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并试图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决定让朱德再回四川，同刘伯承等一起领导泸州、顺庆起义。
当时，四川被杨森和刘湘的部队控制。杨森和刘湘的野心都很大，每时每刻都想吃掉对方，独霸四川。在北洋军阀的势力急遽衰败，杨、刘两人之间的摩擦日益表面化的情况下，中共重庆地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策应北伐。
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省内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数量，驻了地域，派系渊源、政治态度和战斗力情况。8月上旬，刘伯承和吴玉章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也提出了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者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的设想。重庆地委还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重庆地委还提出了在泸州、顺庆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对重庆地委的建议十分重视，看到了“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在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决定派人加强四川的军事运动，组织部队配合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同杨门音公、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
11月中旬，朱德来到重庆浮图关，同杨门音公在刘伯承家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朱德、杨门音公、刘伯承三人组成，负责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地委书记杨门音公兼任军委书记。
杨门音公，名尚述，是四川潼南人。他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但少年时期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远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7年又东渡日本，在学习军事的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国后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朱德对杨门音公早有所了解，现在一起组织泸顺起义，朱德感到很高兴。
朱德和刘伯承是老相识了。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万县时，朱德又见到了刘伯承。由于多年不见，刘伯承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把共产党员的证件往桌上一放，又在朱德肩上拍了一巴掌，大声说：“玉阶，还记得我吗？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候，我还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朱德得知刘伯承是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回到四川来策划军事起义时，兴奋极了，连声说：“好呀，好呀，这一次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那些天，刘伯承经常到“宝隆洋行”朱德的办公处碰头，秘密分析四川的军事形势。当朱德讲到杨森性奸狡时，刘伯承多次提醒朱德，要朱德千万小心。现在，两人都要为共同的任务去奋斗了。
朱德、刘伯承和杨门音公在一起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主要研究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问题。刘伯承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利用川军的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想和具体策略。朱德同刘伯承和杨门音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先争取驻守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起义，在四川中部站稳脚跟；再发动驻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互相策应。然后把这两部分起义军扩编为6个师，组建四川国民党的左派军队。
为了配合泸顺起义，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于11月25日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在重庆造革命声势。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和刘伯承、杨门音公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在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两天以后，顺庆起义由于时机泄露，也不得不提前举行。泸、顺两地上一万两千多名军人从旧军队中杀出来，把枪口对向腐朽的北洋政府。12月9日，刘伯承根据事先计划，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在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反扑面前，朱德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泸顺起义军坚持战斗167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也为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初，朱德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个具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汉初时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固而得名南昌。当时，滇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军长朱培德率领，警卫江西全省，并在南昌开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培德还提任江西省省政府主席。他听说护国军少将混成旅旅长来到南昌，就想利用朱德的军事才能来培训军官，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老关系的招收官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很痛快地委派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
朱德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数年，又留学欧洲，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都很丰富。他了解了南昌市的基本情况以后，选定南昌市永和门内花园角的讲武堂为校址，建立了教育团的机关和分队，党代表魏瑾钧、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介眉也相继到职。
朱德在青年军官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原滇军各部的许多进步青年欣喜万分，奔走相告，纷纷要求来教育团学习。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也日夜兼程，赶来报考。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教育团就招收了一千三百多名学员。为了早日开学，朱德日夜为整修校舍和置办教学设备而奔忙。
第一期招收的学员许多都是班长、排长和连长，计划经过8个月的训练，将他们分配到南昌警备部队服役。这样，朱德就很自然地提任了南昌市警备司令。另外，朱培德考虑到为了统一管理所有的治安机构，还以政府名义派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朱德还奉命创办一个负责训练四百多名警察的警官教导团。由于朱德身廉数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吸收朱德为省党部委员。
教育团在举行开学典礼以前就正式开课了。那些天，朱德从早到晚都忙于处理开课的各种事务。节假日，朱德还亲自给大家讲演，有时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为学员讲政治课，想方设法利用教育团为党培养更多的武装干部。
朱德深知教育团团长的责任重大。全团三个营中，第一第二营七百多人，大多数是滇军的连、排军官、军佐，他们穿上军装以后转战数省，多年流亡在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趋向革命，个别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以为自己的出路在于老老实实地苦学苦干；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不满意，时时流露出落后思想。第三营400多人多数是从各地选送来的有革命志向的青年，也有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家子弟和官属子弟，这些有点文化的青年都是想到教育团来学本事，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朱德认为，这些学生虽然阶级成分和个人经历复杂，大多数人经过教育后能够趋向革命，极少数受社会恶习影响较深的人也是可以改造的，不应该对他们失去信心。
教育团副团长刘介眉是个军阀习气很重的旧军人，不重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在制定教育计划时，朱德明确指出：教育团的各种课程不能因袭旧规，必须重视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只有这样，他们学到的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朱德决定增加政治教育的内容，把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作为政治教育的主题，邀请进步人士和工、农、教育界等社会知名人士到教育团演讲。他还抽出时间给学员讲党课，传授党的基本知识，在学员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
军官教育团的许多教官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的左翼分子，他们常常要在军官教育团、警官教导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三个地方讲课。朱德提倡教官和学员之间一律平等，教官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严禁打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员，学员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教官直至团长当面提出，师生之间要树立互尊互爱的新风尚。起初，有的教官对这些规定难以理解，但看到朱德处处与学员同甘共苦，经常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出现在食堂和宿舍，野外演练时，朱德同大家一样往返五六十里，从不骑马，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和体弱的教官或学员骑，深深为朱德的模范行为所感动，纷纷按照朱德提出的要求去做。
有一天几名学员正为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争吵得面红耳赤，看见朱德，都围了过去。有人问：“团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主义吗？”
另一个问：“团长，无政府主义值得赞扬吗？”
朱德一听，知道这几名学员的思想非常混乱，就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耐心地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同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乱臣贼子的主义，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人人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
几名学员听到朱德又给大家讲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显得兴奋起来，异口同声地问：“团长，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朱德笑了，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呀！我们要看到，反革命的力量还会长期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即使革命取得成功了，我们也不能解除思想武装，还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战斗。中国现在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准备，要有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呀！”
那一个时期，蒋介石也在南昌。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来，野心更大，每时每刻都梦想扩充反革命力量，他得知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开办军官教育团时，就想利用开学典礼的机会到教育团来训话，进行反动宣传。朱德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自从去年3月份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来，公开排斥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反共阴谋日益暴露。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宣传，朱德多次以“筹备工作未完”为借口，迟迟不举行开学典礼。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迫于蒋介石的权势，一再催促朱德尽快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决定针锋相对，抓住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蒋介石大放厥词，他利用北伐军取得的初步胜利，大肆吹嘘自己在北伐战争中的“功劳”，他厚颜无耻地说：“我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
面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言，朱德针锋相对地说：“北伐军出师以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是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特别是北伐军先锋团——叶挺独立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决打下了吴佩孚用重兵防守的汀泗桥、贺胜桥，并乘胜进攻武昌，占领了开汉三镇。该团将士在北伐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北伐战争胜利了，我们大家还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扒手把广大人民已经得到的革命果实强夺过去。”
朱德还对学员们说，“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动员工农群众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听到朱德的这番话，蒋介石无可奈何，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但是，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反动武装，很快开始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
3月11日，拥护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南昌市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先后被“反布尔什维克”的AB团分子捣毁。
3月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国民党特务分子职占……
一时间，南昌上空黑云滚滚，天昏地暗。
在这种形势下，朱德认为，反动派已经动手杀害革命同志，我们就要准备还击。他对军官教育团的一些骨干说：“AB团的捣乱表明，敌人已经杀进南昌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3月18日，南昌市各界革命团体和数万名群众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身为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坚决支持并参与了这次追悼大会，鼓励高举烈士血衣的群众上街游行，向反动势力示威，还公审了AB团的一名头目程天放。
当蒋介石留守南昌的宪兵团镇压群众时，朱德果断命令军官教育团和工人纠察队于3月30日解除其武装，并将宪兵团代理团长关麟征逮捕押送到总工会。3天以后，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的群众还推翻了反动的国民党省党部，逮捕了一些AB团分子，迫使蒋介石留下来的心腹段锡朋化装逃离南昌，省政府主席李烈钧逃往上饶。
看到工农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蒋介石丧心病狂，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公开叛变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