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俄罗斯现代文学大家
普希金
普希金，179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30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5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1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事件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果戈理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专制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小说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俄国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小说是“长诗”并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创作对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光辉代表，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别林斯基不顾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迫害，坚决主张文学要揭露专制农奴制的黑暗，以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意义，对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别林斯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家庭。1833年起任杂志《望远镜》编辑，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探索了从罗豪诺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发展过程。1835年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标志着别林斯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别林斯基由莫斯科迁居彼得堡，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1846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直到逝世都在《现代人》工作。
从1840年起，别林斯基每年都在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年来俄国文学的综合性评述。《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1848）一文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最后结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共写了11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创作（1843~1846）。1847年7月写的《给果戈理的信》，对果戈理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封信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活动的总结。
别林斯基是在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他的思想发展通常分为两阶段，即30年代的民主主义—启蒙主义阶段和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别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义错误，转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后，认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问题中的问题”（《18年给鲍特金的信》）。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别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第1，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理论。他认为人民性首先就是民族特性，因为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国的”；这民族独特性“不在于汇集一堆凡夫俗子的言语”，“而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文学的幻想》，1834）。人民性是和忠实地反映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系的。同时他还指出了文学“必须把全部注意集中于群众、大众，描写普通的人。”
第2，别林斯基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其巨大意义。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提出“理想的诗歌”和“现实的诗歌”的区别，强调后者更符合于时代的要求（但这时他把两种诗歌过分对立起来，后来作了纠正）。他对典型化问题作出许多论述，指出塑造典型是“创作本身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3，他从俄国18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中具体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即俄国现实主义派的巨大意义和创作特色。他肯定了“自然派”文学的批判讽刺倾向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战斗作用，驳斥了认为揭露黑暗是“诽谤”现实的谰言。
第4，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刻的论述，开创了俄国文学批评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和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
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年6月18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30年代末期起在几种手抄文集上发表文学习作。1842年所作特写《伊凡·萨维奇·波德查勃林》，运用自然派写实手法，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1846年与别林斯基相识，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影响。
1847年，冈察洛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第1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一个在外省地主庄园中长大、爱好空想的贵族青年如何在彼得堡生活环境影响下变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官吏和企业家的故事，抨击了庄园生活所形成的种种传统习气——浪漫主义、耽于幻想、感伤情调和外省作风，表明资产阶级关系正在兴起。
这部小说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1852~1854年，冈察洛夫随海军中将普佳作环球航行。1858年出版《战舰巴拉达号》，生动地记述了欧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1856~1860年任图书审查官，对进步文学抱同情态度。1862至1863年主编官办的《北方邮报》，1863~1867年任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1891年9月27日逝世于彼得堡。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47~1859），表达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变革的愿望，细腻地描述了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精神上的死亡过程。
奥勃洛莫夫养尊处优，视劳动与公职为不堪忍受的重负。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他标志着传统的“多余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同时还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杜勃罗留波夫称赞这个形象丰满逼真，有立体感。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提炼，加以雕塑。”
60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冈察洛夫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加强。他和屠格涅夫一起脱离《现代人》杂志，与民主阵营分道扬镳。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悬崖》写作达20年之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演变，暴露出他在60年代世界观中的矛盾。小说一方面批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能（莱斯基），并以同情的笔调描写藐视旧传统、追求新生活的薇拉；一方面又歪曲平民知识分子、“虚无主义者”伏洛霍夫的形象，攻击革命民主派，并美化封建家长制生活原则（祖母的形象），因而受到进步阵营的批评。
冈察洛夫的3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连续反映了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农奴制俄国墨守成规的积习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实干的精神所代替。冈察洛夫虽然看到资产者的狭隘与冷酷自私，但认为他们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笔下的企业家形象带有一些理想化色彩。《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尔迦、《悬崖》中的薇拉是优秀妇女的典型，体现着俄国进步思想界对新生活的向往。
冈察洛夫晚年写了一些短文、回忆录，如《文学晚会》（1877）、《在大学》、《记别林斯基的为人》（1881），以及文学评论《万般苦恼》（1872）、《长篇小说〈悬崖〉序》（1869）、《长篇小说〈悬崖〉的意图、任务和思想》（1876）和《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发表）等。《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指出其中的主人公恰茨基不仅是农奴制的揭发者，而且是社会上每个转折时期必将出现的与旧事物斗争的英雄。《迟做总比不做好》总论自己的3部长篇小说，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
冈察洛夫指出，“现实主义是艺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塑造典型，而“如果形象是典型的，它们就一定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唯其如此，它们才是典型的”。
赫尔岑
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大贵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后，因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于1834年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后两次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多方面接触黑暗的社会现实，加深了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尔笔名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欧派左翼立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40年代，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与别林斯基一起，主张俄国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对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后半期，又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分道扬镳。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求哲学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肯定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认为“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强调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矛盾是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由于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工人的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凯旋”，他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1852年8月，赫尔岑移居伦敦，1855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过许多革命传单和小册子；1855年创办文艺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同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发扬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报刊大量地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过动摇，表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在《钟声》上呼吁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同时，在评价贵族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上，又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过，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60年代，他坚决站在革命民主派一边，反对自由主义，促进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支持1863~1864年波兰起义。晚年侨居日内瓦，期待西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把视线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寄希望于“劳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
赫尔岑在反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革命和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包括以它为基础的尊重现实、热爱生活的美学观。他肯定人的审美活动同社会实践的联系，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美来源于现实生活。确认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
他在在《科学上一知半解》、《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对俄国文学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系统见解，论证现实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腐朽没落。他在《终结和开始》（1862）等文章以及书信中，一再指出“市侩精神……对艺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艺术上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为金钱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的高处，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一思想贯穿于《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和《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等论文中。
赫尔岑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
赫尔岑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反农奴制的主题，形式多样，独具一格，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30年代以浪漫主义开始创作活动。一些早期作品着重表现对未来的朦胧理想，歌颂以个人精神力量与现实对抗的浪漫主义英雄。
1840~1841年发表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标志着赫尔岑转向现实主义。这篇作品真实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通过3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暴露农奴主的残酷专横、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远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画廊。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的血泪史，揭露了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的专制农奴制度；《克鲁波夫医生》（1847）辛辣地讽刺农奴制社会的“普遍疯狂”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于激情的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在俄国社会心理小说中别开生面。别林斯基认为他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于“思想的威力”，并称他为“人道的诗人”。
流亡国外期间，赫尔岑主要以政论、随笔、回忆录、书信等形式进行创作。《法意书简》、《来自彼岸》（1847~1850）等论文集，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抒发作者因目睹法国二月革命失败而引起的精神悲剧和激情，笔墨饱含血泪，情理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抒情性政论。代表作《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回忆录。作者自称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内容丰富，反映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画面上描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把重大事件同作者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是这位思想家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
赫尔岑的作品文笔生动活泼，富于感情，人物刻画鲜明、简练，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概括深刻的时代内容，在俄国以至全世界自传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独特的文体家著称。屠格涅夫认为“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这样写作”，“这种语言是有血有肉的东西”。
赫尔岑的许多著作在俄国长期被禁，到1905年后才准印行；在国外，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已出版，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其主要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已陆续介绍到中国，《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都有中译本。
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1814年10月15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沙俄退役军官。莱蒙托夫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奔萨省塔尔哈内外祖母的庄园，由外祖母抚养成人。1827年随外祖母去莫斯科。1828年进入贵族寄宿中学，从此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次年丧父。1832年离开大学，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
1829~1832年间他写了一些长诗和剧本，以及抒情诗300余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3/4。这些诗篇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乞丐》、《天使》、《帆》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诗里所抒写的“生的渴望”、行动的企求和生怕一事无成的哀愁，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特点。
1834年，莱蒙托夫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彼得堡近郊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第一次发表作品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开始引起注意。同年写了剧本《假面舞会》，主人公是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悲剧性人物。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伤，两天后逝世。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就是俄国整个上流社会。作者愤怒地对这些屠夫说，他们虽然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公论与正义都噤口无声，但是“神的裁判”在等着他们。“神的裁判”就是指人民的裁判。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这篇诗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他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人。在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载有他的长诗《波罗金诺》的那一期《现代人》杂志出版。这首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诗篇是莱蒙托夫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他的创作活动进入成熟时期。诗中充满爱国主义，说明战争的真正英雄是人民。
1838年4月，莱蒙托夫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他发表用民歌体写成的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皇帝时的一个故事。诗中青年商人不畏强权，挺身维护自己的尊严，博得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尊敬。1838年在《祖国纪事》发表了《咏怀》一诗，严厉地批判当时的一代人，谴责他们缺乏理想，没有斗争勇气。接着又写了著名的诗篇《诗人》，继承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传统，宣称诗人的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崇高的思想。
1840年新年，莱蒙托夫参加了一个贵族的假面舞会，写成《一月一日》一诗，引起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很大不满。次年2月因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又遭逮捕。沙皇决定把他再度流放高加索。临行前他写了那篇有感于自己“永恒流浪”的沉痛的诗《云》。路过莫斯科时参加了果戈理命名日宴会，向果戈理朗诵了刚写好的长诗《童僧》（1839）的片断。长诗描写一个想要摆脱修道院的监狱般生活而返回家乡的少年的悲剧性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莱蒙托夫于1840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在高加索广阔的背景上凸显了主人公毕巧林的复杂的性格。毕巧林对当时贵族社会抱有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合理的发挥，只能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上浪费自己的才力，乃至生命。
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莱蒙托夫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他，在《当代英雄》第二版序言中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当代英雄》虽然带着浪漫主义色彩，但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结构完美，并富有特色，心理分析细致，语言准确优美，成为俄国文学中最早最出色的长篇小说之一。
莱蒙托夫于1840年6月到达高加索，7月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事后写了《瓦列里克》一诗，以战役参加者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真实地描写了战役中的一切细节。对沙皇俄国发动的这种对高加索人民的战争，诗人显然是反对的，他用与《波罗金诺》迥然不同的语气写道：“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
1841年1月，他得到两个月休假。2月回彼得堡，对他在中学时期动笔经过多次修改而未发表的长诗《恶魔》的稿子，作了最后的加工。《恶魔》（1829~1841）体现了诗人叛逆的思想。恶魔是一切公认的破坏者，是束缚人一切力量的反抗者。他离开天国来到人间，但仍然感到孤独。他的失败证明，个人利己主义的反抗不但得不到结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且也表明，光是“否定”是不够的，还应当肯定积极的生活原则。《恶魔》和《童僧》一样，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洋溢着现实主义的气氛。恶魔和童僧这两个形象，可以概括诗人全部作品中的形象。他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性格：前者是个人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的战士。1841年在《祖国纪事》上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诗作《祖国》。诗中否定了“用鲜血换来的光荣”，指出热爱祖国山河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但所得到的却是限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返回高加索的命令。回高加索后，一些来自彼得堡的贵族预谋已久，唆使军官马尔特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1841年7月27日，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没有活到27岁，他成熟期的创作活动只有短短4年，但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展示人物内心生活的心理描写方面，他是俄国文学中的先驱，后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所师承和发展。
鲁迅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几个“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的诗人，其中之一就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的诗篇及其小说《当代英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陆续有较完整的译本出版。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181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37年大学毕业。1838~1841年在欧洲游历。他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创作。
屠格涅夫早期创作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有益影响。他曾参加过《现代人》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屠格涅夫创作写成的第1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猎人笔记》（1847~1852）。这是俄国文学中把农民的贫困生活同他们的内心美结合起来描写的第1部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歌唱者》、《孤狼》、《森林和草原》等，都是其中的名篇。《猎人笔记》还以出色的大自然风景描画著称。《猎人笔记》是“富有诗意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但它不否定整个贵族阶级，而力图在贵族中找到健康和正直的力量来解决农村中的矛盾。
从1856年发表《罗亭》起，屠格涅夫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此外，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组以爱情和个人幸福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他的著名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木木》（1852）、《初恋》（1860）及晚年所写的《散文诗》（1878~1882）。在《散文诗》中，屠格涅夫把自己一生对社会、人生和创作问题的长期思索，凝聚压缩成非常精炼的、带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或抒情独白中。其中脍炙人口的有《门槛》、《麻雀》、《爱之路》、《俄罗斯语言》等。
屠格涅夫写的6部长篇小说是：《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60）、《父与子》（1860~1861）。《烟》（1866~1867）和《处女地》（1877）。代表作是《父与子》。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多余人”行列中的新典型，是40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头脑清晰、热爱真理，唤醒了17岁的少女娜塔丽亚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罗亭不了解俄国和人民，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被他唤醒的娜塔丽亚准备抛弃家庭，随着他去追求崇高的事业的时候，他却动摇、退缩了。他不仅在爱情上表现软弱，在他致力的农业改革、通航计划、教育事业中，也都遭到了失败。但罗亭始终不与周围环境妥协。小说通过罗亭型人物的命运，肯定了他们在40年代的进步作用，并谴责了使他们痛苦的贵族上流社会。
《贵族之家》继续探讨贵族中进步知识分子在40~50年代的社会作用问题。小说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立志改革，比罗亭更积极，但却更加一事无成。他与华尔华拉结了婚，但却没有爱情幸福。他后来与丽莎真诚相爱，但由于他有妻子，丽莎遵守着严格的封建宗教道德，他们的幸福也化为泡影。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拉夫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无力做了斗争，而是因为跟这样的见解和风习起了冲突——跟这些见解和风习的斗争是可以把坚毅和勇敢的人都吓退的。”拉夫列茨基最终成了一个“仍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间舞台的人”。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客观上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小说充满平静忧伤的哀歌情调和抒情气氛。小说有细腻的心理描写。
50年代末，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屠格涅夫写了《前夜》，从创作以“多余人”为中心的小说转向反映“新人”题材的小说。《前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英沙罗夫具有明确坚定的理想。小说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是一位比娜塔丽娅和丽莎更自觉更坚强的妇女形象，反映了俄国社会对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需求。
屠格涅夫敏捷反映俄国社会中新的动态，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前夜》所创造的还不是俄国的“新人”，主人公英沙罗夫来自保加利亚。屠格涅夫借此表示，俄国还只处在出现这类英雄人物的“前夜”。英沙罗夫是一个反对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内部土耳其人”。此外，英沙罗夫的形象在艺术上有某些概念化的缺点，缺乏生动精细的性格刻画。
60年代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后，加深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他一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动怀着愤慨，另一面又害怕革命变动。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著名的第5部长篇小说《烟之中》小说透露出虚幻的悲观主义思想，“烟，烟……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
屠格涅夫最后1部长篇《处女地》是反映7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作者写了民粹派运动的社会根源和失败原因，但小说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这一事件，并带着悲观主义色调。
《父与子》（1860~1861）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写事件与创作时间大致平行。屠格涅夫对当代现实的敏锐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充分体现。
小说写青年医生巴扎洛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做客，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巴威尔是旧贵族保守派，年轻时他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而到中年后他却要故意表现贵族的高傲和优雅。起初他看到巴扎洛夫不拘守贵族礼节，心里不痛快；后来听说巴扎洛夫不信任任何贵族的神圣原则，就更加愤慨了。这两代人的代表经常争论不休。在父辈和子辈的论战中，阿尔卡狄站在巴扎洛夫一边。后来，两个青年人到省城去，在舞会上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阿金左娃，随后又应邀到她的庄国做客。巴扎洛夫明知他和这个好享受、对谁也不迁就的地主太太之间隔着很大距离，但却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虽也为巴扎洛夫不凡气度所吸引，但终因不愿改变平静舒适的旧生活而拒绝了他。巴扎洛夫苦恼地回到父母身边，当他第二次又去阿尔卡狄家做客时，他与巴威尔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为一件偶然的事发生决斗。巴威尔受了轻伤到国外去了。巴扎洛夫又回到家中，帮父母行医。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手指被细菌感染而死去。通过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屠格涅夫展开了一幅“父”与“子”两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画面，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新人”，即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的形象。
巴扎洛夫的形象基本上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征和哲学政治观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存在，蔑视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巴扎洛夫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认为他们的所谓“揭露”，只批评政府一般的缺点，而不接触到制度本身，这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是极端憎恨和尖锐否定的。他无情批判贵族的一切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他尽情嘲笑各种感伤、温柔、“美丽的词句”和那种把爱情看成是某种超自然而“神秘”的感情的观点，他把这一切都叫作“浪漫、荒唐无稽、腐败和做作。”巴扎洛夫关于“原则”和“感觉”的言论，虽然有某些夸大，仍基本上反映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把60年代的新思想归结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并明显暗示其中包括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信中写道：“把他（即巴扎洛夫）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和巴扎洛夫相对，屠格涅夫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形象。在对垒鲜明的形象系统中，巴扎洛夫是唯一具有高度智慧和意志的现实力量，找不到一个人能与之相抗衡。死守贵族原则，顽固而保守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虽“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洛夫”，并屡次主动挑起争论，但丝毫不能动摇巴扎洛夫的信念。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还用说，他（巴扎洛夫）当然压倒了蓄着香喷喷小胡子的人……”
至于善良软弱而喜欢感伤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根本不敢渴望成为巴扎洛夫思想上的对手。阿尔卡狄则不过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扎洛夫短暂的“友谊”，只是说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流行之广，以致一些思想上完全异己的人也暂时附和进来。巴扎洛夫在道德力量上压倒了他周围的一切贵族，显示着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相信巴扎洛夫型人物的理想和事业。他抱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态度，认定巴扎洛夫注定要灭亡，因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给这个形象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色彩。他一面刻画巴扎洛夫和人民的关系，一面又夸大巴扎洛夫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还赋予巴扎洛夫一些不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如否定一切，只信自然科学等。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洛夫在永恒无垠的宇宙面前，有时感到个人渺小和最终不免死亡而悲观失望，并因此怀疑为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使《父与子》有别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
《父与子》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论战，说明小说的迫切现实意义。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小说的评价也有分歧。
屠格涅夫的艺术造诣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完整，形象生动鲜明，爱情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不主张对人物心理作过分细致的挖掘，而采用简洁的综合性的手法，如通过人物外部表情动作，人物对话，通过音乐和风景的描写以刻画心理活动。他使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接近起来，不但优美、鲜明、准确，而且具有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如小说中关于巴威尔与巴扎洛夫争论的描写：一天傍晚，巴威尔警告巴扎洛夫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可是巴扎洛夫却反驳说：贵族制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并质问说：像巴威尔这种贵族，“整天袖手坐着，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巴威尔听了脸色气得发白。巴威尔反问巴扎洛夫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巴扎洛夫回答说：“凡是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现在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因此我们就来否定。”语言针锋相对，简练有力，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跃然纸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期他受到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影响。其处女作《穷人》（1846）得到别林斯基的很高评价。接着他又发表了《两面人》（1846）、《女房东》（1848）等流露出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篇小说《夜》（1848）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反农奴制的进步团体彼德拉谢夫斯基小组朗诵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流放。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消极的哲学政治理论逐渐形成。他错误地认为革命宣传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为人民笃信宗教、顺从、忍耐；唯一的道路是从道德伦理方面改造社会。
1859年回彼得堡后，他在《时代》和《世纪》两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但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矛盾，正象他自己所说，在“对信仰的渴望愈来愈强烈时”，“心中的反叛声音也愈来愈强烈”。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苦役犯的生活，但同时又宣扬了犯罪出于天性的思想。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穷人》的主题，描绘恶毒的富人和被损伤的穷人之间的矛盾。小说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比较感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概述作者到西欧旅行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作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批判，但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阶级，看不到社会的任何出路，宣扬只有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专制和正教的俄国，才有一切阶级精诚团结的可能性。
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白痴》（1868）、《群魔》（1873）、《少年》（1876）、《卡拉马卓夫兄弟》（1880）等。其中小说《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进一步发挥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妇女命运的揭示，达到尖锐的社会讽刺高度。另一方面小说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扬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1846）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关注和同情“小人物”的民主主义传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读了《穷人》的稿子后就惊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穷人》通过年老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和被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来往书信，描绘出彼得堡穷人们的悲苦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瓦尔瓦拉走投无路，沦为妓女，在杰符什金的帮助下跳出火坑，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贫困和迫害，她被迫嫁给了原来侮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作者对两个被迫分开的小人物之间的深情写得十分凄婉动人，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挖掘。在官僚社会里，杰符什金饱尝了生活的折磨，但开始意识到穷人也是一个人，对人们的冷酷和社会的不平感到愤慨，为自己能够照顾一个孤女而得到安慰。别林斯基认为《穷人》的主题不在于描写“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想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么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罪与罚》（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深刻的矛盾。小说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首和“新生”的故事。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醉汉马尔美拉多夫两个家庭的遭遇，表现了彼得堡社会贫富对立和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这构成小说中有力的批判成分。但在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中也弥漫着悲观、消极的情绪。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活动分析。他是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下，也在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支配下犯罪的。作者通过主人公在犯罪后的矛盾心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资产阶级心理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痛的女生人公索尼亚的形象描写成黑暗社会的一线光明。作者还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但他与革命平民知识分子没有共同之处。他和作者其他作品的许多主人公一样，离群索居，住在阁楼或地下室，在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下彷徨、苦恼、不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具有很大影响。他具有很高的艺术描写技巧，最大的特色是长于对他所爱的下层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并着力发掘出他们在极其困苦不幸的境遇中仍然保持着崇高的灵魂。鲁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茅盾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可惊的细腻和深刻显示出他那动荡时代下层社会的心理。他爱那些‘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他在他们的污秽的生活中找出灵魂的洁白”。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于病态心理描写，这是和他主张忍耐、顺从的人生哲学有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