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1886年12月1日生于中国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1906年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中学堂读书。1907年在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1908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在此期间，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在各地组织起义反对清王朝的情况。同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时任队官（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3年至1915年任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在作战中积累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些经验。1915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6年在川南纳溪战役中，以少胜多，显示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1917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格丁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1925年春，曾要求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同年，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月被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曾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作战方法。
1926年夏回国，被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此期间，参与领导反抗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斗争。11月，和杨阍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并试图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初，遵照中共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5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
1927年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转战闽赣粤边界，到农村找立足点，坚持革命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并对部队进行多次整顿，把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基层工作。他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在军事上开始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他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1928年1月，同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遍及十余县的湘南起义，把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指挥第四军进行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初，他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他在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任红军总司令。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第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红军的阶级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训练等问题，提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论述对进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所部以大兵团伏击战法，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近三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先后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1937年6月，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书记。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而后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月，率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1938年4月，同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巩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至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过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朱德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摩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部进犯太行抗日根据地，他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进行卫（河）东磁武、涉林等战役，打击石友三、朱怀冰部，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10月，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从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他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经验，论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
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内战的阴谋，极力主张积极向东北发展，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役开创了野战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在各个战场上迅速推广。1948年5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地区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野战部队，作了重要讲话，对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以后，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重大战役，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起，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种、兵种的组建工作。他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要求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他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强调实施现代化、正规化的统一训练计划，办好各类、各级军事院校，并曾亲自到军事学院对毕业学员进行监考和考核。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年，虽已八十八岁高龄，仍亲自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善于从实际出发，建设人民军队，决定战略战术。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朱德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1983年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朱德军事文选》（1997年出版）。《朱德传》有多种版本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朱德年谱》于1986年出版。
刘伯承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中国四川省开县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委委员，任泸州、顺庆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留学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红5军团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先遣队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2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5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86年去世，享年94岁。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中，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亲临前线指挥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诸战斗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正太路东段，对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之日军实施伏击战，三战三胜，歼敌数千。4月，又粉碎日军对武乡长乐村的9路围攻，连克长治等18座县城，并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大反攻中，他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巩固并发展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13个师，接着挥师东进，组织发起平汉战役，歼灭国民党2个军并争取国民党1个军在战场起义，1946年冬，他指挥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等战役，有力地配合全国各战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他与邓小平共率12万部队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9个多旅，协同华东野战军打破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此后，率师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两部密切配合，逐鹿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冬，他与邓小平、陈毅等指挥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在渡江战役后，他进军西南屡建功勋，直至整个西南获得解放。
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对中国游击战、运动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瑰宝。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全力抓住太行山军民战略思想的转变，提高部队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他首创“游击集团”的人民战争形式，提出“敌退我进”的作战方针，科学地阐述了游与击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融合，适时调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的重要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解决了集中大军编组野战兵团、战场准备、后勤保障、攻城战斗、以及战役指挥、战术指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使部队较快地从分散的抗日游击战争转向集中的大规模运动战的国内战争，趋利避害、机动歼敌，是刘伯承作战谋略的精华。他认为机动的本质是消灭敌人，只有辩证地处理敌我之间的强弱关系，趋利避害，才能达到机动歼敌的目的。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他还提出，大踏步进退是机动的主要形式，必须同敌人展开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提倡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利用敌人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分散上的矛盾击破敌人。以及各种具体条件下的机动作战等问题。他对机动作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论证，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多方面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他在用兵谋略上，还主张用兵不复和战法创新。同是伏击战，或伏其救者，或伏其退者，或诱伏，或逼伏。同是口袋战术，有时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时采用“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是围点打援，有假攻势，真打援；有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等。他灵活运用并发展人民军队游击战、运动战的传统战法，总结出“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狼的战术”，“大迂回大包围”等新战法。诸如“吸打援敌”，“回马枪”，“拖刀计”，“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歼其退者”，以及“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的“打蛇术”等。他的兵法谋略，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对中国古代兵法的批判和继承。
刘伯承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邓小平曾评价说：“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叶挺
叶挺，字希夷，中国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北伐和抗日名将。
叶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富有正义感。上中学时，他最喜欢看张炳麟、邹容的书，这些进步书籍使年轻的叶挺产生了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他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决心学好军事，报效祖国。在这期间，国内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连年混战，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就在这一年，叶挺的母亲病故却无钱埋葬，他的妹妹只能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这一切使叶挺对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统治充满了怨恨。
1918年底，叶挺从学校毕业后去漳州参加了粤军。这时，他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粤军回师广州攻打军阀莫荣新的战斗中，叶挺英勇杀敌，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屡立战功，从此名声大振。他率领的“独立团”也因此被称为“铁军”。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德国和法国。抗战爆发后叶挺毅然回国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不断壮大，这使蒋介石非常恐慌，他于1941年1月指使手下制造了皖南事变，叶挺率领的新四军被困在一座山上。当时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决定下山与国民党谈判，结果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逮捕了。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圈套，软硬兼施，企图让叶挺将军叛变投降。顾祝同首先派副师长威逼叶挺下令让山上所有新四军下山投降，遭到叶挺严厉的斥责。顾祝同见硬的不奏效，马上又来软的。他盛宴款待叶挺，并诱骗叶挺说，只要他发表一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就可以当国民党的副司令。叶挺将军又严词拒绝了。顾祝同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派一个曾经在新四军中担任参谋处长的叛徒来向叶挺劝降。叶挺见到叛徒那副无耻的嘴脸，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猛地站起身，走到叛徒面前给了他几个响亮的耳光，怒骂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叛徒只好捂着脸羞愧地离开了。顾祝同见无计可施，只好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无能。
蒋介石一直都很欣赏叶挺这员大将，他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所以决定亲自出马诱降叶挺。蒋介石以为自己一出面，事情就会成功。没想到，叶挺不但没买他的账，而且还当面揭露了蒋介石谋划皖南事变的真相，并要求释放全体新四军战士。蒋介石说服不了叶挺，只好气急败坏地吩咐手下将叶挺押回监狱，严加看管，重刑惩罚。
叶挺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叶挺在狱中作了一首《囚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叶挺在昏黑的监狱里，借着窗口透进来的仅的一束光亮，怀着满腔愤恨，用墨笔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几个大字。这不仅是在告诫敌人，也是在警醒自己。
后来，经过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叶挺才得以出狱。他不慕荣华富贵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历来被人们传为佳话。
贺龙
1896年3月22日生于中国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901年，入本族私塾读书。时常习拳练武。少年时曾与人结伴运盐。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3月与乡邻韦进斋各持一把菜刀率二十一名青年夺占芭茅溪盐局，组织农民武装，打出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军旗号，任总指挥。同月，发动湘西五县农民暴动，任湘西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营长。8月，遭敌袭击，部队散失，只身去长沙，易名贺龙。1917年，在长沙因参与推翻湖南督军的活动被捕，后经营救出狱，返回湘西，重新组织武装，曾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援鄂民军第一路所属部队游击司令。1918年后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1922年率部入四川，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混成旅旅长，与吴佩孚纠合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1924年返湘，先后任澧州、湘西镇守使。1926年起，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湖北、河南屡战屡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所率第二十军为起义军主力之一。同年9月，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与周逸群等经上海返回湘西发动并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7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西（后改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率部与湘、鄂、黔军阀和地主武装作战，在斗争中屡经挫折和发展，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率部到洪湖，与周逸群等领导的第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1931年6月，率第三军（第二军团改编）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9月率部重回洪湖。1932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洪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他率部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次年12月，政客熊贡卿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诱降，贺龙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后，断然将熊公开处决。1935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自1931年底到1934年秋，他曾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肃反”中保护了一批干部，并对所部恢复一度被取消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第三军与第六军团在川黔边界的木黄、石梁、南腰界一带会师，第三军恢复第二军团番号，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第二、第六军团。为策应第一方面军长征，贺龙率部向国民党军开展湘西攻势，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年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挥所部进行反“围剿”作战，先在桑植、永顺等地连战连捷，使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后在转向湖北时于宣恩、忠堡、板栗园等地机动歼敌，打破了十一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占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等城镇。
1935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余团兵力“围剿”第二、第六军团，贺龙与任弼时等率部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11月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黔滇边乌蒙山区与敌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五百余公里的大回旋战，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1936年4月率部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7月，在四川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在此，奉中共中央电令，将第二、第六军团及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会师后，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随后，率部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在今宁夏的将台堡与第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与关向应等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忻口作战，在雁门关等地区主动出击，切断日军的交通线。1938年3月，采取机动灵活、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指挥所部击退日伪军一万余人向晋西北的进犯，连续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等七县城，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奉命率第一二○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师和冀中第三纵队，打破日军对冀中的多次围攻，指挥齐会和陈庄等战斗，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底，率第一二○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领导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1940年11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和“蚕食”，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1942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工作和财政经济建设，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同年8月，指挥所部参加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1945年10月，率领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宁武、繁峙等八城。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他指挥联防军地方兵团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领导发展后备兵团，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战略后方，在困难条件下，集中陕甘宁晋绥人力物力，支持解放西北的作战。
1949年5月，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底，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入四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西南广大地区。1950年，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统一部署下，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同年10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4年起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调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提倡群众性练兵活动，同时指导军工生产和军事院校工作。从1952年起还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终年七十三岁。1975年6月9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主持，周恩来讲话。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三号文件，彻底为贺龙平反昭雪。
彭德怀
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原名彭得华，号石穿。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十五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1月彭德怀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会师。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五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后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天。同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军团长。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红三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红三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二渡赤水后，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一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红一、红三军（由军团改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而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与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1942年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年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二十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二万余人的部队，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向毛泽东提出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的建议，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2、3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过程中，指挥第一野战军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9月底，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居住，边学习，边劳动。1962年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3年上半年，他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总结毕生军事经验，撰写“军事理论笔记”。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彭德怀的军事论著很多，集中反映在《彭德怀自述》（1981年出版），彭德怀传记组编辑的《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出版）中。《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彭德怀传》于1993年出版，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于1998年出版。
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生于中国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902年入钟傲泉私塾读书，后进古玉泉私塾读书。1908年就学于丙村镇三堡学堂。1912年就学于梅县东山中学。1916年在梅县横山新群小学教书。后随父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1917年夏回国，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前往福建漳州，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不久，任广东东路讨贼军司令部参谋。1921年10月，随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后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夏，当投机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剑英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的作战。10月，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1924年春，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2月，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奉调回第二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参加第一次东征。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同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先后兼任第二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设营于香州，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定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任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为起义创造条件。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1928年冬，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到达上海。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前，任军委第四局局长。10月，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参加长征。11月，在西延、龙胜山区敌机的一次空袭中负伤。12月，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军委第一局局长。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了坚决斗争，保证了第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同年7月起，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年3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与摩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同月，出版《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1年2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11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5年，在延安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挑起军事冲突。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48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市长。8月中旬，离北平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0月上旬，参与指挥广东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1954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主持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组织实战演习，参与领导制订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指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参与制订国防战略方针。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1982年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陈赓
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生于中国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等战役。
1926年陈赓赴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在贺龙部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长、师长。翌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曾向鲁迅介绍鄂豫皖红军斗争事迹。1933年3月被捕，严正拒绝蒋介石的诱降。经营救脱险后到中央苏区，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在红军长征中，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曾率干部团一部抢占绞平渡，使第一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陕北后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诸战役。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而又转战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翌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赴延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太岳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946年7月后，率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东南，六战六捷，在临汾、浮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旅。1947年8月与谢富治率领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配合刘邓和陈粟野战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进攻。淮海战役中，率第四纵队，协同友邻部队在徐州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执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入粤追歼逃敌，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部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继又西进千里，直抵云南边陲，指挥滇南战役，消灭企图逃出国境的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50年2月，陈赓率部进驻昆明，先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应邀赴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胜利。
1951年，陈赓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6月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8年9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就当时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商定首先发动一个边界战役打开局面，开辟从越南通往广西的交通线。我党中央决定派陈赓为代表，协助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组织边界战役，统一处理有关中国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各项问题；接着，应越南要求，中共中央又派出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军事工作。
边界战役之前，越南抗战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从全国土地面积看。解放区已占一半，双方拉锯的游击区约占2/5，敌占区户有1/10左右。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法军还占优势。许多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还在敌人控制下，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片；南部平原有几块小解放区，中部山区有两块狭长的根据地越北山区是面积最大的中央根据地，和中国边境相邻，但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法军不断对它进攻。这块中央根据地只有100多万人口，却要养活近20万军队和干部。每年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要上山采集木薯、野菜、野果维持生活，加上疟疾的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越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50年7月7日，陈赓率领一个由政治、军事和后勤干部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还有一个警卫连和电台及其他人员，从昆明出发，穿过越南和越北的高山密林，前往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省。
那时正是雨季，山间小路，崎岖泥泞，行军十分困难。陈赓拖着伤残的两腿，忍着入越途中发作起来的牙痛，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谈笑自若。他坚持调查研究，注意观察群众生活，认真听取越方干部汇报，尽量掌握有关越军发展史、当前越南战场形势和法、越两军战斗力的材料。
根据越方干部介绍，法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巩固南部的占领区；维持中部几个较大据点，集中一半兵力在北部“围剿”越军主力。它首先加强越中边界的防御体系，作为封锁越南、“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南下”的国际防线；同时，建立一条自海防经过河内、山西、和平直伸到老挝边界的东西走廊，形成南北包围夹击越北中央根据地的局势。他们对人口众多，盛产粮食的北部平原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夺粮抢牛，毁坏庄稼，切断越北山区的粮源和兵源，企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军民，扼杀年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当时，越南武装力量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主力部队总数已有相当数量，虽有师、团、营、连的编制，但除在中国整训和装备的一个师和二个独立团之外，其余仍以连和营为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基本上还是一些游击队。法军也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只是在重要据点或遇有重大情况，才临时组织指挥部队，调集几个营在一起打仗，有时集中部分机动兵力，对解放区发动重点“扫荡”；有时投下伞兵，突然袭击丛林中的越南军政首脑机关。越北的敌军，一个排还敢驻扎在一些孤立据点。敌机白天在解放区低空盘旋，猖狂地追赶、扫射公路上的行人。
陈赓了解法越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后，便反复琢磨怎样在这个基础上，帮助越南人民军打开一个新局面。
7月27日，陈赓一行到达越共中央驻地，会见了胡志明主席。当天晚上，胡志明就和陈赓一起研究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经过商谈，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接受了陈赓提出的建议，主要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越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完全主动，先打敌人的一些较小的据点，以取得胜利，积累经验，锻炼部队，提高士气，再逐渐进入大规模作战，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在野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机动部队，最后才能拿下高平、谅山等较大的据点。
7月31日，陈赓离开太原市，前往高平附近的广渊，问越军总部和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一起制定战役作战计划。
当时，越南东北边界地区敌军共有13个营约11000人的兵力，布置在第四号公路北自高平南至谅山的一条线上。越军集中兵力两万多，其中包括中央根据地的大部分战略机动部队，准备作战。
陈赓提出以下的战役指导原则：一、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四、围点打援，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五、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六、争取首战必胜。
具体作战部署是：用两个主力团首先进攻第四号公路上的东溪据点，从中间突破，三个主力团准备打援；派两个营到七溪以南阻击谅山方面的援兵，留少量地方部队围困和监视高平的敌人。如果七溪之敌出援，就在地形有利的地域歼灭之，然后进占七溪；如果七溪守敌不出援，就在东溪战斗解决后，乘胜全力聚歼之。最后以全部主力进攻高平，也力求诱敌出援，在野战中歼灭之。整个战役预计30~40天完成。
在考虑作战计划和整个战斗过程中，陈赓都及时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毛泽东十分重视越北边界战役，亲自审阅陈赓的来电，并几次代军委起草复电。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局的演变，完全按照毛泽东预料的情况发展。陈赓胸有成竹，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越军总部把战役作战计划下达后，各级干部议论纷纷，有许多思想顾虑。陈赓通过个别谈话和应邀对团以上千部作报告的形式，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人提出，我们的力量有限，一开始就应当集中兵力消灭高平之敌。这样打，虽然可能牺牲较大，但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先打东溪、七溪，再打高平，那时我们的力量已经消耗了不少，恐怕不一定能够完成解放高平、突破法军边界封锁线的任务。
陈赓指出，想解放高平，首先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否则即使能够勉强攻下高平，也巩固不了。进攻东溪比进攻高平容易得多，胜利比较有把握，而首战胜利，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我们在东溪把敌人打痛，七溪、谅山之敌可能前来增援，就给我军提供在野战中歼敌的好机会。当然在作战过程中我军也会消耗一部分力量，只要有计划地准备补充，我军将是越打越强，而不是越打越弱。
还有人提出，一开始就突然进攻高平，敌人没有准备，来不及增援，如果先打东溪、七溪，敌人就会加强高平据点的工事和兵力，增加我们进攻的困难。
陈赓说，高乎三面环江，背靠大山，工事比较坚固，守敌多。进攻高平要渡江作战，而且只能从一面进攻。这样，既要打纵深，还要准备打增援的伞兵，我军缺乏攻坚战斗的经验，困难很多。乘敌不备，突然进攻，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解决我们在战术上和技术上的全部困难。如果先在东溪和七溪消灭东北边界地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高平之敌陷于孤立，军心动摇。而我军则屡战屡胜，战斗经验多了，胜利信心更足了，那时再打高平，就不会是更加困难，而是更加容易。
有人说，我们没有连续作战的经验，体力又不好，连打几仗，恐怕坚持不下来。
陈赓说，既然如此，就更不应该先啃硬骨头，而要先进攻敌人比较弱的据点。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强的也就变弱了，部队没有连续作战经验，体力差，解决的办法是改善伙食，以及在战斗实践中加强锻炼。
陈赓善于抓重点、抓关键问题。关键的问题他都是亲自抓，亲自处理。他精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一次陈赓针对越军干部的思想顾虑，通俗、具体、透彻地阐明了边界战役的指导原则，许多听报告的同志都说，陈赓给他们上了一堂精辟而生动的军事辩证法课，很解决问题。
9月中旬，部队政治动员和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6日拂晓，越南人民军向东溪附近几个外围据点发起进攻，边界战役从此开始。当天黄昏，越南人民军以两个团加两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营的兵力，联合进攻东溪。午夜，前线指挥部来电话说，我军已攻进市区，战斗即将结束。后来又说主要阵地未得手，天亮前已撤出战斗。
17日上午，陈赓亲自去越南人民军总部，帮助寻找16日晚部队攻不进去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都不敢靠前，通讯联络又组织得不好。尔后要求他们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17日黄昏，越军第二次向东溪发动攻击，并根据陈赓的建议把进攻重点放在北面和南面，18日晨3时，突袭敌军大营，最后全部歼灭东溪守敌。
东溪首战告捷，意义重大，极大鼓舞了越南军民的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