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独立这一概念认识不清，认为独立意味着完全脱离依赖需要。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大，自信心有多足，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处境，需要依赖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视这一事实。过分要求独立，妨碍了许多人在需要时伸手向专家或个人请教。
夫妻间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涉及对依赖性含义的模糊认识，而这种情形又被传统的、但已过时的说法弄得愈发混乱。这种说法认为依赖性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品质。女性应该有依赖性，而男性的依赖权利则横遭否定。主动性和自我决定与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赖某人则是和男性不相容的。虽然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有关女性的错误观念，但目前人们依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男子汉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丁的感觉。
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妇女上精神病诊所要求维持婚姻家庭完整还是很常见的事。可能是因为丈夫十分冷漠、很难相处。也可能因为丈夫另有所爱，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爱不爱丈夫，对于家庭结构十分依赖，对于家庭崩溃可能造成的后果惊恐万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逆转。现在往往是做丈夫的前来向专家请教，希望能维持家庭，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另一方面，妻子则闹着要离婚，不一定是另有所爱，而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脱生活的“压迫”，走出去“于自己的事情”。
在有些情形中依赖需要一开始就异常强烈，对有些人来说，婚姻或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亲密成了依赖的温床，这种依赖可能严重得令人丧失个性。一位结婚不满半年的二十三岁的妇女说道：“没有丈夫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我过去经常打网球，拜访朋友，独自上电影院。结婚前夕我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管房屋的设备。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女友们打电话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电视，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他喜欢周末玩高尔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时她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丈夫一离开便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恋过别人之前，是不会料到自己潜在的依赖性会有如此厉害！
在工作环境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分依赖。比尔·福来特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养成百依百顺的品质。起初他依赖学校里老师的认可，到了公司里就依赖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任职，是估计意外保险赔偿额部门的经理。他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副总裁，一位脾气乖戾、爱发号施令的人。他很赏识比尔，但对比尔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几次他甚至阻止比尔提升到公司更好的职位上去，以省却找人替代的麻烦。比尔的精神状态之所以起伏不定，与深受这位上司的影响有关。当比尔得知由于这位上司从中作梗，使他几次痛失晋升良机，心中便无比愤慨。但他还是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仍然十分依赖从上司那儿偶然得到的一两句褒奖之词。有时他也考虑过离开这家公司，但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另寻工作。“看来我是摆脱不了这个工作了，”他断言，“我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依赖会造成自尊心的丧失，并随之诱发慢性抑郁症。抑郁症有一种给自己补充养分的办法。比尔获得他上司们的吝啬的赏识越多，他对于赏识的胃口越大。长期住院的病人——无论患的是躯体还是精神疾病——丧失了原有的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胜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长，他们由恐惧和抑郁引起的孤苦伶丁的感觉就会加剧。近年来有关缩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之上的。脱离日常生活需要几个月之后，病人逐渐习惯了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规，这使他们对于日常事务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医院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变得不真实了，他们对医院生活的细节越来越专心，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时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吗？我会倒下吗？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吗？”尽管住院生活既贫乏又单调，但病人信佛像个婴儿，为了让他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让他跟医院“断乳”。
类似的治疗问题也可以在老年护理中看到，只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对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的机能通常能正常运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们住进医院或康复病院，则往往会导致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急剧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赖护士，而本来这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这一强制条件持续时间过长，许多人会发现再想回复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远不可能了。
生活中有些阶段里的依赖需要最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这些阶段也正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时候——例如青春期。青少年既要求离家独立，又需要一种安全感：一旦出了什么岔子，自己知道家庭仍在身旁。他们就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来回折腾。
如果做父母的未能理解青少年需求中的这一微妙平衡——子女们的过分自信是如何与失败的恐惧和多愁善感相互冲撞的——这样的父母会严重伤害孩子们正在形成的自立意识。
“爸爸在所有时候都流露出对我失去信心，”一位十六岁的男孩说道，“他始终在贬低我，他把我跟更有运动天才的人比，把我跟学校中的尖子比。每当我犯了错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譬如那次我坐错了一班去乡村的火车，害得他在车站多等了二十分钟，他便朝我咆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全取决于他怎样看待我，而不是我要怎么样。看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退休也是依赖与抑郁的多发时期。“我从未想到自己如此需要工作，要让自己适应起来真难哪！在公司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迈进同一个办公室，见到同样的朋友，你便陷入了一种常规。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一切已成往事，把一切都从你身子底下抽走了。孩子们也走了，只剩下我和老伴。对我们来说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衰老。”
从依赖的横桔中挣脱出来必然是痛苦的。就象嗜毒成性一样，人们对于一个或一件事物的依赖也会由习惯而上瘤的，戒除这种习惯时出现的症状也同样严重。
更为复杂的是，无能本身可能使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人们可以从依赖性之中捞取大量不正当的外快。当无能给无能者带来好处时，当依赖者意识到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他只凭一事无成便能支配局面时，任何群体——特别是家庭——可能会由于这种手段而使主动性丧失殆尽。
使用无能来控制他人时经常需要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对相互依赖的本质不理解的人。任何回复健康的独立意识的努力，必须涉及转变这种人的态度：使他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怂恿那些抱着无能不放的人。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的原则
每个人与自己环境之间经常有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发生事件时，他会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反应随即又在环境中产生反作用，对此他又将作出反应。
人们受外界影响的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挖苦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它对于挖苦对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呢？这取决于对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该对象遭受这类攻击的次数多少。
抑郁诱发环境使人们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实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种情绪与冲突。对此，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应付方式就是抑郁。这种环境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当强烈，这要看抑郁诱发因素的强弱程度及其顽固程度大小。
除非一个人已经得了抑郁症，人们通常对于来自与已无关紧要的人挑衅不是宽容不究，便以短暂的发怒作为反应方式。但倘苦攻击他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别珍惜他们的爱和尊重，那么这种攻击造成的负罪感或无能感对他的冲击便格外强大。尤其是当指责不是针对争论中的主题，而尽是些与主题无关的人身攻击时，情况更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信任的人对他的看法。通过这些人发表的意见，人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确，或是愈发模糊。上司一句夸奖能印证他的自我评价：“我干得不坏。”相反，由于上司作梗痛失一次应得的提升机会，工作出差错时挨了当面批评，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却得不到赏识，凡此种种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滋生一种痛苦、怨恨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并会导致抑郁。在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听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话，这样的处境会粉碎任何人的自我价值。除非他与世隔绝，或者麻木不仁，以致于指责和抵毁无法触及他。
如果从关系密切的人那儿获得的评价既混乱又歪曲事实，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评价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破坏作用。有时投过去的问题更象是非难：“你为什么总是发脾气？”“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不识好歹？”“你为什么不是个像样一点的妻子？”这类问题会在对方心头滋生困惑和疑虑。即使这种非难不无道理，它们更可能激起的也只能是对方的自卫情绪而不是内省力。假如这些非难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那它们与其说是反映指责对象的行为，更象是反映指责者的内心冲突或歪曲的看法，这时它们会严重威胁被指责者的自我性格意识。
抑郁诱发环境是由成千上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表达构成的。它们会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诱发自尊心的丧失、负罪感、无法表达的愤怒，以及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持续感觉。
在家庭或组织内部，对一种人来说是抑郁诱发的环境，对另一种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学里是个尖子，不需要靠分数的印证来支撑自尊心。他还是个开拓型的人。他发现律师事务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难施展才干。经过一段令人气馁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又跟顶头上司多次激烈地争论，他辞了职，来到一家规模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气的公司任职。这里的要求规定得不那么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长，公司鼓励他承担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满怀新的希望与热情开始工作。
正如组织严谨的机构容易使自我实现型的人罹患抑郁症一样，结构松散的团体对需要严明的纪律并从中感到安全，从而能有效地发挥才能的人来说也极易诱发抑郁症。
个人的判断会屈从于形式和程序。当工作人员越来越适应这种体制，他们便丧失了原有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也随之消失。建设性的行动被强制行为、迟疑拖沓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项议题都必须通过这些模式，无论需要花费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环境由于缺乏反馈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郁；它向环境内部的成员隐瞒他们的抑郁感。
有些忧郁诱发环境具有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经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却还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抑郁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冲突造成的，他们随即又将这些冲突带进工作环境：结果事情往往以干劲更足、独立意识更强的成员的退出而收场。留下来的人散发出一股碌碌无为的气息，似乎与环境中的气氛十分和谐，并不断地彼此加深内心的抑郁。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病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那几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常见。换言之，抑郁症患者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忧郁诱发环境。
任何团体，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影响环境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领袖。在企业界是总经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组织中是修道院长，在家庭里是父母。环境的基调是和他们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团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团体领袖的特征。如果领袖是抑郁诱发型人物，环境也大同小异。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涉及的原则无论对大组织还是小组织——譬如家庭都一视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郁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几条：
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掌握控制权，阻止其他成员享有一定的独立。
诱发对脱离家庭的焦虑心理，助长依赖性；使较为恋家的成员深信若无家庭的精神支持，他们连一天也活不成。
发送自相矛盾的信息来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同时阻止他正当的自我防卫，诸如：“我爱你，尽管你是这样的一种人。”
以迫使对方感到负有责任的伎俩不断诱发他的负罪感，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
曲解对方的目的和动机，从而使地位不太巩固的成员怀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更为正确。
以起源于眼红与妒嫉的竞争来感染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
制造单调、乏味的环境。
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公开流露感情，特别是正当的愤怒反应。
使用慢性抑郁来间接表达愤怒，在此过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内疚和困惑。
阻止公开、直接的沟通。
医生必须与整个家庭打交道，治疗不能局限于被宣布为“病人”的人。十年来精神治疗专家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疗法中有一种假设：一旦抑郁症患者得以康复，那么除非遇到破坏力最强的环境，他便能够应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好转进程中，许多病人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从此再无进展。最初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病人的“阻力”。现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某种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摆脱抑郁的困扰。在这类病例中，医生们经常设法在治疗过程中让病人亲属也参与进来，目的是改变家庭内部的抑郁诱发因素。有时病人重新获得内省力，能自己改变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有时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完全中断，以至病人除了从中脱身之外别无选择。
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赌徒们看起来违反了因果律，因为他们明知最终的报酬是负值还继续赌。”换句话说，赌徒们有一定的赢钱次数，这一数目足以使他们明知自己会常常输，并且输赢机会是与他不利的——他最终总是输的，但还是继续赌下去。斯金纳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称之为强化作用的变量比率程式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中也能看到。爱情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达“我爱你”，其表达的次数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这一关系不能自拔，即使他屡屡遭受冷落甚至偶尔遭到蔑视，并像赌徒一样终将丧失爱情。男女幽会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离的表示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爱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虑，迫使他“入迷”。
有时，直到处境或环境发生重大变故时，人们才能看出原来它一直在诱发着抑郁。如果变化涉及面广，例如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开始土崩瓦解，这时新旧办事方式之间的冲突会使人产生困惑：一个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组织结构的制约，他在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中体验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任何组织经历重大变革——哪怕是还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准上重新组建——它内部长期患抑郁症的成员可能会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罹患抑郁症作为对这一变化本身的反应。对于无论哪一种人，动荡向他们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来解决各自的感情冲突，并从中汲取教训，与他人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不再诱发抑郁的环境。
开拓更坚实的人际关系
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时，许多人第一个假设是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患者的抑郁心情负责。这一假设引起的负罪感常使人想避开患者。人们在内疚时，特别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时，会觉得不安，并对激起这种心态的患者产生恼怒。有人问一位专家，他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是否会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烦，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问题比患者亲属透彻，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忧伤的原因。”
当人们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患者抑郁时，感觉到内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忧伤的原因十分明确，容易辨认，那么无论是患者还是人的亲属都不必为这事多费周折。但倘若抑郁伴随一桩看来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职务上的重大提升或者迁入新居，那么由于两者之间明显地缺乏联系，便会使人困惑、纳闷：究竟何人何事应该对此负责？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振作起来，海伦，你母亲去世已有三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已过了八年，你怎么还在说这场婚姻十分不幸？”“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外表会使你这么伤心，你简直不想出门了。”诸如此类的评论通常是以迷惑、愤懑的口吻表达的。当患者的亲属对病人情绪的实质与原因缺乏洞察时，经常会产生这种反应。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已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着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对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过程。
最难对付的抑郁症类型不是戏剧性的，而是最间接的。如果患者既没有觉察到抑郁感，也没有以酗酒等方式来解决内心冲突，也未想过要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一切人、一切事，那么他的病情便很难引起周围人的重视，也就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帮助。相反，如果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患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为何情绪消沉，这时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也容易得多。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强烈地受抑郁引起的、或造成抑郁的那些特殊冲突的影响，辟如依赖性。“几乎从我们刚结婚开始，奈尔只要不上班就想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他的妻子说道：“起初觉得很浪漫，日子长了却让人厌烦。他原先兴趣广泛，独立性很强，也相当果断——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可现在仿佛家里有两个小孩，什么计划都靠我独立决定。他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以不太健康的方式依赖我——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他会垮掉的。这可怕的责任，实在使我想躲开他。我爱他，也需要他，但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形。”
另一种情形是丧失性欲。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性兴趣衰退和阳萎是常有的事。这可能使患者的配偶或性关系亲密的人误以为受到性冷落。“丈夫好几个月没有和我做爱了。我们以前性关系向来十分融洽，现在我怀疑他是否有了外遇。有一段时间我强迫他做爱，可我们越使劲，事情越发糟糕。但愿我能知道出了什么毛病。”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还受各人自身性格的影响。如果他自己体验过抑郁，那他就不难理解患者受的痛苦；而害怕自己情绪激动的人则特别会被他人的抑郁搅得心神不宁。一位丈夫十分惧怕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以至向她下了最后通碟：再不去就诊就同她分居。“在她身边让人担惊受怕，我也讲不出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安慰她。我张口结舌，最后不得不走开片刻。我只会发脾气，可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知道这与我们的爱情丝毫无关，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
各人对自责的敏感程度大小不一，那些最容易倾向于认为“这是我的过错”的人也最可能对患者的痛苦承担责任。在接受批评方面存在的障碍也会影响人的态度。患者复元之后变得更不受拘束，更善于表达愤怒，更富有攻击性。与患者共同生活的人由于本身很难处理怒气，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应付。这时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种是他们迫使患者重新压制自己感情；二是跟患者爆发公开冲突；三是他们自己罹患抑郁症。
改变亲属、朋友、同事与抑郁症患者的接触方式是帮助他获得内省力、从抑郁中振作起来的组成部分。有关的主要原则如下：
理解患者真正在受苦。无论环境是否证明他的反应程度的合理性，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抑郁一直被称为操纵与控制他人的策略，这是错误的。的确，倾向于操纵他人的人可能使用抑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抑郁本身并不是一种把戏，除非患者的人格已经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了。即使当抑郁表露为愤怒时，或被用来作为要求理解的请愿时，它依然使患者痛苦。任何暗示患者的情绪是虚假的做法，显然只会加剧患者的异化感与被冷落感。
对抑郁症患者应洞察其心境而不能表示同情。为患者感到难过只会加剧他的绝望，并印证他对于自尊心消沉的感觉，还会强化他的无能感与依赖性。
勿使患者面临无法忍受的现实。一位42岁的男子决定净化一下婚姻的气氛，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有外遇。妻子在她父亲死后几个月来一直有些抑郁。他未注意到她的情绪，便以坦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这种做法在任何场合都是十分暖昧、可疑的——因此诱发了一场自杀未遂。当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时，通常最好等到对方不再抑郁。
现实地提供希望。向抑郁症患者保证——告诉他一切都会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干得明智。在你下保证的一刻他是不会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励，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的话——如财政困难、离婚的威胁、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别人否认这些。当事情确实不可收拾时，假装一切正常很难说是提供保证的方式。有位妇女为了帮助患抑郁症的丈夫心情舒畅些，言不由衷地对他说她爱他，并将“永远和他不分离”，尽管几个月来她经常向律师咨询如何结束这场她认为本质上是失败的婚姻。这种保证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她说归说，丈夫从她那儿接受的非语言信息与此完全矛盾。
向患者提供的任何保证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抑郁症患者——无论他处于这种心境之中已有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已经失去观察事物的正确眼光。抑郁时，他觉得事情仿佛向来就像眼前那么糟糕，即使他明知并非如此。
有位男子，他一向是位好父亲、好丈夫和成功的企业家。但当他抑郁时，只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妻子发觉他已无法对自身作出正确评价，便千方百计温和地提醒他，对于自己和孩子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她出自女人的本能这样做：不动声色，反反复复，从不过分。她常常随口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给他听，尽管他不能立刻作出反应。治疗专家知道，抑郁症的顽固性常常会否定医生的保证，对于患者性格和生活中的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反而会驱使他在抑郁中陷得更深，仿佛他想以此来证明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自己毫无价值。
人们试图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让一位朋友在帮助患者克服抑郁时负主要责任显然是不谨慎的。但他可以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效劳，他可以起配角的作用，但不应逾过由他和患者之间关系性质所确定的限度。
然而患者的亲属或密友则责无旁贷。“并不是我想为他干些什么——我必须这么做，”一位妇女这么说，她丈夫一连三年陷入抑郁不能自拔。最后在朋友的劝告下她去咨询了精神病专家。她说：“上这儿来我觉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你能怎么帮助我们。”
精神病专家能够扼要地提出一种方案来说服她丈夫接受治疗，还能帮助她更新对丈夫抑郁症的看法。“我原先以为他不爱我了，并不由自主地将他的焦虑当成怯懦。我以为这场婚姻已经崩溃。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本质原因。你给了我希望。”
亲属在加速患者康复中起重要作用：通过理解抑郁的本质、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他们能帮助患者消除抑郁，开拓更坚实的关系体系。
预防——最佳的治疗
事后治疗统统不如事先预防有效。抑郁症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的工作。”但是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的病痛更为复杂。
预防抑郁的全部含义在于避免慢性抑郁症，以及防止慢性抑随症患者动不动就为自己设置陷阱。预防意味着直接体验抑郁而不是否认或把它转移到其他的生理、心理或行为的渠道中去。预防意味着解决人的内心冲突与环境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会使人在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忧郁时产生抑郁。
这些目标需要公众改变态度，以便使抑郁症患者知道需要时如何去和到何处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并能毫不迟疑、毫无窘迫地这样做。在更本质的方面，预防还涉及到制定各类教育规划，来提高你们更有效地应付生活压力的能力，而不再将这方面的学习几乎全部留给偶然的机遇。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生活对人的种种要求太高、太复杂了，以致谁也不能指望只需随便混混便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
根据目前我们把抑郁症看成有关影响身心健康问题的程度，可以将它的预防分为三个阶段：后期、中期和早期。
后期预防包括防止抑郁症已痊愈的人再次陷入抑郁应采取的各种步骤。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从而消除那些成为病因的行为模式，如办事拖拉和讳疾忌医。抑郁症患者迟迟不愿处理困难或不愉快的处境，如丈夫不肯与妻子一道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改进性生活的办法，而妻子也不肯腾出一些工夫来提醒丈夫注意在养育孩子方面两人态度上的重要差别。关键的问题总是被捂住、被掩盖、被忽视。为了避免重蹈抑郁的覆辙，这类人必须学会问题一出现就引起警觉，并直接加以处理。
没有人会孤立地罹患抑郁症。抑郁症患者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特定个人，他对于家庭成员和同事都有影响，而他们反过来对他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可能对于造成他们抑郁起主导作用；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抑郁症；他们可能使之恶化，也可能洞察他的心境，向他提供援助。
关键的家庭成员与病人精神治疗的合作愿望，在评价抑郁症最终疗效以及家庭相互作用方面几乎成了一个预后因素。一位拒绝与妻子的治疗医生会面的丈夫可能在隐瞒什么，如他有外遇，或者他害怕治疗的成功会导致他失去了对妻子的控制；与精神治疗无法配合的妻子可能会为自己的在诱发丈夫抑郁的过程中所起的“同谋犯”作用而倍感窘迫或内疚——不管是否事出有因——同时，她可能缺乏改变破坏性很大的长期习惯所需的灵活性与内省力。总之，亲属的合作越真诚，患者越容易康复，转变为慢性的可能性越小。
抑郁伴随着个人生活中的突变，如离婚或配偶去世，患者的痊愈和重新适应生活需要调整方向和生活方式，这时她（他）必须正视新的现实——寡妇（或鳏夫）或者是再婚的现实。
中期预防指的是安排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及提醒公众注意抑郁的实质，这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便能尽快得到帮助。非精神病专业的内科医生缺乏充分的精神病理学专业培训，一直是抑郁症中期预防的绊脚石。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医学院未设精神病系，即使在设置的课程中，精神病理学理论也通常与医学实践脱节。内科医生得到的印象不外乎精神病理学是一门专门治疗疯子的专业，要不然它就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及其门徒观察基础上的理论大杂烩。结果，医科学生往往得出结论：只有当病人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窗户或者他坚持要接受精神治疗时，医生才把精神病专家请来。
矛盾的是，第一个与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往往是家庭医生，因为抑郁症患者可能将自己的抑郁症当成一般生理疾病。
对于精神病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有关精神治疗与咨询的再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施行精神治疗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技术与观点也大相径庭。就连十年前培养出来的精神病专家也面临着随时更新知识的需要，因为新疗法层出不穷——格式塔疗法、坐禅、交朋友小组、行为疗法、地区精神健康中心规训班、新一代的心理——药物疗法。
现在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在私人诊所与医院门诊部接待病人。他们通常需要接受附加的训练，其中包括短期精神治疗技术，以及使用抗抑郁药物及镇静剂的标准等知识。传教士也积极参与精神病咨询工作。
提高专业技能无疑是中期预防的关键，但改进医疗保险的范围也同等重要。这样能鼓励人们尽早获得所需要的帮助，而不用一直等到抑郁症的并发症掩盖了病情本身才上医院。
早期预防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公众对于应付急性抑郁发作最佳方法的意识；第二是教会公众防止陷入慢性抑郁症或抑郁诱发环境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一些抑郁症的最根本的病因——对损失和被冷落高度敏感，缺乏自尊心，难以承认和调动自己的感情，难以建设性地发挥攻击力，依赖性引起内心冲突，多发性紧张，长期暴露于抑郁诱发性环境等等。如果认真考虑这些因素，便可确定几类前期预防必须采取的措施。
前期预防的另一概念“斗争疗法”是精神病理学家乔治·巴赫提出的。他的论点很简单：在婚姻与家庭中除非共同生活的各方能学会如何表示异议，如何争论，如何宣泄敌意并相互妥协，不然关系再好也无亲密可言，甚至反而会使正常的怨气与纠纷堆积成山以至达到产生危机的地步，或使一方或双方罹患慢性抑郁症。
以建设性方式疏导敌意只是改善沟通形式的一个方面，但良好的沟通的含义却不止这些：它是预防抑郁症的重要组成部分。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时可能被逼到惊恐绝望的地步，仅仅因为需要一个人来分担他的忧患，洞察他的心境，倾听他诉说；而在他丧失洞察力时，那人的眼光能依然保持敏锐。
绝经期是抑郁症多发年龄，原因众多不一，有些是生理或心理性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许多妇女在50岁上下会得抑郁症，她们觉得美国社会过分重视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这时，她们发现子女已经成年，丈夫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她们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是她们倍感孤独、失落、无能与抑郁的时候。
在婚前鼓励妇女更善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身份——与丈夫一起融入“你——我”关系，但在此过程中保持完整的“我”。这样一来，妇女不仅更尊重自己，还为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开辟更多的渠道。妇女同时也会减少对母亲、妻子等角色以及对青春年华的依赖程度，从而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与目标意识。
预防抑郁症就需要学会区别什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影响，什么是个人环境的真正需要；还应学会如何善于处理精神压力。
你对抑郁的看法取决于对体验抑郁的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抑郁总是与终结息息相关；由于终点同时意味着从头开始，抑郁本身就是一个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