造，叮嘱他一定要搞出个名堂来。
研究基地在公社的粮管所里，这个丘陵山区的重点粮库，堆放着数千万斤粮食。陈家澍和他的伙伴朱小松，看到粮食保管人员肩扛一捆几十斤重的铁杆温度计，爬上几米甚至10多米高的粮堆，把顶端带有水银温度计的长铁杆子一根一根地插入粮囤里，有时插不进去，还得用木锤砸下去。隔15分钟，再用力拔出来观察，记录粮食的温度。一座1000万斤的粮库，两人连续工作7天还检查不了一遍，碰上阴雨天或是药剂熏蒸期间，不能开仓测温，弄不好就造成粮食霉烂。
“这是多么陈旧、笨重的方法啊！”陈家澍紧皱双眉，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工人师傅接过话头说：“你们有文化，能尽快发明一种仪器，把测量出的温度直接用数字反映出来，那就好啦！”
工人师傅恳切的话语，像重锤敲在陈家澍的心上。他联想到在农村劳动的情景，人们常说1斤米要流4两多汗水，他虽然没有考证，但对粮食的来之不易，是有很深刻的体会的。在生活的道路上，陈家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立志研制一种具有70年代水平的数字温度计。
陈家澍懂得：攀登科学的高峰不能单凭热情，还需要知识作为攀登的阶梯。要造出一种先进的数字温度比对于只有初中水平的陈家澍和朱小松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困难挡不住有志的青年。他和朱小松像久旱的禾苗，努力地吸取知识的甘露，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攻读了《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等基础理论。
那时，两个小伙子把每月20多元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硬是省下钱来，订了10多种有关无线电知识方面的杂志。陈家澍和朱小松边学边探讨，画了上百张草图，进行了上千次的计算，经过1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战，终于掌握了数字式温度计的核心：热敏电阻数字电桥的设计方法，画出了整机逻辑图和电原理图。
有了图纸，要把它变成仪表，困难接踵而来。几十块印刷线路版、框架、外壳、按钮、显示屏都需要自己手工制作。制作印刷线路版，按照要求必须照相制版。可是，两个小伙子手里仅有1只万能表，两把电烙铁。
陈家澍说：“到外面加工，单线路版就要好几百元。我们自已动手用笔画吧！”
他们找来了鸭嘴笔，用油漆画线代替照相制版，经过试验效果还好，两个小伙子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舒坦。他们白天画，夜里也画，有时一块版竟要画上两天两夜。停电，他们便点起蜡烛画，蜡烛点完了，就把蜡烛头集中到小铁盒里继续点。
他们从傍晚画到鸡啼，陈家澍实在太劳累了，他身不由主地打了盹，蜡烛火苗烧着了他的头发，烧坏了他的眼镜架子，当他惊醒过来时，觉得头胀得有笆斗一般大，眼珠要蹦出来一样疼痛，他死劲地揉揉眼睛，又埋头画了起来。就这样，30多块印刷线路版，全靠手工一笔一笔地画好了，他们把它放在氯化铁溶液里自己加工腐蚀，10多天，就制成功印刷线路版。
要把数字显示技术运用到粮食测温仪上，是更大的难题，县粮食局领导特地安排陈家澍和朱小松到上海取经。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他们在9天里连续走访了30多个单位，白天请教了上百位工人师傅、技术员和教授。晚上，还赶到卢湾区工业专科学校听脉冲技术讲座。
当人们知道这两名知识青年为何而来时，连70多岁的老教授也挤出休息时间，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传授有关专业知识。
上海之行，使陈家澍如虎添翼。他看到人家采用的是铜电阻，根据自己设计测温仪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用热敏电阻来代替，这不仅降低成本，还能缩小体积。为了将测温点的热敏电阻直接埋在粮堆里，上粮和下粮时不致于碰坏，他把热敏电阻和细导线同时穿在直径只有10毫米的塑料软管里，做成了测温电缆，这样，既保护了热敏电阻，又使投点方便、准确。
接着，他又大胆地在测温仪上，添置了“仓温寄存器”，装置了数字式报警电路，对粮库本身温度可以自动显示，一旦超过正常的温度，就能立即发出声、光信号，从而实现了粮食测温、报警自动化。
在科学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全数字粮食测温仪组装完毕，陈家澍进行了调试试验，谁知，当他一打开电源，点序和仓序便出现了干扰和牵制的数字显示紊乱。他接连搞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成功，陈家澍心里十分难受。叩开科学奥秘的大门，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省、地、县知青办和县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登门看望，亲切地鼓励他们。他们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第一台数字粮温巡回遥测仪试制成功了！
如果说，困难是一种锻炼，那么，成绩和荣誉更是一种考验。陈家澍没有满足已有的成绩，又对全县39个贮粮点进行了调查，看到自己研制的遥测仪只适用于保管量大、长期储粮的仓库，而对大多数存粮分散、流动性较大的贮粮点，并不完全适用。陈家澍盘算着怎样迅速造出袖珍式的新型数字温度计。
正在这时，一家电影机械厂为了解决16毫米电影放映机中的片门温度的测试，需要测量高达摄氏150度的数字温度计，两次派人前来要求帮助研制。
但是，陈家澍既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仪器，也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仅仅从杂志上零星片断地了解到国外有这类产品，人家多半采用了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甚至一块集成电路就能完成复杂的从物理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就是这样的仪器，也存在电路复杂、耗电量大的弱点。然而，我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陈家澍左思右想，能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利用已经取得的经验，研制出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他向朱小松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决定试一试。
于是，他们找来了具有集成度高、功耗小等特点的集成电路和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用4节电池作为电源，初步搞成了一台样机。按钮一激，马上就显示出热敏电阻探头上感知的数字温度。
看着这标出的数字温度，朱小松兴奋得直摇陈家澍的肩膀，连声说：“原理是成功的，原理是成功的。”
陈家澍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虽然原理是成功的，但还有不少的弱点：一是用了3组电源，电耗不平衡；二是电流消耗大；三是电源电压低落引起较大的误差；四是电池所占的面积太大。
陈家澍全部精力倾注在袖珍式温度计的研究工作上。他无所谓上班制度，也无所谓节假日，头发长了忘了去理，衣服脏也没空换洗。
夏天，他在防震棚里操作，不顾闷热和蚊虫的叮咬。冬天，湖边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0多度，冻得直打冷颤，他握搓手暖暖身子，又埋头去研究。就这样，陈家澍先后做了8台样机，进行了多次的电路试验，终于得到了动态平衡的工作状态。节省了一组电源，电流消耗从30多毫安降到10多毫安，电池始终能保持温度计的精确度。
经过10个月、3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新型的袖珍式温度计终于问世了！
这项成果，在科技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国10多种报纸和电子、无线电技术杂志，相继发表了他的论文和有关他的文章。
各地热情洋溢的信雪片似地飞来，21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派了技术人员登门参观取经，许多工厂、矿山、医院、农业气象、国防军工单位纷纷来函、派员订货。
陈家澍的这项发明在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中，还荣获了银质奖章。后来，陈家澍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
第19章黄伯洪用电子技术为农业服务
1968年10月，18岁的黄伯洪在江西上饶一中高中毕业了，他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抱负，来到安徽、浙江、江西交界的德兴县皈大公社插队落户。
下乡以来，黄伯洪在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先后制成高频种子处理器、高频脉冲驱兽器、恒流式快速充电器、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粮食水分测定仪、水质测定仪、自动控时器、作物辐射器、自来水自控抽水设备、无电源变压器扩大器、自控广播扩大站、大功率起爆器、半导体针疗器、针麻仪等20多种电子电器设备，还研究了作物的电效应，为建设新农村做出了贡献。
1969年春天，秧田里的秧苗开始长出来了，翠绿如茵，十分可爱。
就在这时，寒潮侵袭到了皈大公社，成片成片的秧苗，枯黄了，烂掉了。在公社担任电工的黄伯洪和社员一样，心急如焚，他决心跟寒潮斗一斗，攻下烂秧关！可是，从哪儿突破呢？
一天，公社商店的采购员小胡告诉黄伯洪说，红外线幅射能解除香烟发霉。这件事引起了黄伯洪的兴趣：红外线灯泡有幅射，能用于处理种子吗？不妨试试看。
黄伯洪和小胡立即找来谷种，分成几批，按不同时间，用红外线进行处理，然后放在培养盆里培养。
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培养盆里的谷种没有绽出期待的白芽，而是变黑、霉烂了。
失败的痛苦折磨着黄伯洪，怎么办？碰到困难就洗手不干吗？为什么失败？黄伯洪翻来复去睡不着，他从床上爬起来，提笔给在北京一个研究所工作的姐姐写信，请她帮忙找找原因。
姐姐回信了，鼓励弟弟掌握科学技术，努力实践，攻克难关。信中夹着一份《科技通讯》，上面有报道某国家用高频原理处理种子的简短消息。“太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人家能办到的，我就不能？才不信哩！”
黄伯洪的房间里，经常灯火彻夜。他的脸庞，一天天消瘦。但是，知识在他脑海里积累着。高频原理弄懂了。种子处理器的线路图设计出来了。按比例缩小的，幅射2瓦的小样机，也装成了。
正式装配了，没有零件，黄伯洪就把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卸下来装处理器。没有大功率电源变压器，就串联小功率的变压器来代替。没有大功率的线绕电阻，就从盐水溶液里引出两根导线来代替。磁高压变压器、高轭线圈、灯丝变压器都没有，黄伯洪掏出积蓄，买来矽钢片，自己动手绕。
种子处理器装好了。第一次试验他先用低压把机子预热一下，然后打开高压。种子处理器怪叫起来，没容小黄切断电源，“啪”地一声，爆炸了。顿时，屋里弥漫着青烟，焦糊味充塞着整个房间。
失败没有吓倒黄伯洪，他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是机子耐压不够。于是，黄伯洪重新设计了一种半波倍压线路，省去10多只变压器。同时，他设计了一只耐压很高的电解电容，以便控制电流。这种电解电容很难买到，黄伯洪就将小容量的电解电容串联起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装成后，经过测量，直流高压居然达到600伏，这是预定的要求，要是能加上负载，试验就算成功了。
谁知一加负载，没出半分钟，种子处理器发出一丝“嗡嗡”声，体积逐渐大了起来。小黄屏住呼吸，伏下身去检查。原来，小容量的电解电容承受不了高压，两边起了泡。
这时，还没来得及切断电源，电容爆炸了。锡钻纸、电解液、铝皮屑飞溅开来，黄伯洪双手捂住了眼睛。参加试验的小胡叫道：“你的眼睛怎么啦？”小黄擦了擦眼睛说：“看得到，没事。”说完又去检查机子。小胡一把盖住机子，劝道：“算了吧，太危险了，差点把……”黄伯洪倔强地说：“就是炸瞎了，我还要摸着干！”
这天晚上，黄伯洪通宵达旦，连续奋战。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在他脑海中翻腾着，排列着，组合着。到清晨，他终于设计出全波倍压线路图……
胜利，属于百折不挠、永远奋击的人。不久，一台种子处理器诞生了。它能使种子提早半天发芽，提高发芽率21%，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烂秧问题。
黄伯洪把试验成果写成科技资料，寄给有关科研部门，得到了赞扬和鼓励。
后来，黑龙江某工厂根据小黄提供的资料，经过一些改革，大批制造了高频种子处理器。许多单位在运用处理器后，还专门来信感谢。后来，黄伯洪的第一台高频种子处理器摆在了省农业展览馆。
黄伯洪还发明了驱兽器。因皈大公社是个山区，野兽特别多。每逢秋收季节，好端端的一片庄稼，一晚之间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搞得一塌糊涂。社员们为了保护劳动果实，只得整夜守在山上的窝棚里，敲锣赶野兽。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被野兽钻空子，甚至有的人被野兽、毒蛇伤害。
黄伯洪暗暗琢磨，想研制一种驱兽器，制服野兽。他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上很高兴，让他依靠群众摸清野兽活动规律，早日造出驱兽器。
黄伯洪到处求师请教，了解野兽活动规律。猎手老昆叔把自己打猎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他仔细听着，记录着，对野兽怕声音这个特性，特别感兴趣，他想，装个音响驱兽器，用高音喇叭准能吓走野兽。
果然，装成的音响驱兽器很灵。守山的人见野兽一来，轻轻一按电钮，高音喇叭一阵“呜呜”怪叫，把野兽吓得乱窜。
双抢来了，劳动力十分紧张，可驱兽器却要一个好端端的劳动力陪着，黄伯洪自问：难道不能搞个自动控制的驱兽器？
自动报时器启发了黄伯洪。这种自动报时器，也是他发明的。他是在闹钟里装个定时装置，然后联在广播上，到了规定时间，闹钟一响，全社的广播喇叭就像报晓的公鸡那样叫起来，催促社员们参加双抢。
黄伯洪设计了自控驱兽器的线路图，又连续干了几个晚班，终于试制成功了。事物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自动控制的驱兽器，开始效果蛮好。时间一长，狡猾的野兽似乎懂得了高音喇叭的秘密，又肆无忌惮地在高音喇叭声中，安然地糟踏着庄稼。
黄伯洪经过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的试验，高频脉冲驱兽器试制成功了。从此，野兽再也吃不到庄稼，只能尝到电的滋味。秋收后，有个装了驱兽器的生产队，增产1.5万斤红薯，5000多斤玉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理想的知识青年，置个人生死在外，向着伟大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用自己的生命火花，谱写着胜利的乐章！
凝结着黄伯洪的心血和智慧的新产品，一件接着一件问世了。他的事迹报纸刊登了，电台广播了。他感到自己基础理论不足，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就必须刻苦钻研，不断学习。他向知识的更深领域不断探索着。
这年双抢过后，闹了虫灾，螟虫成群飞舞。小黄想造一种用直流电，适合山区特点的黑光灯。他当时是公社电工函授班的兼职教师，与学员们一商量，便决心干了起来。不久，那种轻巧、省电、价廉的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试制出来了。
不久，可控硅快速充电器也诞生了，解决了全公社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电瓶的充电问题，具有快速、省电的优点，还有自动保险装置。但是，顶着风雨试制成功的黑光灯，黄伯洪怎能忘怀呢？
1977年的双抢即将来临，黄伯洪为筹建生产黑光灯的小作坊奔波累病了。医生叫他住院，他不肯。终于在双抢前造出100台黑光灯，及时支援了灭虫保苗战斗。黑光灯像一个个哨兵，屹立在田间，闪烁着警惕的眼睛，守卫着公社的田野，搏击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
大凡致力于某项科研的人，往往是在一些细微、平常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取得成果的。黄伯洪就是从一棵爬在电线上“吃”电的丝瓜上，研究出作物的电效应的。
有一次，定坑大队的广播线出了故障，黄伯洪沿线一查，原来是棵爬在电线上的丝瓜，影响了线路畅通。他把丝瓜藤拿了下来，黄伯洪感到奇怪，他仔细瞧瞧丝瓜，呵，确实长得不错。可是边上那几棵爬在竹杆上的丝瓜，长得就不如这几棵。这种奇异的现象，引起了黄伯洪的注意，他琢磨不透。
黄伯洪翻书查资料，没找到根据。他潜心思索，大胆猜想，可能是电对作物有某种刺激作用。
猜想到证实之间的桥梁是实践。于是，黄伯洪在菜园里拉了几根铁丝，分成高压、中压、低压和不用电4组，搞起了对比试验。
炎热的中午，他不顾汗如雨淋，拿着仪器测量电压，观察变化。寂静的夜晚，他任凭蚊虫叮咬，打着电筒记录数据。
过了几天，接在高压上的那组菜，有点发黄了；低压和不通电的几乎没有差别；只有中压那组，好像有点争气，长了一点。正巧，这时黄伯洪有事去县里。临走，他委托几个同志照料试验地，还特地关照说：“有事打电话找我。”
黄伯洪到县的第三天，告急电话来了：“高压那组菜叶片要烂了，不行了。”
黄伯洪冒着大雨，连夜回到了公社。刚一到家，顾不得25公里夜路的疲劳，连身上湿的衣服也来不及换下，一头扎进莱园里去了。
黄伯洪仔细考虑，认定电压太高，会对作物有压抑作用。于是把高压那组降压，其余不变。
半个月后，奇迹出现了。高压那组莱变样了，叶片转青，新发出许多嫩芽，生机勃勃，低压那组菜也向上窜了窜，绽开了许多花蕾。此刻，黄伯洪加快了步伐，他翻阅所有的记录，查数据，寻找答案。他到菜园一次又一次用只测量菜的生长速度。电对作物有促进作用，黄伯洪深信不疑。
这一天，黄伯洪骑着自行车，去检查自动广播扩大站的线路。突然，一棵丝瓜紧紧地吸引了他。丝瓜藤牵攀在线路上，一根根丝瓜悬挂着，足足有1米多长，这比小黄试验田里的还要好。
黄伯洪急忙下车，仔细观察。他抬起头来，沿着线路向前看去。呵！河对面还有一棵，也是长得这么好！黄伯洪一乐，来不及脱鞋挽裤腿，“哗哗”地淌过河去，专注地看着，思索着：这条线路是用交变电压；那两组菜，也是变压后再好起来的。看来还是变压在作怪！想到这里，黄伯洪撒腿往家里跑，连自行车都忘记在路边。
此后，黄伯洪的试验地里又多了一根铁丝，用的是变压。果然，蔬菜经过变压的刺激，呼呼地直往上长。
这一年，小黄试验的蔬菜，在同样条件下，用电刺激的比不用电的增产1.2倍。作物电效应试验成功了。随即，黄伯洪把自己的发现，试验的结果，连同数据写成了报告，寄给了上级科研机关。上级科研机关给予小黄很高的评价。
后来，黄伯洪的事迹，多次上了报纸，并在电台广播过。他被选为江西省四届政协委员、全省青少年学雷锋标兵。
第20章武绍亮制风力发电机造福牧民
1980年4月10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协调会议上，来自全国的有关科研人员正在热烈地讨论风能利用问题。
国务院农机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说：“风能利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风能资源分布的详细考察，这方面的考察我国一直没有人搞。”
这时，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站起来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粗浅的调查，愿意抛砖引玉地谈一谈。”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数十双眼睛一齐盯住了他。
这个青年头头是道地说：“全国风力分布划为4个等级。内蒙古全年平均风速是每秒3.64米，约占全国风能量的30%，相当于747亿×10万马力，换算成电能等于549亿×10万千瓦，也就是说等于目前全世界现有发电能力的几百万倍，可以说取之不尽……”
这个对风能资源很有研究的年轻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呼和浩特市下乡知青，他叫武绍亮。
1970年初，一个严寒的深夜，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巴音公社插队的武绍亮，正在一位牧民老大娘家帮助接生羊羔。蒙古包外狂风呼啸，包里小煤油灯忽明忽暗。就在这天夜里，由于天黑看不见，两只小羊羔生下来后没有及时护理，冻死了。
清晨，武绍亮看着蒙古老妈妈痛惜羊羔的神情，思绪万千。多么富饶的草原，多么勤劳的人民，可又是多么落后的生产方式呀！要是能用电来照明、剪羊毛、那该有多好！
可是，在这偏僻的大草原，电源从哪里来呢？水利发电不行，牧区气候干旱，一年难得下两次大雨，附近也没有流量大的河流。火力发电也不行，社员们至今还在烧牛粪，没有燃煤。架设输电线路更不行，仅材料费就要100多万元，只有37户人家的生产队怎能负担得起。
有一天，武绍亮看到一个牧民老大娘用自制的小风车咕噜噜地捻线，一下启发了他。是啊！怎么没想到风力发电呢！人们说草原上的风一年只刮一次，就是从正月刮到腊月，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源啊！
武绍亮于是像着了魔似地找来有关风力发电的书籍。他翻开一看，傻眼了：电机、风轮、调速装置……复杂的构造，深奥的公式，密密麻麻的外文字母，使他这个初中毕业生如看天书。怎么办？“学！”让草原上的人们用上电的愿望，深深地攫住了他的心。
白天放羊时，武绍亮队在草地上学，下工后，就点着昏暗的油灯在自己的“土窝窝”里学。凡是能买到和订到的有关书籍和杂志他都买都订。光是内蒙古科技情报所的书，他就借过100多本，写下了四、五十万字的笔记。
在很短的时间内，武绍亮学完了高中数、理课程，以惊人的速度，基本上攻下了《风叶机翼理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专项技术理论关。
1971年初，武绍亮带着几个始终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来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古大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求教。武绍亮向老教授说：“教授，您知道草原上的人至今还在一桶桶地提水饮畜，他们还在用手一只只地剪羊毛……让草原的人们用上电，是我们青年人有责任啊！”
老教授被武绍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从此，武绍亮成了老教授的常客。很快，第一张风力发电机的图纸绘制出来了。
有了图纸，武绍亮就准备动手研制，可是，必要的经费和物资在当时很难具备。难道前功尽弃？武绍亮内心似沸水般翻腾着，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爱草原的一草一木，爱这里勤劳的牧民，就连草原上的急风暴雨我也非常喜爱。狂风固然有害，但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发电、提水，为草原造福。
正是这种对草原深沉的爱，武绍亮毅然决定：自费搞科研。
武绍亮用自己积攒多年的1100百元钱买了风速仪、电机和工具。在制作中，钱不够了，他把家里的缝纫机、手表卖掉；还是不够，他又咬了咬牙，把父亲送的手表也卖了。在冬天，他把仅有的皮袄也卖了。
武绍亮为了取得准确数据，不辞辛苦地在飞沙走石的旷野上测记下每天的风向、风力。一次，草原上刮起9级大风，武绍亮爬上房顶准时测记。当时的狂风险些把他掀了下来，他一手搂住烟筒，一手高擎风速计坚持作业。
在这年的正月初一，人们都穿上新衣。骑上骏马，出去走亲串户。武绍亮却在家里摆开了电机零件和工具，整整忙了一天。第一次风力发电试验，由于计算错误失败了，武绍亮急着翻资料、核对图纸、反复琢磨，寻找失败的原因。
一晃5年过去了。武绍亮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求教了30多个单位，先后进行了上百次试验。
1975年11月，他制造的适合草原使用的第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成功了！蒙古包里的电灯亮了！
消息传开，牧民们争先恐后地骑马来参观、庆贺。一位老阿爸拉着武绍亮的手说：“孩子，你的心像金子一样，你真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啦！”
武绍亮原来搞的风力发电机虽然已经有了实用价值，但是，成本较高，又嫌笨重。不要紧，改革它！不久，小型、轻便的风力发电机出世了。这种发电机，只需一根6米杆，安上风轮和电机，用电线引到蓄电器上，一接通开关，灯就亮了。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武绍亮一连造出了24台，分别安装在一些边境哨所和牧民定居点。为了便于维修和随时掌握运转情况，他经常推着自行车，驮着工具和材料，巡回察看、维修。
1979年6月29日，草原上罕见的风雪，使气温下降到零下32度。武绍亮顶着风雪骑着自行车巡回检查风力发电机。他从上午蹬到下午，牧民王二明见他手和耳朵都冻肿了，说什么也不让他继续再走了。但是，武绍亮为了让更多的人点上电灯，不顾冻伤疼痛，又坚持在风雪中蹬车走了20多公里，一直到晚上21时才到达边境哨所，一下车又继续忙碌起来。
1979年，武绍亮研究的风能发电已列入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并得到自治区领导的支持。为了使草原上能够自动汲水和搞综合加工，他又设计出了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图纸。
不断进取的人，是永不满足的。武绍亮开始了向风能利用的空白，风力资源的分布考察进军。
1979年12月，武绍亮辞别妻儿，冒着塞外高原的严寒，背着风速仪和借来的照像机，独自作5个月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一天又一天，饿了，到村里要点吃的，渴了，饮山间的冷泉水。从乌拉特草原到白云鄂博，从大青山到河套平原，山口、沟底、平川、河谷都印下他的足迹。
冬去春来，武绍亮写出了一份《内蒙古风能资源分布情况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和以前资料所载不同的新数据。这是我国第一份大面积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报告。
同时，武绍亮向全国200多个气象台、站发信，索取了大量资料。他又到北京中央气象局，查阅了建国30年来的全部气象记录。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敬佩地对武绍亮说：“小伙子，你硬是让我们把全部资料都给你运来了，真没见过像你这样下功夫查资料的人。”
武绍亮用坚强的毅力闯过了道道难关，写出了《风能及其分布》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和他制造的风力发电机，都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作品特等奖，并被选送到首都展览。后来，武绍亮光荣地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知识青年标兵。
16个寒暑更易，武绍亮驾驭长风，为民兴利，就像他制造的风力机一样，风越大，转速越高，发出的能量也越多。他的出色贡献，显示出了一个新时期的青年对祖国四化建设的崇高责任感，凝聚了武绍亮对草原人民一腔赤热的心血。
第21章李正义办电站成为真正土专家
1968年，李正义高中毕业了。他与6个同学一道，来到贵州省黄平县松洞公社羊尾冲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当地党组织和社员的培养教育下，他把改造山区的落后面貌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努力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他爱学习，肯钻研，学一门会一门，成了办电的“土专家”，技术姻熟的农机修理工。
身为知识青年，能为农民做点什么有益的事？小李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
羊尾冲大队过去照明用煤油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女社员低头做针线，学生趴在小桌上做功课，眼睛非常吃力。社员碾米要挑着稻谷到远处去找碾房，耽误了不少时间。
要是能建个电站，既照明，又碾米该多好啊！小李的想法得到了大队的支持。1969年，大队把办电站的任务交给了李正义。
李正义在学校读书时，数学、物理成绩优良，懂得一点电的基本知识。对建设一个小电站谈何容易。
李正义分析了羊尾冲水源不丰富，不能搞水力发电，只能搞柴油机发电。
当时，发电机货源奇缺，无法买到，怎么办？他听说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可当发电机用。于是，他到书店买了几本电工书籍，反复研究了几个通宵，初步弄懂了电动机加上电容器可作发电机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但这只是理论知识，还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李正义就和另一个社员一起从旧州中学借来一个小电动机，又用自己的钱买了所需的电容器，然后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连接好电路。
头几次试验，由于怕烧坏机件，不敢升高转速，电没有发出来。后来他们总结了经验，把油门加大，转速调高。转眼间，指示灯亮了，电压表也指示了电压，任何机件未被烧坏，而电却发了出来。
试验成功了！李正义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高兴之余，李正义头脑很快冷静下来，接着思考另一个问题：这次试验的电动机是小型的，小的能发出电，大的能不能呢？
带着这个问题，李正义他俩又到县机械厂求援，用大电动机和电容器进行试验，同样获得了成功。李正义心里乐开了花，心想：建成小电站是大有希望了。他俩立即赴县城购买建电站所需的机件。
当时队里因资金缺乏，李正义主动将他父母亲寄来的100多元钱，借给队里用于购买电机材料。买回柴油机、电动机、电容器等设备材料后，立即按照预先画好的安装设计图动手安装。
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发出了电。这里的苗乡山寨第一次亮起了电灯。有了电，白天，带动打米机打米。晚上，学生围着明亮的电灯做作业，妇女们在亮闪闪的的电灯下飞针走线。
社员群众笑眯眯地说：“像小李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我们是一百个欢迎！”
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发电，离不开柴油机，成本较高，能不能搞造价较低的电站呢？试试看！松洞公社有不少的生产队水源较丰富，有不少水碾。水碾能碾米，可不可以用来发电呢？李正义决心改造这千百年来的古老水碾，让它发电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他找来有关水力发电的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并着手进行改装工作。
经过多次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改进，终于获得了成功。古老的水碾立新功，受到山寨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正义办电站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电站也越办越多。先是本公社各大队请他去办电，后来附近公社的生产队也请他去办电，进而，连邻县附近的生产队都来请他去办电。
从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由于办起电站引入各种农业机械，节约的劳动日就有2万多个，并且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
如黄金大队安装了柴油机、发电机和打米机后，除每户社员点上电灯外，打米不必再挑到10公里远的温水塘加工了，只这一项，就可节约劳动日1000多个。
李正义办电站远近闻名了，当地的群众和干部称他为办电“土专家”。
其实，他不仅是个办电站的“土专家”，而且还是个安装和修理农业机械、搞水利建设的多面手。诸如柴油机、打米机、电动机、发电机之类，哪样坏了，他去摸摸、看看、听听，很快就能找出毛病，修好机器。县农机校还聘请他当老师。
1972年，黄平县在旧州办了个农机学校，设有机电班和拖拉机驾训班。当时李正义也在该校拖拉机驾训班学驾驶。农机校领导知道他是个办电“土专家”，又是个修理农机的“良医”，于是就聘请他当机电班的辅导老师。
这样一来，李正义可忙开了，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晚上，他翻阅资料，精心备课，刻写讲义；白天，他时而全神贯注地学习拖拉机驾驶，时而一丝不苟地给机电班学员讲课。
在讲课中，他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带领学员到他所建的电站去参观和实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介绍给学员，使学员学到的知识扎扎实实。
半年后，学员们结束了农机校的学习，成了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农机技术骨干，李正义也成了一名合格的拖拉机驾驶员。
1973年10月，松洞公社决定要李正义担任公社水利辅导员。
搞水利，免不了要登山越岭，爬岩穿谷，辛苦劳累且不提，单说责任就很重大，万一哪里勘测设计有误，造成塌方毁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正义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下决心把它做好。
他背着测量仪器，越岭翻山，跋溪涉沟，普查全公社的水利情况。白天，李正义测量、记录、画图。晚上，走村串寨访问老人，或看书钻研资料，对照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审图。
李正义经常熬更守夜，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通宵不睡。李正义在实践中就这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会了水利辅导员所应掌握的知识和本领，完成了全公社的水利普查任务，为规划全公社水利工程的近景和远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李正义深知时间的宝贵，因此，他不畏艰苦，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抓紧在浓雾偶然散开的短暂机会进行测量。由于工作抓得紧，使引渠工程终于在预定的第二年春耕前胜利完成。
30亩望天田变成了“三保田”，并使一部分旱地变成了水田，秋季获得大丰收。
在松洞公社，类似这种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水渠比比皆是：大坪生产队的渠道，老郭田生产队的小河沟引水渠，羊尾冲的水渠和山塘……都是李正义测量的，全公社1973年10月以后修建的山塘、水渠、小水库、便公路等，也是他测量的。
在水利建设上，李正义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尖兵。
第22章胡根恒把心思扑在农机事业上
1968年，初中毕业的胡根恒，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从沈阳市到老家北胡公社安家落户。
胡根恒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就爱好钻研机械技术，下乡时带了一箱子工具和技术书籍，一心想为家乡的建设和群众做些好事。队里的柴油机出了故障，喷雾器漏水了，他自告奋勇修理好了；谁家的自行车、缝纫机有了毛病，他总是热情、细致地维修，直到主人满意为止。群众都称赞他是个肯钻手巧的好青年。
1970年，北胡公社建立了农机修造站，胡根恒被群众推选到修造站工作。
胡根恒深深懂得修造站对农机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更懂得搞好农机修配需要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他从到修造站的头一天起，就把心扑在了农机化的事业上。他把下乡时带来的一箱子修配工具和技术书籍，全部捐给了修造站。
站上修配活路很多，胡根恒不懂就问，不会就向老师傅学，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自修。农机具的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往往一件农机具得不到及时维修，就贻误了农时，影响了产量。在日常工作中，胡根恒尽量做到上门的小活及时修，不能上门的大活到现场修。
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下着大雪，公社钻井队在5公里以外的东张大队打井，突然泥浆泵出了故障，如不及时排除，这眼即将打成的机井就要报废。刚刚上完夜班的胡根恒听说后，背起工具袋赶到现场进行抢修，从早晨直干到下午，终于把泵修好了。
当他看到修好的机器隆隆运转起来，就忘了饥饿、疲劳和寒冷，浑身感到格外轻松，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1974年春，胡根恒当了农机修造站站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苦活重活抢在前，加班加点找活干。他没歇过星期天和假日，就连春节也多是留在站上值班，让同志们多休息。
胡根恒患有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但是，他从未因病耽误过工作，曾多次把医生开的病假条藏在衣兜里，照样坚持上班、加班，有时还忍受疾病的折磨，到生产队维修农机具。
站上的工人说：“胡根恒跟俺一样顶班，一样有定额，但他比俺操心多，加班多，是俺们的好带头人。”
有志的青年，都有理想和抱负。胡根恒也是一样，但他更可贵的是能把理想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1975年初，冶金部驻邢台一个单位到南宫县招工，公社党委和群众一致推荐胡根恒去。
胡根恒很感激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关怀，但是，农村现实却使他想到：家乡的生产水平不高，农机化刚刚起步，过去没机器想机器，现在有了机器愁修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多么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啊！想到这里，胡根恒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
于是，胡根恒向公社党委坚定地表示：“农机化发展需要修造站，修造站也需要我。我不走了，为家乡农机化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就这样，胡根恒先后放弃6次招工、上大学的机会，坚定地战斗在农机修造站。
初建的修造站，只有5间上房，6名职工，全部设备是一盘烘炉和几把锤钳等简单的维修工具。随着社队农业机械的发展，维修任务不断增大，站上虽然添置了老式皮带机床和电焊机等设备，但大部分工序仍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维修任务忙不过来。
在当时，有人主张能干多少活收多少，干不了的往外推。可是，胡根恒不这样想。他分析了各个工序，认为维修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手工锻打工效太低，直接影响其他工序的加工。
这时，胡根恒想起父亲所在厂里用机械锻打部件的情景，心想：要有台锻压设备多好啊！可又一想，买一台空气锤要花7000多元，修造站家底薄，买不起呀！经过几天的琢磨，他想能不能自制一台弹簧锤呢？
胡根恒的想法得到工人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他们查阅资料，到外地参观学习，自力更生搞制造。锤身需两块大钢板，就把13块小钢板焊在一起代替；靠偏心轮传动制造难度大，成本高，改用了废柴油机上的曲轴；没有弹簧，从邢台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找来了废弹簧板；镗锤眼时，车床加工困难，就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啃。
经半个多月的努力，只花300元钱就搞成了弹簧锤，提高工效8倍多，改变了农机具维修难题。
制造弹簧锤的成功，使胡根恒尝到了甜头，开阔了思想，增强了办好修造站、为农机化服务的信心。1974年夏天，正当抗旱的关键时刻，北胡公社10多台柴油机“趴了窝”，每天影响浇地300多亩。
胡根恒心里十分焦急，他通机进行了检查，发现多数是柴油机调速器的推杆出了毛病。可是，这种配件很缺，站上现有设备修不了；要加工推杆，必须制造一台较精密的小车床，这是解决柴油机维修的当务之急。
胡根恒迎难而上，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搞设计方案、查阅技术资料，还多次去县城工厂请教，先后绘制200多张图纸，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小车床试制成功了。投产后生产推杆1.5万多根，不仅满足了维修的需要，还支援本县30多个公社和20多个兄弟县的急需。
几年来，胡根恒和全站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先后自制车床、铣床、钻床等设备26台，装备了修造站，大大提高了修配能力。拖拉机中修和部分大修、小拖配套以及柴油机、电动机等农业机械的维修、保养，修造站都能完成。每当工人谈起修造站发展这样快的时候，都说：“这得给站长胡根恒记头功。”
1975年秋天，因为天旱，夏播庄稼成熟晚，小麦播种期缩短了。如果不能按时播种，第二年小麦收成就要受到影响。为了抢时间赶季节，社员急需一种工效高的小型机引播种机。修造站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胡根恒多次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和工人一起研究，查阅资料。他深入附近10几个大队和县城工厂，向20多位老农和工人师傅请教。他们综合3种大型播种机的优良性能，确定了制造方案。在加工部件时，他们坚持就地取材，用站里旧三角铁做播种机架，用废油桶铁皮做下种脚管，传动装置利用旧的自行车链、轮代替齿轮。
经过10多天紧张加工，终于在小麦播种前试制出了第一台牵引的棉麦两用播种机。经与普通接播种对比，它具有株距均匀、密度合理、节省种子等优点，工效提高六七倍。这种播种机的制成，为小麦播种抢了季节。
胡根恒十分注重对原有农机具的革新和改造，挖掘潜力，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站上有一台拖拉机已经批准报废了。这台车原型号喷油头已不再生产，改用通用喷油头后，经常烧坏喷针，在大忙季节经常停机。
胡根恒为了使这台废车不废，他把喷油头拆下来进行分析，发现烧针是由于喷孔小，温度高，喷针间隙没法调整造成的。胡根恒就改制了一个在体外可以调整的喷针，又对10多个部件进行了革新、改造，使这台车得到新生，而且一直运转正常。
胡根恒以这种不断前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几年来和工人一起，根据农业生产的急需，共革新和制造机引播种机、开沟犁、爬坡机以及密植搂、移苗器、摆播舞、手摇油泵、胶轮大车汽门芯等1万多台、件，提高了农机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办好农机修造站过程中，胡根恒深深感到一个人、一个修造站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断提高各大队农机手操作技术和维修水平，才能适应农机化事业发展需要。
后来，胡根恒根据公社的统一安排，每年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各大队农机手到修造站，进行二至三期短期培训，除传授农业机械操作技术和维修、保养知识外，还对经常发生的故障排除方法进行指导。
几年来，他们先后培训农机手700多人次，一般都达到了“三懂”和“四会”即懂机械原理、懂操作规程、懂农业知识，会正确操作、会农田操作、会维修保养、会排除故障，使全社农机操作和维修技术环断提高。
胡根恒还根据季节和农机使用状况，带领职工深入大队巡回修理，同时，向群众和农机手传授各种农机具的操作规程、维修和保养常识，做好技术培训工作。他们还帮助各大队建立和扩建农机维修组，几年来支援各队常用的维修小工具10多种500多件，使全社达到一般的农机具小修不出生产队。
1979年，胡根恒被团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
20世纪80年代初，胡根恒带领全站职工制订了一个5年发展规划，决心进一步办好农机修造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