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邑、墟集
乡村集市
相传神农作市，这种市无疑是乡村集市。《史记·平准书》载，因井田以为市，显然亦是乡村市场。
孟子更是形象地描写了站在乡村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伺机牟利的“贱丈夫”。
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孟子·公孙丑下》）
后来人们把操纵和把持贸易的行为，叫做垄断，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战国时，这类农村集市已为数不少。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伞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声则民乏。（《管子·乘马》）
另有资料说，战国时，中国已有800~900个城镇。
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汉代全国分为130个郡国，1587个县、道、国、邑，6622个乡。在郡县乡村中都有市场。县以下定期集市贸易的小邑，称为市邑。汉代，这种市邑数以万计。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王符《潜夫论》）
另据日本学者估计，西汉后期（公元2年）全国有大小城镇37844个。
西汉时，全国“名都”只有20来个，郡国县道所在的城市1710个，加在一起，约有1730个。从37844个城镇中，减去这1730个县以上城市，尚有36114个乡村集市，即市邑。与上述“市邑万数”的记载是一致的。平均每个乡有6个市邑，每县约有24个市邑。汉代，县的面积一般为方圆100里，人口多的地方，县的面积较小；人口少的地方，县的面积较大。也就是说，每方圆100里内，平均有24个乡村集市，约为战国时期城镇集市数的5倍。
农村小集市的名称各地不一。或叫做“市”，或叫做“墟”、“痃”、“亥”、“场”、“集”、“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这些杂乱名称中，我们不难窥见其面貌。乡村集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商旅图交易时间短暂。战国时的市是朝满夕虚式的，早晨起来赶集，晚上散去。市罢人散，市场空空。
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战国策·齐策》）
定期集市。每隔三五日，或十日八日，集会交易一次。而不像城市市场那样是常设的。“墟”的名称鲜明地反映出这一事实。
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引《青缃纪录》说：
岭南人谓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故谓之虚。（《柳河东集》卷四二）
宋人吴处厚进一步解释了称市为虚的原因：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是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手。（吴处厚《青箱杂记》）
“痃”（亥）市的名称也很形象生动。痃疟是一种定期发作的疾病，人们以此称呼当地间日或几日举行一次的集市。
又蜀有痃市，而间日一集，如痃疟之一发，则其俗以冷热发歇为市喻。
江南人觉得这种称呼不雅，而改“痃”为“亥”，以符合当地寅、申、巳、亥日集市的习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东南行》中的“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出）”诗句中所说的就是这种农村小集市。
活跃于这种集市上的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农民以粮食交换手工业者制造的农具、用具和酒、肉等日常生活用品。农忙时，手工业者还把农具运到田间地头出售，农民以五谷、货币购买，或赊贷。所卖农具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器不善者不集”，不合格的产品是不拿到集市上出卖的。
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鞔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币）易货。或时贳。（《盐铁论·水旱》）
这种市场上还没有看到商人的身影，进入市场的货物就地摆设，买卖，“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有的农村集市尚无货币流通，处于物物交换阶段。
“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盐铁论·错币》）
这种农村集市数量多，相距很近。宋代，广州肇庆府惠州共管墟税83场，皆系乡村墟市。有“三里一虚”之说。
墟市上的货物一般是不纳税的，但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希冀增加税收，请示朝廷要求对其收税。但皇帝认为，这是一种扰民举动，未予同意。
（北宋至道二年（996）七月）二十八日，上封者言：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墟市，请降条约，令于城邑交易，冀增市算。帝曰：徒扰民尔，可仍其旧。（《宋会要辑稿·食货》）
可有些地方并不听中央的，照样创立税场收税，对米粟亦且收钱，甚或横征暴敛，甚为民害。
草市
草市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农村市场。“草市”一词最早见于东晋南北朝。草市的确切含义不详。草字的本意是潦草，草率，粗略之意。大概是因为有些农村市场与官府设立的县以上城市市场比起来，相形见绌，不那么规范，故称草市。现在学术界引用的有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淝水左渎有“草市门”。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东晋成帝时，宫城移往苑城后，在建康城外置七尉，其中“南尉在草市北”。南朝齐永元三年（501）张欣泰之乱，鄱阳王宝夤投奔草市尉，这可能就是驻在草市附近的南尉。
宝夤亡三日，戌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夤入宫。（《南齐书·鄱阳王宝夤传》）
草市在唐宋时有很大发展，许多诗词和史书对此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到草市如下一些特征：
草市上的货物多为农林渔牧产品，有诗为证。
十里山村道，千峰栎（例）树林。
霜浓竹枝亚，岁晚获花深。
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
（李嘉祜：《登楚城驿路·十里村竹林次交映》）
草市中有常设的药肆。据《太平广记》载，唐玄宗曾诏兼琼求访王老。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惟草市药肆说，常有二人来肆卖药，说是王老让他们来的。兼琼根据这个线索果然找到了王老。草市亦有酒肆。陆游《村居》诗中有“草市寒沽酒，江城夜捣衣”的名句。范成大在《离池阳十里清溪口复阻风》中亦有“远寻草市沽新酒，牢闭逢窗理旧书”的诗句。草市中还有饭馆等设施。
大的草市非常繁华，有来自四面八方、语言各异的商贾，有长途贩运来的货物。如距汴州（开封）城不远的汴水渡口上的一个草市就有“江货”、“海商”：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诗》卷十一）
有的草市上还出卖名人诗句。如白居易和元稹的诗就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拿去换酒茗。
草市上有许多富室大户定居，也招来江贼的劫掠。
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元和）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樊川文集》卷十一）
有的草市设有管理的官吏——“草市尉”，已如上述。
多草市位于城市附近。上已言及，建康城外有草市。宋求敏《长安志》载，万年县城东有草市。四川的西川城东门亦有草市。宋代，城郊草市更多。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东坡全集》卷三十五）宋代许多草市是“自唐以来”就已存在的。五代时曾规定，兴建草市要在城外距标识7里以外处。
草市有的位于交通要道，特别是江河沿岸。上引“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两句，已说得很清楚了。
有些人口多、贸易发达、交通方便、位置重要的草市上升为县治。如唐代著名的灌家口草市于开元十三年（725）升为归化县治。
城市
城市产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城市是城与市的合称。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围墙，市是贸易活动的场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后设市。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维护统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里面修内城，称为“城”，外面筑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护城壕，叫作“土阆”，这种城市，以其坚固，叫作“金城”。古人对于城的重要防御功能，有透辟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夏代已出现了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城”。
商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商都殷规模颇大，有方圆十来里的面积，都邑里有九市，市里设肆。市肆是货物交换的处所。
“城市”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城市大量兴起并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亦出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城市是由国家建造并管理的，多设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或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丰饶之处。城市有一定规划。都城由宫城与郭城组成，用城墙包围，成为密封式。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当时最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齐君的宫室设在宫城北部偏西处。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设市。其他城市亦都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市。市一般位于城的东北部，宫室位于西南部，临淄是这样，赵都邯郸也如此。战国时，邯郸由位于西南的王城（俗称赵王城）和位于东北的“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王城是王宫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区和商工业中心。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并限制贸易的自由发展，市亦用墙围起来，四面设门。围墙称“移”，门叫“浬”。市内设肆，由肆长把守。肆是陈列售货的地方，可能也附设有手工业作坊。还有市廛，是用以储藏货物的邸舍。市场上还设有官舍，管理市场的官吏在此发号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帜，以为标志。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场设施的一般状况。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改进，城市市场上的货物已多起来了。
《左传》关于市场上货物的记载不少。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大贵族“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就是卖羊的场所，羊是买卖的货物。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子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是鞋子，“踊”是假脚。市场上有卖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脚的。《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说明市上卖米，惟缺赤米。《诗经》载，“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载，“抱布贸丝”，市上丝和布相交换。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载，有“酤酒者”。
城市市场上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遥远异乡的各种货物。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禾）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毛）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些产自各地的物品，都由商人贩运汇集到中原城市，成为市场上贸易的货物。
这些货物分为两大类，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粗麻布之类；二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宫廷官吏所用的装饰品，如珠宝玉石之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始皇所得到的昆仑山的美玉，随侯的珠、和氏璧，垂挂的光如明月的珍珠，佩带的太阿宝剑，骑的纤离的骏马，以及打起的翠凤羽毛的旗子，设置的灵鼍皮蒙的鼓，这些宝物没有一件产自秦国，都是来自异国的。
在城市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角是商人。
春秋时期，商人已是四民之一了。其中，有些是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大商人，是所谓“行商”。亦有兼事生产的，战国时著名大商人猗顿就是从事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贩运的。还有一种大商人，所谓“长袖善舞”者，本钱多，不与人争买卖，而注意把握市场动态，善于抓时机，贱买贵卖，赚取巨额利润。
在城市市场上列肆贩卖的，称为“坐贾”，多为小商人，如上述卖鞋卖踊者流。
商工业者名列市籍，多聚居在一起，“处商就市井”。据《国语·齐语》，国都中分为二十一乡，商工居六乡。
市，早晨开放，晚上关闭。一开门，贩夫贩妇和所有参加交易的人，蜂拥而上，“侧肩争门而入”，争先恐后。开市时，万头攒动，声音嘈杂，甚嚣尘上。日暮罢市，人们“掉臂而不顾”，市门关闭，停止营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郑人买鞋前，在家先量好了脚的尺寸，到市场后发现忘记带了，等回家取来尺寸，“市罢，遂不得履”，说明营业时间有严格限制。
君子是不过市的。市又是行刑示众的地方。
从战国至隋唐五代，大城市的数目增加了。汉代桓宽在《盐铁论·通有》中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今河南温县和济远县），韩之荥阳（今属河南），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楚之宛陈（今河南南阳、陈州），郑之阳翟（今河南颍川），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当时有20来个大商贸中心，其中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尤为有名。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五六个。西汉首都长安周长60多汉里，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有8万余户，25方人口。班固在《两都赋》中描写道：建金城之万难，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城池雄伟，道路宽阔，人烟稠密，货物丰富，市场繁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秩序井然。
唐代，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10余个。
而欧洲至16世纪初才出现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标志着中国古代较早脱离蒙昧落后生活，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
战国至五代，大城市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东汉末年起，大城市逐渐南移，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落后，东南地区的城市比较发达。这一趋势继续到古代末期。
但这一时期，城市市场的变化不大，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特征。
市仍由官府设在城中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都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两侧，六市在道西，称西市；三市在道东，叫东市。市区是长方形的，周围有墙垣。四面设肆，供商贾出卖货物之用。四边各设一门，供交易的人们出入。在市区中建立市楼，上面树立旗帜，叫作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是各列肆中间的人行道。市政官员在五层的旗亭上，可以俯视观察百隧。居住在市区的商贾必须到市政官府去登记注册，取得市籍，才可在市场上营业。市场上货物丰富，排列整齐。街市上车马拥塞，人流如注，没有回旋余地。“商旅联福，隐隐展展，冠带交错”。
市内商工业者必须穿着特殊服饰。
肆店铺门口悬挂标志，相当后来的幌子之类。战国时已有“悬志甚高”的“酤酒者”。汉代也有此类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
商人们还编造一些故事甚至神话，作广告，推销自己的商品。北魏时，有所谓“擒奸酒”，就属这类性质的广告。据说，北魏南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堕酿制的名酒鹤觞酒去上任，路上遇着拦路抢劫之人，这些盗贼抱过酒去便喝，一饮就醉了，个个束手被擒。因此，这种酒被命名为“擒奸酒”。刘白堕以此作广告，进行宣传，深入人心。连当时的游侠们都说：“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南北朝时，商品交易额大的，如田宅、奴婢、大牲畜、木材等买卖，仍要立券。惟券有质券卖券之分。质券可以作为将来取赎的凭证，卖券则不能取赎。买卖驴马等所立文券是写在纸上的，而不是用竹木制成的。文券似乎也无固定格式，有时写得很长。
凡有文券的大买卖要抽收4%的“估税”，卖方出3%，买方出1%，叫做“输估”。无文券的小买卖也要值百抽四，叫做“散估”。
贸易时间有限制，市按时开放和关闭。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市和罢市。南北朝时，北魏首都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至唐代，仍如此。“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开市前，不许进入，罢市后，不准滞留，违者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没有开市时，有急事也得在外面等待鼓声。（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沈既济《任氏传》）
汉代，没有夜市，若夜间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就会被人认为不正常。
京城夜晚开市，须经皇帝特许。唐神龙年间（705），京城于正月望日举行灯会。允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夜间坊市开门。后曾一度改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开坊市门。
重门夜开……自今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
（元〔玄〕宗《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全唐文》卷三二）
这个制度因时局不靖曾经中止，至五代又恢复。
开平三年（909）正月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四》）
唐代，有的城市有时似乎已有夜市。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
市门由拿着鞭子和兵器的官员把守。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周礼·地官司徒下》）
“度”（殳），是一丈二尺长的无刃兵杖。守城的官员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兵器，显得威风凛凛，其目的是“以威正众人”，维持市场秩序。
唐和五代时期，都曾实行“入市之税”，即对入市门的人征税，开始仅对商贾，而后扩大到所有入市门的人。《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反对这种政策的谏文说：夫关市之税者，谓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另有资料记载，杨坚于北周末年“入宫辅政”，废除周宣帝实行的“每人一钱”的“入市之税”。这是对入市门的人征收的人头税，而非对人市的商品征税。
隋唐时，市内出现了许多肆、店、铺、行。隋东都洛阳市内有120行、400余店、3000余肆。唐都长安东西市内有“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肆与店都是商店，但稍有差别。肆略似零售商店，店略似批发商店，有时店也可能兼零售。两者差别不明显，故常肆店连用。
肆店经营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出卖某一种商品的肆，如帛肆、鞋肆、衣肆、书肆等，专门出卖帛、鞋、衣、书。二是出卖各种杂货的“星货铺”，因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三是专门收购和寄卖旧物的“寄附铺”，类似近代的委托店、拍卖行之类。“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纱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四是为参加贸易的人提供餐饮的酒肆、茶肆等。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就常到酒肆。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唐太和九年，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派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王〕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旧唐书·王涯传》）五是为外地商旅储存与批发货物及收存拨兑货款的邸店，柜坊。唐代各地城市中开设了许多邸店。外国商人，特别是波斯商人经营邸店的不少。
杜子春……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玄怪续录》）
隋唐时期，市场上有很多出售同类商品的行。其中有些行只买卖现成的商品，如马行、鱼行、丝行、绢行等等。有些行，如金银行、钉行、秤行等等，则是在后面作坊内加工制造出物品，拿到前面店铺出售的。从事各种买卖的店肆，在长期的营业活动中，都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以行业命名的组织，这就是行。同行之人推选行中财力雄厚、有地位和影响的人为行首或行头。由行首组织同行从事某种共同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并出面与官府打交道。行，是商民自己组织起来的，以后逐步成了联系商民与官府的纽带。
市内各行业的商人有不同的用语。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长安市人的“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等。
汉、唐时期，有身分、有地位的贵族、官吏等上流社会的人士，是不屑与在市场上贩卖物品的、身分卑贱、地位低下的小商小贩打交道的。需要到市场上买东西时，则派他们的仆役去。
市还是行刑的场所。因为市内人很多，杀一可以儆百，枭首可以示众，故古代杀人叫“弃市”。
直到清代，市仍是行刑的地方。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变法的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廷杀害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菜市口。
城市市场
宋代，中国城市繁荣，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达40余个，其中有的超过百万人。北宋首都开封的人口虽无确切数字记载，但从每年消耗漕米900余万石概算，人口当在150万以上。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杭州有39万户，124万余人。《马可·波罗游记》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盛和最伟大的城市”。而同期的伦敦和巴黎人口均不足10万，工商业中心的布勒斯特和鲁昂，人口均在5万左右。宋以后，中国两度由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一度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动。与此同时，城市几经沧桑，但总的趋势还是向前发展的。元代有大商贸中心20来个，明代增至30余个，清末县以上大中城市1500个左右。城市继续向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集中。元代，全国2/3的大商贸中心分布于东南沿海。明代，位于江浙的城市几占全国城市的1/3。清代，西安、洛阳等内地大城市继续衰落，沿江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元明，市场南北扩张，清代，东西发展，川江航线开通后，长江中上游城市迅速增加。鸦片战争后，沿海城市呈现由南向北发展势头，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经济贸易，特别是对外经贸中心，青岛、天津、大连等商埠崛起，大体形成了近代城市分布格局。
宋至清代，城市市场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地域和空间上扩展，营业时间延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打破封闭。
宋至清中叶，城市规模扩大，城墙曾一度加固。首都是城墙三重，有的达四重，城墙从土夯变成砖石砌成。
宋都东京（开封）有城墙三道。开封外城周长50余里，南北东各5门，西6门，其中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为四正门。里城周长20余里，东南西北各三道门，正南门叫朱雀门。宫城位于里城的西北部，周长9里（一说5里），正门宣德门旁又开5门，皆用金钉、红漆，墙壁都是用砖石砌成的，楼顶覆盖琉璃瓦，朱栏彩槛，西出西华门，东出东华门。
北京，金代叫中都，是仿照宋都开封改建而成的。中都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道。大城周长约36里，呈方形，城墙高约4丈，开12门。皇城、宫城在大城之内。元代称北京为大都，城墙三重。大都外城周长60里，城门外筑瓮城，城墙底部宽10步，顶部宽3步。城门上以及两门中间，都有美丽的建筑物，其中的房间，收藏护城士兵用的武器。皇城在大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宫城在皇城的东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南为崇天门。明代，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内城原称大城，因后增筑外城，故称内城。周长46里，城墙高3丈6尺，用砖砌成，开9个城门。明政府于嘉靖年间修筑外城，欲将整个内城包围起来，但因财力不足，仅修起了环绕南郊的外城28里。北京城遂呈凸字形。皇城位于内城里面，宫城位于皇城里面。
南京是明初的首都。规模宏大，有内、外、宫城三重。里城门13座，外城门18座，穿城40里，沿城一转足有120多里。城高4至6丈，底部宽4丈余，顶部宽1至3丈。城墙均以砖石砌成。皇宫在内城里边。
首都以外的城镇也有建筑两道城墙的。如天津，金代为直沽寨，元代为海津镇，明代为天津卫，清代升为州、府。外部以土墙相围，周长47里多，开设12道城门。内城周长约10里，砖墙，开5个门。
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城池》条目，据光绪《山东通志·疆域志·城池》载，宋以后，山东许多城市的城墙都由土墙变成砖石墙。如济南城，明初，内外砌以砖石。章丘县，明代以山石修筑。邹平县，明代“始砌以石”。淄川县城，明代“始建石城”，等等。
然而，宋代以后，尤其是晚清时期，市区迅速扩大，已非城墙所能包围，且城墙成为商品流通的人为障碍；新式武器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城墙的防御功能。因此，有些新兴的城市不再建城，有的老城市的城墙被拆毁。如天津城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于1902年被强行拆毁。天津外城大部被毁，里城全部被破坏，其旧址变成大路，亦即现在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天津城市，从外观上看，已由封闭变为开放。随后，上海城墙也被拆除。不过，这是被迫和屈辱的开放。当然，有些城市的城墙仍然存在，有些尚留断壁残垣。中国的城市，由封闭走向半开放。
其二，店铺林立摊点密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的市场制度已成为贸易的障碍。如唐代长安东市，内有220行，四方珍奇汇集，货物堆积如山，但仍限制在东西南北各600步的狭小固定范围内。洛阳丰都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货贿山积”，也被固定在方圆仅600步的狭小区域，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这好像硬让10岁的孩子穿1岁时的鞋一样，勉强也穿不上，更走不了路。另外，店铺太密集，也不安全。唐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12行4000余家。这种市由官府设立在一个特殊固定狭小范围内，并围之以墙，由官吏严加看管的制度必须被打破，而且在宋代也确实被打破了。宋代取消市坊制，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官府设立、被局限在一个特殊区域内，并由官吏严格管理了。商人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营业地点，从而市场散布在全城各个角落。
宋都开封，民户铺席，坊巷院落，寺庙道观，纵横交错，贸易活动，遍及全城。
杭州也像开封一样，店铺林立，“坊巷桥门及隐展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明清时期，南京店铺馆楼星罗棋布。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可，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新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都城以外的城市，亦到处都是店铺。乾隆年间，苏州画家徐扬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上展现出的苏州城内有市招的店铺就有230多家，分布于全城。
店铺名字五花八门。有以店铺主人姓名命名者，如开封的张家酒店，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刘家药铺，万家馒头。北京的王麻子刀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有以店铺主人所在地和姓名命名的，如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候潮门顾四笛、猫儿桥魏大刀熟肉，南瓦子宣家台衣等。有以仁义风雅等字义命名的，如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其创始人乐尊育说：“同仁二字，可命为堂名，我爱其公而雅。”有以吉祥字义命名的，如德昌、同顺、兴隆、永利、利顺德、发昌、瑞蚨祥等店铺名字即如此。
宋以后，店铺数量增加。如上所述，明清时南京有六七百家酒楼，1000余家茶社，而宋代开封大酒店（正店）只有72家。相差甚远。
店铺规模显著扩大。北宋时，开封界身巷的金银彩帛商店，“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潘楼东街巷上的“刘家药铺，高门森然，正面七间大屋”。曲院街上的遇仙正店（大酒店）“前有楼子后有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出现不少楼房。唐代长安市中的“旗亭五重”即可“俯察百隧”，说明市上没有什么高的楼房挡着旗亭上官吏的视线。北宋开封已有几层高的大酒楼。著名的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南宋时，杭州市面上的高楼大厦已为数不少。据《马可·波罗游记》载，杭州有10个大的方形市场。
这十个方形市场的每一个都被高楼大厦围绕着，其下层为商店，经营各种制造品，出售各种商品。
关于楼层的高度，记载和估计不一，有的外国资料说是8层或10层楼，有的说是3层至5层楼。
由于西方的旅行家脍炙人口提到杭州的高楼大厦，我们不得不相信那是事实，高楼赋予杭州一种典型都市的外型，因此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
明清时的南京，据《儒林外史》载，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径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清乾隆年间《姑苏繁华图》上，画有一家二层楼、五间门面的大店铺，说明在都城以外的城市里也有商业用楼房的出现。清末，一些大城市，尤其在外国租界内，出现了许多新式高楼大厦的商店和金融机构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向近代的转变。
城市大街小巷，不仅有众多固定的高门大屋的店铺，而且有为数颇巨的流动摊点。
宋代，开封、杭州的坊巷桥市，有三五人操刀立肉案前卖肉的；有用浅抱桶盛装、以柳叶间串活鱼沿街出卖的；有推车卖糕的；有沿街摆摊出卖瓜果及其他食品的。夏季，这些人在当街立起青布伞来遮阳光，并摆床凳，在上面堆垛冰块以降温。
从一些材料来看，这些摊位可能是固定给个人的，他人不许侵占。
匡太公……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那些零零碎碎东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坏了。匡大要拉他见官……太公听得，忙叫他进来，吩咐道：“快不要如此！……占了他摊子，原是你不是。”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大在集市上占了别人的摊位，因而发生冲突，打起架来，他父亲竟判他“不是”，说明集市上的摊位是固定的，随意侵占是不道德的。
明清时期，在城市摆摊卖货的小商贩数量巨大。清末，仅天津摊贩就有1万多户，每户有8口人，以此为生者8万余人，甚为可观。这些货摊分布在马路街衢边道上，主要集中在繁华的商业区内。据载，东北马路摊贩121户，北门西一带货摊58家，估衣街一带摊贩200家，北门外乐壶洞两边的狭小街道上亦有26家货摊。这么多摊点严重影响市内交通。如北大关马路西面便道宽者1丈，窄者七八尺不等。路窄人稠，摊点一摆，道路堵塞。
该处小摊，多系叫卖估衣以及零星各物，一经围绕即无余地。加以针市街、竹竿巷等处车马行人如织，每与电车相遇，躲避无从，尤为可虑。
北大关、大胡同及围城马路等处各种小摊任意侵占便道，再加上各处铺户门前所设障檐雨搭，用竿斜支，或将招牌外出，或设风挡牌坊，妨碍行人；或搭盖窝铺，或在门前堆积铁、石、木料、杂物，占用道路，阻断交通。
既要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又要保持道路畅通，秩序良好，是城市市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办法是对摊贩加以限制和管理。一是限制摊位所在地区。天津巡警总局命令北门外一带热闹地方的20余家小贩，迁移至围城各马路一带空旷地方，设摊安业。但众小贩以种种理由拒不搬迁。二是限制货摊所占地盘。官府准许小贩在北马路一带，各就墙根摆占一尺五寸、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不等的货摊。三是限制营业时间。天津警察厅曾拟定夜市规则五条。但以上这些都是一时权宜之计，时间一久，小贩们仍任意摆设货摊。于是天津警方又提出修建百货售卖场，命令摊贩一律移入的方案，因遭到天津商务总会的反对而作罢。商人中亦有提出在北马路北海楼内创办劝工场，并特辟出二层及三层楼上，专门为招集小贩之用。此计划亦未见诸实行。
中国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小摊贩，取缔不了，驱逐不掉，集中不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摆小摊售卖零星货物者，均系贫民作小本生意，冀获蝇头小利，以养家糊口。像天津这样一个城市，竟有万余个售货小摊，养活着将近10万人口，若将其取消，这些人立断生路，必致小贩游闲，贫商枵腹，父母号寒，妻子啼饥，甚或强者铤而走险，变成盗贼，弱者沦为乞丐，酿成社会不安定。
第二，“小摊亦商之支脉”（天津商会语），且能起到大商号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沿街小摊，亦代销商货之一端也。……况零星货物若皆必设铺，是亦难事，其财力之不足无论矣，且小摊之货皆由大号而来，却非大号所能兼售，盖其间又有二焉，禁止小摊是直为大商闭一销路也。
小摊是大的商号店铺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张，正如楼房是店铺在空间上向上扩展一样。且活跃在许多夜市和晓市上的，主要是小摊贩，这又可视作大的店铺、商号在营业时间上的延长。小摊和店铺共同组成完整的城市市场，缺一不可，这大概亦是中国古代城市市场的一个特色吧。
其三，繁华的商业区。
由于交通条件、货物来源、消费水平、习惯等差别，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了一些繁华商业区。
据《东京梦华录》等记载，北宋首都东京（开封）有以下几个商业区。
东华门外商业区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龟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户）之类新出，每对可值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御街大内前南去商业区这里有鱼行、果子行、金银珠子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以及饭店、酒店、茶馆等。位于该区的遇仙正店是开封有名的大酒店。
东角楼街巷商业区位于皇城东南角，“最是耍闹铺席”，是极繁华的商业区。有鹰店、珍珠、疋帛、香药铺席等。这里的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场所，贸易十分活跃，贸易额很大，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另外亦有酒店、饭店以及出卖小商品、小食品之类的早市和夜市。还有瓦棚之类建筑，其中象栅最大，可容数千人，有说书、唱戏、卖药、卖卦、卖剪纸、喝故衣的，热闹非凡，使人终日流连忘返。
潘楼东街巷商业区潘楼东去十字街，叫做土市子，又叫竹竿市，再往东十字大街，分布着茶坊、酒店、食品店、羹店、药铺、妓院、庙宇。且有马行、鸡儿巷、鹌几市。其中刘家药铺为开封著名大药铺。郑家油饼店，设20余炉烙饼。马行街“人烟浩闹”，这里亦有早市和夜市。
相国寺商业区相国寺“万姓交易”。大三门上全是出卖飞禽猫犬之类的。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售杂货。庭中设铺，卖蒲席、屏帏、鞍辔、弓剑、水果、腊脯之类。佛殿附近，卖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边走廊皆诸寺师姑卖刺绣品、花朵、珠翠、幞（孚）头、帽子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工艺品、图画以及诸路离职官员带来的土特产、香药等。后廊有卜肆，全是卖卦的。还有卖秘方的。
杭州最繁华的商业区是御街附近。贯穿杭州南北的御街，长27里多，两边店铺林立，这里有最豪华的商店，最大的饭店，以及最时尚的茶肆。
杭州城内，据《马可·波罗游记》载，还有10个大的方形市场。市场的每一边长半英里，它的前面是大街，宽40步，成直线形，连接城两端，路上有许多较低的桥梁。市场彼此相距各4英里，市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平行，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是为贮存来自全国各地及印度等外国进口货物使用的。市场的位置十分便利。
市场上货物非常丰富，出卖各种肉、鱼、蔬菜、水果和酒以及其他商品。
和方形市场相连的街道为数甚多。有许多妓女、医生、星相家聚居在方形市场附近，并到杭州各地去活动。每一方形市场的对面有政府机关，里面住有管理市场的官吏。大群的人为着各种职业，时常在市场上来来往往。每到开市之日，市场上到处是商人，他们用车和船运来各种货物，铺满地上，而且这些商品很快销售一空。
元代，北京积水潭东面的钟鼓楼地区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有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羊角巾、铁器市，米市、面市、鹅鸭市等。许多进口的货物也在这里出售。明代北京的商业区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钟鼓楼地区商业区，由于通惠河失修，积水潭淤积、缩小以及京城南移等原因，已不如昔日繁荣。而正阳门外一带，则由于从南方运河上来的船只和从广安门来的车马的集中而成了北京的一个商贸中心。正阳门大街以东有果子市、鲜鱼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等；东四牌楼附近有猪市大街、小羊市、礼士胡同（驴市胡同）；西四牌楼附近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清代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阳门外一带商业最为繁荣。正阳门外大街一带，店铺林立，许多有名的店堂铺设在这里。
明清时，据《儒林外史》描写，南京的聚宝门、南门、虎邱路等处都是繁华的商业区，聚宝门货物不计其数。
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月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头牛，一万头猪，粮食更无其数。
那南门热闹轰轰，真是车如游龙，马如流水！
（虎邱路一带）只见一路卖的腐乳、席子、耍货，还有那四时的花卉，极其热闹，也有卖酒饭的，也有卖点心的。
首都以外，许多城市里都有自然形成的商业区。如苏州，商贾多聚于西城。金〔门〕、阊“门”一带，比户贸易，自吴阎到枫桥，列肆20里，四方商人成群结队到这里购办货物。这里是苏州贸易中心。
边远的城市也有繁华的商业区。如地处西北的银川城东西大街市肆稠密，百货俱集，是该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区。
宋以后，城市市场的位置有很大变化，以都城为例，以前，市场一般设于宫室的北部，而宋以后，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往往出现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尤其是南面。宋都开封，皇城东南角一带（东角楼街巷）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明清时的北京，宫城南面的前三门地区，尤其前门一带成为最热闹的商业区。市场位置的变迁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如北京商贸中心从钟鼓楼一带移至前门外大街，除了受自然、交通因素影响外，还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清代旗人居住内城，为了到外城买货，川流不息出入前三门，当时士子常出入宣武门，商人常出入崇文门，官员多出人正阳门。这些也都促使前三门商业繁荣。
其四，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
城市中，同类和性质相近的店铺相对集中在一起，形成了许多专业性市场。北宋开封马行街铺席绝大多数都是出卖食品的，可称为“食品街”。
马行北去……至门约十余里……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熝炉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由子周家；最为屈指。（《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马行街北是医药铺比较集中的地区，可称“医药街”，其中有口腔、小儿、产科医药等。
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允，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栖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不欲遍记。（《东京梦华录·马行街北诸医铺》）
还有许多小商品市场。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外等处的鼓扇市场，就是这类性质的。
杭州也有同类商品集中在一处贸易，从而形成专业市场的，如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叫做珠子市，是珠宝集中交易的地方。杭州所需为数甚巨的大米，从外地运来后，首先汇集在米市桥、黑桥，那里“俱是米行”，然后再卖给全城各米铺。坝北修义坊，名叫“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宰数百口猪，供给城内外诸面店、分茶店，酒店等。杭州所食的鱼鲞，产于温台、四明等郡。先集中到城南浑水闸，然后分发给城内外一二百家鲞铺。杭州有“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的谚语，说明菜、水、柴、米等农副产品先分别集中于东、西、南、北门市场，然后销售给全市居民。上述有些是批发市场，有些是零售市场。
北京也有许多专业市场。
花市明清时期，丰台区黄土岗就设有所谓“白货场”，专门出售白色的玉兰、茉莉等花卉。北京市花农集中在丰台十八村。北京的花厂子多集中在隆福寺、护国寺及崇文门一带。崇文门处有花市大街，分两部分。西花市是鲜花市，花红叶绿，香气袭人，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东花市是“假花市”，出卖人们以各种原料（彩纸、彩绢、通草）制成的假花。这些花栩栩如生，巧夺天工，驰誉国内外。
果子市位于前门外珠市口东大街路北的第二条胡同内，由南向北直到大江胡同，市两侧有40余家经营水果的店铺。每年3月至11月营业最为繁忙，果子市内车水马龙，摩肩接踵。装载瓜果的大小车辆，挑担和驮筐牲口排满了果子市及其附近的小蒋家胡同、布巷子等，喧闹之声，甚嚣尘上。西瓜上市时，来自北京西北地区运西瓜的车辆、牲口，挑担的人群，从正阳门一直排到果子市北口，进北口，出南口，络绎不绝。
粮市北京的粮店遍布大街小巷。来自北京附近房山、大兴等地的粮食运到广渠门、朝阳门等处，来自西北、东北和山西、河南等地的粮食，到京后存放在西直门和广安门外粮栈。经批发市场分售给全市各粮店。批发市场集中在关厢斗局、珠市口、教子胡同等处。
文物市场清末，经营文物业的同类铺户逐渐集中在琉璃厂这条街上，形成古玩街、玉器街、绣花街，以卖金石陶瓷、古今字画为主的“古玩街”。
其五，日益发展的城外市镇。
宋以后，郊区贸易市场有显著发展。北宋时期，有些城市狭小，居民多住城外。往来于城内外做生意。
〔元祐七年〕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苏轼《东坡全集》卷三十五《乞罢宿州修城状》）
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张礼《游城南记》）
南宋时期，杭州城郊日益繁荣，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沿钱塘江的南郊和运河两岸的北郊区，形成了15个市镇。
杭州有县者九，独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而赤县所管镇市者一十有五……今诸镇市，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凑，非他郡比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
元代，北京近郊居民人数众多，有许多旅馆和市镇。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北京城近郊范围广大，居民人数超过城内。近郊距城约三四里之内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供国内外的商人居住和使用。附近还有许多市镇，这里的居民常到北京城内买卖货物。
清代，开封周围出现了不少市集。如近郊的西关牛马市、南门杂粮市、宋门棉花市、曹门花线市，远郊的埽头集、薄酒店集、杜家寨集等，都是货物集散中心。天津城外贸易更超过城内。据统计，道光时，天津城内外共有街巷500条，其中，城内街巷114条，约占23%。在9里13步的天津城内，分布着114条纵横的街巷，亦称繁盛，但与城外相比则大为逊色。城外街巷密度明显大于城里，仅北门外就有街巷162条，超过了城内。且著名的北门外大街、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归贾胡同、金店胡同、侯家后等商业街。坐落在这里，形成“津门外第一繁华区”。天津城东北角为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交通便利，又有近百条街巷（98条），商贸亦很繁荣。东门外有近50条街巷，海河亘其中，运米盐的船舶聚集于此，一派繁忙景象。北门外大街东侧与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汇成一片，房屋林立，相连数里，成为天津繁华商贸中心。西北角为运河粮船北上的必经之地，夏秋间帆樯云集，贸易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