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面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随时准备痛击来侵犯之敌。
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深谋远虑，历来重视充分准备，多手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防患于未然，争取战争最后胜利。
毛泽东在1957年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争取15年的和平”，但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
其实，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就指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
这就是毛泽东谋略决策的一个最大特点，站得高，看得远，想得也更深。他历来重视有备无患，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规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力量对比下胜利的把握”。
毛泽东指出：面对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我们首要是保存军事实力，稳定战略大后方，待机打破敌人。这就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躲开敌人的致命打击。这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四川叫“收紧阵地”，在江西叫“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者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即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战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军主力如不退让一步而被敌围歼，一切都无从谈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时，他谈到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失利的历史教训。
当时，苏联的大部分工业基地分布在西部地区，当战争突然爆发时，面对德军的突然进攻和强大攻势，苏军只好边打、边撤、边迁，搬不及的工厂全部落到敌人之手。搬迁需要大量时间，建设投产也需要大量时间。当时，工厂成了苏军的沉重包袱，苏军一边打仗，一边还要撤迁工厂，严重牵制了战斗力。
当时苏军搬迁工厂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搬迁后还要重建恢复生产，以满足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但搬迁需要时间，重建恢复也需要时间，前线的战争消耗不能及时得到补给，更不能组建、装备新的部队开赴前线作战，造成前线节节败退，丧失大片国土，人民处于敌人的践踏之下。来不及搬迁的工厂全部落入了德军之手，有的工厂遭到重大破坏，有的落入德军之手的，德军利用工厂组织生产，满足其战争消耗，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为德军站稳脚根长期侵略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那里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去”。
毛泽东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重视东部地区工业基地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的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我国近代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事实证明了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非常必要性与重要性。
由于我国有西南作为大后方基地，对战争一线给予了持久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保证了抗战能够持继下去。尽管日军对我国后方基地也实施了一些轰炸破坏，但比走前方来损失就小得多，能够保证正常生产和军需供给。
不论入侵敌方武器多么先进，只能破坏地面的目标，没有占领地面的能力，这给自己调整战略，由守转攻提供了调整的时间空间和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我国情况与当时苏联的工业布局有许多相似之处，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战争爆 发的首要战场，首当其充，工厂企业难保不落入敌人。
这些问题随时在毛泽东脑子中回旋，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这一问题就愈益显得十分突出。
根据毛泽东一贯的谋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东西夹击”下，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当然不能主动进攻，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加强战略大后方建设，如果强敌真要来犯，毛泽东决定实行“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张国华将军的汇报时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
1964年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准备打仗，在长远规划中首先要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特区建设”。从此吹响了中国大三线建设的号角。
“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五六十年代，全国上下人人高举着拳头整天高喊着，也是那个时代我国政府喊得最多的外交口号。
“打倒苏修！”60年代，全国人民的声音更加高亢。
“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这就是1960年毛泽东提出了“三斗一多”思想。
我党我国本来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布：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我党对敌对势力的斗争向来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
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就是说，绝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绝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绝不能做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不把斗争扩大化。
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
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这一斗争策略，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坚持这一斗争策略，使得我党取得了积极的胜利，在建国后与世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仍然坚持这一策略，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