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木牛流马·八阵图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称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型、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原文见《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级。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他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的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人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南抚夷越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先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都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恺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恺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巂（治所在今四门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牂牁（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恺，起兵反叛。雍恺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恺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恺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中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
就在刘禅继位当年（公元223年），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牂牁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巂。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巂。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牂牁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沪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恺在内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有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过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4个郡改为6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寄予深切的怀念，从南中地区流传至今的许多生动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五出祁山鞠躬尽瘁
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统一全国，这是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奋斗目标。
西南地区的叛乱已平定，蜀汉内部也比较安定，而此时（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即位，曹魏政局发生了变化，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在第二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军队，北驻汉中，伺机进击曹魏。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的，表示了自己要不辜负先帝刘备的嘱托，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建议刘禅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采纳忠益之言，不要偏听偏信；要赏罚公平，使宫廷内外执法如一。同时，诸葛亮在表中还推荐了许多贤能的大臣，要刘禅遇事多同这些人商量，然后施行。《出师表》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倾注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和期望。写得挚切诚恳，感人肺腑，是后世流传久远的名篇。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伐。在出兵之前，他在南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定了进兵之策。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命赵云、邓芝带领一支人马，进驻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县北），扬言要从斜谷道去攻打郿县（今陕西省眉县北），其实这是一支疑兵。而诸葛亮则亲自带领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今甘肃省西河县西北）。
魏明帝曹睿上了诸葛亮的当。在他得知蜀军进攻后，急令大将军曹真调动关右诸军屯守郿县，堵截赵云、邓芝之军。这样一来，魏国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的偏军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的主力军兵强将勇，锐气很盛，顺利进入祁山。魏军没有防备，非常恐慌，原来属于魏国统治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诸葛亮还在冀城收降了魏将姜维。蜀军军威大振，而魏国朝野则为之恐惧，形势对蜀军非常有利。
这一下，魏明帝坐不住了，他亲自到长安坐镇，命右将军张郃率领五万人马，抵御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诸葛亮派参军马谡为先锋，带领军队，进驻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魏军。马谡自幼善读兵书，谈起军事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在南征叛乱时，他曾为诸葛亮出过很好的建议，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又自以为是，既不遵照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把军营盘扎在山上，结果被张郃围困，切断水源，蜀军大乱，被杀得大败，街亭为魏军所夺。
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不仅仅使他感到终生遗憾，而且留给了后世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历史故事。
街亭之失，牵动全局。不久，曹真在东面又发起进攻，打败赵云、邓芝。前线失利，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所得到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归附魏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回到汉中，诸葛亮严责马谡，下令把他处死。诸葛亮和马谡交谊深，但马谡不斩又不能严明军法，因而马谡被处死之后，诸葛亮流着眼泪亲自为他祭奠，这就是后代所说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顺便提一下，在小说与戏剧中，有“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在失去街亭之后，沉着冷静，坐守空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的兵马。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司马懿当时驻军宛城，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接战。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马谡，就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给自己降职处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加紧训练军队，申明纪律，等待再次北伐的机会。
这年冬天，诸葛亮深知魏将曹真在石亭（今安徽省潜山县东北）被吴军打败，关中虚弱。于是他又趁此时机领兵数万，杀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此次北伐，遭到了魏国守将郝昭的坚决抵抗，加上陈仓城墙坚厚，蜀军围攻了20多天，未能攻下。诸葛亮眼见蜀军粮食将要吃完，又探听得魏国救兵将至，无计可施，只得主动撤兵。蜀军撤退时，魏将王双出兵追击，诸葛亮用伏兵把他杀死。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31年）春天二月，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统帅曹真病危，魏明帝把东线的司马懿调来西线对付诸葛亮的进攻。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粮食接济不便，而诸葛亮急于决战求胜的特点，采取了凭险据守、按兵不动的策略。诸葛亮见没有交战的机会，就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司马懿只是远远跟着，并不靠近和蜀军交锋。每到一处，总是登山挖沟，安营扎寨，待蜀军来攻，又老是不肯出战。魏军将领们都讥笑司马懿，说：“司马公畏蜀如虎，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在众将一再请求下，不得不领兵出击。诸葛亮派大将魏廷、高翔、吴班等领兵迎击，魏军大败，损失了许多军械、辎重。
正在两军相持，形势对蜀军有利的时候，不料负责供应军粮的李平督运不力，蜀军粮食发生问题。李平又假传后主刘禅的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撤兵退回。司马懿派大将张郃追击，进至木门谷（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被埋伏在此地的蜀军万箭齐发射死。
经过三年准备的时间，到了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天，诸葛亮第五次出兵代魏。四月，蜀军到达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扎下营寨。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阻挡，与蜀军遥遥相对。诸葛亮此次出兵，还派了使者去东吴，约孙权东、西配合，共击魏军。殊不料吴军很快被魏军打败而退兵。
司马懿此次领兵拒敌，用的还是原来的策略：坚守不出。因为他知道蜀军粮草运输不易，时间一拖延，蜀军必定粮尽自退。诸葛亮也深知粮草问题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一运输问题，他设计创制了木牛和流马，用来运输粮草。同时，他还在渭水南岸“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作长期同魏军作战的准备。
双方坚持了一百多天，此期间，蜀军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有一次诸葛亮还派人送一套女人穿戴的衣服给司马懿，以此来羞辱、激怒他。虽然魏军将领们气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和蜀军见一高低，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照样还是坚壁高垒，固守不出。
诸葛亮由于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日夜繁忙的军机事务，加上面对欲战不能、欲退不甘心的战争局面使之心情烦闷，积劳成疾，终于病到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患病的消息，马上派了尚书仆射李福来省视。李福代后主问安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急冲冲去而复返，诸葛亮一见，就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你要问的，就是谁可接替我的职位的问题，我认为蒋公琰（琬）合适。”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诸葛亮说：“费文伟（祎）合适。”当李福还想再继续问下去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
这年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死时只有54岁。
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布置，秘不发丧，整顿兵马，向汉中撤退。司马懿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诸葛亮已死了，就率兵追赶。杨仪突然回军鸣鼓，向魏军作出冲击的样子。司马懿大吃一惊，以为诸葛亮没有死，连忙撤军回去，不敢再追。于是杨仪整队从容而退。当司马懿知道确实消息后，再出兵追击时，蜀军早已走远了。这件事被当地百姓编成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司马懿听后苦笑地说：“我能料到他活着，哪能料到他死了呢？”
蜀军撤退完之后，司马懿观看了蜀军的营地，只见营垒安排措置，井井有条，不禁大为赞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啊！”
诸葛亮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墓穴大小仅能容纳棺材，入殓时只穿平常人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诸葛亮安葬时，刘禅下诏祭奠，赠他丞相武乡侯的印信，并赐忠武侯的谥号。因而，后代就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世代怀念的杰出人物
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能像诸葛亮那样，受到了当世以及后世那么多人褒扬和赞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于泰始十年（274年）上书给晋武帝司马炎，书中就提到：“诸葛亮死后，蜀川之地的人民还在时时刻刻地怀念他。”（原文见《诸葛亮集·表》）晋人袁准也说：“诸葛亮之死数十年了，国人歌颂、怀念他，就如同周代的人思念召公那样。”
至于后代，景仰和崇敬诸葛亮的人就更多了，他们或撰文，或吟诗，或用故事的叙述形式，或把他搬上舞台、银幕等等，来寄托他们对诸葛亮高风亮节的由衷赞叹、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的怀念之情。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不只一次撰诗追怀诸葛亮，其《蜀相》一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中对诸葛亮匡俗济世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他宿志未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曰：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纤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柞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再一次地抒发了对诸葛亮的赞扬和惋惜之情。
清末赵藩用对联形式来称赞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众多楹联、匾额中的代表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力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他在《蜀道奇》中写道：
鞠躬尽瘁兮，
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
出师两表留楷模。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尊崇，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为什么关于他及其故事，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远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所取得的成效，都是人们所公认的，就是敌对势力中的成员，也对他赞不绝口。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陈寿的《诸葛亮集·表》中对诸葛亮总评价的话语，来看看诸葛亮政治才能：
诸葛亮作为丞相，他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员，制定了非常合于时宜的政治法度；他诚心待人，发扬公道之心；对国忠心耿耿。对于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和他有仇隙，他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于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其亲朋好友，他也一定给予惩罚；能够老老实实交代其罪行的人，虽然罪重，他也能够得到宽待；狡辩抵赖、想掩饰罪责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遭到严惩；为善不论多细小，也会受到褒扬、奖励；作恶无论多细微，也会受到贬责。他熟通各项事务，处置事情能抓住要害、关键；对人的考察根据名位，要求做到名实相符；弄虚作假之人，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因而，蜀国境内的人对诸葛亮既爱戴又畏惧。他的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人怨恨他，这就是他出于公心、劝戒分明的缘故。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治国的优秀人才，是和管仲、萧何差不多的杰出人物。
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从我们上面的评价就可以看到，诸葛亮法度严明、赏罚有度、办事公正、任人唯贤，在政治上注意改革，使蜀汉政权有了清明的作风和政绩。另外，他重视生产，安抚百姓，对维护蜀汉地区的统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能够由弱变强，达到和曹操、孙权集团角逐、抗衡的程度，这是与诸葛亮治军的才能和成绩密不可分的。诸葛亮精通兵法，治军有道，他重视军队的纪律和训练，注意研究和使用阵法，改进、设计、制造先进武器，等等，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许有人提出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他能算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我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军事才能，不能单纯以他所进行的战争是否胜利为标准。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魏、蜀两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另外还有一些诸葛亮所不能左右、不能逆转的客观形势发展，如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伐吴的惨败。诸葛亮是尽了他最大的主观努力，矢志不移地来进行他的“复汉室”事业的，虽然未能成功而心力交瘁而死，但在历史上为他自己写下了光辉的一面。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出色的军事家资格，是不能以北伐没有成功来加以否认的。
再次，诸葛亮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也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道。他忠于职守，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尤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个人生活作风，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生前给后主上表时曾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表上说：
我原先侍奉先帝，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靠公家供给，自己不去谋划另外的收入。现在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之用，已经足够了。至于我在外供职，没有其他花销，衣服、伙食等，全部是官家提供，不会再去经营其他的生计，增加任何个人收人。我死之后，一定不让家中有多余的物资，外地有多余的资产。否则就辜负陛下的恩典了。
一个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样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
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幼名重八，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风阳东）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为地主放牛牧羊。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染病而死，他贫孤无以自存，入皇觉寺当了一名小行童。不久，又作游方僧外出游食3年，过着乞讨流浪的生活，足迹踏遍淮西大地，并接受了白莲教的宣传，萌发了反抗元朝黑暗统治的思想。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第二年他投奔濠州郭子兴起义军。因作战勇敢，才能出众，深得郭子兴信任，被留作亲兵，娶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至正十三年（1353年）他率徐达、汤和等24人南略定远（今安徽定远），继而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和州（今安徽和县），被郭子兴任命为总兵官。郭子兴死后，又被小明王韩林儿任命为左副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年），他亲率大军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旋称吴国公。当时，元朝正集中力量与北方红巾军作战，无暇南顾。朱元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攻城略地，扩张势力。他任康茂才为营田使，命诸将屯田垦殖，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他重视延揽人才，知人善任，宋濂、刘基等文韬武略之士纷投其门下。他又严明军纪，禁止剽掠，受到群众的拥护。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朱元璋的占领区迅速扩大，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日益巩固。至正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派部将吕珍攻打安丰（今安徽寿县），朱元璋率军援救，解安丰之围，将小明王迎至滁州。
同年，陈友谅率60万大军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将兵20万驰援，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展开激战。朱元璋以弱制强，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次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派廖永忠迎小明王到应天，行至瓜步（在今江苏六合东南）将小明王溺死于江中。第二年，朱元璋派军攻破张士诚的都城平江（今江苏苏州），俘获张士诚。接着，朱元璋相继消灭了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盘据福建的陈友定，并乘胜进军两广，平定了南方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朱元璋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中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八月，明军攻陷元朝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趁夜出城北逃，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医治战争创伤，安定民生，稳定社会秩序，多次下诏，减免赋役，节省政府开支，禁止官吏苛征暴敛，抑制豪强势力，严惩贪官污吏；又招民垦荒，大兴屯田，兴修水利，奖劝桑棉生产，解放奴婢，放宽对工匠的限制，提高生产者的人身地位。还下令清丈土地，整顿户籍，编定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以保证国家的赋役征调和防止赋役负担的严重不均。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朱元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法，都指挥使司掌军事。三司互不统属，直接对朝廷负责，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令罢中书省，废丞相，中国历史上延续已久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同时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都府尽管兵籍和军政，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负责纠察文武百官。又特设军事特务组织锦衣卫，归皇帝直接指挥，负责保卫皇帝，侦缉奸宄，审理“诏狱”。鉴于汉、唐时期宦官专权、后妃乱政的历史教训，朱元璋严厉禁止宦官、后妃干预政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朱元璋主张治乱世用重典，先后编定《大明律》和《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又实行廷杖制度，用严刑峻法惩治危害皇权的行为和贪官污吏。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并穷搜其党羽，株连被杀者达3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军蓝玉，诛连被杀者近2万人。
朱元璋实行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扩大录取名额，规定应试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为加强思想统治，他屡兴文字狱，使不少文臣士人无辜遭祸。他所实行的文化专制统治，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躬行节俭，作风务实，他为大明帝国的创建和巩固奋斗了一生，堪称一代明君英主。
刘基
刘基（字伯温）是明初的一代奇人，《明史》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八百载，后知五百春”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相传就是他写的。
历史上真实的刘基当然不是神仙，不过按今天的头衔，可算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著述也广泛涉及到了这些方面，“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他写的《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庄子》，《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他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法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颇为奇特的是，和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传统学士名臣不同，刘基身着布衣，威猛刚烈，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中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后来遇到朱元璋，再次出山。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公元2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公元27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
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兄弟”，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恭敬，把他比作张良。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他们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
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
不过，刘伯温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却不是政治家。如果他专注于学问，成就必定会不逊于任何一代宗师。但他是性情中人，决不会为逃避乱世纷争，躲起来一门心思做个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熟读历史的他也知道，伴君如伴虎，对开国功臣来说尤其如此。他早就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所以，当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时，刘伯温以不适合做官为由力辞，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
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身上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伯温，朱元璋就选择刘伯温充当杀手。他心里应该明白，让他出来收拾李善长，既是利用，也是试探他的忠诚度。他一旦受命或可减轻朱元璋的猜疑，然而，唇亡则齿寒，此例一开，以后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元老就会换另外一副面孔，此等不义之举，按刘伯温的个性是绝不可为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年他就请退，告老还乡了。
刘伯温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伯温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把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实则是要暗中控制。故此，退隐后的刘伯温异常低调，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
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伯温的意见，刘就不看好胡惟庸，胡惟庸因此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谈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颏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
朱元璋对此事不置可否，只是命令下传此文让刘伯温知晓。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一种胁迫，如果没有合适的反应，谋反的罪名就会临头。刘伯温于是只好赴京亲自上朝拜见朱元璋，但朱元璋又假装全然不过问此事，刘伯温既不能辨白，又不敢离京。不久便发病了。此时胡惟庸携带补药前来探望病情。刘基吃了胡惟庸拿来的药后，顿时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石头般的硬物堵塞在胸口。刘基又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件事奏明了朱元璋，朱元璋依旧不过问。又过了三个月，病情更加恶化。朱元璋派人前去问候刘基，得知他已不能起床了，便让他乘坐传送公文的船返回青田家乡。不久后，一代绝世奇才就这样去世了。
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他早年热衷于追求功名，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十多年间，他究心于诗古文辞、宗明理学，使他成为一名正统的封建理学家，有“儒臣第一流”、“一代儒宗”之称。1853年初，太平军向湖南进军，咸丰帝命令吏部左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从此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水师，创立湘军。1853年，曾国藩在湘潭发表反革命宣言书《讨粤匪檄》，督师东下。4月初，太平军在岳州大破湘军陆师，接着，又在靖港重创曾国藩所率水师，曾国藩悲愤投水，被左右救出。适逢湘军将领塔齐布在湘潭战场获胜，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曾国藩的湘军才转为优势。同年8月以后，湘军相继攻陷岳州、武昌、汉阳，并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水师，曾国藩从此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2月，太平军反攻，湘军水师的湖口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被左右救出，后率残部困守南昌。次年秋，乘太平天国天京变乱之际，重新聚集兵力，发动反攻，再次占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赣、皖四省军务，分兵三路同时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攻陷天京，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屡战屡败，遂自请开缺留营。后任直隶总督，又调两江总督。1872年六十二岁时死于南京。著作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一生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811年至1852年为前期，主要从事科举、研究学问；1853年至1872年为后期，这一时期的活动，使他成为近代军事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风云人物。著名的护国军将领蔡锷认为：他的“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可见，曾国藩在近代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和重视。
从1893年~1872年，曾国藩以近20年的时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他在世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称，而清朝统治集团则给他挂上“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说明曾国藩手段残酷，血债累累，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军事策略上确实有高于其他清朝将领之处。
当曾国藩办团练、创湘军的时候，正当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不久，太平军即溯江西征。曾国藩的基本对策是：首先集中水陆兵力，消灭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沿长江北上，略取武汉，扼上游形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尔后再图九江、取安庆，击破天京屏障，断绝天京粮源，最后围攻天京。为了实现自己这一整套战略构想，曾国藩始终在关键时期把握住战略重心。这里仅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1853年太平军西征军进入湖北作战，咸丰帝在二十多天内，连下四次诏书，命曾国藩率领湘军，迅速支援湖北清军作战。但曾国藩却没有立即出师，而是上奏“暂缓赴鄂”，以专力兴办水师。他明确地提出，只有先办好水师，才能出师作战，否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咸丰帝不得不批准创建水师计划，后当曾国藩埋头筹建水师之际，咸丰帝又迫不及待，亲自朱批要曾国藩“激发天良……赴缓，以济燃眉”，但这时曾国藩的水师尚未建立就绪，便以“饷乏兵单”，“必候张敬修解炮到楚……稍敷配用”为由，再次奏请暂缓出兵。结果，曾国藩在水师建成后，于1854年3月底，在湖南湘潭战场大败太平军水军，迫使西征军退出全湘。湘潭战役后，湘军从湖南出发，以“建瓴而下”之势，攻陷武汉，控制了长江上游，实现了曾国藩第一步战略计划。
又如，1858年，翼王石达开率军转进湖南，同时捻军纵横黄河、淮河流域，威逼直隶，清政府对用兵重点不知所措，有以石达开军为攻剿重点，主张尾追不舍等议。曾国藩分析当时形势，认为石达开军今非昔比，一旦脱离天京，“窜扰楚、粤、流贼之象也”，成不了大气候，无需跟踪追击；“皖、豫诸捻，股数众多，分合不定，亦流贼之类也”，不足为患。而“逆贼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窃号之贼也”，当全力剿灭，因此提出，“目前要策，必先攻安庆，以破其老巢”，一旦攻下天京，则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贼匪”不难戡定。曾国藩的直捣天京的谋略是有远见的，不久，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主张，命其署理两江总督，向苏浙进军，直捣金陵。
十九世纪前后，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冲击着军事领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军队不同程度的改革。在中国，也并不例外，最早推动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便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
1853年初曾国藩吸收明代戚继光办勇营的经验，大办团练，组建湘军，一改八旗、绿营陋习，创造了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形式。曾国藩对清军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兵源上，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传统的八旗、绿营部队采取世兵制，弁兵父子相承，世代当兵为业。这固然保证了兵源，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兵惰将骄的恶习。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油头滑面、有市井气的、有衙门气的人”。而且官勇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
在编制原则上，讲究定制。原来绿营的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种基层单位。各基层单位没有统一的级别和人数，指挥系统不明确。曾国藩创立湘军就有十分明确的编制，曾国藩作为大帅，指挥统领，统领下辖分统，分统以下就是湘军的基层单位营，每营级别划一，人数固定，一营如此，千营都一致，水陆两军也都略同。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部署。
在任务职能上，绿营部队是多方面的，包括镇守、差役、河工、漕运、守陵等，杂务过多，必然影响军队素质下降，为了避免这些弊病，曾国藩着意把湘军建成一支功能单一的部队，即明确湘军的唯一任务就是作战，免除任何地方杂役。另外，湘军一建立就是作为一支机动部队使用，哪里有农民革命就扑向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湘军类似大规模的野战兵团，不像绿营主力只是作为地方治安部队存在的，这使湘军的性质更接近部队。
在兵种组成上，改变了绿营单一的陆军成分，以及武器配备上的单一状况，以陆师为主，水师独立成军，步、水、马三营皆有，为战争中的协同作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同时，对于编制上的各兵种，能较合理的配备各种武器，发挥武器效能，如在陆师各营中就编制有劈山炮、抬枪、刀矛、小枪等队，增加了综合作战能力，这种混合兵种正是近代军队的特征。
曾国藩在进行军制改革的同时，还较成功地解决了湘军饷源问题，从而使湘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以发展，逐步使湘军由辅助性的武装力量成为独当一面，自成体系的新式军队。
谈到曾国藩，人们常会想到军阀专制和割据，认为他创立的湘军制度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还认为他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带有极大的私属性。
第一，在思想控制上，曾国藩的办法之一是搞“训家规”，反复告诫士兵在湘军中如同在家一样，唯有孝敬和服从家长——大帅的意志。长期下来，士兵思想中只有大帅而没有皇帝，只有湘军，而没有朝廷。
第二，在经济上，以往各地绿营兵等正规军皆由清朝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出自国库，军队自然听命于朝廷。湘军原非朝廷正规军队，兵部是不给湘军提供饷银的。曾国藩主要靠自己动手筹集饷需，以厘金、关税、捐输等收入来源供养部队。这种由个人控制的、而不是由国家调拨的地方经济收入，对维持一支私属性极强的军队，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曾国藩不惜以重金收买湘军士兵，亲兵、护勇，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五分，高出绿营兵士饷给的三倍。这样，湘军士兵在得到口粮和赏赐后，他们深感湘军将帅的私恩，而不是“国恩”和“皇恩”。因而，湘军名为清朝的官军，实际上是统兵将帅的私产。
第三，在组织上，由于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各级弁兵层层选募，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这样，就出现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的情况，导致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层层节制，使湘军变成一个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在整个湘军中有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其一，湘军是一支以湖南籍人为主的军队，据有人统计，湘军帮办、营官以上共一目八十三人中有一百四十九人籍贯可考，其中湖南籍人有一百二十四人，占83%；其二，把保甲连座法运用到部队中；其三，在湘军内部，“营是一种父系组织，营官可以被称为父老。哨官可以被称为小兄弟，士卒被称为子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湘军制度影响的扩大，湘军的私属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产生这些私属性的湘军制度亦为曾国藩的后人所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曾国藩制定的湘军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或萌芽。
其次，还应该看到，造成后来脱离中央制度的军阀制度，并不是曾国藩的本意。如果说曾国藩从创立湘军开始起就怀有个人野心，向中央政权闹独立、要权力，那是不公允的。其一，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为核心的。无论从政治思想到治军思想，从创建湘军到最后病逝，从理学家发展到洋务派，曾国藩始终没有脱离儒家的核心，没有割断同儒家的思想联系。因此，儒家忠君的思想是不允许曾国藩有脱离中央的越轨行为的。其二，曾国藩所依靠的湘军核心力量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觉悟低下的农民，即所谓“儒生领山农”。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受封建正统思想训练，终生以忠君卫道为职责；而中国农民阶级当时是一个被动的阶级，他们深受几千年不断被宣传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容易和曾国藩的思想相一致。其三，曾国藩创办湘军，改革军制，意在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但由于湘军制度造成的私属性，同时动摇了清王朝的军事基础。对这一严重后果，曾国藩完全处于当事者迷，至死也未能认识到。其四，曾国藩握有重兵，确实有条件向中央闹独立，要权力，但在实践上，曾国藩却一直在接受清廷的命令和调遣，不曾也不可能抗命，因为清政府一直没有丧失对曾国藩的约束力，曾国藩个人的荣辱贵贱全在清廷的掌握之中。如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就被迫自剪羽翼，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从中我们看出曾国藩本人虽然没有去削弱清廷统治力量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他制定的军事体制，却在近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政权更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近代史上的新旧军阀都尊奉他为开山鼻祖。
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政府没有自己的海军，仅有绿营水师。绿营水师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它们仅作为陆军的附属，“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实不能作战。相比之下，太平军于1852年底，在湖南益阳、岳州等地建立水师，粉碎了清朝“广西炮船”、“江南水师”的抵挡，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当时的形势下，曾国藩十分清楚，要攻克天京，首先得控制长江，而控制长江，便要有一支比太平军水师更为强大的水师，长江千里，“必以战船为第一务”对付太平军，“非舟楫无与之争利害”。于是曾国藩不惜重金，努力搞起一支内河水师，且在技术装备上，大大超过了太平军。经过几年激战，曾国藩不仅依靠湘军水师夺取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而且将湘军水师发展成为独立的军种，能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1863年6月，曾国藩在围攻天京时，调鲍超率陆军攻占浦口，随后掩护水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伏洲。湘军水师的这一战果，不但突破了太平军的长江防线，而且完全切断了天京与江北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物资供应线。关系委实非浅，可以说是围攻天京的第一个关键性胜利。所以清政府在重占金陵后，论功行赏，称“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
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但是在湘军系统中，水师的技术装备远远胜于陆师。从它成立之初起，曾国藩便多方采购大量的洋枪洋炮，用以装备水师，他的炮船非“夷炮”不用；相继在湖南、江西等处正式设船厂制战船，使船厂为湘军水师提供可靠后勤保障；抛除旧绿营水师的积习，加强湘军水师训练。这样，就将湘军水师建成为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而不是一支照例使用旧装备的地方部队。
对湘军水师的发展，曾国藩的眼光是深远的，他能正视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差别，他说“轮船之于长龙、三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深感水师不适于出海作战，船只亦不能与西洋轮船相比。因此曾国藩乃萌生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想法，决心试制新式船只，建设近代海军。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该所不仅制造洋枪洋炮，而且还成功地仿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木壳小火轮，中国近代造船业由此开端。曾国藩还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筹建了江南制造局，生产出了一些兵船及船上大炮。他还以江南制造局为中心，建立上海编译局，大量翻译有关船炮制造和海军技术等方面的外国书籍，这些书籍使中国更深入了解西方船炮技术，促进近代海军的发展。他还会同丁日昌初拟核定外海水师章程，提出建立三支海军，其中“浙江、江苏建于吴淞；山东、直隶建于天津；广东、福建建于南澳，各备轮船十号、艇船二十号、专泊洋面”。以后清朝的南洋、北洋、福建三大海军舰队的建立和布局，基本上没有脱离曾国藩最初的设想。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近代海军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