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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把握人生的方向

戒掉矫饰,恢复自我

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象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作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

明确目标,避免盲目

知觉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对错觉、曲解、错误的有限研究,韦特海默把它称之为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真觉、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善、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的人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而另一些人没有呢?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无动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

健康者凭借了什么东西把未来预测得更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得更稳妥?对人们的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这是因为健康的人,各种机能联系性比较强,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使联想在原则上成为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峰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慎重对待“简单局部”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他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

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

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

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们的家庭、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们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们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挫折、我们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

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

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是为了讨他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

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摒弃懦弱,直面人生

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就会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用一个真实的事例就来说明这个意思。马斯洛在读医学院的时候,他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他们,教他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他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

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烧穿截除部位。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

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象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当他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他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

马斯洛不得不象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他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院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

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

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象,偶尔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

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至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御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

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

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性交,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象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予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著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象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人们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却不能被真正解释明白。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

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象“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

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辨、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

摆脱阴暗心理,享受快乐人生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人们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心理学家有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切不可掉进心理疾病的泥淖中

我们应该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的失败都归在心理病理学病例,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尽管前者的状况不象后者那样明显、紧急。

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满足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

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象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表现在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严重疾病的表现。而从技术角度看,早发性痴呆、强迫性行为以及忧郁症也是严重疾病的表现,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

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使人得到空间的阻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

既然肯为犯罪行为耗费时间,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

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

由于对病人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有关知识,而现时对健康人的研究将改善这些知识,也能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

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有所失调,我们对智者的研究要比对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

直到现在,心理诊断的技术应用在病状的诊断上,而非健康的检查上,我们没有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创造力、疾病抵抗力来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祖人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

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

坚定信心,勇于承受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到,“体系的属性”或理论的、抽象的思维结构中所固有的属性只能应用于科学思维的简化方向,那么,大多数科学世界的混乱都能被超越。这些属性并不适用于广泛综合的经验世界,在那里唯一科学的要求是接受存在的东西,不论经验是否有意义,是否神秘。

在经验的领域内,根本不涉及不合逻辑或矛盾的问题,它也不要求经验有结构、有组织、能被测量、有重量或以任何方式和其他经验相联系。这里的理想一极是对经验原样的单纯而充分集中的体验。任何其他过程或活动只能损伤经验的丰满、真实,因而干扰对这种真理的领会。

数学体系或逻辑体系是理论体系或抽象体系的理想模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更符合我们意图的例子是洛巴柴夫斯基几何学或其他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因为它们更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非体系决定因素,这里不说真理、现实或真确性。

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是“好”的,因为它有内在的一致,能涵盖一切、自圆其说,是简约的、经济的、浓缩的和“精致的”。它越是抽象,理论水平也越高。

这一理论的每一可变或可分的方面都有一个名称,而且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别的一切都不能有这样的名称;并且,它是可以定义的。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它的完善是由最充分的抽象概括构成的,以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把每一事物都包容在体系中。每一陈述或公式或方程都有一个单一的含意而不能有别的,不象形象化的比喻或绘画,也只有这一意义才是它表达给观察者的。

好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广泛的概括,即,它是对巨大数量的分离事例甚至无限多的事例进行分类、组织、构建、简化的一种方式。它所指的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任何一件事或物,而是事物或经验的范畴或类型。

我们完全可以把构建理论体系本身当成是一种游戏,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锻炼智力而已,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制造一种理论,它涵盖某类对象或事件或某一想象的世界,从完全武断的定义出发,进行完全武断的运算,然后作为一种游戏从中得出演绎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类体系中,我们许多“科学的”词汇和概念随之而生。“定义”,特别是“确切或严格的定义”,是抽象世界的产物,即它是体系的属性,它完全和经验的原样无关。对于红或对于痛的经验是它自身的定义,即它自身被感受到的性质或原样。它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它自身。任何归类的过程最终就是如此,它总是涉及某种超越经验原样的东西。

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

“定律”和“秩序”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属性,“预测”和“控制”也是如此。任何“还原”都是在一种理论体系内发生的过程。

由于正式的实验科学的本性,它因而容易成为主动安排的、干预的、入侵的,甚至因多事而制造混乱。但它却被认为是冷静的、中立的、非干预的,并不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首先,传统科学带有它对原子论的无意识癖好,总是设想要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肢解。这一点现在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偏见。更具体地说,有控制的实验技术,即正是那种主动的操纵、设计、安排和预先安排。

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做必然有害或根本不需要。只是说图表明进行干预的科学和科学本身意义有所不同;其他策略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科学家有其他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达到了解知识的目的。这里说明的是一种道家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并非一种排他的方法,或作为一种万灵丹或作为和主动科学竞争的对手。科学家有两种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他认为哪一种适合就用哪一种,要比只沿用一种方法的科学家更有发展。

很显然,道家的承受性被看成一种技术是牵强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不插手、不开口、能忍耐、延缓行动和被动承受。它主张一种非干预的仔细观察。因此,它只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也许它应该称为一种反技术。

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象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其意,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象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

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

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的。

不满现状才会积极进取

人并非生来就有某些恶习和不良习惯,而是后天慢慢形成的。通常,有些习惯虽然不好,但也无碍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个会产生直接的冲突和严重的危害,而有些习惯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大敌,对于那些阻碍我们成功的恶习,我们应努力改正,并坚决摒弃,否则,它将影响我们一生的幸福。

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人都陷进了自己不期望的人生境况里,动弹不得。这些人不满意自己的职业,不欣赏同事的态度,甚至对现在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及社会地位都感到不满。

这些他们感到不满的事物并非应该受到非难,问题在于他们错误的处事态度,而不是他们所厌恶的环境。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得他们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凡事都感到厌恶的状态中。

我们并非指责对现状不满是不对的,相反地我们认为不满现状事实上极为必要。

要澄清的是,利用对环境的不满足而拒绝一切,和真正的对现状不满完全是两回事。不论环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均具有牵动现在环境的力量。如果你拒绝了“从现在位置努力”的行动,无异就表示和力量接触的唯一泉源已被你切断。

回过头来说,对现状不满,而将希望寄托在明日的态度,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在我们所身处的现状里无法成功,那么则任何环境我们也都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没有今天,何来明日。“你说的我都了解,但是要如何做呢?”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你可能会如此反问。

不论你是否愿意,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在你原有的现状里试着全力以赴,相信改变环境的力量便会油然产生。

没有敢想善思的习惯,只能面对现实环境哀叹不满却动弹不得,勇于变化立即行动,才能打破现状改变环境。

还有一位上班族,他每个月的收支都呈赤字,只有靠着年终奖金才能勉强平衡。他的太太牢骚不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成就的人,故而总是闷闷不乐。有一次,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个深具启发性的思想方式——任何事情,只要你下定决心去做,就一定会做成。就在他为这句深富启发性的话左思右想之际,不知不觉间,已经变得能用新观点来重新思考自己了。

他反问自己:“别人住得比我好,混得又不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仔细思考后,他发现了两个可以增加收入的方法:一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另一是抽空干些副业以增加收入。他最后决心两方面同时进行做做看。

当他重新开始奋发努力地投入后,效果马上呈现在眼前,他的心血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也得到了相当多的收入。

如此一来,以前每个月要为家庭赤字而焦头烂额的这位上班族,终于有了固定金额的家庭储蓄了。

斯通充当美国国际销售执行委员会的7个执行委员之一时,曾作为该会的代表走访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一个星期二,斯通给澳大利亚东南部墨尔本市的一些商业工作人员作了一次励志性的谈话。到下星期四的晚上,斯通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出售金属柜的公司的经理意斯特打来的。

意斯特很激动地说:“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你会同我现在一样感到振奋的!”

“把这件事告诉我吧!发生了什么事?”

“一件惊人的事!你在上星期二的谈话中推荐了十本励志书。我买了《思考致富》,在当天晚上就读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我又继续读它,于是我在一张纸上写道:‘我的主要的确定目标是把今年的销售额翻一番。’令人吃惊的是,我竟在48小时之内达到了这个目标。”

“你是怎样达到这个目标的?”斯通问意斯特,“你怎样把你的收入翻一番的呢?”意斯特笑道:“你在谈话中讲到你的推销员亚兰在同一个街区兜售保险单失败而又成功的故事。我记得你说过: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亚兰做到了。我相信你的话。我也作了准备。”

“我记住了你给我们的自我发动警句:立刻行动!我就去看我的卡片记录,分析了十笔死账。我准备提前兑现这些账,这在先前可能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我重复了‘立即行动!’这句话达好几次,并用积极的心态去访问这十个账户。结果作了笔大买卖。发扬积极心态的力量所做出的事是很惊人的——真正的惊人!”我们的目的与这个特殊的故事有关,你也读了关于亚兰的故事,但是你可能并没有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你自己的经历中。意斯特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你也能做到。你能应用本书中所读到的每个故事中的原则。

然而,现在我们要你学会“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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