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棱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船”、“锡兰船”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船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宗教内传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6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
陶瓷西传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961~1038）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10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11、12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9、10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建康实录》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古兰经》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古兰经》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上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蒙古西征
蒙古诸部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后，1206年，铁木真（1162~1227年在位）统一了蒙古草原地区，成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意思为海洋般的大汗）。当时，蒙古西邻西辽和西夏，南接金朝。立国之后，不断扩张，在向南扩张的同时，更向西展开了征战。1217年，成吉思汗把侵金战争交给部将之后，便把征掠的矛头指向西方。攻灭西辽以后，从1219年起，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主力开始了西征。他借口中亚大国花刺子模（在今里海东，锡尔河南）劫杀了蒙古的商队，把目标首先对准了花刺子模。他首先攻陷花刺子模的都城撒马尔罕，将其夷为平地。随后，蒙古军队向西攻入钦察（在里海西、黑海北），击溃了钦察、斡罗思（前苏联莫斯科、基辅一带）的联军，进入斡罗思南境。1226年，成吉思汗回军攻打西夏。次年，灭亡西夏。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窝阔台在1234年征灭金朝以后，于1235~1244年，发动了蒙古大军的第二次西征。这支西征军，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的长子率领。其中，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最为重要。历史上将这次西征称为“长子西征”。在征服了钦察、平定了斡罗斯以后，蒙古军分路西攻索烈尔（今波兰），南伐马札儿（今匈牙利）。1243年，拔都在今俄罗斯境内建立起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蒙哥统治时期，在1253年至1260年发动了第三次蒙古西征。这一次，蒙古大军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统率，先征灭木刺夷（今伊朗北部），又在巴格达迫降了黑衣大食，灭亡了阿拉伯帝国。接着兵分三路，越过幼发拉底河，侵入叙利亚，进逼埃及。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分封旭烈兀。旭烈兀的伊儿汗国，东起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北接钦察汗，南抵印度洋。
蒙古三次西征，搅动了当时欧亚大陆的整个文明世界，把原来因地理、经济、政治等各种条件互相阻隔的文明地区，用暴力手段暂时联系起来。在这段时间，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涨。
蒙古西征，带来了世界古代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迁徙。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大批蒙古人、汉人、以及中国西北与中亚各族的人群，从东向西迁徙，进入中亚、西亚、东欧乃至西欧各地。以后随着各汗国的建立，这些西迁者有许多就在当地定居下来，把东亚的文明传到该地区。而随着蒙古远征军的东归，又有大批中亚人、西亚人、斡罗斯人、钦察人，或作为投顺的王公、贵族，或作为被掳的工匠、奴隶，辗转东来，也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东亚来。而在蒙古帝国的广袤无垠的范围内，一时更有众多的商贩、使臣、旅行家往来如织，也起了传播文化、促进交往的作用。例如，道士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奉成吉思汗之诏，从山东出发去见他，结果一直走到阿姆河畔才见到这位海洋大汗。他的随行弟子李志常，归来以后就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中亚各地的情况。天主教士普兰·迦尔宾等人，奉教皇之命，万里迢迢，出使蒙古，归去后也撰写了《蒙古历史》一书，对蒙古人的生活习俗、战略战术以及沿途见闻，作了记述。
由于蒙古西征扫平了西去欧洲的道路，同时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等名义上仍要听命于汗巴里（即元大都，今北京）的大汗（即元朝皇帝），所以元朝时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联系比以前方便多了。早在窝阔台时期，已设置了直通西征军统帅拔都营帐的驿道。以后，由钦察草原和俄罗斯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的商人和使节，常常经过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到达阿姆河下游的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过不花刺（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到达天山北路东西交通要冲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从那里可以北走阿尔泰山南驿道抵达和林（蒙古都城，全称哈刺和林，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然后有驿道直通内地；也可以向东经过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直接沿丝绸旧道前往中原。
伊儿汗国和元朝的统治者同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后裔，双方关系更为亲密。伊儿汗国自建国后，就在全国各地实行驿传制度，和蒙古大汗驻地直接交往。使者手持金牌，通行各地无阻。因此，穿行伊儿汗国境内的传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元朝和伊儿汗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规模空前。伊儿汗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到元朝做官、经商、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众多。元朝蒙、汉族官员、商人、工匠也有许多人前往伊儿汗国定居。伊儿汗国利用了自己在中西交通上的地利之便，曾征集中国、阿拉伯、波斯、希伯来的天文历算学者，并在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格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文台，还建立了一座藏书达40万卷的图书馆。1272年左右完成的《伊儿汗天文表》，介绍了中国、希腊、阿拉伯和波斯的历法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这部世界天文学史上的杰作，就是汇聚在伊儿汗国的各民族科学家合作的硕果。伊儿汗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郑和下西洋
与陆上交通相比，明初的中西海路交通曾一度大放光彩。这就是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所以被尊称为“哈只”。郑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漂洋过海去朝圣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云南的时候，郑和才12岁，被俘到宫中作了太监，并被分给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后来，朱棣在北平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郑和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从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别赏识。朱棣即位后，擢升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他率领的远洋船队共有大型宝船62艘，各种人员27000多人。这种大型宝船，每艘长44丈，宽18丈，配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船上满载着丝绸、织锦、瓷器、金银、铜钱和铁器等货物。另外还有小型海船百余艘。这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程，泛海到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刺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当时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然后返航，利用季风在永乐五年（1407）秋天回到中国。
郑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队的航线和所到的地方大体与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发现了一块郑和当年树立的航海纪念碑。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清楚地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斯里兰卡时的活动。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这一次郑和的船队有船48艘，人员27000人。航行的路线及所到达的地方与前两次仍大致相同。在这次航行中，郑和在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满剌加建立了栅栏围墙，盖了仓库，作为明朝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归国也仅有一年的时间。船队于1413年冬出发。到达占城后，驶向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柯枝、古里；最后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13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波斯湾口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时，在苏门答腊，郑和派出了分遣船队。这支分遣船队向西航行，访问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城邦，又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剌撒（今北也门萨那）、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再到忽鲁谟斯后返航。
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这次郑和的主要使命是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回国。所以上次航行所经各国必然是这次的所到之处。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资料里，记载了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到达亚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这一次出航时间较短。航线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队再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到达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地区）、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等地。
郑和第六次出航回国不久，永乐皇帝死于亲征蒙古途中。郑和航海活动暂时停止下来。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这次航海规模庞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今印度奎龙）、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天方（今麦加）、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
郑和下西洋，担任了中国的友好使者。远航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金币等货物。每到一地，就以丝绸等物赠送给各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邀请各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友好接待。回国时，有大批使臣随同到中国来。随船带回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访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桥梁。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沟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经南海、印度洋，直到东非海岸的详细航线，是我国在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时期，各国来中国的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永乐二十一年（1423）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郑和远航后，明代出国到海外移民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增多。他们把中国文明带到各国，促进了那里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通过郑和远航，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大量流播到亚非各国，成为亚非广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当时从亚非各国运到中国的货物也琳琅满目，达180多种。
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著作，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事迹的真实记录，已被泽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郑和的丰功伟绩，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重要商埠三宝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和三宝井、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塔，等等，都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的永恒的怀念。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的前后，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对东方的交通与联络却再一次遇到了复杂的情况。
当时，从西方前往东方和中国的商路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从小亚细亚由陆路沿黑海、里海到中亚地区；
第二条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由陆路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改走海路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
第三条是由陆路过埃及，到达红海沿岸，然后改海路到中国。
这时的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而地中海一带则由意大利人垄断。在钦察汗国灭亡后，帖木儿帝国的短暂崛起一度阻断了从陆路到中国的交通。
此后，15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1453年灭亡了拜占庭，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与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的各国商人大肆勒索。这种情况，使得中西交通与交流出现了某种梗阻现象。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热切地希望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新途径。马可·波罗笔下遍地是金银财宝的东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贵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业，期望从海上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后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员的引导下，向东横越西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库特港，终于成功地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也于1492年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开始了为时两载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也揭开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西方传教士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