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特征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精神病专家斯坦利·列瑟在研究中发现，从某个事件发生并引起一个人的抑郁，到他承认自己体验到抑郁之间，平均有一段长达三年之久的时间差。因为把抑郁发作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生的一部分似乎是很容易的。
抑郁情结常被强压或堵塞，因为大多数人都想将愉悦感尽可能多保持一点时间。因此，由于抑郁是痛苦的，所以往往遭到否认。
情绪消沉会造成抑郁患者思维及行动的速度普遍下降，这一变化常常受到误解。事实上抑郁是一种强烈的积极过程，因此是痛苦的。即使抑郁症患者躲避社交，并体验程度不同的主动性丧失，这种反应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表面底下，有时在人们真正的知觉之外，是动荡翻腾的恐惧夹杂着苦恼。只要问几个恰当的问题，说几句恰当的话语，就能开启它的闸门。难怪疲惫是常见的抑郁症状，神经系统保持高度警惕往往令人精疲力竭。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他最最不需要的，是刺激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如安非他明。
有时内心的煎熬实在无法忍受，患者便产生一种自发的倾向，从随手可以买到的药品中寻求片刻缓解，这些“良药”包括兴奋剂、麻醉剂或者烈酒。有些人则通过“反抑郁”的行为，诸如挥霍无度、男女群交、强迫自己加班加点来逃避抑郁。但这些形式最终只会加剧抑郁冲突。抑郁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压力，患者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他们的反应形式五花八门，从无聊、厌倦到惊惶失措。
对付抑郁最常见的办法也许是朦胧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设法敷衍，不愿正视它，一本正经地文饰它，并否认它的征兆。“我晚上睡不着，清晨四五点钟就醒了。因为这样我才感到累，做工作也提不起兴趣。要是睡得着的话，我就会好起来的。抑郁症？才不是呢！”
大多数人不会辨认抑郁症，因为他们不能确认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有的重大的变化跟抑郁症有关，但这些变化不见得在每个病例中都全部出现。没有哪两个人的行为或情绪变化会在同一时间甚至以同一方式发生。
首先，抑郁症一般与睡眠障碍有关。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注意到睡眠习惯被打乱，也许他们得花更长时间才能入睡，也可能一夜中醒来次数增多，睡眠更浅。也许他们在平时起身之前就早已毫无睡意了。入睡之前和早晨醒来之后那段漫长的不眠时刻是在问题与压力的煎熬中度过的。他们往往晚上害怕上床，找出种种借口熬夜，虽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也同样害怕展示在面前的白天。因此，任何有较严重或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都应考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抑郁症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性冲动与性功能降低。由于我们的文化对性交的技能特别重视，这一点尤其伤脑筋。这样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引起抑郁症的冲突本质上与性有关。通常它反映精力的普遍下降，或者是将精力花去对付情绪消沉了。性兴趣淡漠时，总是应当考虑抑郁症问题。
与性冲动衰退密切相关的是食欲不振，进食时的正常享受感消失了。这继而导致体重大幅度减轻。一个人往往直到他发现自己衣服过于宽大，或者称体重时自己瘦了5~10磅时，方才意识到自己比平时吃得少了。
最后，还有患者对抑郁症的主观体验，即患者感知自己感情的方式，如：“我身体内部到处都疼”，“我常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太会掉眼泪，简直控制不住”，“我就是实在实在地不快活”，“以前喜爱的事现在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我怕得要命”，“我烦死了”，“我下了决心”，“我无法有效地集中精力”，“我只感到绝望”。
许多人体验到的抑郁情绪是缺乏自信。情绪与自尊心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些感到自己是“没出息”、“没价值”、“无能”、“不配”等等的人，事实上都得了抑郁症。
如果人们意识到是哪些问题诱发了抑郁症，往往会对此苦思冥想起来。“母亲五个月前死了，我无法将她从心中抹去”，“我在工作中确实感到自己被下属和上司团团围困起来”，“这样的婚姻没指望”，“离婚后我寂寞死了”，“干嘛我们不能交流思想？”
抑郁症患者常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一种中圈套的感觉。自己进入了死胡同却看不到出路，想不出解决办法，心情从冷漠直到绝望。
失眠、性冲动衰退、食欲不振、丧失自尊心、情绪变化——从厌倦到毫不掩饰的绝望——这就是抑郁症的基本症状。仿佛正常时人体内的生物能流从体内流向自己周围环境，如今被堵住了，同时内心的不安与苦恼却在神经系统内部不住地翻腾。内心被本身的精神压力死死缠住，表面上却呈现以自我为中心，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明显地对他人的危难漠不关心——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开始抑郁症患者往往会引起同情，但继而便是不耐烦、愤慨，最后则彻头彻尾地被一起工作、生活、但却不了解他正在经受内心煎熬的人弃之不顾——这恰恰是抑郁症患者最惧怕的。
有些人未能认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用反作用来克服抑郁。体重减轻了么？他们就吃得过量；性兴趣下降么？他们就几乎强迫自己寻求性刺激；睡不着觉么？就拼命睡过头，一半是由于疲劳，但主要还是想以此逃避无法忍受的环境。
还有许多变化也是抑郁的后果，可以作为重要线索。如对本来可以轻易下决心的事却举棋不定；精力集中不起来，产生一种明显的办事拖拉倾向，以上情况都很普遍。抑郁症患者可能发现连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经常用不感兴趣来加以文饰。他在制订计划、承担义务时敷衍塞责。从安排周末社交时间表到给电灯换电线，到另谋职业，无不迟疑拖延。对这些，他也常找借口加以文饰：“要是时间够的话，我会去干的”，或者“我这个人本质上很懒”。
心情抑郁的人有一种不愿与他人接触的需要，即使对于平时很合群、很外向的人也不例外。这种厌恶社交活动的心情并不真正是一种要求孤独的愿望，他们往往为寂寞而感到痛苦，生怕被别人冷落。它反映的是对人际接触的恐惧，部分是由内心痛苦造成的。此外心情抑郁的人对别人一时大意或不怀好意的话有一种微妙的敏感心理，这也部分造成他们对人际接触的恐惧感，外向的生物能流全面减少，与他人打成一片的能力衰退，也会引起这种恐惧感。
当人们患的是急性抑郁症时，特别是当诱发事件很容易辨认时，他就能更敏锐地将这些主观变化联系起来，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但当抑郁转入慢性，甚至到与人格特征相混淆的地步（“我就是如此消极行事，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当情绪无法跟原因联系起来时，要发现抑郁可就困难多了。因此，看一个人是否患了抑郁症，光回答下列问题是不够的：“我觉得如何？”和“我的行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我是否属于那种容易产生抑郁的人？”及“我所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应该问问自己：“我在过去几年中是否经历过可能引起抑郁的事件？我是否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过？有什么人去世了？工作中是否发生什么事情对我的自尊心构成威胁？”
某些事件应该造成一定程度的抑郁。例如，自己生活局面的重大改变，无论变好变坏——提升，或者离婚，父母或孩子的死亡，青少年离家出走，退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财政困境，结婚，生孩子。当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十分突然并相当强烈时，急性的抑郁是不难察觉的。但是如果抑郁缓慢地露头，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逐渐加剧，那么灵活性一点点丧失，失眠、疲惫、退缩、感觉迟钝等症状便很难与起因相联系，要弄清原因也就加倍困难了。
感情冲动的人不容易承受损失造成的伤害。这一方面的研究清楚地证明，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性格形成期蒙受过重大损失，如父母亲或其他家庭重要成员的死亡，更经不起损失对他的打击，产生抑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感情冲动的人往往很认真、很负责，并有高度的个人伦理观。他对愧疚心理十分敏感，无论是否事出有因，也无论他是否真正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点。
这种人在正常的精神状况可能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同时富有竞争意识。
虽然这种人带有自我专注的倾向，他们会尊重他人感情，有时甚至过分，有时还会小心过度，唯恐无意之中伤害他人。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别人的喜爱与尊敬。他们多半会不知不觉地、深深地、有时往往是无法控制地堕入爱河，并且非常依赖自己所钟爱的人。这种人缺乏灵活性，做事缺乏必要的限度。他们会在自己或别人心目中降低自己的尊严，对一切事物都高度敏感。对他们来说被抛弃是一切经历中最最痛苦的。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控制需求，但矛盾的是，他们很容易受人摆布，自己常常还蒙在鼓里。他们还要求牢牢控制周围环境，作为对付靠不住的事或避免自己受伤害的手段，当这种控制处于危险时，便惊惶失措。
这种人很难表示心中的敌意。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愤怒。他们不会调动自己的怒气来保卫自己，即使在完全有理由并且有必要时亦是如此。
他们一般很有耐心，这通常是一种美德。但如在一段时期内，在工作或婚姻生活中，要是他的怒气一次次公开地或隐蔽地受到激发，或者在某种环境中，正当的愤怒表示常被强压下去，他就可能发现很难维持自己的情绪平衡。
发现抑郁的另一个线索是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可以问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生活在何种心理环境之中？”在某些家庭，自由地表达看法与感情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另一些家庭则经常充斥着愤怒、对抗和恶意的感情。在治疗抑郁症时，医生经常能够发现患者家庭中缺乏感情交流，对正常的敏感心理不予尊重。
同样，一个组织内的环境可能强化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与自尊心，也可能正相反，由于破坏性的竞争意识扼杀了感情的公开交流，鼓励政治上的两面三刀，从而削弱了人们的主动性与自尊心。在这种处境中工作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必然历尽坎坷。他或许会觉得缺乏安全感，害怕承担责任：“如果干得好，能带来效益，得利的是公司；如果失败了，全是你一人的错。”他的努力会大打折扣，不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愿引进新思想，只干非干不可的事来保住自己的职位，并强化令人气馁的氛围。这种类型的家庭和办公场所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因为它们很可能在大部分成员身上诱发抑郁症。
某些职务看来特别容易诱发抑郁症——如医务人员。内科医生是各行各业中自杀、离婚、心理性生理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公司总经理则属于另一类如酗酒、心血管疾病及其他心理性生理疾病高发病率的例子，这些疾病都跟精神压力有关。这些统计有力地显示出他们患有深层的、未经察觉的、未加诊治的抑郁症。
这样看来，认识抑郁症包含着四个重要问题：
你是否体验到一个或数个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在过去几年中，你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引起抑郁的重大转折？无论是好是坏。
你是否属于那种对抑郁很敏感的人？
你在何种类型的环境中生活工作？
即使作过这样的自我评价之后，抑郁症有时还可能难以觉察，因为人们对于精神压力，包括抑郁引起的精神压力，各有各的反应方式，而抑郁就隐藏在这些不同方式的背后。
认清抑郁症的真面目
对许多人来说，圣诞佳节向来伴随着无限的忧伤与寂寞。春天也是抑郁症流行的时节。以往岁月中各种不尽人意之事会在每年中同一时刻重新引起抑郁的思绪，这种“周年反应”十分常见。然而抑郁并不限于特殊时间与地点，因为本质上，它是对精神压力的一种反应，因而抑郁是一种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人的情绪。
至少有一半美国成年人曾先后尝过抑郁的滋味，这样说绝不过分。事实上，有人做过估计，每一片刻都有将近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
如此众多的人对抑郁症缺乏认识，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症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些场合会引起不快。不快是指当事情出毛病时感到的难过或不满，它并不意味着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抑郁的情绪，则影响人的性格，决定人们如何处世，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围的世界。
一位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指出：“不快与抑郁有实实在在的区别。我和妻子争吵时，心里感到不快。我讨厌争吵，但这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过不了多久我们便和好如初。也许我会为此担忧，但我能睡得着，精神也不错。
“但当我抑郁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我遍体疼痛，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夜里不能入睡，整夜睡不着。尽管有时也会感到精神好一些，但抑郁的心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使我观察任何事物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这时我和妻子吵了一架，便会感到这场婚姻似乎已经没指望了。假如生意中出了些问题，要是在平时，我也会感到有些紧张或沮丧，但我能立刻妥善处理好。可是心情抑郁时，我便会仿佛觉得自己真的不中用了。我就不光要应付眼前的事情，还得和自信心不足展开搏斗。”
社会公众对抑郁症本质的各种误解，大大增添了认识抑郁症的难度。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也常叨念自己心情抑郁，其实他们并非当真这样想。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其含义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或把抑郁症当成是躁狂——抑郁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一部分，不然就以为它会使人心智失常，总之病情严重，患者非住院不可。其实，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病例，在大量抑郁症患者中只占极小部分。多数抑郁症患者病情较轻，虽有危害，却极易被忽视。因此，大部分患者通常很难将自己与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抑郁症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
其次，许多人依然把在精神压力面前感到抑郁看成是软弱的象征，因此，抑郁常常引起患者的窘迫感。简而言之，许多人宁可忽视抑郁症的征兆，也不愿承认在生活中许多场合，抑郁是唯一健康的反应。抑郁的产生是面对精神压力时一种常见的心理生物反应。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必须对付大量艰难险阻。因为人是一个心理生物整体，所以，每一缕思绪，每一分感情，都会引起神经系统中化学成分的相应变化。而他对精神刺激的反应与处理也同时表现在生理与心理两个平面上。因而，严重的病毒感染有时也会触发一时的抑郁，而因亲人死亡产生的抑郁感同样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由于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人的反应会影响周围环境，而周围环境对此产生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他本人。
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沮丧可看成是抑郁症的轻微发作。例如，感到自己没出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敏感，更加爱掉眼泪，等等，这类感觉几乎每人偶尔都会体验到。抑郁症的特征包括情绪低落、睡眠不良、丧失自尊心和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性欲减退，性功能衰竭，胃口不佳，体重下降，神经过敏，惊恐不安，脾气暴躁，全身不适，等等，却查不出任何疾病。
当然，这许多症状很少会并发，较常见的是某一种症状特别突出，譬如，性功能障碍。美国一所重点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门诊部，原来上门接受各项治疗的病人每月几百人，当该部门新设性功能治疗门诊后，光这一项前来就诊的人数便猛增到大约每月2000人。据调查其中多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许多人未能意识自己得了抑郁症，原因还在于他们虽已注意到自己身上有个别抑郁症的征兆，但未能将其与自己情绪的全面改变联系起来。由于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精神压力时尚未想到跳楼或者吞服过量安眠药之类的事，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和别人一样正在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尽管别人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可能是急性的，病势更严重：一连好几星期饱受沮丧、惶恐之苦；是认真对付呢，还是听之任之呢？这种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折磨得他们死去活来。
引起抑郁症的因素
抑郁性反应可以暂且分为急性与慢性两种类型，前者来势凶猛，后者持续时间较长。急性抑郁症时间短，但病情严重、患者能直接体验到情绪的激变，但一段时间之后通常可以恢复正常。它也有可能拖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一般说来，抑郁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长短与引起抑郁症的事件的性质成正比。找工作时遇上两三回闭门羹显然不会产生过深的抑郁感。但离婚之后持续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抑郁症却是常见的。
急性抑郁反应也可能极其轻微：数小时的伤心，转瞬即逝的被抛弃感，一两天的灰心丧气都不足为奇。但若造成抑郁的精神压力十分严重或者体验到抑郁感的人对精神刺激特别敏感，这时抑郁感就会加剧。
急性抑郁症发作有助于宣泄湍急的激烈感情，由于这一功能，在面临生活中某种重大转折如蒙受重大损失时，它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反应方式。有些不幸事件，如失业、爱人的死亡、孩子患重病等，显然对大多数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失恋、离婚也同样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遭人抛弃时，抑郁感尤为强烈。家庭的破裂成为夫妻双方、特别是孩子产生抑郁症的常见触发剂。对重大损失的个人反应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有些人由于童年时代的不幸遭遇，譬如他年幼时由于父母离婚或死亡等原因失去了父爱或母爱，其结果是他们在以后更容易受到损失的影响。
除了损失与抑郁症有密切关系之外，如果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范围内接连发生数起紧张事件，几乎任何人都会因此产生抑郁反应。精神病理学家欧仁·佩克尔等早已指出这一点。这类事件不见得一概都是不幸的事情。例如某人被提升到重要岗位，派到国内另一处地方任职，在股票市场损失了一大笔钱，又参加了他独生子的大学毕业典礼，这一切都发生在数月之内，他很可能变得抑郁起来，这是人对累积的精神压力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的这一反应可能使别人甚至他本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些变化中多数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好事。这就是说，一连串重大变动，无论好坏，只要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就能使大部分人产生抑郁症。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对当今美国社会关系重大，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价值的崩溃已司空见惯了。人们必须在心理一生物的平面对压力作出反应，若反应过于强烈，或过于微弱，都会产生问题。如果一个人面临重大的不幸，外表看起来毫无反应，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此人必定在掩藏自己的抑郁感。他这么做须得冒很大风险，因为抑郁反应会推迟几个月后发作，而且容易转变成难以治愈的慢性抑郁症。要是一个人缺乏恢复能力或对抑郁症认识不足，因而不能成功地克服它，那么急性的也会变成慢性的。
急性抑郁症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它，慢性抑郁症则不同，它必然损害人的能力，并以各种形式给生活带来重重障碍，而且难以纠正，有时甚至不可逆转。情绪波动的定式化，就好象神经系统不时发生短路，会反复强化它的破坏能力。慢性抑郁症的症状与急性的颇为相似：缺乏自尊心，高度敏感，失眠，孤僻，经不起指责，难以下决心，办事拖拉等等。还会产生一种想给自己的抑郁感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迫切感。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把劲头、精力衰退的原因投射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周围环境上去。50岁以上的老年人常将缓慢的、悄悄恶化的性格变异看成是步入老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无能和丧失随机应变能力的感觉是衰老的必然组成部分。
慢性抑郁症往往难以确认，因为与急性抑郁症相比，它是长期的，症状也难以捉摸；还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脾气与性格方面的毛病，而不像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在有些人身上，慢性抑郁症的唯一症状也许就是反复出现的神经质或心理紧张，使用温和的镇静剂或娱乐消遣都不见效。度假期间，远离平时的种种压力，会使患急性抑郁症的人精神振作起来，而且经久不衰。而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则正好相反。事实上，脱离工作压力只会使他更加无精打彩。即使他们体验到一丝宽慰感，当他们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时，也会很快重新陷科抑郁之中。持久性是慢性抑郁症的症结所在，它决不会自行消失。
慢性抑郁症究竟是哪一时刻开始的？这很难精确断定。它不像急性抑郁症，在患者心目中慢性抑郁症与病因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在紧张事件发生时，本应体验到的心情往往遭到患者否认或掩藏。有时人们甚至还会误认自己当时如何镇定自若地应付不幸事件，并引以为荣。这类原发事件的重要性常被忽视，因为当时它并未使人觉得特别心绪不定。
对慢性抑郁症患者来说，引起抑郁症的变故与患者出现精神状态变化的最初迹象之间往往有一段时间差，由于精神变异的原因当时未能辨认，因而由抑郁症引起的问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婚姻问题、财政困难、性机能衰退和其他许多冲突，其实都是慢性抑郁症在患者身上产生的效应引起的。由慢性抑郁症造成的种种困难积重难返，患者克服它们所需花的时间往往要比克服抑郁症这一病根本身长得多，许多精神病专家可以证实这一事实。
实际上患者本人常将慢性抑郁症引起的形形色色并发症当成无中生有的问题。成百万美国人为性生活感到忧心忡忡，却未意识到精神状态与性生活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夫妻冲突往往起源于感情交流障碍，而造成这一恶果的则是未被觉察的抑郁症。夫妻冲突可能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甚至濒临离婚的边缘。抑郁症总是破坏感情交流，因为抑郁症患者神经过敏，他可能将对方的沉默误认为是拒绝和爱情的丧失。由于他自己落落寡合，别人也误以为他对人冷淡。
在有一种场合下，抑郁症对患者不无助益：持续的抑郁情绪有时可以对患者起警告作用——当然，只有当患者已正确辨认出它，并正确对付它时才是这样。它提醒患者，在其家中或办公场所出现了某种反复重现或不断深化的因素，正在逐步削弱他的自尊心。例如一位已婚女子的丈夫无视她对家庭生活的奉献，时常无端指责她；或是公司副总裁遇到一个鼠目寸光的总裁，他喜欢利用别人对他的信赖，其实他根本不配获得这种信赖；再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碰上行事武断、盲目的父母亲。上述任何人，如不设法及时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而继续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消极地或无意识地忍受这种逆境，都可能得慢性抑郁症。
为什么某些人会得慢性抑郁症，而不能通过急性抑郁症以公开与直接的方式对付精神压力呢？急性抑郁症患者一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留意自己的心情，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慢性抑郁症患者就缺乏这种能力。急性抑郁症患者更善于见机行事，所以不容易跌进情绪抑郁的陷阱。抑郁反应能是在短时期内消除，还是继续发展成慢性，可能是由重要的生物化学因素来决定的。大脑神经生理外科手术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患抑郁症的人体内一种叫做生物胺的物质的代谢功能具有变异趋势。这一变异影响了神经系统内脉冲的传递。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显示了抑郁症患者体内激素及矿物质如钙等的代谢功能会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只有在抑郁症痊愈后才恢复正常。
然而，不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抑郁症，与其他应急反应方式如生理性心理紊乱相比，都还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当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是靠自己努力，或是接受较新的综合精神治疗方法，只要措施得当，配以抗抑郁新药，在治愈抑郁症的同时也会逐渐获得内省洞察力，这对于加强自己对未来的远见意义重大。
另一种应急反应形式——心理性生理疾病，痊愈的希望要渺茫得多。众所周知，精神压力是造成心血管疾病诸如高血压及气喘病、结肠炎、消化系统溃疡其他病症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心脏病发作或者胃溃疡易于受到社会谅解。因为这多少表明患者是一个努力工作、事业心强的人。即使健康状况迫使他工作速度放慢，只要这对他身心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便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抑郁却不易为社会所谅解。
然而，抑郁症几乎都能完全痊愈，而在应付精神压力之时出现心脏病发作或胃溃疡的人，则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这些疾病造成的后遗症对身体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胃溃疡患者在作出应急反应时出现了心理性生理症状，可能会骤然大出血致死，或以胃穿孔告终，或者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完全切除掉。可是，如果询问起来，人们多半有意无意地表示，情愿得生理疾病也不愿患抑郁症。这种流传甚广的心态，促使成百万人不愿正视自己的抑郁症，也不愿设法治愈它。
现在是认清抑郁症真面目的时候了。这无所不在而又极易传染的抑郁症，它对全民健康造成的问题并不亚于黄热病和天花。抑郁症是面临精神压力时极其普遍的反应方式，这种反应有时的确需要就医。但我们还必须明白，患者如果他们不再讳疾忌医，那么就能掌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在他们自身及他们的周围环境内，根除持续的、具有破坏力的冲突。
抑郁症剖析
尽管体验过抑郁的大多数人并未成为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但也有些人确实病得不轻。有时，抑郁症明明白白是一种医学问题，有必要请专家进行适当的治疗。躁狂性抑郁反应、焦虑性抑郁症、妄想型抑郁症、把抑郁症患者压垮的严重的惶恐状态。这一类病情就需要专门的精神疗法与生物疗法加以对付，有时必须住院治疗。
在精神病学内部有一种有争议的提法，它要求取消传统的诊断意见，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把抑郁症患者看成是他环境中包括着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态度有很多长处，它促使人们否定将患者定义为“病人”的作法。诊断往往可能成为一种贴标签的形式，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曲解，并有害。因为在诊断概念中隐含的“精神病”这一术语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联想，所以许多抑郁症患者害怕承认这一点，因此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不愿采取措施来获得帮助。
传统方法中患者被列为“有病”之人，这会导致人们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的牺牲品，这些人需要他丧失能力以便维持他们自身平衡，而他的康复可能促使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其次，这种标签本身对病情好转的前景也有不公平的影响。诸如“情感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都给人以一种毫无根据的不治之症的印象，尽管许多被这样诊断的患者有极好的康复良机，特别是生物疗法问世以来，患者康复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了。对于诊断还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偏见。对于在美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到了英国就常被诊断为躁狂——抑郁反应。
诊断概念往往会引起误解。有些病人的病情套不上任何专门类别的精神疾病，譬如他们未显示出幻觉、妄想或严重情绪变化，如果误解了诊断概念，便会得出结论，这些人必须是健康、正常的。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
但是，如果谁否认精神病的存在，那就表明他缺乏常识。有时，这样的否认会剥夺患者家属对于事态发展真相的正确理解。一位住院三年的男孩的父亲讲述了这段经历：“我儿子第一次发病时才十三岁。他抑郁，并企图自杀。他的行为很古怪，说话就象不连贯的呐呐自语。送他去医院时我还以为他会与医生合作，我把全部的家庭历史都告诉了社会工作者。”
“当我探望儿子时，我尽力照他们嘱咐的去干。如果他需要朝我发脾气，我就让他发，并避免谈论任何可能惹恼他的事情。我和妻子套上了负罪感的枷锁。疾病持续越久，我们越感到内疚。我试图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但他们只是和我谈家庭关系方面的事情。我心里在嘀咕，他们一定认为我儿子的病是我和妻子之间矛盾的产物，他们认为在他童年时候，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可怕的事。两年之后，我才最终从一位咨询医生那儿得知，儿子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他向我解释了这种疾病的全部涵义。我头一回意识到他的病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有生化方面的，也有遗传方面的原因。有些可能在妊娠期就发生了，对此我们是完全没法控制的。我们第一次感到从可怕的愧疚中解脱出来。”
谨慎地使用诊断分析还为药物治疗提供坚实的基础。抑郁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诊断。对一类严格筛选的病人——严重抑郁症患者和有躁狂性抑郁反应的病人——在研究病情的原因以及有针对性地运用有效的疗法方面，诊断极为重要。
早先的医生对于各种精神病未加区别，而是将他们统统贴上同一个标签：忧郁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临床医生才更加严密地区别各种形式的精神病。从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病中，瑞士精神病专家欧仁·布吕勒区别出他命名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类病人。他是按照某些症状与迹象的存在与否为依据给精神分裂症下定义的。其中包括逻辑思维过程的严重干扰；智力过程与感情过程的分离，这样病人会以一种外部表现为淡漠的表情来思考令人不安的悲痛事情；一种沉涸于自身对现实的看法的孤独癣，使患者具有一种能根据自己的妄想来确定自己世界的能力，以及体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不可调和的感情矛盾。这样定义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和分裂人格这种通俗概念完全无关。
精神分裂症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简单型，通常在青春期开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发展成一种感情缺损与精神衰颓状态。青春期痴呆症，即通俗概念中的白痴，其特征是幻觉与不得体的行为，如无明显理由的大笑、痴笑、做鬼脸。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往往发病较晚，大约在二十几岁，其特征是一种定义含糊的但通常是强烈的被迫害妄想，一般与听觉方面的幻觉有关。最后一种是紧张型，其分类特征是不语、不动，患者会一连几天或几星期采取一种塑像一般的姿势，作为退缩进自己孤独世界的方式，由于失望和愤慨而拒绝接受外界的现实。偶尔这种退避可能会被一阵阵有破坏性的激动行为所打断，这种行为称为“兴奋”。
在被称为躁狂抑郁反应的严重亢奋和抑郁状态中，患者的情绪与思维过程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不存在的。
少数对于非常严重的狂喜与抑郁状态、必须进行理剂与电休克疗法的病人，诊断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严重的抑郁症都包含在躁狂——抑郁反应之中。精神病理学家继承了克赖普林开拓性的研究，想进一步弄清抑郁症究竟有几种类型。有的把情绪失常分成两类。一类是外因诱发型，在这类抑郁症中，可以辨认出患者生活中诱发抑郁反应的外部事件。另一类是内因诱发型，在这一类中查不出上述外部条件的变化。据说前者的根源是生理生物的，而后者则是生物化学的。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这种刻板的划分很少有什么实用价值，只会给心理学派与器官学派的精神病理学家之间的冲突火上加油，因此这样的划分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些其他分类的尝试，有的以发病的生活时期以及与之相随的生活中的变化来划分抑郁症类型，从而有了诸如退化抑郁症与衰老期抑郁症等专门名称。同样，这种区分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说真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错误地假设：抑郁症首先是伴随着停经、男性更年期和衰老进程的中老年人的反应。
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分类的方式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治疗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妄想型抑郁症。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格外神经过敏，很容易产生被冷落的感觉。如果伴随这种神经过敏而产生的信任缺乏严重到一定地步，患者就会成为偏执狂，甚至妄想狂。
随着治疗中生物化学方法的迅速崛起，诊断，加上对于抑郁症的心态与症状的仔细评价，都在精神病理学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医生得以在恰当的时候对恰当的病人更精确地选择恰当的疗法，特别是当医生使用抗抑郁药、试图加速精神治疗的进程，或者使用电休克疗法、设法解除抑郁症患者的紧张状态时，诊断尤为重要。
使用电休克治疗比较简单。在一间特殊的治疗室里，给病人注射麻醉肌肉放松剂。当病人一旦入睡，他便接受了通过一边一个贴在太阳穴上的两个电极的足量电流，来诱发惊厥，医学上称它为癫病大发作，因为这和癫痛惊厥十分相似。但是躯体的活动即使有也很微弱，因为与麻醉剂一起注射的肌肉放松剂阻止了这些躯体活动。不到三分钟的惊厥之后，病人会睡上一个多小时。当他苏醒过来时，他通常对治疗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
令人费解的是电休克治疗的疗效并不取决于惊厥的实际生理表现，就连是否使用电流也不相干。吸入剂——一些能够产生惊厥的气体——有同样疗效。这种疗法诱发了细胞内和细胞膜上矿物质与生物胺代谢平衡方面的有关变动，对于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癫痫发作阈起了某种作用。
本来医生可以与病人一起探索与抑郁症直接有关的心理环境因素，但是由于电休克治疗能消除症状，这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这常常会在将来情绪失常复发时，使病人解除武装。对许多病人来说，这种疗法本身听起来“十分野蛮”，虽然电休克治疗的并发症甚至比起做常规阑尾切除手术可能引起的并发症还要少，程序也轻。许多精神分析学派的精神病专家暗示，这种治疗在生物方面无作用，只是使患者经受一次惩罚性的体验，这样他的负罪意识可以得到补偿，他的受虐需要暂时得到了满足。
大多数人不情愿让自己孤零零地被推进治疗室，让麻醉剂弄得自己失去知觉，然后再让一组医生护士进行某种程序来改变自己大脑中的化学平衡与电平衡，这是可以理解的。医生们讨厌施行电休克疗法，病人们讨厌接受这种疗法，无疑曾使许多本来应当进行电休克治疗的人都未能进行。另一方面，精神治疗中排斥异己的做法助长了电休克疗法的滥用。某些医生认为所有感情方面的问题根源都在生物平面上，以致有些医院简直成了“电休克工厂”了，在哪儿无论病情如何，原因是什么，病人一律以接受电休克告终。
使用理剂是另一种生物疗法，诊断在这种疗法中是个关键因素。理剂能有效地减轻躁狂一抑郁反应的躁狂状态。此外它很可能会防止病人狂喜或抑郁的复发。但是对于经诊断确定为非躁狂型的抑郁症患者，理剂在消除抑郁和防止情绪波动方面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作用。
生物疗法对许多情绪紊乱的病人具有无可争辩的功效，它促使人们进一步重视探索大脑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病例中与抑郁一同出现，在另一些病例中可能就是引起抑郁的直接原因。
剥掉抑郁的伪装
把抑郁看作是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抑郁症本身也是一种精神压力，这点不容忽视，患者对此也不免要作出反应。短期影响精力集中或者加剧犹豫不决的轻度抑郁，在某些人身上只是勉强看得出来。相反，对另一类性格的人来说，同样程度的抑郁经受起来可能既痛苦又令人烦恼。换言之，光看表面的反应很难断定抑郁有多严重，因为不同类型的人对同样程度的抑郁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恐慌，像抑郁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对精神压力的心理——生物性反应。在研究中有这样的报导：由于严重抑郁症而住院的病人，血液循环中肾上腺胭——肾上腺在对精神压力产生反应时分泌的激素——的指数有所上升。但是肾上腺胭的升值可能与抑郁本身无关，而与抑郁造成的紧张心理有关，因为在住院一周至十天之后，肾上腺胭反常的高指数便会恢复正常，而抑郁本身却远远未来得及消除。这一生物性变化显示，无论患者是在何种场合住院的，他当时感觉的恐慌现已减弱。
因此，一个人在自己感到抑郁时如何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与环境。有些人习惯于让步，而另一些人则倾向更无情地驱迫自己前进。
对付抑郁时，一种人可能变成“强制工作”型，而另一种人可能会退缩，成为事不关己的人。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通常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会强烈影响他对自己情绪变化以何种方式作出反应。
面对抑郁症时最通常的反应方式是激发焦虑和紧张。这类感觉一突出，往往会将底层的抑郁完全掩盖起来。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担心、神经质、轻度的害怕和不安的状态。如果它的核心是非理性的，则被称为恐惧症，最常见的恐惧症有惧高、惧怕封闭的空间、惧怕人多等。焦虑则往往是“自由浮动”的，它不依附任何事物，很容易移向那些与人人有关的担心事，如财政困难或健康问题。“如果我钱再多一点，我就什么问题也没了。”“我胸口的肿块会是恶性的么？也许医生错了。”
焦虑往往与躯体上的症状有关，如心悸、盗汗、头晕、四肢无力。从生理角度可以区别焦虑与紧张，后者使遍布全身的肌肉处于绷紧状态。高度紧张的人常说自己仿佛觉得被钳子夹住了，或像是穿着一副太紧的盔甲，死死地挤压着身体。当然，紧张也可能是局部的，只涉及身体的若干部位，如脖子僵硬，胸口闷，呼吸困难，头痛，小腿肌肉紧张或沉重。
当人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却不完全明白危险来自何方，这时便会产生焦虑；而紧张的起因通常是反复出现的艰难处境，需要他设法同时牢牢控制感情和局面。一个销售商与一连串既粗暴、又咄咄逼人、但可能成交的顾客打交道时，他有一种想冲着对方大发雷霆的迫切心情，但又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可能使他在这一天里逐渐紧张起来。一个高度认真负责的计算机技师，发现计算机不断输出错误的信息，而自己却无法很快找出程序中的错误所在，也会越来越紧张。
焦虑和紧张都是对压力常见的反应方式，而当精神压力就是抑郁本身时，它们可能变得十分明显。不幸的是，如果一位抑郁症患者去内科医生处就诊的话，他常被仅仅当作焦虑或紧张来加以治疗，而深层的抑郁则长期被掩盖着。如果焦虑与紧张的发作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通过常用的措施诸如消遣或度假无法缓解，或者遵照医嘱服用镇静药也不见效，这时就应怀疑是否患了抑郁症。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精神神经性焦虑症状——大部分人都多少有一些，诸如轻度恐惧症，那么当他感到抑郁时，他的反应就可能是恐惧感骤然加剧。
抑郁是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它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必须按每个人各自的行为方式处理。对某些人来说，高效率地发挥个人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常与抑郁联系在一起的迟钝与压抑对他们的威胁特别严重。另一些人在压力下则更吃得下饭，因此内心感到抑郁时，体重反而明显增加，而不是减轻。他们指望用食物填饱自己来缓和内心的空虚。对某些人来说，直接的、躯体上的紧张是认识精神状态变化的主要方式。
试图减轻因为掩盖抑郁而产生的紧张与焦虑，这样的努力往往失败，无论这种尝试以何种形式出现，度假、离婚、换职业，都收效甚微。因为其真正的精神状态变化始终未能得到认识和解决。因为抑郁能以众多形式体现，一般的人也许连自己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感觉也弄不明白。
就抑郁症而言，这是个关键问题。许多人常常很随便地使用“抑郁”这个词，说自己心中如何如何抑郁，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另外许多人由于对抑郁感产生反应的方式掩盖了抑郁本身，或者没有接触过自己的内心感情，虽然嘴里不承认自己感到抑郁，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得了抑郁症。
抑郁是对人体系统的一种震荡，各人对此有各自独特的反应方式，有时通过外部行为来表达，这一事实使认识抑郁更复杂。
烈酒与某些药品提供了最常见的办法，可将内心冲突表现为行为冲突，这其实也是对尚未觉察的内心抑郁的一种反应方式。因为酒能增强交际爱好（抑郁症患者常常不得不与自己想退出社交圈的倾向作斗争），能使感情麻木，减少顾忌，允许怒气发泄（这一点抑郁症患者觉得难以处理），并能进一步遏制认为自己出了毛病的念头，这是能压抑住抑郁之痛苦感觉的一种有效一时的办法。
但是这一招有利也有弊。酒精实际上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药物，它最终会加剧内心深处的抑郁。一个酒徒往往这样抱怨：“我不中用了，真想去死。”接着又喝上一杯，想让自己好受些，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更加难受。对什么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就意味着依赖。
也可能依赖某种行为，如男女群居，作为对付精神压力的方式。上瘾是另一码事。有酒瘾的人会产生一种生态平衡的变化，其性质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他的身体需要不断地使用酒精，以此来得到舒适，并满足某些肉体方面的需求。酒瘤是酒精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许多酗酒的人并未上痛，但是对上痛的人来说，喝上一杯足以启动急欲饮酒的深层化学过程。
人们对抑郁作出反应的种种不同方式，会使抑郁本身伪装起来，推迟患者接受这一事实。行为上的伪装最易使人上当，最可能促成陷阱。我们当代的社会是以多元的价值观念系统、人格与地域的高度可变性为特征的。因此，将抑郁表现为行为模式的倾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行为偶尔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它最终总是伤害那些只求在运动中逃避抑郁的人。
抑郁——成功的牺牲品
抑郁症常被称为“成功病”。当一位医生开业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发明者在专利官司中胜诉，通常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抑郁汹涌而人。
彼得氏法则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便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中，以事业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证据来证明人们本身的价值，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这与自尊心密切相关。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爬到公司更高层，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论文或一部书，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在一场政治角逐中取胜，在所有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强；一旦功败垂成，则自责心理赫然出现。
矛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越是取决于外部成就的证据，那么这种成就越是难以令人满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这样描述他对自己的抱负作斗争时的情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逼着似地努力地干。父母将我赶进学校，如果我不是门门功课都始终拿A的话，即使到了10岁或11岁时，我还会感到惊恐、绝望。我以最优成绩从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这足够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怀疑了吧，但丝毫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学得好，我担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当30年后我获得了科学奖励中最高的一个奖赏，我仍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够格，总觉得自己工作能获得如此赏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尽管人们心中的“我”都反对测量，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到处寻找测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价值核算成时、码或明之类的测量单位。每个社会有各自的尺度。
美国人历来用钱作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指标。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剖析》一书中写道：“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至善即财富，我们崇拜的女神是金钱女皇，我们每日向她供奉，她驾驭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最强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们成长，使我们忧郁，让我们欢欣，衡量我们的价值；她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统帅，我们为她祈祷，为她奔走，为她驰骋，为她来、去、工作、竞争，就像鱼儿为扔进水里的一块面包屑互相撕咬一样。贞操、机智、勇敢、博学、诚实、宗教以及除金钱、势力、官职、荣誉、权威之外足以使我们受人尊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与自尊心的密切关系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当人们在自己的储蓄中存入一笔可观的现金时，大多数人通常会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绪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落而起伏，这类现象也不罕见。由于个人的经济问题是那么真实与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疗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钱观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些感情成分与眼前的事实关系甚微。
历来许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们不是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于本人才干与能力的肯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仔细地调查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得知，他们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与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现的兴趣和自发性格倾向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显然，众多实际原因阻止了人们去干最适合他们干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有某种选择时，他就应该力求满足符合他性格的兴趣爱好，如果看不到这一重要性，便会冒事业失败的风险。还有些尽管微妙但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能使那些已为自己找到称心职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满情绪。
许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价。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牺牲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家庭关系和友谊等。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失去的一切。他们体验的抑郁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恢复生活平衡的机会。
成功者之所以会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围激烈的竞争气氛。它促使人们变得孤独，使他们难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伤感，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几乎都包含着终从学校毕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终结，常常会带来失落感。一项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终结到来之时。“完了”的感觉，与“我从这儿再接着朝哪儿走呢”的疑问结合起来便会激发抑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反思。
爱迪丝·格林22岁结婚时，知道丈夫亨利一贫如洗，两人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亨利完成建筑学论文期间，爱迪丝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生活的匾乏。他们推迟3年要孩子，这期间，她在一所大学当秘书。亨利毕业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一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年轻的建筑师薪水不太多，所以爱迪丝找了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他们住的是单卧室的公寓，婴儿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们就能幸福了。”夏日他们去琼斯海滩度假，冬夜他们与朋友一块儿分享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和一张意大意肉饼。偶尔一家人去佛罗里达爱迪丝父母家作客。他们每月上两回电影院，晚上在家看电视或下棋，爱迪丝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岁生日被任命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获得了充分的赏识。他每年收入4万美元，现在是亨利、爱迪丝和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离开闹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时候了。
在他们迁入新居后的几个月中，爱迪丝有一种不敢迈出房门的恐惧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邻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强，她还推迟了室内装演的时间。夫妻俩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扪心自问。
多少年来爱迪丝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她必须和丈夫、孩子一起过好日子，不用再为钱不够、住房太小、没有时间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许多欢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当初谁也未加注意，因为那时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发财的那一天”。
大妇俩翘首盼望了15个春秋的时刻终于来临，可谁也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忧郁窒息了爱迪丝的热情，以及她对亨利的性兴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亨利，这个疑问多少年来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她是个好母亲吗？她能充分满足新邻居的社交要求吗？现在已不再需要她给婴儿换尿布了，不需要她赶着去干簿记活了，也不需要再给年轻的建筑师打气了，看来新的生活已经根本不需要她了。
《华尔街》杂志称成功的经理们的太太为“成功的牺牲品”，并报道了她们很高的酗酒率。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这场伴随成功而来的抑郁困境。他们通常公开反叛，否定父母向他们灌输的勤奋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宁愿离家出走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亲沉溺于竞争及种种物质享受，并将此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许多年轻人大不以为然。他们在怀疑的过程中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目标。他们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标，并迫使父母们也对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郁的原因不论是与孩子的冲突还是什么其它事情，抑郁通常都在人们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一刻降临。正是在这一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是谁、生活是怎么回事、从此该何去何从等一连串问题加以反思。
获得内省力的机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认识自我总是抱抵制态度。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症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
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性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种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则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的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肉体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助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目了然，抑郁症几乎无法躲避。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动荡社会的特征则是隐蔽的抑郁症发病率极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去何处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
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涵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
14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博。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
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和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或悲伤或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之前认识多久，即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的态度作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
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便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情绪淬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的慢性抑郁症。
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癣”，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挫折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部分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够扬弃过时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10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与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
远离自己设置的陷阱
瓦尔特·伯格曼说：“我已30岁了。就个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和我睡觉。我恨我现在的工作，它与我的能力太不相称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
伯格曼十分抑郁。三年来他一直凑合对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连几星期感到疲惫与恼怒，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上司，冲动地提出辞职。此事发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准备一份销售信息表时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并因此受到上司斥责。辞职后的几星期中，他变得越来越畏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妻子坚持说，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医生处就诊的话，就离开他。
在不知不觉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陷阱，一个为他自己特设的陷阱，从而掏空了生活的意义。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中，他冒失地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他刚学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因为他根本就不学习。接着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年，由于感到枯燥，提升不够快便辞了职。最后他又辞掉了在公共关系基金筹划小组的职务，因为他觉得对此不感兴趣。每一次他都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现在他失业了，他掉进了职业的陷阱。
伯格曼对陷入职业上的陷阱并不甘心，他开设了一家私人公司。尽管他迫切需要温暖与支持，他还是娶了一位本性爱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内向的姑娘。他最初为她的敏锐、善于分析的思维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为作出了理智的决定。然而在这样做时，他显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样的婚姻关系是不大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他在选择职业方面的困惑与选择妻子时的失误，都与他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自尊心特别消沉有关。当时他真心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她却最终与他分了手，让他独自饱尝伤心与被抛弃的苦果。当时他并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郁症，他很快地强压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没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新闻与政治科学，但他突然觉得这类职业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满意足的金钱与地位。他决心专攻法律，并向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在社交生活中，他摆出这种态度：对任何事情动真情都是愚蠢的，只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他变得十分清高，令异性很难接近他。
为了金钱、地位而放弃了真心喜爱的职业，排斥感情需要来保护自己免遭再次被抛弃的伤害，这就是伯格曼为自己设置陷饼的第一步。
伯格曼是成百万人中的典型，他们忙着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些人已经濒临急性恐惧与绝望的边缘了，一旦他们发现掉进了陷阱，恐惧与绝望便立刻会将他们吞没。
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基本相同的蓝图设置的：无法恰当地应付艰难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应来解决问题，却否认自己的感情，将感情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以精心设计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今后不再受伤害。
对许多人而言，在构筑陷阱时，都有某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常见的陷阱境遇是，夫妻双方都试图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并从中成长起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抱什么态度。假如一个小伙子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父亲是个强壮的、支配型的男子，而他母亲则是个文静、不易动感情的且又有些孤痛的人。他认为母亲无能而父亲很凶。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类似的境遇。最终他娶了个强壮而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但却发现自己常常与她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如果他在判断中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可能会娶一个看起来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几年后却会发现，她和他母亲一样，缺乏主动性和健全的自尊心。
无论发生的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轻率地忽视未来妻子的性格特点，他都免不了为自己设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间关系的形式。
陷阱的另一形式是通过环境来强化和肯定内心冲突与压抑。例如在童年与青春期受到过分压制，在此期间，主动性与创造力很少受到鼓励，只是一味要求服从。结果，这样的青少年在调动自己的能力方面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并将他内在的攻击性引向一个他自行选择的外界目标。同时，由于对自己要求独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惧，而且无法宣泄这种感情，他不能对造成精神压力的局面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他只能消极地适应生活，并很容易受别人操纵。
由于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对于自由与。主动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励，他便选择另一种环境来使自己已经消沉的自尊心更趋低落。随后又将早先内化的障碍归咎于这种环境。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产企业谋求到一个中级管理职位，企业的决策人员思想狭隘，他便不敢引进革新观念，唯恐遭到嘲讽与指责。这时现实的陷阱印证了内心的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他能到手的选择机会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处境的压力而平衡发生变动，使他意识到了这种陷阱，这时他终于开始感到痛楚。人类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过设置外部的陷阱来肯定内心的压抑与失落感，随后又生活在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发生某些不寻常的戏剧性的事态，才使他们猛然醒悟，正视自己的危境。在建立这些陷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选择不适宜的异性结婚或恋爱，信赖那些被证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支配钱财，选择那些常常令人气馁、本质上阻碍自我实现的职业。
总之，那些为自己设下陷阱的人们，都是慢性抑郁症患者，或是缺乏内心自由的人；他们不是我称为“自我实现”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应能认清目标，并同时朝目标前进。而这一目标应与他的价值观念系统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时按他的条件是可以达到的，尽管要获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一个懂得自己感情与能力的成熟的人应能考虑正当的机会，并从中作出选择。他能以一种受约束或患病态恐惧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来朝值得一试的目标前进。后者则必须不断使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内心的阻力与恐惧，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对其余的人而言，陷阱的种种把戏都是有机可乘的。
我们的文明事实上成了文明的陷饼。人人向往完美无缺的性生活，满足自尊心的职业，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机会，个人的尊严，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但却发现在通向所有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个拐角处都写着“此路不通”。可是他们又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的经济灵活性似乎向他们显示，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法，他们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抱负未能实现。
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无论它是由环境强加于个人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会引起抑郁症急性发作。要获得内省力，第一步便是认清自己设下的陷阱，而这一步往往是通过意识到陷阱的外部结构，如职业、婚姻、社会地位等来体验的。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与心理紧张的主要原因：“我结婚找错了对象”，或者“我丈夫变了，我无法再与他相处了”，还有“我已经错过了两次提升机会，再不会有第三次了”，等等。
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遗余力与环境合谋、共同给自己设下陷阱，这是获得内省力的第二步，这时也能引起急性抑郁症。
摆脱陷阱的这一过程的第三步是改变环境：另谋职业，离婚，或者鼓励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断改善彼此关系；同时对于最初造成陷阱、并在几年中一直推波助澜的内心冲突与压抑，自己必须有一种要从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使自身挣脱陷阱，改变环境，或调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为与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面都必然意味喜新厌旧经受急性抑郁症。
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摆脱内心或外界的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们本性上就是不愿忍受急性抑郁之苦。精神病医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当他们企图干预对病人生活极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时，病人总要经受急性抑郁症。
这就是说，急性抑郁症能提醒人们正视自己已经掉进陷阱这一事实。只要他们试图从陷阱中挣脱出来，便会激发急性抑郁症：只要人们想改变自己性格，以便舍弃设置新陷阶的需要，急性抑郁症便是这一过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险的是无视抑郁症的存在，对于它向你发出的信号毫无反应。人们的这种否认态度受到抵制探索内心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的强化。这些社会价值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领域，人们情愿进行毫无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剥削他人，追求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只要不牵涉自杀或杀人，就不愿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社会中，使用诸如烈酒、苯异丙胺、盐酸巴比妥等药物来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当作无所谓的事。表面上人们试图对滥用这类药物加以控制，但此类问题继续泛滥成灾。这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它们私下纵容人们采取这些方式，来阻断自己的意识，避免正视抑郁。为了躲避抑郁，不愿获得内省力，人们常采取一种更加流行的手段：把过失投射或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怪罪于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员、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类既容易辨认、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体。
否认自身的问题，归咎他人，不仅能有效地延缓抑郁的发作，而且还是一种来掩盖真正症结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变成迷宫。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逃离陷阱，从慢性抑郁症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这样看来，抑郁症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十分关键的。
避免绝望的感觉恶化
人们明知自己抑郁却迟迟不去就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因为他们不明白精神治疗能向他们提供什么。对许多人来说，精神治疗是跟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同样类型的滑稽概念。
抑郁的人总感到绝望，所以要想让他们深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毫无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们只从自己生活环境方面看待自己的困难，而不是从自己如何看待、并如何对付这种困境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就会很符合逻辑地这样问自己：医生或咨询专家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给我找个工作？改变妻子对我的态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疗这一行业本身对于增加这种阻力也负有责任。它在培育治疗上的排外主义哲学。所谓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主要指的是治疗者只熟悉一两种解决情绪冲突的治疗方法，并倾向于狭隘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对病人的状况或某一类问题未给予应有的注意。
传统精神分析专家，每周四至五次让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小组派”精神治疗医生每周会见他那一小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长的周末，举行一次“交朋友”集会（1）。这类集会有七至八名参加者，集中处理人际关系，并进行会议记录分析。
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学家主张开抗抑郁药，或使用电休克疗法，却很少顾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疗专家等候着病人发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疗专家则鼓励病人去猛击一只枕头，作为他所痛恨的母亲的替代物。气功也用来减轻焦虑。超脱的坐禅则旨在减低脑力活动，使病人更多地接触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消除紧张。
精神疗法名目繁多，一个医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这些流行的医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弃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们来满足各种各样病人的特殊需要。他还应明白，何时该向自己圈子之外的专家请教，何时该让病人去别处就诊。
同时，精神病专家对于那些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牧师、护士、教师都被认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不幸的是医学界各学派间激烈竞争，学派内部各成员之间急不可耐的较量是一种传统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疗的进步。因此，得以发展的并不是解决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长，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怀着坚持本学派的疗法高人一筹的近乎教条的信念，与另一学派争夺治疗权。
结果少数受尽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种碰巧流行的疗法以求缓解，而大部分病人则待在家中设置起越来越大的陷阶，陷得越来越深，并越来越确信在斯金纳的绝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绝对主义以及伯恩的绝对主义之间，他们还是试试自己的办法好：费用省，没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赖他人。精神疗法多少带有些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味道，不过是一种推销的需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