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既然已经无法被说成是“就要发”了，那就是“救一把”了！沈阳城里骤然而起的炮声，无异于宣布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谁来救一把呢？
张学良的“东北外交委员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因为他们坚信国联决不会眼看着日本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不会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的。他们还以为，日本内阁正在限制日本军部的发展，中国如能利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以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日本军部。
乍一看，这些人的想法也确实不错，甚至还挺巧妙；但对照历史仔细一看则不难发现，这些人的想法无非就是由李鸿章等发明的，早就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而已。
然而，这种依赖国联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并非是张学良的谋士们所独有的。那位一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蒋先生及国民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了国联身上。
但蒋介石对于东北人民惨绝人寰的遭遇，根本没有想一想，他集中精力注意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同时坚持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曾给美国以相当震动，但华盛顿很快确定了对此事件的政策。在“九·一八”事件两年之前，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奇等人，主张蒋介石把东三省公开卖给日本，诚如蒋介石所了解的，美国的用意是要增强日本反苏地位，让日本与苏联冲突，美国可以两面取利，同时使日本集中力量经营东北，减少在内地对美国的阻挠，它可以单独处分中国内地。
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以驻美大使为代表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一项秘密谅解，日本提案为美国允许“不闻满洲事变”，日本则允许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美国政府知道这时再由蒋介石同日本作军事对抗绝非有利，把日本提案与两个月前美国自己对东北的政策相比，所不同的，是进一步能获得日本在形式上的承认，美国不如把历史上一切取得东北的计划完全放弃，换取日本去进攻苏联，再用苏联力量削弱日本，从而使美国最后攫得中国控制权。
美国这个做法，可说是“长线放远鹤”，够瞧的了。于是，美国对日本所提条件完全同意，只是附加一点：日本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不可以再往南进，以致妨碍了美国的权利，这个打算也就是两年之前美国出让满洲目的之一。
谅解成立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便是彻底帮助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
蒋介石完全懂得了这个道理，完全同意美、日这样处理。他透一口气：“我还以为日本进攻东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哩！”
蒋介石再注意美、日谅解后的各方面发展，只见美国执行这个政策的方法，首先是在国内由政策发言机关制造袒日论调，作为美国不干涉的理由。如《纽约论坛报》说：“日本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
在国际间，美国拒绝英、法等国要求共同干涉日本的合作。9月22日，日内瓦方面提出建议，“国联”要派调查团到东北视察，美国立即予以反对，说“此种行动足以剌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都陷于不利的地位。”英国在10月间通过“国联”作出一项要日本于11月16日以前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副国务卿凯塞尔在同月31日即表示：“美国在担保中国完整之条约下，不得不反对日本久占满洲；惟‘国联’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以前退出满洲一事，美国并未附议。”这答复使蒋介石更明白：“美国不赞成日本自东北撤退。”
当时悲愤填膺的中国人民，只看到日寇的铁骑纵横，几乎没有注意到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其实，当时美国是要“阻止国联对日行动切勿操之过激”，同时“反对施用经济制裁”。在中国，则指使蒋介石不准对日本抵抗；在蒋介石，则指使他的军队不准向日寇还击，而把军队投入“围剿”前方。
但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国民党内部文武百官也不乏爱国之士，三军士兵更多抱枪痛哭，不满现状，愿意流血沙场，不肯成年内战，蒋介石于是大声疾呼，不过不是为抗战而大声疾呼，而是这个样子叫喊的：“对于日本的侵略，我们要采取逆来顺受态度！”
这是9月23日他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讲演词：
“全国军队对日军应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须坚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我们不能还手！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
这又是蒋介石当时逢人便说的话。蒋介石把美国教给他的不抵抗主义，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美国真实政策既如此，表面上只得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于9月25日照会日本及南京政府，要他们“和平解决”。直到11月26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进攻锦州。27日即开始军事行动，这时史汀生才“略表惊诧之意”，且认为日本“有违诺言”，破坏了美国谅解。同日，向日本发出一个劝告，说美政府“对此殊为关切”。日本不理会，美国乃联合英、法于12月23日由福白斯送一个比较强硬的通牒给日本政府。但日本的答复是四个大字：“断不服从！”日军终于1932年1月2日占领锦州。美国史汀生于同月7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有名的“不承认主义”照会：
“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破坏无遗。……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权利……美国均无意承认。”
华府这个“不承认主义”照会，显然并非违反它的既定政策来反对日本占据满洲，而是要实现它的既定政策催促日本进攻苏联，且不要再向南发展。就在史汀生发出上项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务院另外发表的一个补充宣言里解释得更清楚：
“……（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权利；（二）美国不拟过问日本任何解决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
这就是美国“不承认主义”的精微奥妙作用，自然是美国反苏与控制中国结合更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