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以后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忌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王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王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佰（逼）主而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痤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痤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子兵法》的译本。
鬼谷子
鬼谷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战国中期的纵横家鼻祖，有说是齐国人，也有说是楚国人，也有说根本无此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说法姓王，名之利，也有说姓刘名务滋。隐居于颍川（今河南禹县）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的鬼谷，因自号“鬼谷子”。
最早记述鬼谷子的是司马迁。据《史记·苏秦列传》和《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太平御览·礼仪部》载，“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去见他，他说：“我将为你们两个讲述最精深的道法。”于是，二位沐浴更衣，不食荤酒，整洁口身，斋戒已毕，去见鬼谷子，鬼谷子向他们讲述了《捭阖》、《符言》等篇。王嘉《拾遗记》载，苏秦、张仪未发迹前，穷困潦倒，但却勤学不辍。他们在途中看到圣人之文，便将文章抄在手掌中及大腿上，晚上回到家再折竹为笔，将掌股中之文录于帛上。搜罗好书，无物可盛，便剥下树皮制成书囊。一天，一位先生出现在苏秦与张仪面前，询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勤苦学习，苏秦、张仪反问：“你是何人？”这位先生回答：“我居住在山谷中，人们称我为鬼谷子。”后来，苏秦、张仪游说四方，再次遇到鬼谷子，并向他求教，鬼谷子从怀中掏出三卷书，教他们权诈之术，苏秦、张仪自此持鬼谷子之学终身。这位鬼谷子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鬼谷先生。东汉王充《论衡》载，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先生学了一段后，有一天，鬼谷子在地下挖了一个坑，说：“下到里边去，什么时候道理说得我涕泣沾襟，你们到各国去游说国君，就能成就功名。”苏秦、张仪果然下到坑中，充满感情地向鬼谷子讲述纵横捭阖、争霸天下的道理，说得鬼谷子涕泣沾襟。苏秦、张仪得鬼谷子真言，果然成为战国著名的纵横家，成就了功名。
后来，二人又去见他，他正席地而坐，表情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两个保全启身的道法。”苏秦说六国合纵，最后被反间致死。苏秦、张仪同师鬼谷子，但苏秦自己说本事不如张仪。张仪自己也说过自己的权谋不及苏秦。张仪在游说各国时，力陈苏秦合纵谋略的短处，以证明自己的连横谋略的正确，战国历史证明，最终是连横谋略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民间，也有传说鬼谷子是大军事家孙膑的老师。《尚友录》载，孙膑和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正因鬼谷更赏识孙膑，把一部天书传给了孙膑，引起庞涓忌恨，才发生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
有一个人叫来鹄（不知何时人）说：“鬼谷子教给人诡秘欺诈，言语便捷，富于鼓动性，发人阴私，奸邪刁滑，六国时期真正掌握此术的，只有张仪、苏秦而已。”例如《捭阖》、《飞箝》，捭阖是分化或拉拢之术，飞箝是揣摩人之好恶，待其竭情无隐，加以箝持之术。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是鬼谷子之术潜移默化，自然流传而形成的。
鬼谷子说：“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自而分，能入乎人之心，如此而说之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刘向说，这是善于说辩的具体方法。
《鬼谷子》一书，虽然在《史记》、《说苑》等书中被引用，但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把《鬼谷子》录于目录。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苏秦假鬼谷之名而作，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书，但也有坚信《鬼谷子》绝非伪托的学者，千百年来，莫衷一说。虽然如此，《鬼谷子》一书自魏晋以来广为流传却是谁也不否认的事实。
而《鬼谷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与鬼谷子的“奇变诡伟”的谋略分不开的。不管鬼谷子是传说人物；还是实有其人，他都是一个古代谋略家。
立身御世，远害就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远害就利，因而，远害就利是人类谋略的基本特征。《鬼谷子》告诉人们如何运用谋略，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进行政治统治，以远害就利。《鬼谷子》认为，一种小小的缝隙，它会发展形成较大的漏洞，再进一步发展，就可形成为大缝隙。鬼谷子以此引申为政治斗争中的防患于未然。这是他关于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思想。他说，始有征兆，可抵而塞，可抵而隙，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就是说，在缝隙刚要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某种迹象，缝隙一出现，就要严严实实地把它堵塞，这刚出现的缝隙被阻住，使其发展蔓延的势头减弱并最终让它销声匿迹，经过这一番努力，缝隙被堵，隐患消除。这是堵塞缝隙的道理。他认为，政治统治的道理也是如此，能否有效防止社会动乱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大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意思是，当事态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时，智慧过人者往往能先觉察。这些“圣人”能洞察事理，并能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细致入微地阐明事理，施计用谋，采取有效的措施。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最鼎盛的时候恰恰是从不起眼的细小萌芽开始的。微不足道的力量可以发展到不可估量，甚至可以使巍峨的泰山发生动摇。“圣人”们教给人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正是从这种事理中悟出来的。这是治国理政，为君为臣必须牢牢把握的。人类社会分化离合，纷乱安定，都是常事，作为统治者，应该时时警惕，留心观察，那些深谙此道，并能审时度势，熟练运用这一谋略的人，可以称为上智贤明的圣人，是最优秀的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局势，他们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不惊不乱，适时抓住遏制混乱局势的时机，筹谋划策。或者因势利导制止混乱，或者快刀斩乱麻，迅速收拾残局，以顺利实行自己的统治。《鬼谷子》毫不掩饰谋略的功利性和权谋术势的实用性，把政治谋略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当然，他关于政治谋略的论述，含有投机和诡密，这是不能苛求的。《鬼谷子》为纵横家提供了谋略理论和方法。苏秦、张仪正是在把握这些谋略的基础上，才长于权变，游说诸侯以成就功业的。
辩论的奇变诡谲是鬼谷子谋略艺术的另一大特征。他以独具风格的诡辩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论辩理论，也为战国时期的“游士”、“策士”、“谋士”等游说权谋者提供了一套诡辩理论。苏秦、张仪是成功运用这种辩论术的典型。《鬼谷子》第一篇就是《捭阖》，“捭阖”，指开合，指战国时纵横家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鬼谷子把“捭阖”看作权谋之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谋略，大智慧，即计谋的最高法则。“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鬼谷子·捭阖第一》）《鬼谷子》中的《捭阖》、《反应》、《权篇》等等，都很深刻地论述了诡辩制胜的方法、原则。捭阖篇中说，“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作周密的思考，其中最要紧的，是不可忽略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用“捭”之术，要把对方的实际情况了解深透，用“阖”之计，就要使对方感到你与他同心同志，这样才能使计谋成功。因此，要注意观察对方，权衡轻重利弊，弄清对方采取什么计谋。“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要灵活多变，不可生搬硬套。捭阖之术要求对事物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都是可以公开向别人说的，为阳；而死亡、忧患、贫贱、屈辱、弃损、失利、失意、刑戮、诛罚等，是属于隐秘的，是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试探测知对方的志向与意志，欢乐与欲求，思虑与智谋，这就是运用“捭阖”之术的基本法则，是游说他人的谋略。由此可以看出，在磊落光明的人前，只能谈论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只能谈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这样就可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克，可以游说于人，可以游说于家，也可以游说于国，游说于天下。
对于神秘人物鬼谷子的真伪，对于《鬼谷子》一书的真伪，是历史家研究的课题。千百年来，对《鬼谷子》一书所反映的谋略思想和方法，褒贬各执一辞。从谋略研究的角度看，《鬼谷子》及鬼谷先生的各种传说，含有不可忽视的、丰富的谋略智慧，鬼谷先生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谋略家而受到谋略研究者重视。
孙膑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山东阳谷东北）鄄（山东鄄城北）之间，是孙武的后裔。原名不详，因曾受膑刑（去掉膝盖骨），故世人称之为孙膑。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前301年）。著有《孙膑兵法》，是我国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
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膑才能，设法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孙膑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膑往见使臣，诉说自己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当时齐威王常和贵族大臣们一起举行马车赛跑。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他们驾车战马的速度相差无几，而又分为上、中、下三等进行比赛。他就向田忌建议，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的方法，谋取两胜一负的胜利。他这种符合运筹学博弈原理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三驷之法”，田忌因此而看出孙膑的足智多谋，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膑谈论兵法，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就任命他为军师，参与战略决策，成为齐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孙膑一生的战绩主要是辅佐田忌，在桂陵、马陵两次大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与“减灶诱敌”两种战法的范例。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膑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睢县西）”。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膑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进平陵时，孙膑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桂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惨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与孙膑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膑对田忌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廪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人饭灶，第二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人饭灶。进至煮枣（山东荷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撤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申说：“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山东范县西南）时，孙膑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膑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战壁垒以截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膑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围。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面朝齐”，孙膑也因之名扬天下。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膑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膑兵法》传世。
《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膑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
《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通过《孙膑兵法》，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思想。
李斯
李斯，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出谋献策，为秦帝国的建立和中国的大统一立下了功劳。但他为人品德不正，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收买，助秦二世胡亥为非作歹，最后祸及自身，被赵高陷害而死。不管李斯一生的功过如何，他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谋略家。
李斯年轻时曾在楚国做过郡掌管文书的小吏。但他雄心勃勃，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他曾借老鼠在不同场合偷食时的表现作比喻，发出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的寓意是，做人就要做个像在仓库里偷食粮食的老鼠，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弃掉小官不做，离开楚国，跑到当时学术气氛最浓的齐国，投拜荀卿为师。荀卿即荀子，他是当时名闻遐迩的儒学大师。但他的儒学和孔、孟的儒学是很不同的，他的基本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被称为“帝王之术”。所以很适合战国末期的形势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李斯就是看中了“帝王之术”才投师荀子的。他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可见他是一个不甘寂寞，有着强烈求仕欲望的人。由于他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因此读书认真，钻研精神很强，学业优良，成绩突出，很得老师荀子的赏识，日后亦成为荀子有作为的门生之一。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了自己的去向和用武之地，以实现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他经过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互相抗争的七国中，其他六国不是弱小，就是国王无所作为，唯独秦国最强，秦王政又很能干，将来天下必归于秦。因此，他断然决定投奔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当他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荀子问他为何要去秦国，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点，回答说：“要想干一番事业，都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实力最强，雄心勃勃，正在奋力争夺统一天下，那里有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是莫大的悲哀。处于贫困卑贱的地位，就要为世人讥笑。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目的。所以我决定到秦国去。”荀子含首，送别了这个志向深远、雄心勃勃的弟子。
李斯为求功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辞艰苦，到达秦国。他先投在相国吕不韦的门下作舍人，很得吕的赏识，任命他为郎官。但李斯岂能满足这样的地位，他只是把吕不韦为自己能够接近秦王政的跳板而已。果然，机遇不负有心人，秦王政终于认识了他。李斯便主动向秦王献计说：“如果想要干成一番事业，必须要抓住时机。秦穆公时，虽然很强大，但未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过秦孝公以来的努力，现在秦国的国力已很强大，各国都不如，加上大王你又贤德，因此打败六国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下决心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呀！”秦王非常欣赏李斯的见解，器重他的才华，很快提拔他为长史。接着，李斯又为秦王出点子，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但是，正当李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积极为秦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出谋献策，施展才华之际，六国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并不示弱，他们纷纷给自己的国王献计献策，或以武力对抗，或派出间谍到秦国，采取各种方法削弱秦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游说，鼓动秦国耗巨资修建水渠，想以此削弱秦国的人力物力，牵制秦国东进侵韩。但在修渠的过程中韩国的意图暴露。秦国为之震惊，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演化成了秦宗室贵族与外来客卿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贵族们对秦王政重用吕不韦、李斯等客卿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慑于秦王未敢发作。这次终于得到了机会，因而群起而攻之，要秦王赶走一切外来之客。秦王被迫无奈，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自然亦在被逐之列。
眼看自己的追求和苦心转瞬之间要化为泡影，李斯岂能甘心！他有抱负，有智慧，也敢作敢为。他不怕犯颜获罪，直接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不仅是一份情词恳切的求职书，而且还充分反映出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智慧，它实际上是李斯贡献给秦王的一份广收贤才强国，进而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见谋略书。
秦王政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后，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再次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廷尉。
取消逐客令对秦国的作用很大，影响深远。秦始皇坚持接纳、任用客卿的政策，招揽了一大批贤将良才。如史书上著名的王齿奇、茅焦、尉缭、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李斯不仅为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出谋献策，而且对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也为秦始皇出了许多点子。
其一，实行郡县制。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经过连年征战，消灭了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广大，人口骤然增多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此时，秦王政虽然改王称帝，自称为秦始皇，但对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统一了的封建帝国的统治，秦王朝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秦始皇在召集大臣讨论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大批大臣都主张承袭周代的分封制，封秦始皇诸子为王。只有李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周代后期诸侯互相倾轧，不听周王朝的君令为例，说明分封制不可取，提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集权，加强统一，这样才能天下安宁。秦始皇也不主张把统一的国家，再立许多国，增加不安宁的因素，所以支持和同意李斯的意见。于是，发布诏令，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制的确立，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其二，焚书坑儒。事情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一次宫廷朝贺上，有个叫淳于越的儒学博士，对秦始皇没有按周制分封子弟发表批评意见，他借古谕今，要秦始皇赶快改行分封制，不然的话，天下不会长久。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待秦王朝的政治，因此同秦始皇坚持的法家思想和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秦始皇很不满意淳于越的批评，把他交给当时执掌相权的李斯处理。李斯虽从学于荀子，但他一向推行法家思想，主张严刑苛法。他认为朝野内外的儒家思想和主张，是对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威胁；而儒生们的思想又源于读书。所以他借题发挥，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并由李斯制定出残苛的焚书法令。法令规定，凡秦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掌管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除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统统烧毁。而且规定了对违背和抗拒禁书令的人处以各种刑罚，轻则“黥刑”劳改（修筑长城），重则处死“弃市”，直至株连九族。
焚书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京城里的四百多名儒生活埋。这就是史书上所说“坑儒”事件。
李斯才华横溢，智多谋深，但他的品行不好，是个利禄名位熏心的人。他曾为了自己不失宠，向秦始皇进谗言，杀害了智慧才华比他强的老同学韩非。为了立足进身，高官厚禄，他向秦始皇献了许多好谋略，为秦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李斯利禄之心太重，以至晚节不保。秦始皇死后，他在大奸佞宦官赵高的压力下，助纣为虐，为赵高、胡亥出了不少坏主意。结果不仅加速了秦的灭亡，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全搭了进去。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带着他宠爱的第二个儿子胡亥、大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第五次出巡，这次的路线是南方各郡。他登上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祭祀大禹，刻石留念。秦始皇为求长生，曾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蓬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因为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等人不仅没有取回仙药，而且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秦始皇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巡视的路上，所以对身后的帝位承袭未作认真安排，只是在临死前才有意想让有才干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并嘱托写了遗诏。但为时太晚了。秦始皇死在回归的路上（今河北钜鹿境内）之后，宦官赵高立即密谋篡权。他要让秦始皇的第二个儿子胡亥继位。因为胡亥无能，只会享乐游玩，而赵又是胡亥的老师，一旦胡亥登基，大权自然就由赵高把持。可是按照惯例和秦始皇的遗嘱，胡亥不能继位。赵高是个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人，他为了办成这件事，就设法拉拢李斯。赵高知道，李斯身为宰相，计多谋深，又深得先帝秦始皇的宠信，在继位问题上举足轻重，而且赵高也深知李斯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只要以此向李斯施加压力，李斯肯定屈服。果不出赵高所谋，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禄，竟然与赵高、胡亥勾通，一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篡改秦始皇的遗诏，逼迫应继帝位的扶苏自杀而死。同时还将支持扶苏的镇北名将蒙恬囚禁害死。于是秦二世在赵高、李斯的扶持下加冕登基了。
应当说，李斯与赵高的结合是被迫的。他对胡亥的昏庸无能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违心地投胡亥所好，为其出坏点子，起到了加速秦代灭亡的作用。“督责之术”就是李斯为胡亥设计的一套严刑酷法和君王专断的治国计策。所谓“督责之术”，正如李斯所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而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其中心意思是，君主对臣下和老百姓要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害怕刑罚而不敢轻举妄动。李斯还主张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他认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群臣不敢违抗，百姓不敢造反，君王的地位才能稳固长久。
李斯的“督责之术”的理论根据是他的法家思想。但是在当时秦二世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统治的情况下，李斯抛出“督责之术”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不过，李斯向胡亥进“督责之术”，不仅仅为了讨好胡亥，恐怕还隐藏着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他与赵高两人，始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都想把对方整掉。李斯想以此促胡亥摆脱赵高，削弱赵高的独宠专权。可惜李斯这一次未能如愿以偿。胡亥只接受了他的“严刑酷法”政策，大行苛捐杂役，奢侈腐败，滥杀无辜，无所不为；而对赵高则一如既往，偏信不疑，恩宠更甚。李斯非但没有削弱赵高，到头来还被赵高借故整死。李斯为了平息人民的忿怒和造反，规劝胡亥停建阿房宫，惹胡亥生气，下令将其捕押入狱。李斯在狱中上书胡亥申辩，都被赵高扣留。赵高还借机向胡亥进谗言谄害，编造罪状，说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并用李斯所制定的“严刑酷法”，对李斯重刑拷打，逼迫其供认谋反。李斯经不起严刑，只得屈招。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萧何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由关中供应，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陛下有好几次败退把山东都丢了，幸亏有萧何坐镇关中，陛下才能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刘邦即位后，便下诏罢兵归农，让士兵都回家种田、开荒，减免百姓赋税。这时，定都的问题日益紧迫。刘邦暂居栎阳，命令萧何营建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城。公元前199年，刘邦来到长安。萧何正在建未央宫，建好了东阙、北阙（高大的宫门），又建前殿、武库、太仓等，刘邦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说：“连年战争，刚刚安定，战争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你为什么修建这么豪华的官室？”
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的就是萧何。
汉帝刘邦为巩固政权，寻找借口陆续消灭异姓王。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就几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于是，韩信的一个门客求见吕后，告发韩信本是陈豨的知交，这次陈豨谋反，韩信是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把奴隶和犯人释放出来，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
吕后一听，认为事关重大，便秘密召见丞相萧何。他们两人商量出计策，由萧何参加执行。第二天，萧何就让人去请韩信到相府赴宴。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萧何就亲自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内室。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得与萧何寒暄一下。萧何说：“我和你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
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军大获全胜；陈豨已经逃往匈奴。现在朝中的王侯，都亲自进宫去向吕后祝贺。你自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
萧何说的话，让韩信不得不信。所以就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哪里知道宫中早就埋伏好了武士，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情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就避开了。吕后不容韩信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拖到殿旁边的钟室中杀死。随后，又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地捕杀。萧何辅助吕后，谋杀韩信，很符合刘邦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萧何与曹参本有些私怨，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朝建立初期，他都表现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治世能臣的眼光和才干。他一生忠心为国，不谋私利，千方百计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他死后，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敬仰和长久的怀念。
张良
张良，字子房。城府（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曾赞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张良为韩国贵族出身。秦国灭韩后，张良用全部家财结交刺客，希冀有朝一日，为韩国复仇。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狙击秦始皇失败后，他就更名改姓，流落到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闲时，喜欢到城外的一座桥上散步，常遇到一位举止奇特的老人。一日，老人坐在桥头，一不小心将鞋掉到桥下去了，张良将老人的鞋捡上来，并帮他穿上，于是老人交给他一部《太公兵法》，并对他说：“13年后，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黄石。后世称黄石公为“圯（少，桥）上老人”，并流传有兵书《黄石公三略》，共三卷。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率兵早于西楚霸王项羽进入咸阳，欲“止宫修舍”。刘邦的妻妹之夫樊哙谏曰：“沛公（刘邦）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灞上，勿留宫中。”张良也力劝刘邦接受樊哙的劝告。刘邦听之，封闭秦朝宝库，还军灞上，并与江中父老约法三章。十二月中旬，项羽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水，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对峙。当时项羽有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只有兵10万，号称20万，两军相距40里。翌日，项羽即出兵灭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与之交为好友。闻听此讯，项伯约张良随之远逃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逃走），不义。”于是，他据实告知刘邦，又约项伯来见刘邦。刘邦与项伯约为婚姻，尽述心声。项伯回营劝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不如因善遇之。”翌日晨，刘邦偕张良率百骑，来到项羽军中谢罪。项羽疑虑解除后，即在军营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三次举起玉佩，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予理睬；于是范增起身外出，令项羽堂弟项庄去席间舞剑祝寿，借机刺杀刘邦。项伯见状也上前与项庄对舞，并时时护着刘邦。张良见势不妙，赶忙离席告知樊哙。樊哙持剑盾闯到宴上，怒发冲冠，指责项羽不义。项羽赞其勇士，赐座。一会儿，刘邦出恭（上厕所），招樊哙一同离席。在樊哙等人陪侍下，刘邦从小路回到灞上军营，留张良在鸿门宴辞谢。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席上，借口沛公不胜酒力，向项羽奉上白璧一双，向范增赠上玉斗一对。项羽忙问：“沛公安在？”张良答道：“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范增得知刘邦逃脱，将玉斗当场击碎，怒言：“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伯与张良对视微笑，徐徐引退。
鸿门宴后，项羽分封诸侯，将巴蜀和汉中封与刘邦。刘邦部下多以为不平，而张良却劝刘邦隐忍以成大事：利用巴蜀物富民丰之利，暂避混乱局面，静观其变。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入蜀后烧掉栈道以示自己并无野心，迷惑项羽；并依靠韩信，争取英布，联络彭越，以图一统天下的大业。为使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张良可谓是鞠躬尽力了。
公元前204年，刘邦于荥阳阻击项羽。谋士郦食其让他分封六国后裔，以解燃眉之急。张良赶到，劝阻道：如果现在分封六国旧王，将士们就会离您而去，各归旧主，如此等于自取灭亡。刘邦急忙追回印绶，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二年，韩信破齐，在酒席间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怒欲斥之，多亏张良脚下暗示。刘邦会意，转开话题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啊！遂命张良将齐王印绶给韩信，并劝他出兵夹攻项羽，果收奇效。后来，项羽无力再战，提出与刘邦划江为界，中分天下。张良建议他撕毁协议，趁楚兵疲乏追杀到底，终于迫使西楚霸王乌江自刎。
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深知刘邦为人，只要了一个贫瘠地区做食邑，并称病，专心地整理注释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将其删定编册，不再出面过问政事。
刘秀
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远支皇族。王莽时，曾在太学读书，略通《尚书》大义，后农民起火爆发，他和兄长聚众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更始元年（公元23年），取得昆阳之战的巨大胜利。不久，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部方官吏、豪强的支持，镇压和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力量开始壮大，遂与更始政权逐渐脱离。建武元年（25年）称帝，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都洛阳。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废止地方更设制，兴修水利，精简官吏。并在中央加重尚书职权，在地方废除掌握军权的都尉，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起兵南阳成名昆阳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祖上曾被封为舂陵侯。公元前45年，袭爵的刘仁嫌舂陵潮湿，经汉元帝同意，把族人迁到了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为了表明自己的皇族血统，刘仁仍把新居称为舂陵。刘秀的祖父刘回无爵可袭，只当了个都尉，而刘秀的父亲刘钦则只能当个南顿县令，后来刘钦去世，9岁的刘秀便由当萧县县令的叔父刘良抚养长大。
年轻时的刘秀，处事谨慎，讲信用，喜欢务农，性情温和。后来到京都长安，进入太学学习。此时刘秀也没有什么大志，有一次他在新野见到后来的阴皇后阴丽华，觉得长得漂亮，心中顿生爱慕之情。后来到了长安后，见到执金吾（负责监督、检查京都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长官）出行时有很多车马随从，声势显赫，就大为感慨地说：“当官就要当执金吾，像他那样威风，娶妻就要娶阴丽华那样的漂亮女子。”而他大哥刘伕却性情刚毅，不料理家业，而散尽钱财，结交豪杰。颇有取天下的野心。当年汉高祖刘邦喜好结交，不事家产，刘邦的二哥刘喜专心治理家业，刘伕就自比刘邦，以刘喜比刘秀。而后来恰恰是刘秀当了皇帝。
新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刘伕和刘秀兄弟趁机于公元22年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大肆招兵买马。这时，绿林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但其中派系林立，无法统一号令，为了行动统一，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但随后又为皇帝的人选争执不休，因为刘伕有威望，治军严明，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伕最为合适，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担心立了刘伕不得自由，于是就找到了既无兵权又胆小怕事的刘玄，拥立为“更始皇帝”，造成既成事实，刘伕和他的拥护者不得不默认。
更始帝刘玄即位后，派王凤、王常、刘秀进攻昆阳（今河南叶县）。他们很快地打下昆阳，接着又打下了临近的郾城（今河南城县）和定陵（今河南郾城县西北）。南阳一带的情况使王莽震惊，于是调兵遣将，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率领前往镇压。王邑、王寻从洛阳出发，旌旗车辆千里不绝。刘秀这边，驻守在昆阳的只有八九千人。有的将领在昆阳城上望见王莽的军队人马众多，怕对付不了，主张放弃昆阳，回到原来的据点去。刘秀非常冷静地向将领们说道：“现在的情况是粮草不多，来敌强大。如果我们团结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地的军队必然也会被消灭。现在怎么不同心同德，共建功名，反而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将领们觉得刘秀说得有道理，但是又觉得王莽军兵力强大，死守在昆阳也不是个办法。刘秀就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王莽军没有防备，这就给了他们冲出重围的机会。
刘秀到都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劝他们说：“现在咱们到昆阳去，把所有的人马集中起来。打败了敌人，可以成大事，立大功。要是死守在这里，敌人打来了，咱们打了败仗，连性命都保不住，还谈得上财物吗？”将领们被刘秀说服了，才带着所有人马跟着刘秀上昆阳来。刘秀亲自带着步兵、骑兵一千多人组织一支先锋部队，赶到昆阳。他们在离王莽军四五里的地方摆开了阵势。王寻、王邑一瞧汉军人少，只派了几千兵士对付。刘秀趁敌军还没有站稳阵脚，先发制人，亲自指挥先锋部队冲杀过去，一连杀了几十个敌人。将领们的士气随之提高，几路人马掩杀过去，杀敌近千人，士气大振，无不以一当百，王寻、王邑被迫后退。刘秀又率领3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邑、王寻十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一万余人迎战，结果大败。大军不敢随便去营救，王邑被杀。
昆阳城里的王凤、王常见外面打了胜仗，就打开城门冲了出去，两下夹攻，王莽军队四处奔逃，相互践踏，伏尸百里，血流成河，王寻带着剩下来的几千人逃回洛阳，刘秀缴获的军实辎重，不计其数，用了一月的时间还没有收拾完毕。
昆阳一战，沉重地打击了王莽政权，刘伕刘秀也因此声名鹊起。王莽为之坐立不安，连饭也不想吃。海内豪杰蜂拥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皇帝的年号，等待诏命。
正当此时，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看到刘伕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大起来，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甚至连本来与刘伕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向刘玄。刘玄自然感觉到刘伕兄弟是榻旁之虎，于是，刘玄准备杀刘伕和刘秀。刘玄弄了个鸿门宴，准备杀掉刘伕，但这个刘玄也许想做当年的项羽吧，放了刘伕。不过刘玄并非项羽，他不过是因胆怯没有下手。刘伕总算逃过一劫，但不久后，他手下就把他带进了阴曹地府。这个手下是刘稷，倒有些匹夫之勇，听说刘玄想杀刘伕，便破口大骂刘玄。他的话很快传到刘玄那里。刘玄就把这个有勇无谋的将军给抓了起来，刘伕前去说情，也被刘玄抓起来，与刘稷一同杀了。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账，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自己有自己的考虑。他现在的实力还斗不过刘玄，只能等待时机。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账，还赶紧跑到宛城请罪，面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压根儿就不主动提长兄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身边的人发现他枕席上有哭泣的泪痕，叩头劝他自宽，他却否认说：“没有的事，你不要胡说。”
刘秀如果不能克制自己，质问刘玄，很可能就被杀害，与其兄一样下场，哪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十三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秀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相信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公元23年，刘玄的军队相继拿下了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命刘秀前往修整宫府。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洛阳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大红大绿，胡穿一气的刘玄将领们感到滑稽可笑，而见到刘秀的僚属却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