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由来
古代没有将军，管民政的叫司徒，管经济的叫司空，管军事的叫司马。由于军队数量很小，天子也只有6个军（每军2500人），诸侯最多不超过3个军。当时每军的统率也不叫将军，而叫卿，卿以下叫大夫，大夫以下叫士。
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增加兵力，因此，大国诸侯常常拥有3个军以上的兵力，而编制上他只有3个军，只能设三卿。于是，就把扩充军的统帅称作“将军”，意即将领一军的意思。以后军队数量越来越大，将军也就越来越多了。作战时军队得由一人统率，因此，在将军中选拔出“大将军”或“上将军”来全盘指挥。
到了汉代，军队数量更多，单设一位大将军也管不过来了。于是又出现了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级别。以后，各朝将军的名称虽不尽相同，但将军分成许多级别这一原则却是相通的。
入伍的典故
参军叫入伍，与我国古代军队编制有关。
据《周礼》载：我国古代军队里“5人为伍，5伍为两，4两为卒，5卒为旅，5旅为师，5师为军”。从西周时代起，军队就是按伍、两、卒、旅、师、军编制的。那时，社会基层单位叫“比”，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住在一起，5户为一比。当兵时，5户各送一名男丁，一比共送5人，组成一个伍，不管干什么，5人总是在一起。历代军队编制虽然不断变化，但“伍”的叫法却一直流传至今。近代的班、排、连代替了古老的伍、两、卒，但人们仍习惯把参军叫作“入伍”。
古代军中的旗帜
古代军中旗帜很多，这些旗帜颜色各异，大小形状不同，图案装饰繁多，各标志一定的意义。
表明身份；国王的旗帜叫“常”，上面画的是日月，表示天明。主帅在军中居于中央，用黄牙旗，为青、赤、白、黑四旗之首。
表示方位：青旗表示东方，赤旗表示南方，白旗表示西方，黑旗表示北方，黄旗表示中央。
指挥队形阵势：在战斗操练时，举青旗布直阵，举白旗布方阵，举赤旗布锐阵，举黑旗布曲阵，举黄旗布环阵。
用于指挥和开道的旗，旗杆头上缀有牦牛尾，下面有五彩折羽。
古代军乐凯歌
军队打了胜仗，奏着胜利的乐曲回来，以所获俘虏献于宗庙社稷，是古代军礼之一。而凯歌也就是军乐，亦作“恺乐”。“恺”与“凯”通。《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说：“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又云：“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可见这是一种蔚然可观的礼乐制度。为什么有这一套排场？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编辑的兵书《司马法》说：“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原来是表示向皇天后土、祖宗神灵报喜，可以起到鼓舞军心、提高斗志的作用。当然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艺术宣传手段。
从春秋战国起，奏凯歌的军礼代代承袭下来。最早的“左执棒”，说明有一排手执十二律乐器的军乐队在吹奏，列队在左边，与执黄钺的队列形成仪仗，作为先导走在前面。它的主奏乐器是什么？有待考证。不过《晋书·乐志上》记载明白：“其有短萧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今军中凯歌也。”由此可知，时至晋代短萧是凯歌的主奏乐器。
大约是从宋代开始，不一定局限于在王师凯旋献俘时才奏凯歌，只要是一个战役或者一场战斗取得胜利，士卒们是可以高唱凯歌的。既然是唱，就有了歌词。古代只有诗人、词人、文学家，而没有专业军歌作家，所以凯歌词一般是士卒自编的，不外乎是“下里巴人”的作品，只要能表达胜利喜悦的心情就行了。北宋时，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元丰5年前知延州（今陕西延安），西夏常来侵扰，他加强防御，时得胜仗。他发现“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但是“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于是这位支持王安石变法、颇有改革精神的州官，一气呵成，“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不用说，边防军是普遍引吭歌唱了。他晚年回忆还粗略记得5篇，现全文抄录如下：
其一：
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
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
其二：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
其三：
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
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其四：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魅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其五：
灵威西凉不用围，蕃家总持纳王师。
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每篇都是四句，七言句式，音节二二三，分明采用了方言俚语，朴素，顺口，使歌词增色。具有七言近体诗和民歌浑然一体的格调。体味歌词的主旨，反映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收复失地，团结西北方少数民族，和睦共处的思想。从现有资料看，这5篇是今存唯一的一组凯歌词。沈括是历史上可知的第一个凯歌词作者。南宋刘克庄《破阵曲》：“六军张凯声如雷。”明代于谦《纪梦中作》诗：“来年二三月，宁听凯歌还。”凯歌历代皆有，而老资格的完璧凯歌词，只有沈括这五篇了。它是可以作为研究北宋与西夏关系史料来看待的。
阅兵
阅兵是古今中外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通常在国家重大节日和大型军事演习时进行。阅兵仪式起源很早，公元前，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便已有阅兵的活动。我国春秋时期亦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如齐桓公6年8月，曾举行“大阅”。近年挖掘出来的秦陵兵马俑，就很像古代阅兵的阵式。18世纪以后，在西欧等国广泛普及阅兵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统帅如斯大林、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戴高乐等，都很重视阅兵，经常举行各种盛大的阅兵活动。
现代的阅兵，受阅部队多，礼仪时间较长一般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阅兵式是指首长或贵宾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骑马或步行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首长的检阅。受阅时，受阅的地面部队编组成若干徒步或机械化方队，以护旗方队为前导行进，并配置有司礼部队，军乐团（队）等。阅兵进行时，受阅的空中飞行梯队也依次飞过检阅台上空。
我国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1984年10月1日35周年的国庆大典时，都曾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
最早的军校
宋代武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正规军校。庆历3年（1043年）5月，为了改变军事人才缺乏的局面，初设武学，但在某些臣僚的反对下数月即废。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熙宁5年（1072年），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从此开始了我国正规军校教育的培训体制。
宋代武学有比较合理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其内容包括：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军事学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还设有实兵演习课。《孙子》、《吴子》等7部兵书，作为武学的经书和教范。
武学学员的来源是未授职的使臣（八、九品武官）、荫补的官将子弟。有一定军事知识和技术的平民百姓，经地方官推荐报考，成绩合格者才能取得入学资格。
武学学制3年，分为上舍、内舍、外舍3级培训体制。如果武艺、策略等各科考试成绩多次居于下等，则逐步降级，直至最后开除学籍。
学员毕业考试合格后，按成绩好坏和资历深浅实授官职。才能特别出众的上舍生，由枢密院严格审查，情况属实者准许提前毕业，并立即录用为军官。同时规定，所有学员必须分配到边远地区任职一段时间，如果在职3年无差错，依例升迁。
宋王朝规定武学由兵部主管，“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设“博士”“学谕”具体负责教务。宋代武学的基本传统和经验，对于后世军校建设和军事人才培训，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兵符
符牌中的重要角色，莫过于古代的兵符。兵符的佼佼者，则莫过于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是有关虎符的最早的故事。考古发现的秦杜虎符，是今日所见的最古老的虎符，已有2300多年了。
虎符在汉代，铭文始铭于虎脊，符分字也分。它是今日凭信物普遍在骑缝上盖章、编号的祖型。
虎符到宋代，改成牌状。辽金元也加以模仿。元虎符，牌顶饰一虎头，俗称“虎头牌”。从此，凭信物的雅称“符”，逐渐让位于俗称“牌”。今日称“牌”，而不再称符了。
牌源于符，符源于节。古代节的质料、形制、用途很多。诸如玉节、角节、虎节、龙节，或调兵，或用之外交，然而最古老的是竹节。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形若带节竹板，却是用青铜铸成。有趣的事，其节共有5枚，合起来恰是一个带节的竹筒。它生动地揭示，断竹为节，剖节为符，这就是符节的发展史。
剖物为信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原始社会。符牌文化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3000年。
烽火报警
有文记载说，宋末元初，烽火报警已变成历史遗迹，其实此说不确。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9年……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烽口、松亭关烽堆百96处……建文元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可见，做报警用的烽火台在明初仍是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设施，用以防备蒙古贵族入侵。这种烽火台很多与长城连为一体，同时也有一些仍是单体建筑。这种单体的烽火台，在我国沿海一带设置尤多。
自元末始，倭寇屡为海患，明初在沿海设卫、所、烟墩，以为常备。嘉靖时，倭患达到高峰，烟墩增设尤密。明代的沿海烟墩，在清初顺治年间时，多已废圮，但北部陆路边疆，则依然使用烟墩报警。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寇至100人者，挂1席，鸣1炮；至300人者，挂2席，鸣2炮……”此时的烽火台已不单单是烟火报警，而又加之挂席、鸣炮，这是烽火台的改进。“咸、同朝……边堠尽废……左宗棠平定新疆……其常设卡伦，严申旧制，边烽少息矣。”可知直至清代后期，北边仍用烽堠。举烽播燧，这种历史悠久的报警方法，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却几乎与我国旧式军制相始终。
军用密码
北宋时代我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军用通信密码表。它保存在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中。曾公亮指出了以往常规军事通讯的严重缺点，想出了一种高明的办法：先收罗当时军中必用的40个短语，给它们分别编上相应的代码数字。
例如：1、请刀；2、请箭；……14、请添兵；……18、请固守；……当大将率兵出征时，先发给他一个密码本，并和兵部事先约定好，利用某一首五言诗，作为解码密钥。例如，约定下面这首诗作为解码之用：“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厅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战斗进行后，统兵将领请求固守阵地。这时，他查出“请固守”是第18号密语，而诗中的第18个字是“花”字，于是，马上编发一道嵌有“花”字的普通公文，并在“花”字上加盖印章，以表示此字是个关键。公文到达后，主帅马上就可破译出来。如果他同意下属的请示，就重新写下这个字，把它夹杂在文章中，加盖印章发回；如不同意，就什么也不写，只盖上一个空印。
这种通信保密方法，不仅敌人看不懂，就连送信人与偏裨将领也不知道。
最早的火器部队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建立的“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是中国最早的火器部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元至顺3年（1332年）铜炮铭文中的“绥边讨寇军”，已装备了大量火炮，但是，它是否就是专习火炮的部队，目前尚不能肯定。
其二，《明太祖实录》记载元至正23年（1363年）朱元璋水军与陈友谅水军在邵阳湖激战，朱元璋将每队水师分成火器士兵和弓弩士兵；火器士兵首先用火器射击敌人，弓弩士兵次发弓弩杀伤敌人。可见，元代末年，水军已出现了火器部队。
其三，元至正24年（1364年），达礼麻识理为了守卫京城上都，按照“火铳什伍相联”的方法组建了一支“丁壮苗军”。所谓什伍，即是以5人为伍，二伍为什。这支“丁壮苗军”就是专习火铳的火器部队。这证明，元代末年的陆军也已经有了专习火铳的火器部队。据此，最迟在元至正23、24年，我国水陆军已经有了火器部队，比明永乐年间的神机营早了将近半个世纪，比欧洲炮兵部队早了一个多世纪。
军鞋
我国的战争始于氏族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军鞋才从一般鞋饰中分离出来，并以靴、屦、屦、屐等主要鞋种构成了一部我国古代的军鞋史。
商墓中曾出土过一种胫甲，胫甲的作用是保护小腿。有人认为，胫甲是军靴的前身，军靴是胫甲与鞋结合的产物。商墓中也曾出土过一座跪坐玉人，足胫间缠绕行滕，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滕形象。
西周后，人们开始用火烟熏烤使皮变成革的材料制作军靴。沈阳周代废墟里曾出土过铜泡钉靴，这是我国现已证实的第一双军鞋产物。今人曾在新疆楼兰挖掘出一双基本完整的皮靴，距今已4000年，这证实了古书记载的“靴本来自西域”的说法。将铜泡钉装饰到皮靴上是设计者从战时防护要求出发的精心构思，这是军靴源于胡履，别于胡履，胜于胡履的一大标志。
除了铜泡钉靴外。战国时期还有其他式样的履。楚墓中曾出上过一双“皮军鞋”，这种鞋的鞋面已采用近似现代的3块皮革相拼的设计造型，浅帮无舌。
纳底布鞋这时期也已被广泛用作军鞋，从山西侯马出土的东周武士跪像背面。明显可见鞋底上有整齐的一行行线迹，这与今天的纳底鞋完全一样。
秦始皇陵墓中出土了8000尊兵马俑，其中每一尊兵俑都穿着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军鞋，这说明秦时的军鞋已按兵种及等级而各异。如此统一的鞋饰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秦代的军鞋材料和制作工艺已初步形成标准化。
出土的将军俑和骑兵俑则穿皮靴。秦代将不同的鞋饰纳入装备中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汉代军鞋不仅考虑实战需要，而且还十分讲究装饰——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将军俑，脚着的是一双色彩斑斓的纹饰靴。
汉代的军鞋除靴以外，种类式样也日趋丰富，有舄、圆口圆头布鞋、翅尖鞋、鸭舌鞋、草鞋，还有一种纟句履。
汉魏之际，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向内地迁移，与汉族杂居。民族的广泛迁移和杂居，对这一时期的服饰有很大影响，在军鞋上明显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足蹬长统靴成为魏、晋、南北朝武将武士的主要戎装之一。
这一时期，北方高丽和南方等地的木履传到中原并被用作军鞋。
隋唐军鞋的主要款式仍受“胡气”影响，靴仍为军鞋的主体。隋朝关于军鞋的规定很严格，武官一律着乌皮履。唐朝是我国服饰发展的一个高峰，武官服饰的最大特点为大口裤，束“吊腿”，着战靴，出征时将帅也足蹬战靴。此类战靴一般都是软靴。
宋代武将服饰基本上继承唐制。宋代的女将们也配穿战靴，甚至文官也常穿戎服，脚着战靴，以应战事。
元朝的服饰制度自然就以蒙古人的习惯为主流了。元代的军鞋根据蒙制和汉制戎服的不同而各异：蒙制武服的特点为窄口裤，长皮靴，汉制武服则以软战靴为主要特色。
明代的军鞋沿用唐宋之制，但等级比较分明。
清代的军鞋，无论是材料、工艺及品种都极为丰富，一般征战时为薄底，以利战事：一般武官着布鞋，兵丁则下穿长裤，脚缚行滕，着薄底鞋。北方寒冷地带也有着黑氈靴、乌拉鞋的。
清末民国初，国外皮制马靴传入我国。19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引进皮鞋技术。20世纪初，又兴起胶鞋工业。皮鞋和胶鞋便逐渐成为主要的军鞋鞋饰，并一直应用至今。
古代的军事间谍
使用间谍是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最早使用间谍的，据《左传》载，是夏帝少康。不少古代的名士贤臣都亲自做过间谍，如商代的伊尹、周初的姜子牙、孔子的高足子贡等。姜子牙《太公六韬》论间谍的职能曰：“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间谍的称呼，五花八门。《周礼》谓之“邦汋”，即斟酌盗取机密之意；《尔雅》称之为“亻见”，反间之义；《左传》称“谍”，《礼记》“觇”，《鹖冠子》称“亻圣”；《史记》称“中诇”；《后汉书》称“侦侯”；《左徒注》中叫“游侦”、“细作”。
《孙子》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乡间，即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内间，是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为自己服务，或收买、或泄假情报使敌人上当；死间，即用犯罪的人做间谍，必要时可以牺牲间谍来达到我方目的；生间一即选择精干的人做间谍，搞了间谍活动之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情况。五间的关系互相关联、互相补充，而以反间为根本，为关键。
唐代军事家李靖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也有类似《孙子》“五间”的阐述，即：“因邑人”，“因任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还分为“间亲”、“间能”、“间助”、“间邻”、“间左右”等方法。
口令溯源
早在2000多年前，口令在我国就已应用于军队了。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25年吴国与楚国交战，在一次战斗中，楚军把吴王乘坐的船只缴获了。这对吴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他们就千方百计夺回这条船。一天夜里，吴军派了3个兵伪装成楚兵，潜伏在船边，约定以“余皇”为口令。于是，当吴军到来，用这个口令与潜伏的士兵三呼三对，使夜袭获得成功，将船夺了回来。
古代战争的讲究
在我国古籍中，经常出现一些描述战争性质与战争方式的词，如“击”、“袭”、“侵”、“伐”、“征”、“战”、“攻”等等。其中，除了“击”、“攻”、“战”三个词表示一般地攻打、作战外，其余的词在描述战争性质和战争方式上均具有特定的含义。
“征”，是指上伐下，有道伐无道，是所谓的“褒义”词。如《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这是指上伐下。《孟子·梁惠王上》：“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这是指有道伐无道。
“伐”，用于诸侯国之间，不仅限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进攻。其特点是出兵的一方须事先找个理由，即“师出有名”。因此是中性词，后因“征伐”、“讨伐”连用，而渐具褒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以伐京。”
古人使用这组词是很讲究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中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实际上、“伐”指正式战争，有钟鼓，表明行动公开，而且进攻的一方还有所谓的理由或借口，而“侵”就不需任何理由，只是“不宣而战”。“袭”比“侵”更富有秘密性质，只是偷偷地进攻。
除上述方式之外，还有“围”，即众兵包围；“邀”，即拦击；“逆战”，即迎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