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手段价值转为目的价值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们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们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我们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闯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地，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那就是说，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论述。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们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们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们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们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们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准确把握自己的心声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们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须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
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这是值得教育界重视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
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们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决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急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珍贵美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原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些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的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D，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马斯洛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有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三十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们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许多人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很多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津津乐道地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
不能顺其自然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须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心理学家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需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
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们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们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
我们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
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
以健康的心态等待时机
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性格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情绪与认知的表现状态。在这时，不仅是他最快乐和最激动的时刻，而且也是他最成熟、最个体化、最完美的时刻——简而言之，是他各个方面最健康的时刻。
这样，为了使它较少具有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我们就可能消除自我实现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缺点，来给它重新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定义为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种迸发中，这人的能力以特别有效的和剧烈快乐的方式一起到来了，这时，便是更多整合而较少割裂的，对体验是更坦率的，更有特异性的，更完全表现或自发的，或充分运行的，更有创造性的，更幽默的，更超越自我的，更独立于他的低级需要的，等等。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
从理论上说，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这样的状态和插曲都可以到来。因此，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因而使它能够经受通用的研究程序的检验。我们不必再局限于研究那些在大多数场合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的那些极端研究对象了。至少在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研究任何人的生活史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有特殊创造力的人的，虔诚信教的人的，以及在心理治疗或其他重要成长经历中体验过巨大顿悟的人的生活史了，以便更清楚地研究自我实现。
我们描述主观的体验几乎都是运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仅凭觉察者自己相信他更真实地、更完整地觉知了，并不是他确实达到这一步的证明。判断这个信念的效度的标准，存在于被察觉的对象或人身上，或者存在于所创造的产物上。因此，从原则上看，它们只是相关研究的简单问题。
可是，把艺术说成知识是在什么角度考虑的呢？审美知觉肯定有其内在的自我证实，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但是，一些幻想和幻觉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你可以被人们不予理会的一幅画激发起美感体验。即使我们达到超越个人的境地，效度的客观标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它在所有其他知觉问题方面也存在一样。
对于爱的知觉、神秘的体验、创造性的时刻、以及顿悟的闪现，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相爱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的，再者，对于他的内部体验的内在价值，对于他、他所爱的人以及世界上的人的许多良好后果，是勿庸置疑的。假如我们举一位母亲疼爱婴儿的例子，情况甚至就更明显了。爱不仅使她觉察到了潜在性，而且也使它们现实化。没有爱肯定会抑制潜力，甚至会扼杀潜力。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人格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这种事实的证明，爱能促使潜力实现，不爱则使潜力无效，不论是否值得，结果都是如此。
在这里，产生一个复杂而循环的问题：“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个现象才是自我实现的预兆呢？”正如默顿所设想的，丈夫确信其妻子是漂亮的，妻子确信其丈夫是勇敢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创造出了美和勇气。这与其说是对于已存在的事物的觉知，倒不如说是由于信念而导致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知觉到潜在性的例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美丽的和勇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觉察某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后一种可能并不是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存在这种复杂性之外，对于那些希望最终把这些问题拖到公开的科学领域中来的人来说，还有潜伏的怀疑存在。出现最普遍的情况是，爱给另一个人带来幻觉，也就是说，爱可以使人感知到那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和潜力，因此，这并不是真实的感知，而是持有者心中的创造。这种创造基于他一系列需要、压抑、克制、投射和文饰。如果说爱比不爱更有洞察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盲目的。不断困扰我们的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出更敏锐地知觉真实世界的事例呢？我已经报告了我在人格学水平上的观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察觉者心理健康的变量，心理越是健康，就越能敏锐深入地知觉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由于这个结论是无控制观察的产物，所以，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有待控制研究的假设提出来。
一般来说，在艺术和智力的创造性迸发时，在顿悟的体验中，我们都会碰上类似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体验的外部有效性与现象学的自我证实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巨大的顿悟有可能是错误的，伟大的爱会消失。在高峰体验时创作的诗，可能后来由于不满意只好抛弃。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创作和一个后来在冷静、客观的批判审查下放弃的创作，在主观上的感受是相同的。经常创作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预见到，只有一半深刻顿悟的时刻还不宜动手创作。所有高峰体验的感觉都像存在认知一样，但并不是所有高峰体验都真的如此。然而，我们不敢忽略这些明显的暗示，即至少有时认知的更大清晰性和更高效能可以在更健康的人身上和更健康的时刻发现，也就是说，有些高峰体验确实是存在认知。如果自我实现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有效地、更完善地和较少动机地污染觉知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作为生物学鉴定使用。通过他们的超乎寻常的感受和知觉，我们就能获得比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获得的更要好的现实情况的报告，正如金丝雀可在不太敏感的人之前嗅出矿井中的瓦斯一样。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最敏感的时刻，我们的高峰体验。这时我们是自我实现的，所以给予我们的关于现实的报告比我们平时所能得到的要更真实。
我们所描述的认知体验不能代替常规怀疑论和谨慎的科学程序。虽然这些认知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敏锐的，而且完全承认它们可能是发现某些真理的最好方法或唯一方法，然而检验、选择、否决、确定和（外部）证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顿悟闪现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怎样，把二者放到对抗排他的联系中是愚蠢的。现在这一点很明显了，在大致相同的程度上，它们是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的，像边疆居民和开拓者之间的关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