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河北一统乾坤
刘玄到了洛阳，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诏命。经过一番争议，选定了刘秀。
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的河北最大的势力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大，结果很快被刘秀消灭。消灭王郎以后，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如果追究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造反。刘秀根本连看也不看，把官吏们召集起来，当面一把火烧掉，真正起到了“今反侧者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招揽英雄，取悦民心”，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宽厚的政策，服人以德而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更始皇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有功的将领赶到长安去。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刘秀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征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公元24年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今山东馆陶县）、蒲阳（山名，在今河北省满城县）等地击破并收编了铜马、高潮、重连等农民起义军。刘秀知道被收编的将领对他半信半疑，心怀不安，就下令投降的将领各归军营整顿自己的军队，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萧王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由于收编铜马军，大大加强了刘秀的军事实力。
这时，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的赤眉军，正迅猛地向长安进兵。刘秀认为争夺天下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拉开争夺天下的架势，并将河北事务一一安排妥当，便带领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请求刘秀称帝，刘秀开始假惺惺地加以拒绝，将领们连劝了几次，刘秀这才有些动心，但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正当此时，有个名叫强华的儒生，捧着赤符从关中来见刘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四七”是28，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至公元22年刘秀起兵是228年；火是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属火德。这表明，刘秀乃“受命天子”，要再不做天子，那就不仅违背群望，也要违背天意了。刘秀得了天时又得人心，终于答应称帝，于是在公元25年称帝，重建大汉。
刘秀即位后，首先派兵攻占了五社津（在今河南巩县北）等要塞，然后下令包围洛阳，这时守洛阳的是李轶、朱鲔两人。李轶在刘秀大军的包围下，便来信说自己情愿归降。刘秀却把李轶的信交给太守、郡尉一级官吏传阅，消息很快被朱鲔知道了，他非常生气，于是派人刺杀了李轶，从而引起洛阳守军的混乱，士气也随之大落。刘秀一箭双雕，既分化瓦解了敌军，又借刀除掉了仇人。这时，刘秀又派原是朱鲔部下的岑彭劝朱鲔投降，朱鲔担心自己投降了会被杀，刘秀说：“干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恨。朱鲔要是现在投降，可以保住官爵，怎么会杀他的头呢？我对着面前的黄河发誓，绝不食言！”岑彭去见朱鲔，把刘秀的话说了一遍，朱鲔相信了，于是投降。刘秀大喜，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并封他为扶沟侯。进入洛阳后，刘秀下令严禁军队横暴抢掠，结果将军萧广违犯军纪，纵兵横暴，被处死刑，这样一来洛阳百姓很快从内心归顺了刘秀。
这时，刘秀最大的对手，就只剩下赤眉一支起义军了。这赤眉军没有战略眼光，抢了一城、吃了一地、放弃一地。在流动过程中一路受到刘秀大军的追击阻截，损失惨重。公元27年，疲惫不堪的赤眉军在宜阳被刘秀亲率大军包围，拥有10余万人的赤眉军竟然一时不知所措，只得投降。刘秀下令给饥饿的投降士兵发放食物，又把他们集合起来，排列在洛水岸边，骄横地对樊崇等人说：“是不是对投降后悔啊？现在放你们各回军营，指挥你们的军队，和我决个胜负。我不想强迫你们投降。”吓得徐宣等人急忙叩头说：“我们出了长安，君臣就商量归降听命，只是手下愚昧无知，不能事先告诉他们。现在能够投降，就像走出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欢喜，一点也不后悔。”刘秀哈哈大笑，说：“你可算是钝刀中的快刀，庸人中的能人了。”
平定赤眉后，刘秀又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最终结束了群雄割据、山头林立的局面，取得天下的统一。
以柔治国律己责人
统一天下后，刘秀总结前朝教训，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刘秀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封官授爵，以礼相待，使得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
刘秀为了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命令多数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功臣交出手中的权力，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用文吏职代武将功臣。刘秀还大力缩减自汉武帝时以来大为膨胀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合并官府，减少吏员，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慷慨大度、平易谦和的气度。公元29年，割据陇右的隗嚣分别接到公孙述和刘秀的招降信，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公孙述的成都和刘秀的洛阳考察。马援到成都，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而等到了洛阳，刘秀接见马援时，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独自一人接见马援。刚见马援，他就微笑着说：“您邀游在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见到您，我深感惭愧了。”马援见刘秀如此平易谦和，立即叩头说：“当今的局势下，不只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马援心悦诚服，回去后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
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有很多春秋时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不肯称臣。以至于到刘秀时期，太原仍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以平易谦和的姿态，来对待他们，很快就令他们心悦诚服。
刘秀在以柔道治理国家后，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他先后九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之后，并多次下令免罪徙为庶民，减轻租税摇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并减四百余县，精简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
为了加强皇权，刘秀还颁行图谶，神化皇权。他本来是不相信这些的，但后来发现它确实是支持和维护自己统治的“法宝”，便大肆推行，到了晚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
刘秀在位期间，从不放纵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斗。此外有美人、官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是厌恶的态度，而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直到深夜才回来，他想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结果守门的郅恽拒不开门。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刘秀却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但刘秀毕竟是皇帝，不能容忍有伤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刘秀经常对他不满，一次朝会上，韩歆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刘秀气得当即罢了韩欲的官。韩欲回家后，刘秀仍怒气未消，又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结果是韩欲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有所约束，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刘秀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大白天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家中，官吏不能捉捕。洛阳县令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只等那个凶手出来。听说公主要出府门，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车马？”董宣没有被吓倒，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当场处决。公主立即回宫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大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想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先别打我，让允许我说一句话。我说完了话，情愿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
说罢，他挺起头就向柱子撞去。刘秀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经撞得血流满面了。刘秀赶紧要小太监抱住。要他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要人按着董宣脖强叩，董宣就两手撑地，最终也不低头。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把董宣治罪，可又得给刘秀下个台阶，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刘秀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湖阳公主不满地说：“陛下从前做平民的时候，还收留过逃亡的和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咱家来搜查。现在做了天子，怎么反而对付不了小小的洛阳令？”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不同啊。”刘秀奖励了董宣，给他加了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
刘秀将他的军事和统治政策的核心定为以柔取天下，以柔治国，结果迅速地统一了全国，又迅速地解决西汉末年土地流失，生产滞后的问题，使东汉王朝的经济在短期内得以恢复，社会生产力也大为发展。公元57年，文治武功的刘秀病逝。
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建安12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重庆）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所谓“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后刘备根据其策略，联孙攻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建立了蜀汉政权。曹丕代汉，他劝刘备称帝，任丞相。建兴元年（223年），刘禅继位，他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235年），与魏司马懿在渭南相拒，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谥为“忠武侯”。相传曾经革新新连弩，能同时发射十支箭，又制造“木牛流马”。有利于山地运输。著有《诸葛亮集》。
“管乐”之才待时而动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珪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术、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谨，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襄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田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经世致用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酆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酆玖为师。酆玖熟谙韬略，精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酆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诸葛亮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颖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
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问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攻下齐国70余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把自己比做管仲、乐毅，是认为自己具有宰相的治国之策，也具有名将的带兵之道。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豪强车间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
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外耳炎伋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合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帝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12年（公元207年）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隆中之对惊世骇俗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
“自从董卓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腹地辽阔，有千里的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面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扶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则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担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首先，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复兴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复兴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道出了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再次，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游说吴主共同抗敌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当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他的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壮丁，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想借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现在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挡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注：田横为秦汉间田齐的宗族，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领徒属五百余人，入居海岛；刘邦使人召请，他不从，最后自刎而死），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哪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琦率领的江夏之军，总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孙权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有谁再敢说向曹操投降，就和这个木案一样！”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立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80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20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儿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的、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议》上所描写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罢了。
以法治蜀令出必行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州、益州、汉中，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丢失）。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羕，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法廉自持的官吏，如蒋琬、费祎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太严”，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减轻刑法”。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璋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很有见地的。
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道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诛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裔。张裔原先是刘璋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原文见《诸葛亮文集》卷2《与张裔教》）。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评价他。
由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举贤授能任人唯贤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董允、陈震、郭攸之、姜维、杨洪、邓芝、王平、李恢、吕凯、射援等等。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在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无论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祇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于”，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杨洪对何祇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祇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祇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祎“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这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为他举贤荐能。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7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7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举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