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
“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
（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
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
“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
巫山人元谋人
巫山，横亘于四川、湖北两省的边境，北与大巴山相连，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巫”字，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长江在巫山间穿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绚丽的长江三峡，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无独有偶，长江三峡与东非大裂谷一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两地虽然地隔万里，但有着惊人相似的地形、地质、地貌结构。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先后云集于三峡，希望在这里有所发现，发现从猿走向人的踪迹。其中有英国的欧文，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格兰，他们到三峡地区作了考察，并发表了作品，但没有发现中国最古人类的化石。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些国外的考古学家的头上。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一支年轻的中国考古队的头上。经过苦心的开掘，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考古队员终于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齿一枚。
考古队员们欣喜异常，将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
现在，幸运的巫山人的后代可以对自己的远祖“巫山人”展开尽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许是在200多万年前气候发生突变的缘故吧，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树头的果子不见了。一群原先在树头鲜蹦活跳的猴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的危机和死亡的恐惧。
怎么办？
也许，绝大多数的猴子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坚持在树头。结果，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一场悲剧。
也许，有少数的猴子试探性地跳下了树头，走向了空间更加广阔的草原。
正是由于这关键性的一步的迈出，现在被人们称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在树头生活，活动的方式当然是爬行和攀缘，到了草地上，为了观察和探视，必须直起身子行走；当年在树头植物的鲜果垂手可得，而现在必须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己弱小的生灵，或者想方设法去采撷果实；过去常年寄居于树头，过着“有窠氏”式的生活，现在必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溶洞，过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巫山人”当年居住过的溶洞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基本消亡了的116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或许是同时，或许是稍后，迈出这样关键一步的还有远在云南省北部云南盆地的“元谋人”。这是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工作者，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化石积度很深的人的门齿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鉴定，这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这就告诉我们，170万年前，这里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自然界的剧烈的变故，他们艰难地从树居生活转向了地面生活。他们既要顺应自然，还得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如树枝或石块作“工具”，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具渐渐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制的粗糙而简单的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的编者胡尔克说得好：“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由猿的范畴进入了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工具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
同样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进行着。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其性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的“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万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新推测：双沟发现的长臂猿与北京猿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也许是历史的某种机缘，双沟长臂猿的后代子孙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后，重又回到了地处江苏双沟的老家来了。考古证明，双沟地区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从森林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化，双沟人顺应了这种转化。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类（可能是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中的一种）在这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华古土本身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原始的狩猎者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依存于石头的。如果说人类有着300万年的发展史的话，那么，用石头来防身，用石头来猎物，至少占据了290万年的时间。而石器之外的骨器、陶器、铜器的出现，最多只有一万年。事实上，骨器、陶器、铜器、铁器出现以后，石器仍然存在着。看来，石头要与人类相始终了。
人类从动物群中走来。当猿从树头走向草原，走向平地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肉食在食物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自然的生存欲和发展欲使原始人懂得，要在平地上在强者如林的草原上要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强壮的体魄。而要有强壮的体魄，又必须肉食。这从根本上说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个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问题。
原始的人类一代一代地生存着，又一代一代地发展着，发展成了勇敢的狩猎者，尤其是男人。而获取狩猎者资格的手中的武器，就是石头。不是简单的、自然状态下的石头，而是经过打击、改造过的石头，我们称之为石器。
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石器。石器有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
在陕西蓝田县出土的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石球，还有一些无以名状的石制工具。
在北京周口店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器有了更大的进步。北京人的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绿砂石、石英岩、燧石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为最多，这也是与狩猎有关的吧！
在贵州观音洞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头制器有3000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器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同样以刮削器为多。石器不只加工一次，还加工二次，以至于三次，多次。
石器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狩猎攻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猎获物的逐步丰富。
山西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简单，所获猎物并不怎么丰厚。在遗址中有切割痕迹的鹿角和烧烤过的动物骨骼。有趣的是，由于猎物太少，不能满足西侯度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他们常将骨头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这种情况到了蓝田猿人时代就改变了不少，他们食用的动物食品有三门马、大熊猫、野猪、斑鹿、剑齿象、中国貘、爪兽、硕猕猴和兔等，而且数量大为增加。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活环境有了不小的改善。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如剑齿虎、肿骨鹿、硕豪猪等绝灭了，人类的食谱中不见了这些动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少见或不见的动物，如野马、野驴、赤鹿等。在大同盆地边缘生活的许家窑人，以野马为主要捕猎对象，他们因此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猎马人”。在他们生活的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以吨计，可见其肉类食物之丰富。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发明了弓箭，以石头为箭头的箭可以在百步之内击中猎物，这样，捕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使用了箭的峙峪人和河套人，在捕猎野马、野驴、野羚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可以以遗址大宗的动物化石为证。
由于捕猎物的增加，使远古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进而促进了人体本身的发展。就拿脑容量来说，其发展速度也是十分显见的。蓝田人的脑量平均为780CC，比南方古猿的脑量（430~700CC）增加了。到了北京人时代，脑量最高的已达1225CC，最低的也有859CC，以所获的六个头盖骨平均计，也有1059CC，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CC也相去不远了。其他如身高、体重，体重的减少等方面，也都随着狩猎业的发展、肉食量的提高而有所进步。
不错，古人类是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的。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直走了几百万年。
山顶洞人人种
大约距今18000年以前，在“北京人”曾经长期活动和生活的北京周口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从龙骨山下流过的坝儿河虽然仍然存在，但水势小了，变成为一条孱弱的小溪，到了冬天，常会出现干涸现象。以前曾是湖泊或沼泽的地方，变成一处处小水塘，水塘里生长着青鱼等淡水鱼类。平原上出现了一些干旱多沙的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鸵鸟在那里昂首阔步。龙骨山上的树木稀疏了，但不远处还生长着森林，斑鹿、狍子、野猪出没在森林里面。山下的辽阔的草地上，奔驰着野马、羚羊、野兔。这个时期，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生活着一群被称为“山顶洞人”的原始人。近世发掘出来的这批原始人头骨的化石，以其奇特的相貌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
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这些人类化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著名的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头骨化石考察后认为：其中一个男性头骨经测量很像是某些西欧智人的化石，一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一名年纪轻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像是爱斯基摩人类型。这位魏敦瑞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山顶洞人不是土著的，与土生的“北京人”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他们是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最后绝了种。
因为魏敦瑞在国际人类学界是极具权威的，因此后来不少人都因袭其说。
依据山顶洞人洞穴中没有什么像样的石制工具这一事实，有些科学家顺着魏敦瑞的设想作了推断，认为在与当地蒙古人种的械斗中，外来的山顶洞人是失败者，而与之斗争的蒙古人种是胜利者，“胜利的敌人是不会空手而回去的，因此所有山顶洞人精制的成形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以及一切可使用的杂物，都被当作胜利品扫数掳去。”
当然，这样分析是并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
山顶洞是山顶洞人的“家”，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这个“家”是自上而下的“三层楼”。除洞口外，分为上室、下室、地下室。上室深约8米，宽约12米，是山顶洞人们日常生活、栖息的地方。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是山顶洞人死后的墓葬之地。地下室在下室的深处，是一条南北长约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地带，是山顶洞人的贮藏室，包括植物及动物。山顶洞人的头骨发现在下室中，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墓室中，刚出土的时候，头顶向上，稍向左方倾斜，看得出是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和顺序安葬的。如果山顶洞人是在与本地的蒙古人种斗争中被杀死的，那么，在当时十分野蛮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暴尸荒野，而相反要加以很好地礼葬呢？
至于对山顶洞人的相貌，人们也认为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中国的人类学家吴新智对权威的魏敦瑞先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魏氏对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过分强调了其差异而对其共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个头骨都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吴新智认为：“山顶洞人可以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而不少学者则对山顶洞人之谜回答得更干脆。他们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从形态观察上讲有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以及有下颌圆枕等。可以肯定，山顶洞人是蒙古人或黄种人的祖先。他们头顶圆横，前额比较饱满，眉脊已不明显突出，脸型和鼻型已与现代黄种人接近，吻部也不再向前伸出，下巴已经明显长了出来，比起他们的老祖宗“北京人”来，山顶洞人可以称得上是“五官端正”了。
河姆渡人
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概念。他讲到了大海和陆地，讲到了人：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人们历来相信这话。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动给了黑格尔论断以重重的一击。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超越土地限制”吗？不！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吗？不！
生活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们是中国水作农业的代表。那里出土的稻谷的外形、颗粒大小都已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对河姆渡人来说，土地应该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却“超越土地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处江南的宁绍平原。这里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解决水上交通成为他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务。船，是这里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当时条件下，木制船只的制造大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从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结构看，它的建筑技术上水平已相当的高。在木结构的交叉连结上，河姆渡人开始突破捆扎式，那采用榫卯工艺，其中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这些榫卯制作精巧，结构科学，而且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处理。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建筑技术，除了用之于房屋建筑外，必然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条件。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造船业是有一定规模的。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河姆渡人制作的大型船只，但我们却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木桨，有桨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用整块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面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残断，下部如柳叶形，中间厚而外侧稍薄，两侧并不对称。残长为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从制作方法、形状及使用后磨损状况看，这显然是一支船桨。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桨。都是用整段木头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坚固。柄部粗细适中，断面有圆形、方形两种。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减薄，制作精细。其中一支残长有92厘米，另一支残长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们敢断言，这些还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们走出大陆，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将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鸿大制作。
在遗址中，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两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为方形体木舟玩具，另一件舟体看起来好像半个月亮，俯视略呈菱形，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下还附有穿孔小耳，形态逼真。这两件精美的陶舟艺术品，反映了河姆渡人与舟的密切关系。
在河姆渡人遗址中，有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些水生动物，不仅有生长在内河的，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鲸鱼、鲨鱼。他们能出海捕鲸、抓鲨，不只说明他们造船和捕鱼能力的高超，还说明他们有着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别样的文明。正如张自成、钱治在《复活的文明》一书中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早期海洋文明。”
中华文明源流
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
文明进化
“北京人”用火
“北京人”的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大发现。
1929年，时年25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惊喜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下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只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中国另一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3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惊和激动。
从地下发掘出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时的周口店一带草木繁盛，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的“北京人”经常靠捕猎水牛、羚羊等动物为生，偶尔也能捕猎到剑齿虎和其他大型动物。除此之外，许多植物的根茎及果子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如果将“北京人”的遗骨加以复原，他们的相貌大致是这样的：前额平低，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盖着眼睛。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容量平均为1000多毫升。他们的肢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在使用上臂时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运用自如。他们的下肢虽然还有些屈膝，但已经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尤其要紧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火呢？
原始人捕猎为了解开这个谜，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遗迹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看到了烧过的朴树子、木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烧过的鹿角及其他各种动物骨骼。朴树子被烧后呈灰白色；烧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满龟裂纹和斑驳的痕迹；烧过的鹿角有裂纹；烧骨数量最多，除与烧过的鹿角一样有多种色泽外，还有发出蓝色和蓝绿色的。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北京人”估计还没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们懂得引进自然火种。引进自然火种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还使用树枝作柴，带有油脂的兽骨也常用来作为燃料。
原始人用火第二，“北京人”不仅懂得引进自然火，还懂得控制火、保存火。“北京人”居处的灰烬不断增加，在第四层灰烬厚度达到4米，这已经足以说明他们能够控制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朴树子的发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在烤食植物种子。被烤黑了的各种动物骨骼更是证明他们将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当然，火除用以熟食外，还可用以御寒、照明，洞口点上火，还可用以防御野兽侵袭。
“北京人”用火的被证实，一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可是，在种种证据前，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有人从洞穴的一个角落里采集到少量样品，说明这仅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为了证实北京猿人的确会使用火，从2001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径，利用地球化学方法——元素碳进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烧后都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除了常见的碳屑外，还有碳丝、微晶石墨和炭黑等，这些都属于游离碳，肉眼一般看不见，通常被人统称为“元素碳”，元素碳极易和其他颗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认为，“元素碳可以作为一种示踪剂，来显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过火”。
研究的结果显示：所鉴定的大部分土样和动物骨头的碳含量都比较高，比天然火燃烧要高出一到数个数量级。沈承德长期在瑞士进行古人类学术研究，看到实验显示后说：“这么高的浓度，只可能是就地产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后留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这一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周口店猿人地点用火遗迹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人类学会使用火，是比蒸汽机的发明更伟大的事件。这样看来，“北京人”仅此一项，其对人类的贡献就非同一般了。
我国农业起源
关于农业的发明权问题，是古来人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亦称厉山氏）发明了农业，还有人说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个人发明了农业，周人则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而发明了农业。讲法虽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认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
在诸多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让人信服。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很多。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北界厉乡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皆动。”
神农为了发明农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卷下谓：“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世本》云：“神农人身牛首。”
应该说，史籍提供的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资料是十分珍贵的，神话故事中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情节，又刚好与考古发掘相契合。
第一，寻找种植植物的种子。
神话故事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说，上帝从天下起粟雨来，神农“遂耕而种之”，于是以粟为种植的主粮。二是“丹雀衔九穗禾”说，此丹雀看来是一只神雀，它衔来了良种“九穗禾”，于是，“帝乃拾之，以植于地”。三是“尝百草”说，在神农发明种植前，所有植物都属于“百草”之范畴，神农通过“尝百草”，选出了良种，“耕而种之”。
三种说法中，以前两种为虚妄，多神话色彩，与实际难符，而第三种说法是实事求是，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在没有发明农业之前，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尝味，要选择，看来，人类最后选定的一些农作物，是长期实验的结果。
黄土地区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中原地区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将其采集、选择，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粮粟子。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显然是刚从野生狗尾草驯化过来的。
南方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农氏们就采集当时也许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进行驯化培植，使之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远古文化遗址发现的两粒半古稻，属于14万年前的物品，这正是处于野生水稻祖本和现代水稻之间的正在驯化的水稻。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种之”。
种植植物意味着对植物进行管理、看护、培育。关于神农氏的传说中，说神农有田一顷二十亩，内穿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护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看护和管理手段，只是没有写出来罢了。
原始人对驯化中的植物的看护，可以参照一些少数民族的方法。鸟兽的侵害是原始农业的大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用篱笆把植物区围起来，或派人看守。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瑶族农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头挂有穿孔的竹筒，微风吹来，呱呱作响，禽兽听而生畏，就不敢前来吃庄稼了。这些方法原始人应该都用过。至于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驯化护理的方法。
第三，农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
神农“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制陶技术，它是与农业、定居同步的。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制器工场和陶器。
至于“斧斤”，那应该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农业工具。《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树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树木分解开来作柴使用，都离不开斧。而这斧，正是神农氏发明的。
这一点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在当时条件下，离开了斧要砍伐树木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于砾石，比较厚重，呈梯形和长方形，两面磨刃。除少数直接操作外，多数装有木柄。普列汉诺夫认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得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我国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经攻克了这一“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先进的。
神农“为耒耜锄耨”。除对驯化植物进行护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为重要的，于是神农氏在实践中发明了“耒耜锄耨”，使土地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料和生长条件。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峨沟北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都距今八九千年，当时耜耕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火耕时期，盛行用一种尖棒播种，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发明了耒耜。耒有单齿和双齿之分，耜与耒相似，只是耜冠是板状的。在浙江余姚河姆波还发现过木铲，发现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发明和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和磁山等遗址已经出土了精致的石镰，呈拱背长条状，通体都磨光，刀刃部有细小的锯齿，柄部较宽，且往上翘，下部有供拴绳用的缺口，说明石镰安有木柄。这一发现说明镰刀使用的历史十分古老。还有一些地方发现有蚌刀作随葬品的，可见镰刀不只有石制的，还有蚌制的。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是神话传说，文字典章，还是地下发掘，都证明我国早在八九千年前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至于作为农业发明者的神农氏，恐怕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稻谷起源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稻米有两种基本亚种，一种是籼稻，被称为印度稻；另一种是粳稻，被称为日本稻。另有一种非洲稻，那是籼、粳齐全的。一提到水稻，人们就会想到这三地是其发源地。
是这样吗？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雄辩的，多多少少的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了，水稻发源于中国，至少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之一。
较早时，人们认为华南地区是我国稻谷的发祥地。在广东省曲江县著名的石峡遗址中，发现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稻作农业遗存。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都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还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中随葬品中有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在一起成为团块。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种亚种，而两种中又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也还比较原始。
据此，相当一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岭南的两广地区是水稻发源地，长江流域的水稻品种和水稻种植技术是从岭南传播过去的。
华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料十分丰富。当时野生的稻类植物可能到处都有，人们完全可能通过采集走向种植，事实上也已经走向种植。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那里，其他可口的食物，包括水果，漫山遍野都是，华南人为什么偏偏会偏爱于水稻？要知道，培植水稻比起采撷果品和种植果树来，要困难得多。就是说，作为远古时代的华南人来说，没有迫切必要发展稻作农业。偶尔或少量种植一些，是可能的。石峡遗址的先民就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试着种植的。
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但这种揣测被后来大量的长江流域的地下发掘证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