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尤其对道德哲学产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参加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2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抄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发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3部曲之后的是：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家庭幸福》（1858~186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
《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他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古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他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
晚期（1881~1910）托尔斯泰作品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写出了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生活，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糅合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不粉饰，不夸张或不理想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像《战争与和平》就7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多用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安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时期最卓越的革命家代表，革命民主主义派领袖，唯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列宁称他为“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12日生于萨拉托夫，父亲是个神父。大学时期（1846~1850）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便已形成了，他“迫不及待地期望革命来临”。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陆军军官学校当了临时的教员，旋即被任命为萨拉托夫中学的教员。他不顾危险宣传革命思想，决心献身革命。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彼得堡。他在《现代人》工作期间（1854~1862）正是俄国准备和实行“农奴制改革”的时期。他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一起把《现代人》杂志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机关刊物。改革法颁布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起草了一系列传单。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分析了改革的欺骗性，直接号召农民起义，同时还从事革命组织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1862年7月，反动当局卑鄙地制造假证据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罗要塞。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革命家的英勇气概和忠贞气节。在狱中他用唯一可能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案件的审讯延续达一年半，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判罪，只好无耻地收买奸细，伪造证据，1864年1月宣判服苦役14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二世伪善地把苦役期减为7年，流放前举行了侮辱性的褫夺公民权仪式，但人群中投来了花束。当“罪人”被押走时，人们还尾随不舍。在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利用文学创作来宣传革命思想，写了小说《序幕》（1867~1869）。
俄国先进人士想尽方法营救。马克思也曾多次组织力量设法营救他。当局想诱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递书请求赦免，遭到了他的严正拒绝。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1862年被捕到1883年，在监狱、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21年，经历了无数折磨和苦难，但他一直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1883年沙皇政府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往阿斯特拉罕，在这个炎热地区又被流放了6年。直到1889年6月，健康被彻底摧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才被允许回到故乡萨拉多夫，同年10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美学代表作《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1853~1855）一反当时流行的美是观念的产物、艺术是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欠缺等唯心主义观点，鲜明地提出“美是生活”，“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许多文学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是他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文章充分肯定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功绩，指出俄国文学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批判精神的不断加强；高度评价了果戈理所奠定的文学批判倾向；号召作家成为人民的喉舌，无情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激发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文学评论善于从具体作品出发，深入阐释作品的社会价值，巧妙地提出当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此外，著名论文还有《幽会中的俄罗斯人》（1858），《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1856）等。
长篇小说《怎么办》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辉煌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彼得堡罗要塞中写成这部小说的，前后只写了短短的4个月（1862年12月~1863年4月）。
小说描写的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出身于彼得堡一个小市民家庭，她渴望自由平等。她的母亲玛丽亚贪图富贵，要她嫁给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在家庭教师、医科大学生罗普霍夫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启发下，薇拉思想豁然开朗。罗普霍夫为了把她从地下室般的家庭拯救出来，决定放弃学业，未毕业就工作谋生。薇拉离开了家庭，并同罗普霍夫结了婚。薇拉在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组织缝纫工场，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改善工人福利，兴办学校。罗普霍夫的同学和好友吉尔沙诺夫也是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为工人教书，免费为盲人治病，经常集会讨论重大问题，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薇拉发现，自己虽然与罗普霍夫结了婚，却并不爱自己的丈夫，性格也不一致。相反，她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吉尔沙诺夫，这种感情愈来愈强烈。吉尔沙诺夫也爱上了她。但吉尔沙诺夫为了朋友的家庭幸福，尽量避免同薇拉见面。罗普霍夫虽深爱着薇拉，但他了解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真正感情后，就假装自杀，秘密出国，改名换姓，以成全他们的爱情。这样，薇拉就与吉尔沙诺夫结合了。后来，化名的罗普霍夫回国，并且同薇拉的女友在真正相爱中结合。两个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在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中，小说还写了革命派领袖拉赫美托夫性格成长的故事及他的一些活动。
小说通过恋爱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作品以“新人的故事”为副标题），表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社会革命三个重大主题。作者还在作品中提出了他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理想和新的道德准则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而不以其他条件为转移的，以及对对方，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这部作品回答了时代的迫切问题：要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应当怎么办，渴望造福于祖国人民的人应当做什么。
小说在描写“新人”之前，展现了一卷旧世界的画幅。这个世界的代表是小市民玛丽亚。她的人生哲学是：我不抢人，人必抢我，宁作抢人的骗子不作被人抢的傻瓜。作者指出她的种种丑行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在另一种合理的社会中这类人是可以被改造的。
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杰出的两类“新人”。他们正直不阿，勤奋地学习科学，从小习惯于以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为自己开拓道路，为社会进步踏踏实实地工作。与精神苦闷、怀疑生活的“多余人”不同，他们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热爱生活，敢于行动。他们也具有启蒙者的特点，相信科学，崇尚理性。他们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主张有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并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私生活上，他们提倡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反对爱情中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认为牺牲会使对方痛苦，给自己带来不幸。“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利他主义，既反对了顺从忍受、牺牲节欲的封建道德，也打击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资产者道德。但这种伦理道德仍然是从“我”，从“人的本性”的要求出发的。
小说中两个大学生各有个性特点，罗普霍夫比较深沉严肃，吉尔沙诺夫是热情外露、温柔随和的人。联结作品情节的中心人物是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她是小市民玛丽亚的女儿。在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中，她找到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且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作者通过薇拉创办的缝纫工场，表达了她的社会主义自由劳动的理想，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与社会革命分不开的。薇拉的4个梦不仅是她的性格发展阶段的标志，而且更深入地揭示了劳动的意义，说明了社会革命的必要。特别是在第四个梦中，展现了未来社会的美妙图景，号召人们“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使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
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是比普通的新人更高、更优秀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但他在吉尔沙诺夫等人的影响下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作为革命领导人物的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思想是在艰苦地学习理论，参加实际劳动和社会观察中，在艰苦的自我锻炼中形成的。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职业革命家的主要特征。他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高度的自觉。他信心百倍地迎接革命风暴。他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奢侈行为。他坚持严格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体力，不穿舒适温暖的衣服，吃最坏的、普通人的食物，不喝酒，不恋爱。甚至为了考验自己，他整晚躺在钉着无数小钉的毛毡上。他忘我地劳动，不浪费一分一秒，艰苦克己，严格要求自己，顽强地学习，选择最主要的著作阅读。他自觉地投身于群众之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徒步遍游俄罗斯，当过樵夫、锯匠、石工、拉纤夫，力图消除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他虽然获得了“严肃主义者”的称号，但不是冷酷的人，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熟谙人情世态，他把一切都服从于革命的需要。
作者通过拉赫美托夫表现了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人在当时还很少，作者说：“到现在为止，我只碰见过8个这样的典型”，但作者强调这种人对革命的作用。他说：“不要跟着他们走，高贵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号召你们走上一条缺少个人乐趣的道路；但高贵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倒说：不，个人乐趣并不缺少，反而很丰富，就算在某个地段缺少吧，这个地段也不会长，我们有足够的气力走过它，来到那乐趣无穷、辽阔无边的地方”。“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有了他们，人类生活能够欣欣向荣，没有他们，人的生活就会凋萎和腐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能人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便会窒息而死，正直善良的人随处皆是，这种人却为数不多……”这里虽过分强调了个别人物的作用，但作者对革命者的赞颂却无可非议。
拉赫美托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与其他人物和事件似乎也没有什么情节上的联系，但他是革命主题的体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人公。
拉赫美托夫成了当时及后来许许多多俄罗斯革命者及青年的榜样，教育了一批批青年走上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道路。他与“薇拉·巴甫洛芙娜的第四个梦”中表达的社会主义理想一起，鼓舞着人们为消灭旧制度而斗争。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一本书起过《怎么办》这样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对于《怎么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在它的影响下成千成百的人变成了革命家……比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吸引了我的哥哥，他也吸引了我。他使我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列宁认为“这部小说能使人整个的生命都充满活力”。《怎么办》成了进步青年的“生活教科书”。普列汉诺夫写道：“自从俄国有了印刷机以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印刷作品曾有过《怎么办》这样的成就。”《怎么办》的影响还不限于俄国。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保加利亚革命家季米特洛夫也受过这部小说的强烈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布局颇具匠心，它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能蒙蔽敌人。作者把革命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新人活动的描写，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人性格的描写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小说中对于“敏感的男读者”的奚落、揶揄，以及议论性的插笔，使小说获得了政论色彩。作者对“新人”的心理分析入情入理，善于挖掘和强调他们身上的正面品质；作者对“新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热情和对性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往往是结合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描写手法。为了骗过检察官，作者还利用了伊索式的语言。
契诃夫
契诃夫是19世纪末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作家，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契诃夫在1861年帝俄废止农奴法的前一年诞生，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逝世。他经历了沙皇专制统治最反动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他的全部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各阶层中各种地位、各种性格人物的生活面貌。
契诃夫，1860年生于南俄塔冈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880年在莫斯科大学医科读一年级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一生写了470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是短篇）和十几个剧本。
契诃夫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80~1886）是契诃夫艺术风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他主要写了两类作品。
1.幽默讽刺短篇。
《变色龙》（1884）是早期幽默讽刺短篇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一只狗咬伤了人，被咬者要求赔偿损失，巴结权贵的警官三番五次地改变态度的故事，嘲笑了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奴才心理。阿谀逢迎、趋炎附势是80年代反动时期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契诃夫还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假面人》（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等杰出短篇中揭露了各种表现形式的奴才心理。《胖子与瘦子》创造了善于拍马谄媚的小官吏形象。《小公务员之死》所批判的奴才心理，则是同等级观念和唯恐权势者打击报复的社会流行病分不开的。《假面人》描写一群在百万富翁前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知识分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同样也是奴才，但普里希别叶夫性格是专制警察制度的产物。契诃夫的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去思考那形成种种奴才心理的窒息人的社会环境。但是大学时代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还较窄，他嘲笑了那也许只有他才能发现的庸俗与丑恶，但对产生这庸俗与丑恶的原因却似乎不感兴趣。他的讽刺较之果戈理和谢德林耐人寻味有余，尖锐泼辣不足。
2.描写下层人民境遇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契诃夫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如：妻子病死，自己成了残废的木匠（《哀伤》，1885）；晚年失子，孤独无靠的马车夫（《苦恼》，1886）；远离家乡，挨打受饿的小学徒（《万卡》，1886）和被女主人无理搜查的女家庭教师（《风波》，1886）。纯粹的戏谑嘲笑的调子减少了，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因素开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反映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短篇《苦恼》里，马车夫姚纳想要倾吐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周围人对他的不理睬似乎是完全正常而无可指责的，而姚纳几次三番想要找人谈谈心里的痛苦而无人听他，以至最后居然只好对马说起话来。小说在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思索，对于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痛苦命运的同情。
中期（1886~1896），契诃夫的创作对现实的概括更广，批判更深，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逐渐成为契诃夫创作的中心课题。在体裁上，逐渐过渡到刻画社会心理的中篇小说。著名的有《一个乏味的故事》（1899）和《第六病室》（1892）。前者批判了没有“主心骨”即没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第六病室》直接批判托尔斯泰主义。它写的是一个小医院里专门住“精神病患者”的第六病室中发生的事。这个病室肮脏、紊乱，对病人任意虐待、殴打。病室简直和监狱无异。医生拉京初来时曾想把病室整顿一番，但他在遇到人们漠不关心的冷淡之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身内”，因此，就没有必要斗争。他相信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哲学。25年过去了，医院的情况愈来愈糟。后来，拉京因为同被迫害的“病人”格罗莫夫谈得很投机，他也被别人当作精神失常关进了“第六病室”，同样落到挨打受罪的境地。这时他后悔已晚，很快就死了。
当时，俄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病室似的丑恶社会，像拉京一样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小说通过拉京的经历说明这种消极态度的危害。
《第六病室》被柯罗连柯称作表现了契诃夫“第二阶段情绪”的作品。另一个俄国作家列斯柯夫说：“……到处都是第六病室。这就是——俄国……”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这篇小说：“昨天晚上我读了这篇小说，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此外，这个时期契诃夫还写了几篇探索理想的小说如《草原》（1888）、《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1896）等。
晚期（1896~1904），作家的思想进一步民主化，创作题材扩大，对社会问题的挖掘更为深入，是小说和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思想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日益突出，作家也朦胧意识到美好的未来必然要到来。
著名作品《套中人》（1898）的中心人物别里柯夫胆小怕事，维护旧制度，害怕及反对任何新事物，墨守成规，完全脱离现实。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他的“套子”，口头禅“可别出什么事才好！”及他与同事的关系等描写揭示的。和瓦利亚恋爱的情节加强了人物的喜剧性。
别里柯夫的性格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周围的人都在他的“可别出什么事才好！”的信条影响下，不敢做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事情。因为他为了扼杀一切不符合“套子”的事物，不惜对别人盯梢、告密。于是，整个城市居然处在别里柯夫这个看来既可笑又可怜的人物的控制下。这个形象是窒息生机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别里柯夫死了反倒使人们喘了一口气。契诃夫借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表示他对这种人物及其生活原则的否定。列宁和斯大林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保守顽固、阻碍新生事物的人。与《套中人》主题近似的还有《醋栗》（1898）和《关于爱情》（1898）等。此外《姚内奇》（1898）是批判庸俗习气的著名小说。对庸俗的揭露一直是契诃夫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
从1887年到1900年，契诃夫接连写了几部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作品，如：《农民》（1897），《出差》（1899），《在峡谷里》（1900）等。《农民》里展开了一幅改革后农村极端贫困的可怕图画。在繁重的劳动、长年的饥饿和疾病的压迫下，农民甚至对死亡都视为乐事。
20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契诃夫的作品中，过去那种怀疑、压抑的调子也大大改变。这在他最后一篇小说《新娘》（1903）中得到明显的反映。《新娘》中的娜嘉是作家对妇女形象探索的新阶段。从《一个乏味的故事》中的卡嘉到《三姊妹》中的伊林娜，都是环境的牺牲者，娜嘉则能够摆脱庸俗的生活环境，走向新生活。娜嘉固然还不是革命者，但那诱惑和召唤着她那“崭新、宽广而又充满了秘密的生活”，也召唤着读者，鼓舞他们和娜嘉一起告别旧生活。
契诃夫还创作了5个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3）。这些剧本都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或彷徨苦闷，或空虚无聊，或向往追求。代表作是《樱桃园》，剧中樱桃园更换主人的情节成了俄国生活更换主人的象征：以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为代表的地主贵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以罗巴辛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在得势，但也没有希望；未来属于以安妮亚和特罗菲莫夫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里表现的已不是生活的停滞，而是生活的历史运动。契诃夫没有科学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和全部图景，他对未来的信念也仍很朦胧，但却敏感到了这个运动的大体趋势，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借特罗菲莫夫之口，发出了“新生活万岁！”的激动人心的呼唤。《樱桃园》不仅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后总结，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特点——基于对新生活的不明确的预感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因素。
契诃夫是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在情节简单、短小精悍的作品里容纳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他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精炼，他善于以两三根线条刻画出人物性格，生动地展示形象或内心心理。契诃夫的小说达到了形象的高度典型化、思想的哲学深度与语言风格的优美含蓄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列夫·托尔斯泰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他在戏剧领域里的革新大大扩展了戏剧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促进了俄国舞台艺术新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建立。显然，契诃夫的创作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分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
叶赛宁
叶赛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当店员、校对等，同时在民众大学学习，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191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发表，其中包括优美的风景诗和宗教诗，受到好评。十月革命后曾创作过许多歌颂革命的诗歌，如《同志》、《宇宙的鼓手》等。
20年代进入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诗集《一个流氓的自白》、《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俄罗斯与革命》，长诗《四十天祈祷》、《回归祖国》、《列宁》、《孤独的俄罗斯》、《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诗剧《普加乔夫》、《坏蛋的国度》等。
他的诗歌，意象和感情水乳交融，充满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情，对城市的喧嚣和腐朽表现出极大的憎恨。他是俄罗斯抒情和意象派诗歌的代表。
叶赛尔于1925年12月自杀身亡。
库普林
库普林，1870年出生于奔萨省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早年丧父，随母迁居莫斯科。1880年进入士官学校，军校生活对他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于1890年毕业，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步兵团。这时期他开始创作。1894年退伍，在基辅以写作为职业。1896年曾任顿涅茨矿区工厂职员。1897年在波列耶西边陲地区当过诵经师。1901年迁居彼得堡，次年结识高尔基。后写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事件》。
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思想趋于消极，同知识出版社断绝往来。他对十月革命态度矛盾，既赞美革命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又担心祖国文化的命运。1919年全家流亡国外，长期定居巴黎。1937年身患重病，回到祖国，次年病逝于列宁格勒。
库普林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题材，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中篇小说《莫洛赫》（1896）抨击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奥列霞》（1898）讴歌民间少女的纯真爱情，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1911）以浓郁的诗意描写小职员的爱情悲剧。揭露沙俄军官野蛮与腐败的长篇小说《决斗》（1905），在他的创作中占有显著地位，曾受到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同类题材的小说还有《大转变》（1900）。长篇小说《火坑》（1909~1915）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的悲惨生活，但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在国外时期的创作多带回忆性质，并缺乏重大社会内容。主要作品《士官生》（1928~1933）流露出无法排遣的伤感情调。
库普林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受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影响。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的重要作品如《莫洛赫》、《奥列霞》、《决斗》和《火坑》等已有中文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