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御史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翰林院
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人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大诗人李白被称为翰林学士，也被称为翰林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伾是诗书待诏。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成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为翰林院。北宋前期各政府机构大多名不副实，学士院则仍遵行唐制为草拟内制之所，翰林学士亦依旧例为六员，但通常少于此数，偶设七员，其第七员翰林学士，号称“员外学士”。宋亦以翰林学士资深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设置。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
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如唐代无秩品，以其他寄禄官充任。有时领其他差遣，类同贴职，则不草拟内制。在学士院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如寄禄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加知制诰衔，一般都只称为翰林学士。常见的知制诰，通常是指任职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大多由草拟外制的知制诰选任，不再召试制词。
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已废，所以，北宋后期及南宋的知制诰，都是翰林学士的加衔。翰林学士定额为两员。
如果其他官员入学士院草拟内制而未任命为翰林学士者，称为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遇学士院全缺翰林学士，而以其他官员临时代行其职，宋初曾称为权祗应翰林院事，后称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如官位高于翰林学士，则称为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
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亦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则与学士院之又称为翰林院者无关。
西夏设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起草诏书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设掌院学士（正五品），下属有侍讲学士（正六品）、侍读学士（正六品）、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以及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六科庶吉士。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目为清贵之选。明朝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正五品）两人，满员、汉员各一人，由大学士、六部尚书或侍郎内特简。掌院学士下设侍读学士（从五品）、侍讲学士（从五品），满、汉各三人；圣裔太常寺博士（正七品），以孔氏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六科庶吉士。
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侍讲以上诸官亦仅具空名，并不任讲书之职。担任讲书者须另外选派，加经筵官之衔。世袭五经博士的设置，也意在照顾孔子及朱子的子孙，以奉祀其先人，实际不任职务。故清代翰林院诸官极为闲散。但翰林官亦是清华之极选。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接近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枢密院
五代至元的最高军事机构。唐代宗永泰中始设枢密使，掌文书，以宦者任之。五代后梁设崇政院，改用士人，掌军国大政。后唐改称枢密院，枢密使辅左宰相，分掌军政。宋设枢密院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中书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
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北宋除熙宁初年外，不同时并置，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历浅的称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以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为正副长官，其他一概废罢。元祜三年（1089）复置签书枢密院事。北宋末一度以位高者领枢密院事。南宋初年复设枢密使、副使、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使位在知枢密院事之上。枢密院长官通常由文官担任，实行“以文驭武”。
北宋初及庆历年间，宰相曾兼枢密使。南宋前期宰相多兼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后期则例兼枢密使，另设专职的枢密使。南宋枢密院的副长官与参知政事互兼。
宋初枢密院下设有兵房、吏房、户房、礼房等，分治诸事。设枢密承旨（后改为都承旨，又增设副都承旨），总管诸房，各房设副承旨一至二人主管。以后房数逐渐增多，南宋初曾达二十多房，乾道六年（1170）并为兵、吏、礼、刑、工五房及院杂司。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元年（938）进攻后晋时，依晋制在汉地设枢密院，以降臣李崧任枢密使，掌管汉地军政事务（契丹枢密院设立后，汉地枢密院亦称南枢密院或汉人枢密院）。辽世宗大同元年（947），设契丹枢密院（北面官），因该院牙帐处大内南北，故又称南院、北院。契丹南院掌民政，北院掌军政。
金太祖完颜珉天辅七年（1123）占领燕云地区后，设枢密院统辖汉地军务。太宗天会三年（1125）侵宋时，设都元帅府总辖军政。海陵王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枢密使掌武备机密之事。章宗泰和六年（1206），改称都元帅府。八年，仍称枢密院。金末，各地设行枢密院分掌地方军务。
元中统四年（1263），设枢密院，掌朝廷军机大政，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为虚职，实际主事者为知枢密院事。战时设行枢密院或枢密分院。元末，明太祖朱元璋下集庆，即设行枢密院以统诸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罢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掌军务。
太学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人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信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才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人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国子监
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名。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
宋属礼部。宋初承五代后周之制，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端拱二年（989）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依旧为监。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前，国子监系宋朝最高学府。但高、中级官员子弟坐监读书，仅是挂名，数量既少，平日听课者又甚寥寥。自设太学和其他各类学校后，国子监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凡太学、国子学、武学、律学、小学、州县学等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画三礼图、绘圣贤像、建阁藏书、皇帝视察学校，皆属其主持筹办。元丰改革官制前，国子监官员有判监事、直讲、丞、主薄等。自元丰三年（1080）起，改设国子祭酒（即旧判监事）、司业（祭酒的副手）、丞、主薄、太学博士（即旧直讲）、学正、学录、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官。监内分成三案：厨库案管太学钱粮、颁发书籍条册，学案管文、武学生公私试、补试、上舍试、发解试等升补、考选行艺，知杂案管监学杂务。各案设胥长、胥佐、贴书等吏人多员。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朝廷执政、侍从等官迭互充任，职事颇简，仅出纳钱粮，实际成为士大夫休养之所。崇宁四年（1105），罢三京国子监官，各设司业一员。
辽太祖置南面上京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丞、主薄、下辖国子学。中京另建国子监，设官与上京同。金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设祭酒、司业各一员，监丞二至三员，一员兼管女直学。元初置国子监，属集贤院，下辖国子学，设祭酒、司业，掌国子学的教令；监丞，专领监务。另建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学，以示与汉人、南人之别。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在北京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清代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宗学、觉罗学等除外），设管理监事大臣一员；祭酒，满、汉各一员；司业，满、蒙、汉各一员。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并归学部。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
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0~120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蒙古灭金后，置中州断事官统领中原诸路民政，在燕京设立官府，时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辖的上述三大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当时蒙古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置，只是以断事官治政刑，职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宰相；其分治各大地区的断事官，汉人习惯上称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儿，蒙古职名实为“大都（应作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各行省设立经过和辖境如下：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刺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人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元朝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元朝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
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元朝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通政院
元朝主管驿站（见站赤）的中央官署。大蒙古国时，各地驿站即由随处千户或达鲁花赤管民官管领，大汗任命管站官总其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汉地驿站事属中书省，由右三部分管。至元七年（1270），置诸站都统领使司，十三年，升为通政院，统领蒙古、汉地驿站。二十九年，通政院分官四员，于江南四省整理驿站，称行通政院，后撤销。至大四年（1311），罢通政院，以驿站事归兵部掌管。同年，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占七年（1320），恢复世祖旧制，全国驿站事皆归通政院。通政院秩从二品，分设大都、上都两院，置院使、同知、副使、佥院、同佥、判官、经历、都事等员。
都察院
明朝创设的主管监察的中央官署。其前身为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中的御史台。吴元年（1367）亦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和察院监察御史、经历、都事、照磨管勾等官。洪武九年（1376）裁侍御史及治书、殿中侍御史，十三年专设左、右中丞（正二品）和左、右侍御史（正四品）。不久罢御史台。十五年（或云十四年）更置都察院。
都察院初设监察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至五人，秩正九品。十六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其下尚有经历、知事等官。十七年，升都御史为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佥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建文二年（1400），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二院，设御史二十八人。成祖时，复洪武十七年旧制。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洪熙元年（1425），称“行在”都察院，同六部。宣德十年（1435）罢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中，去“行在”字；其在留都南京之都察院，称南京都察院。从宣德十年起，定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都察院的职责是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拘党、作威福乱政者劾，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以希进用者也在纠劾之列，遇朝觐、考察时，与吏部共司官吏黜陟。有大狱重囚会审于外朝，由都察院会同刑部与大理寺共同审理，合称三法司会审。内外百司之奸邪，分属各道御史稽察。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诸军，提督学校，巡查盐务、茶马、漕运、关隘、屯田等事务，儹运印马；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守”，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知府以下均奉其命，往往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对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朝有大政，可以预议。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处。
五军都督府
明朝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永乐元年（1403），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二字，洪熙元年（1425），复称“行在”。宣德三年（1428），革“行在”都督府。正统六年（1442），复建五府，无“行在”字。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除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所属皆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和给由，皆由吏部。其他如武官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之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移与相关机构会同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每逢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调领五军都督府所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可见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已渐缩小，至永乐后已尽归兵部，时所谓五都督，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这是明代加强皇权的重要步骤之一。
都、布、按三司
明代行省中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系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明初沿元制，地方设行中书省，后以行省权力太大，遂将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设都、布、按三司。
都指挥使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官名始于五代，是统兵将领的称号，宋代相沿。元代设都指挥使司，明洪武八年（1375）亦置，简称都司。时全国有都司十三。二十六年增至十七。永乐后增至二十一。又在东北边疆设怒儿干都司；在西番设乌思藏、朵甘卫二都司。都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其属有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等机构。都司掌一方之军政，所属卫所隶属五军都督府，由兵部统辖。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常以一人统司事，日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日佥书。凡遇朝廷吉凶大事，上奏表时，序衔于布政司、按察司之上。
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是一省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等十二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别称藩台或藩司，时人又称方伯，秩正二品，左右参政，从二品。十三年，改布政使为正三品，参政从三品。十四年，增置左右参议，正四品。寻增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二十二年定秩，布政使为从二品。建文中升为正二品，裁一人。成祖时复旧制。至宣德初年，除两京外，全国设十三布政司。初，布政使调至京师供职，即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权位较高。后来明廷为加强统治，在地方逐渐增设巡抚，成为各省之长。巡抚与巡按合称两台。布政司及按察司、都司，均成为巡抚属下。
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是一省的最高司法机构。其职责是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澄清吏治。遇重大案件，要与都、布二司会议，报告抚按，听命于部院。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别称臬台或臬司，正三品，副使、佥事无定员，下设经历司、司狱司。按察司始设于明初。洪武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二十九年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建文时，改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成祖初复旧。明中叶后，或置或废，不可胜纪。
军机处
清代始为秉承皇帝意旨办理军机事务，后扩及所有机要政事的中枢机构。其设立年月，说法不一。有起于雍正七年（1729）、八年、十年诸说，但多数人根据清人王昶所著《军机处题名记》内“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的记载，认为始于雍正七年，因西北两路用兵初设“军机房”。十年改为军机处。十三年八月清世宗胤稹去世，清高宗弘历继皇帝位，守丧期间，将军机处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高宗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高宗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直至宣统三年（1911）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时废止。
军机处之职掌主要是：掌书谕旨，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及刑狱；用兵时则考其山川道里、兵马钱粮之数，以备顾问；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引见、记名、赐与，以及拟定对外藩朝觐者的颁赐等。
军机处无正式衙署，其办公处所设于内廷隆宗门内，称为值房，无专职官员，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设军机章京办理一切事务。
乾隆威弓射鹿图军机大臣，正式称谓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充当，均为兼差。其数无定额，任期无限止。凡经皇帝选调到军机处任职的军机大臣，称“入值”。由皇帝指派满、汉各一员为首领，称为“揆首”、“领袖”。初期，凡应皇帝召见议商政务、承皇帝旨意起草谕旨以及寄给各官员之谕旨的署名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专责。乾隆时，傅恒任领班，经皇帝批准改为军机大臣共同面君承旨，发出之寄信谕旨，亦改用军机处名义。初入值军机处者，因资历或能力尚浅，则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加“学习”二字，意示见习，其地位低于一般。一二年后，再由领班的军机大臣奏请去其“学习”二字。各军机大臣之间，因资格、品位之高低而有差别，除视秩排班外，权力亦有不同。如：有的满洲军机大臣只准阅办满文奏报；新任之军机大臣不准阅办皇帝朱批过的奏报。这些等级差别，均不见有“则例”、“章制”，而是由皇帝亲定。
军机大臣的职掌可综合为六个方面：①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与官员上报之奏报文书的处理；②凡国家之施政方略、军事谋略以及官员的重要陈奏意见，或对官员的惩处、弹劾事件等等，皇帝批交军机大臣议，或会同各有关衙门议，并著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③某些重大案件，皇帝专交军机大臣审理定拟，或会同三法司审拟；④文武官员上至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的参赞、领队、办事大臣等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呈皇帝择用。遇科考，亦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官名单及考试题目，请皇帝选用。复试、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阅卷官；⑤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⑥军机大臣可奉皇帝之命，以“钦差”的身份，往各地检查或处理政务，稽查各省、各部院之汇奏事件。此外，军机大臣还兼任方略馆的总裁，内繙书房管理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亦称“司员”。初期，军机章京无一定额数，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宫中选调。乾隆时改由内阁、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取用。嘉庆四年（1799）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择资深望重者任之。其后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确定汉军机章京额数为二十人。
军机章京亦为兼差，选用者必须为进士、举人、拔贡出身，年纪轻，办事练达：撰拟迅速，书写端正。其原职缺升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官及三品，即调妇本任。军机处选补章京，由各衙门开具履历保送，军机大臣亲加考试，合格者即带领引见，录用与否由皇帝决定。录取后，依次列名存记，俟缺出按单调取。军机章京向例不参加京察，其奖叙升转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奏定变通军机章京升补章程，定军机章京为实缺，其领班章京秩视三品，帮领班章京秩视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实授；并规定三年递升的升补办法。
军机章京负责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如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值宿之章京，夜间遇有紧要事件，亦有单独被皇帝召见承旨撰书谕旨者；还可参与军机大臣所承办案件的审理等。
军机处内部机构的设置未见记载，现存的军机处档案中，可见到它内部的分工是按职掌设满屋和汉屋。满（汉）屋为其内部俗称，其对外行文时称满（汉）军机处，由满、汉章京分别任事。其职掌除分办满汉文之谕旨和奏折外，满屋掌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和西北两路军营官员的补放事务，负责内蒙古、外蒙古、藩部及喇嘛等朝贡时拟赏单，并掌管军机处本身的事务性工作；汉屋办理在京部院及各省文职官员、绿营武职官员的补放进单，王公内外大臣赏单及拟给外国朝贡使臣赏单，办理皇帝交下的应查、应办的事务以及负责军机处的对外联系、管理档案等工作。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成为清代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全国行政之总汇，赞襄皇帝对国家大政方略的决策。
内务府
清代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为清代特有，始设于顺治（1644~1661）初年。至顺治十一年仿明制改内务府为十三衙门；十八年，裁十三衙门，复设内务府。自此遂为定制。
内务府的组织渊源于满族社会的包衣（奴仆）制度，其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它的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由皇帝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特简，或从满洲侍卫、本府郎中、三院卿中升补。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承办。内部主要机构有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七司，分别主管皇室财务、库贮、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另有上驷院管理御用马匹，武备院负责制造与收储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奉宸苑掌各处苑囿的管理、修缮等事，统称七司三院。此外内务府还有三织造处、三旗参领处、掌关防处、三旗庄头处、御茶膳房、异平署、御药房、养心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咸安宫官学等三十多个附属机构。
清代鉴于明代宦官擅权干政之教训，对太监管理极严。于康熙十六年（1677）设立敬事房，负责管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敬事房隶属总管内务府大臣管辖，下设大总管、总管、首领等太监，并规定品秩最高不得超过四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根据中华民国政府与清皇室议定的“优待条件”，废帝溥仪仍居宦内，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也得以保留，直至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