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建立，面临着百废待兴。对于国内，中国人民要努力发展经济；对于国外，中国人民要努力抗击侵略。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必须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国内外和平环境，在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存在侵略的反动势力等不安全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首先加强国防建设。
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况，我国在国防建设、国防工业的生产上，贯彻了“军民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方针，军工企业必须掌握两套技术，既能生产军需品，又能生产民用品，与民用企业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得到充分合理的发展。
那么，我们怎样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呢？
毛泽东说：“国防不可没有”，“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嘛！”“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希望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全国发展布局的方针。
据1952年统计，我国70%的工业集中在不足国土面积12%的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之比为77.6：22.4。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9%。所谓沿海，主要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
钢铁工业全国80%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的是辽宁的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地区，当时的钢铁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纺织工业全国80%的纱锭和90%的织布机分布在沿海，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及其附近，而在几个主要产棉区，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制约了生产的积极性。
铁路里程全国90%以上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京广线以东的沿海省份。
全国极不平衡的生产力分布状况是由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造成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而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从利用资源的经济角度与国防安全方面考虑，都是不理想的。
新中国一建立，国家就着手改变全国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开始投资西部交通设施建设，新建了来睦、成渝和天兰3条铁路干线，并动工修建宝成和兰新线，新建公路3846公里，其中西南的康藏线、西北的新兰线、西宁黄河沿线等，明显地改善了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新中国在1953年到1958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国家财政投入不断向内地倾斜。在“一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内地与沿海分别占47.7%和41.8%。在这个阶段，国家用于资源勘探的财政投资，内地占75.5%的绝对优势；内地交通运输投资占60%多。中西部许多工业薄弱的城市如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包头、重庆、成都等，都逐渐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内地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年均增长速度为20.4%，比同期沿海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3.6%。
“一五”期间投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助的重大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56个项目的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在东北地区布置的达50个，在中部地区的是32个；国防企业44个，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布置的达到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这就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在“二五”时期，全国生产力布局作了适当调整。在加强沿海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并进行了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
在50年代末期，国家把西南作为战略后方建设，大量下达投资项目计划，在冶金、机械、军工和铁道等部具体部署，不断选点、定点和动工。
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和加强国防大后方建设，四川省计委、建委和省国防工业部门进行配合协助，中共西南局计委成立后也参与其工作。
新中国刚刚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在集中力量加强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对内地具有后方战略意义的建设给予了重点投资。
1956年，毛泽东又考虑到对内地建设的过多投入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沿海原有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发挥。于是，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利用。”
当时许多人害怕战争爆发影响沿海工业，就采取消极态度发展沿海工业。对此，毛泽东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10年，就算5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第5年打起来才搬家”。
毛泽东还批评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同志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3000公尺的上空了”，“不要说3000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1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当时虽然随时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注意工业的发展，国家投资重点也开始转向基础好、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谋略：“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仍然重视沿海工业的发展，工程项目不多，进展十分缓慢。到1962年，由于全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建设项目只有调整，西南内地的基建项目也进行了“关、停、并、转”。德阳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等大型厂不得不缓建，攀枝花钢铁厂只进行了选点，而没有定点开工，成昆铁路和西昌地区的工程项目开工后都停了下来。只是对国民党留下来的军工厂在旧有基础上，恢复了生产。
因此，从整个战略意义上说，当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设项目，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1964年，战争气氛骤然紧张，建设战略大后方的问题又显得十分突出了，战争一旦降临，沿海工业首先就会受到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十分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难以持久战和防御战。
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业，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当时与苏联友好，大多又是苏联援建的，对于苏联可以说没有秘密可言。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重兵压境，分布在东北、华北的工业在地理上是处于前线的。
当时，美国如果侵犯，那么沿海地区就是前线；如果苏联侵犯，那么东北、华北就是前线。
出于这种战略意义的考虑，毛泽东在总体战略布局上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提出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设想。
我国本着调整经济布局和加强国防建设为着眼点，致力于战略大后方建设，力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当战争爆发，建设战略大后方付出的小小代价就会赢得最后的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