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其主要特点。
在这一时期里，中国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美国和苏修，甚至认为“苏修入侵中国的危险比美帝国还要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美苏两个世界是第一世界，英、法、德、意、日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由此，我国重新定位外交策略：
紧密团结、依靠第三世界，利用争取第二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深刻揭示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特点，给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紧紧跟随在中国之后了，大家拧成一根绳，中国也就变得强大了，世界反对霸权的力量也强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从此不敢轻视中国以及其他弱小国家了，这样就镇住了强者，结交了弱者。
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表，中、美、苏三大力量形成了“三个世界”的三角关系。三者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世界上既有美、苏对抗，又有中、苏对抗，中、美对抗，美、苏又都害怕中国和其中之一接近，两方都想打中国牌，又都想阻止对方打中国牌。
比如在1969年，中美、中苏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1969年6月17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通过西哈努克转信给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访华。信中说，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宣布：放宽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了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这两件事决不是巧合，其间存在许多戏剧性的关系。
正如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说：
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受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自己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他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中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还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中国除了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之外，还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
1961年许多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中国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声援。
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解决了若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3年，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了亚非国家的普遍欢迎，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拉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发展。
中国在积极同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与国际上一切反华、排华等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与威胁中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国也与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积极发展关系。
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法国同中国建交，既是西方阵营分化的表现，也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
中国还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积极推进了与日本的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苏、美积极推行反华政策的国际形势，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面，我们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以美苏两霸共同勾结主宰世界，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中国采取了当时称之为既反帝，又反修，实行左右开弓的政策，实行“两个拳头打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