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讳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允的“秉心公亮”，陈震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扬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棉、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棉“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棉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棉、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掾，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伯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伯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伯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四，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贵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现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现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现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灵活治军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这些赞语，虽多溢美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闽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闽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胖舸（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闽，起兵反叛。雍闽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闽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闽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就在刘禅即位当年（223），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泸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闽在内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有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寄予深切的怀念，从南中地区流传至今的许多生动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五出祁山
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统一全国，这是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奋斗目标。
西南地区的叛乱已平定，蜀汉内部也比较安定，而此时（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即魏明帝）即位，曹魏政局发生了变化，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在第二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军队，北驻汉中，伺机攻击曹魏。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的，表示了自己要不辜负先帝刘备的嘱托，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建议刘禅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采纳忠益之言，不要偏听偏信：要赏罚公平使宫廷内外执法如一。同时，诸葛亮在表中还推荐了许多贤能的大臣，要刘禅遇事多同这些人商量，然后施行。《出师表》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倾注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和期望。写得挚切诚恳，感人肺腑，是后世流传久远的名篇。
蜀汉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率军北伐。在出兵之前，他在南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定了进兵之策。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命赵云、邓芝带领一支人马，进驻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县北）扬言要从斜谷道去攻打郡县（今陕西省眉县北），其实这是一支疑兵。而诸葛亮则亲自带领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今甘肃省西河县西北）。
魏明帝上了诸葛亮的当。在他得知蜀军进攻后，急令大将军曹真调动关右诸军屯守郡县，堵截，赵云、邓芝之军。这样一束，魏国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的偏军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的主力军，兵强将勇，锐气很盛，顺利进入祁山。魏军没有防备，非常恐慌，原来属于魏国统治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诸葛亮还在冀城收降了魏将姜维。蜀军军威大振，而魏国朝野则为之恐惧，形势对蜀军非常有利。
这一下，魏明帝坐不住了，他亲自到长安坐镇，命右将军张邰率领五万人马，抵御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诸葛亮派参军马谡为赞锋，带领军队，进驻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魏军。马谡自幼善读兵书，谈起军事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在南征叛乱时，他曾为诸葛亮出过很好的建议，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又自以为是，既不遵照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把营盘扎在山上，结果被张邰围困，切断水源，蜀军大乱，被杀得大败，街亭为魏军所夺。
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不仅仅使他感到终生遗憾，而且留给了后世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历史故事。
街亭之失，牵动全局。不久，曹真在东面又发起进攻，打败赵云、邓芝。前线失利，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所得到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归附魏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回到汉中，诸葛亮严责马谡，下令把他处死。诸葛亮和马谡交谊深，但马谡不斩又不能严明军法，因而马谡被处死之后，诸葛亮流着眼泪亲自为他祭奠，这就是后代所说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顺便提一下，在小说与戏剧中，有“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在失去街亭之后，沉着冷静，坐守空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的兵马。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司马懿当时驻军宛城，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接战。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马谡，就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给自己降职处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加紧训练军队，申明纪律，等待再次北伐的机会。
这年冬天，诸葛亮深知魏将曹真在石亭（今安徽省潜山县东北）被吴军打败，关中虚弱。于是他又趁此时机领兵数万，杀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此次北伐，遭到了魏国守将郝昭的坚决抵抗，加上陈仓城墙坚厚，蜀军围攻了20多天，未能攻下。诸葛亮眼见蜀军粮食将要吃完，又探听得魏国救兵将至，无计可施，只得主动撤兵。蜀军撤退时，魏将王双出兵追击，诸葛亮用伏兵把他杀死。
蜀汉建兴七年（231）春天二月，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统帅曹真病危，魏明帝把东线的司马懿调来西线对付诸葛亮的进攻。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粮食接济不便，而诸葛亮急于决战求胜的特点，采取了凭险据守、按兵不动的策略。诸葛亮见没有交战的机会，就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司马懿只是远远跟着，并不靠近和蜀军交锋。每到一处，总是登山挖沟，安营扎寨，待蜀军来攻，又老是不肯出战。魏军将领们都讥笑司马懿，说：“司马公畏蜀如虎，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在众将一再请求下，不得不领兵出击。诸葛亮派大将魏延、高翔、吴班等领兵迎击，魏军大败，损失了许多军械、辎重。
正在两军相持，形势对蜀军有利的时候，不料负责供应军粮的李平督运不力，蜀军粮食发生问题。李平又假传后主刘禅的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撤兵退回。司马懿派大将张邰追击，进至木门谷（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被埋伏在此地的蜀军万箭齐发射死。
经过三年准备的时间，到了蜀汉建兴十二年（234）春天，诸葛亮第五次出兵伐魏。四月，蜀军到达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扎下营寨。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阻挡，与蜀军遥遥相对。诸葛亮此次出兵，还派了使者去东吴，约孙权东、西配合，共击魏军。殊不料吴军很快被魏军打败而退兵。
司马懿此次领兵拒敌，用的还是原来的策略：坚守不出。因为他知道蜀军粮草运输不易，时间一拖延，蜀军必定粮尽自退。诸葛亮也深知粮草问题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一运输问题，他设计创制了木牛和流马，用来运输粮草。同时，他还在渭水南岸“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作长期同魏军作战的准备。
双方坚持了一百多天，此期间，蜀军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有一次诸葛亮还派人送一套女人穿戴的衣服给司马懿，以此来羞辱、激怒他。虽然魏军将领们气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和蜀军一见高低，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照样还是坚壁高垒，固守不出。
由于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日夜繁忙的军机事务，加上面对欲战不能、欲退不甘心的战争局面使之心情烦闷，诸葛亮积劳成疾，终于病到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患病的消息，马上派了尚书仆射李福来省视。李福代后主问安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急冲冲去而复返，诸葛亮一见，就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你要问的，就是谁可接替我的职位的问题，我认为蒋公琰（琬）合适。”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诸葛亮说：“费文伟（棉）合适。”当李福还想再继续问下去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
这年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死时只有54岁。
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布置，秘不发丧，整顿兵马，向汉中撤退。司马懿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诸葛亮已死，就率兵追赶。杨仪突然回军鸣鼓，向魏军作出冲击的样子。司马懿大吃一惊，以为诸葛亮没有死，连忙撤军回去，不敢再追。于是杨仪整队从容而退。当司马懿知道确实消息后，再出兵追击时，蜀军早已走远了。这件事被当地百姓编成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司马懿听后苦笑地说：“我能料到他活着，哪能料到他死呢？”
蜀军撤退完之后，司马懿观看了蜀军的营地，只见营垒安排措置，井井有条，不禁大为赞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啊！”
诸葛亮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墓穴大小仅能容纳棺材，入殓时只穿平常人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诸葛亮安葬时，刘禅下诏祭奠，赠他丞相武乡侯的印信，并赐忠武侯的谥号。因而，后代就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