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抗敌救国
刚直不阿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李夔，官至龙图待制。李纲少年时就得到时人“自幼有大志”、“举动必于规矩法度”的好评。他22岁进太原读书，33岁中进士，徽宗政和二年（1112）授官承务郎。36岁，擢升至太常少卿和起居郎国史编修官。宋徽宗时的朝政完全被蔡京、王黻等人把持着。他们狼狈为奸，陷害忠食，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人民苦不堪言。言路阻塞，一般官员都缄口不言，避之惟恐不及，不敢得罪他们。然而李纲刚直不阿、不顾个人得失，多次直言上疏皇帝，抨击朝政的弊端，为民请命，要求改革，惩治奸党，但是李纲的上疏却引起了奸佞权臣的恼恨，他们罗织罪名，打击报复，把他贬为南剑州的沙县（今福建沙县）做一名管理税务的小客。
李纲的上疏道出了朝野上下正直人的心声，在国中引起了强烈反映。他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各方舆论哗然。朝廷迫于压力，在徽宗宣和七年（1125）三月，不得已又恢复了李纲的太常少卿职务。就在这一年里，北宋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长白山兴起的金政权撕毁了与宋的和约，大兴进兵，向宋王朝杀来。
捍卫都城
金兵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开始，分两路南下大规模攻宋，西路攻太原，东路攻燕京，及后两路大军会师合围北宋都城开封。
李纲像正当金兵日渐逼近开封之际，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束手无策，乱成一片，他们无心防守，只想逃命。宋徽宗急忙任命太子赵桓（宋钦宗）为开封牧，让他出面应付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又下了一道“罪己诏”，假意承认自己多年来的错误，表示悔过之心。同时又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抗金的样子，并摆出与金对阵的架式，他下命令各地率师勤王，然而，事实他都时时刻刻地在想逃命。
就在此时，李纲挺身而出，他不顾安危，向朝廷献上御戎五策：“正己以收人心，听言以收士用，蓄财谷以足军储，审号令以尊国势，施惠泽以弭民怨。”李纲的“五策”就走要统治者消除与人民的对立情绪，广开言路，积蓄财物，准备军事，使上下一致，同心对敌。接着他又提出“捍敌十策”的方案，为朝廷抗金行动提出了具体办法。鉴于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李纲又联络了当时的宰相吴敏，他刺臂上血疏，要求徽宗让位于太子，让太子拥有实际的权力，号召天下抗金，挽救危局。徽宗早就想南下逃跑，于是就同意了禅位的意见。太子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即位，此为宋钦宗，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
钦宗为帝后，李纲继续犯颜上疏，指出当前的局势是：“夷狄凭陵，中国势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请求皇帝顺应民心，消除内忧外患，增强国势。他还在抗金问题上特别警醒钦宗：“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钦宗在做太子时就对李纲有较深的印象，看了他的上书后表示了赞赏。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末，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第二年靖康元年（1126），又任命他担任了行营参谋官的职务，从此李纲以抗金重要将领的身份，站在了战争的最前线。
就在此时，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了黄河。身为太上皇的徽宗得知消息后，连夜仓皇出逃，从开封逃往南方，当时有许多侍从百官跟随，其中还有臭名昭著的蔡京、童贯等人，并且带走了两万多宋军。徽宗等的逃跑行为在官员中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宋钦宗在宰相白时中的劝说下，抗金的决心开始动摇，准备南逃襄（湖南襄阳）、邓（河南邓县）。形势极其紧迫，李纲决定立刻赴皇宫求见钦宗奏事。李纲不顾平时宰相们议事、从官不能进朝廷的规矩，坚持进到廷殿之中，与那些企图逃跑的宰执们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李纲严厉地指出：“听说宰辅们要拥陛下出走以避金兵，倘若如此，国家社稷就会难以保住了。太上皇之所以把皇位禅让陛下，就是为了能保住国家。而陛下却在此时丢弃国家而逃，难道是可以的吗？”李纲沉痛恳切话语使钦宗无言以对。宰相白时中对李纲说：“金人如此强大，难道能守得住吗？”李纲坚定地回答道：“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座像京城这样坚固？这里有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如果能激励将土，安慰民心，怎么会守不住呢！”钦宗巡看四周的大臣们，让大家献计献策，找出保卫开封的办法，但在场的人包括宰相白时中在内都默不作声，只有李纲胸有成竹地在分析对付目前局势的策略。李纲认为现在要做的是整顿军中的兵马，团结人民，同心协力，坚守住京城，同时等待各地的勤王之师的到来，共同对金人反击。钦宗对李纲的分析点头称是，又问李纲谁能够做防守京城的主帅。李纲回答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一班大臣，目的就是要他们有事的时候为国家效力，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书生出身，谙于军事，但他们身为宰相，在国家有难之时，领兵打仗、抗击敌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直想要逃跑的白时中等人，听到要他们去挂帅上阵打仗，立刻鼓噪起来，说是李纲坚持抗击他就自能够披甲上阵。李纲当即表示，如果皇帝让他领兵守卫京城，他坚决以死报效国家！钦宗见李纲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当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副宰相），留守东京，统领军队抗击金兵。为了加强钦宗抗金的决心，李纲为他打了一支强心剂，他说道，四方勤王之师不日就将到达，如果皇帝离开了京城，民心就会因此而乱。钦宗这时勉强答应了李纲的请求，表示不再南下，与广大军民一起守在京城。
然而，只过了一夜的时间，钦宗就改变了原来留守京城的主意，传令初五日出发离京南下。就在钦宗黎明乘舆在禁卫军的护卫下，悄悄即将上车出发之时，李纲走上前去厉声责问禁卫军的将士们：“是誓死保卫国家，还是甘做逃兵呢？”禁卫军全体齐声答道：“愿以死守卫国家！”李纲转过头来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夜已答应留在京城，今天为什么还要离京南下？另外现在六军的家属都还住在京城，他们不愿意抛下自己的亲人去南方。设想，如在南下途中离散，由谁来护卫陛下？再者，如金兵听说皇帝已出京城，立刻派人快马追及，又怎能抵御得了呢？”一番话使钦宗清醒，感到了南逃的危害和危险性，决定留在京城之中。李纲传达了这个消息，军士们欢呼万岁，其声震天动地。李纲又请钦宗登上城门接见将士，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此时此刻，钦宗方才安下南逃的心思，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给予他一切便宜行事、负责防守京城的实权。
接受了重任的李纲，立即着手进行紧张的战备工作。他在城墙的每一面都安排有一万二千名军士把守，还准备了砖石、火油、擂木、弩等，把守京城所需要的用具都准备齐全。与此同时还准备了马步军四万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一军三千人，坚持每天操练。他把前军守卫在东水门外，保护着藏有四十万石米、豆的延丰仓，后军守在城壕最浅的樊家岗附近，防止金军以此处为突破口，其他三军守在城中，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听从调动。
就在李纲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切部署完毕的时候，金军已经兵临城下。从正月初七开始，全军发动了对开封城的进攻。李纲冒着密集的弹矢，身先士卒，带令士兵积极防守。初八的夜里，全军乘坐几十条的木船沿汴河南下，企图进攻西水门，李纲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亲自带领由两千人组成的敢死队守在城下，把一只只到达的敌船拖到岸边砸烂，一举消灭了金一百多人，使金兵士气受到挫折。李纲在打垮敌人进攻的同时，又加强了西水门的布防。双方进行了多次的攻防交战，敌几次进攻不能得逞，感到吃不下汴梁，不得不暂时撤军，派出与宋讲和的使者。
听到金兵要讲和的消息，北宋朝廷内部的投降派又开始活跃起来。对于金兵的求和，李纲准备作为使者，亲自前往敌营。之所以亲自前往，是因为他觉得此次议和十分重要，“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如谈判成功，金人一定会退兵收敛反之，金会更加过分贪求。但钦宗拒绝了李纲的请求，派了一个胆小而又窝囊的知枢密院事李税前往。钦宗的用意非常明显，他就是怕李纲表现过分刚强，影响了他求之不得的议和，而李税不会坏皇帝的事的，他会按钦宗的意旨办事。
李税到了金营，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使金人很瞧不起，他们在议和的问题上，提出了蛮不讲理的苛刻条件：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帛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让宋朝皇帝称金主为伯父，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李税面对金人如此蛮横的议和要求，不置一词，竟带着一纸屈辱“和书”回到了朝廷。
包括钦宗和宰相在内的北宋的投降派，准备全部接受金人的无理条件，还要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到金人那里去做人质。李纲面对着这屈辱的城下之盟，他的肺都要气炸了，他竭力反对接受这极其屈辱的要求。他严厉地指出：“金人索要犒师的金银币数量巨大，国家财力是不能达到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地是绝对不可的，因为这是首都的屏障另外不能让亲王和宰相去作人质，可以让一个有能力的朝臣前去。李纲还谈到，要尽量拖延时间，等待着各地勤王之师的到来，到那时再打击孤军深入的金军，使得他们不得久留。然而李纲正确的意见并不被采纳，钦宗没有同意李纲的意见，而是倒向投降派一边，完全接受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李纲见此，十分气愤，他请求辞职，却没有得到钦宗的批准。
屡沉屡浮
正当以钦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准备用金银换取苟安的时候，原来被诏的各地勤王之师约有二十万人已经陆续赶到了京城。其中马忠领导的京西兵马还在郑州与敌人开战，给予金兵沉重的打击，消息传来，令人欢欣鼓舞。此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金兵只有六万，其中精兵只有三万，宋军数倍于敌。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是很悬殊的。在军心振奋的情况下，李纲向钦宗提出把指挥各地勤王师的权力给予他，却遭到了投降派的反对，他们怕李纲握有实权、势力过大，就对钦宗提出了分散兵权的办法。于是钦宗下诏另设宣抚司，以种师道职位高而知兵事为理由，让他担任宣抚使，命姚仲平为都统制，专门管理各路援军，还把原驻城外的前、后军归属在种、姚领导之下。这样一来，宋军就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导指挥机构。李纲所掌的兵权微乎其微，只能指挥驻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能够打败金兵，李纲并没有去计较个人权力的得失。他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后，提出了各路军队协同作战，共同抗金的用兵之策。李纲分析道：“金兵总数少于宋军，金兵中契丹与真贵族有尖锐的矛盾，金军孤军深入，只要宋军扼守黄河渡口，断绝敌军粮食供应之路，然后在其后方进行骚扰，待其精疲力尽、粮草断绝时，再用重兵给予沉重的打击，定会取胜。此时钦宗和其他将领都赞成李纲的这一主张，决定在二月六日这一天起兵。然而姚仲平利益熏心，他为了抢头功为己有，竟然打破了原来商议好的作战计划，在二月一日先行出兵，自率万名骑兵袭击金营，在遭到了敌人的反击，几千人伤亡的情况下大败而归。
姚仲平的失败，引起了当朝宰相李彦邦为首的投降派对李纲和种师道的造谣中伤，他们向钦宗谎报，西兵勤王之师和李纲统帅的亲征行营司全部被金兵歼灭。钦宗大吃一惊，不问情由，于二月三日下令撤了李纲亲征行营使和种师道宣抚使之职。还表示与金人和好，恢复和谈，派使臣带着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向金人乞和。
李纲与种师道的罢免、宋王朝向金人割地求和，这消息一经传出，民情激愤，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说李纲是真正的社稷之臣，而李邦彦、白时中是社稷之贼。提出要李纲复职、罢免李邦彦的宰相职务等。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钦宗不得已恢了李纲尚书右丞相的职务，李纲和种师道被召进城。
复职后的李纲，并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指挥将士加紧都城开封的各项城防措施，指挥军队英勇杀敌，宋军士气大振。金人眼看大势已去，等不得宋朝凑足金银，就狼狈撤兵了。开封城至此解围，但李纲并没有松口气。
京都暂时解围，已经逃走的太上皇宋徽宗也从南方回到了开封。但投降派并没有放松对李纲的迫害，以尚左丞耿南仲为首的一些官吏竟然诬陷李纲，说二月五日的士民请愿是李纲在背后操纵的如果让这样的事情蔓延下去，定会成为朝廷的大患。钦宗听了密告虽然十分吃惊，但并没有怪罪李纲，但李纲为此愤然请求离朝廷，钦宗不予允许。
金兵虽然撤走汴梁，但李纲反复上奏钦宗，提醒宋朝廷应加强防边御敌，指出金人仍会再次侵犯，但耿南仲等朝中重臣根本不听，特别是在河东遭到金军的攻击时，竟提出了放弃三镇的主张。
投降派接二连三的打击李纲，他们借靖康元年（1126）种师道之弟在太原的失败为理由，说种师道年高有病，撤了他的职，让李纲前去接替河东宣抚使的职务，以解山西太原之围这一着就是想陷害李纲，把排挤出朝廷。
李纲准备出发就任，他凑集了几千匹马、两万人的军队。六月底，李纲等数路兵马在太原附近与金作战，由于各路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被金兵各个击破，打了败仗。这一下，让投降派抓住了把柄，他们加了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罢知扬州，提举杭州洞霄宫，十月，又被放逐，充军建昌军。
李纲被贬后，金军从九月起又开始大举进攻，攻破太原府、真定府，以两路重兵再一次包围了开封。钦宗在这危急时刻，忆起了忠心耿耿，抗金有功的李纲，他赶忙命人去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令开封府，让他领兵急速赶来，保卫开封。但是钦宗的诏书还没有到达李纲驻扎地，开封就于闰十一月初三被全军所破废饮宗、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钦宗、徽宗被金人所掳北上。
壮志难酬
建元元年（1127）五月一日，宋朝的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为帝后，虽然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士，但他认为这二人不孚众望，述是想让李纲出任宰相辅政，他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于六月二日拜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右相，这是南宋赵构政权的第一任宰相。
李纲在相位供职的时间里，面对着残破山河，他竭尽全力，为抗金救国而呕心沥血。他锐意改革，在刚刚上任时就向高宗上疏，提出十条意见（即十议书），这十条意见的内容是：坚决抵御敌人的进攻，不能乞求讲和，走投降卖国之路，加强河北、河东的防务调动民间武装力量，积极参加抗敌斗争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兵器、置造战船、健全编制军队和军法、挖掘兵源扩大兵力严惩张邦昌等叛国之人反对迁都建康（今南京市）等等。
宋高宗虽然拜李纲为相，但并不是真心地要起用他来抗金作出一番事业宋高宗骨子里还是对金兵害怕三分的。就在投降派黄潜善和汪伯彦屡屡在他面前诬告李纲、骂李纲为“国贼”之时，宋高宗就明显表示出对李纲的不相信，并有意疏远他。在此情况下，李纲只能以辞职来表示自己的愤慨。建炎元年（1127）八月十八日，高宗下令罢李纲宰相职务，李纲在位时的一切改革、备战措施也随之废除。太学生陈东、欧阳彻再一次上书请愿，要求复李纲的职，抨击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但高宗这次不仅不听，反对将二位太学生当众斩首。
李纲罢相之后，过了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形势很快发生恶化，金人攻陷了许多地区，宋高宗只得离开中原，乘船逃跑，直奔扬州而去。金人闻讯追击，高宗一行只好又逃往临安（今杭州），金兵继续南进攻击临安，高宗又慌忙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不得不乘船漂泊，狼狈地东躲西藏。金人由于不习水性，再加上岳飞、韩世忠部队的顽强抵抗，只得从南方撤军，回到了江北。为加强对黄河以南的统治，金人在撤军前，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以大齐为国号。
李纲在罢相后的最初几年里，又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接连被贬、被逐，最后到了万安（今海南岛）。对于宋朝腐败的政治、北方的陷落、人民痛苦不堪的生活，他深感悲愤。
在金兵撤兵北方后，绍兴二年（1132），高宗回到临安，并召回李纲，任命他为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接受任命后，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准备抗金，收复失地。他聚拢各路的地方武装，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金队伍，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减轻人民的苟捐杂税，访贫问苦等等。同时他在金与刘豫伪政权准备共同南下时，又上疏高宗，提出乘敌之虚、收复失地的具体办法。但他的一番抗战建议，并没有被朝廷采纳，相反，他又一次地遭受迫害。绍兴二年（1132）李纲再次被罢免，直到绍兴五年（1135）十月张浚任宰相后才任李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由于高宗始终站在主和派一边，所以李纲是不会得到重用、有所作为的。宋朝廷中对待是战是和，两派一直争论不休。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高宗最后同意了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意见。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宋对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对这种屈辱的媾和，李纲愤恨之极，但又无能为力，后来高宗又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悲愤交加，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
绍兴十年（1140）正月，南宋的第一任宰相、抗金英雄李纲逝世，终年58岁。
李纲一生写了很多诗、文，其中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等。李纲的一生是为世人赞颂的，朱熹评价他为”一世之伟人”，他是宋朝抗金救国的一位名相。
宗泽鞠躬尽瘁
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礻右六年（1091）进士。曾任大名府馆陶县（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县尉、莱州胶水县（今山东平度县）县令、衢州（今浙江衢州）龙游县令和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在金军南侵、国难当头之际，许多官吏都托故不去河北前线担任地方官。他却认为：“食禄而避难，不可也。”随后，毅然就任了磁州（今河北磁县）太守，并在那儿“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积极开展抗金斗争。
宗泽年近70岁时被任命为宋军副元帅（元帅是时为康王的赵构）。不久，又兼任了东京留守和开封府尹。
施惠百姓
宗泽一向清廉无私，勤政爱民。无论在哪儿做官，他都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他就任馆陶县县尉那一年，适逢朝廷征发民工大开御河。因当时正值隆冬，御河冰冻三尺，根本无法动手。许多人冻卧道旁，身患重病，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宗泽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求上司将开工时间推迟到次年初春。由于他的极力争取，使当地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
在担任胶水县令时，该县豪强势力极大。他们仗势欺人，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一位名叫温包的恶霸，仰仗莱州通判是他的姻亲，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宗泽到任后，迅速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并准备依法惩处。这时，那位通判果然以上司的身份召见宗泽，要求他对温包网开一面。宗泽毫不为之动摇，仍然除去了这一祸害。
在龙游任上，宗泽发现老百姓大都不识字，其子弟也缺乏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便特地为他们建立了学校，鼓励大家入校学习。从此，当地人渐渐重视起教育来，考中科举的人也不断出现。
在登州，境内有官田数百顷，全是些不毛之地，但每年都要交税一万多缗。历任地方官都将这笔税金强加在当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苦不堪言。宗泽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请求朝廷免除了这项征敛，从而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也正因此，无论宗泽在哪儿做官，都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爱兵如子
宗泽担任副元帅之后，其爱兵如子的名声又广为流传。
宗泽虽然身居高位，却一向“自奉甚薄”，平日衣食与士兵几乎没有差别。他经常深入士兵之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每次出兵作战之前，他总是谆谆告诫他们：既要敢战，又要善战，万不可麻痹大意。每当将士凯旋而归，他又亲自前去犒赏慰劳，并将缴获的金、帛、牛、马分赏给他们。对死难将士的家庭，他一一派人抚恤。部将张某在滑州战役牺牲后，他还亲自为其料理丧事。有关资料还记载道：他常常把自己的俸禄，用来接济那些家中贫困的士兵他一生收养的抗金将士的遗孤，竟多达100多人！
宗泽还善于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和提拔人才。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年轻时曾在相州节度使刘光世属下当差。刘光世很欣赏他的气度和才干，惟恐他在自己手下没有展现的广阔空间，便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让他去投奔宗泽麾下。宗泽基于当时盛行的受贿保举歪风，开始时误认为岳飞是位名门财主，而刘光世受了他的贿赂才写了这封推荐函。于是，很不高兴，一见面就给了岳飞一个下马威。但当他得知原委后，尤其是发现岳飞赤忠报国之志及其文韬武略，不但高兴地将他收留下来，还委以官职，予以重用。不久岳飞犯法将刑，他又保释他立功赎罪。结果，岳飞带领500骑保卫汜水，大败金兵，名扬天下。并从此接连立下赫赫战功，迅速成为人人称道的常胜将军和民族英雄！
此外，著名的抗金将领杨再兴、李贵等人，也都受过宗泽的关爱和提携。
威震开封
宗泽担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时，开封已遭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宗泽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首先，他迅速查明了那些私通金国的内奸，以及残害百姓的市井无赖恶棍，并将他们一一惩处。接着，重点打击那些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
为主动起见，宗泽事先秘密派人调查了米面的价格，命厨师按市场规格做了一些笼饼，又令监库照市场标准制作了一些酒。经过论证、比较，确定了笼饼一枚价值6钱，酒每觚约为70钱。随后，他去市场检查，发现一枚笼饼竟卖20钱，每觚酒卖到200钱之多。于是，当众将笼饼作坊的老板叫出来，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贵？笼饼老板胡乱编造了一通理由后，仍表示决不压低价格。宗泽当即揭穿了他的谎言，并将他斩首示众。接着又将酒店老板叫出来，令他降低价格，由于那老板态度较好，才留他带头降价，以观后效。
待开封秩序刚刚恢复正常，宗泽又开始致力军队建设。他鉴于当时驻扎在开封的宋朝军队数量少，又缺乏战斗力，便想方设法将北方义军和两河的“八字军”、“忠义军”等招纳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拥有上百万人的抗金队伍。与此同时，还带领军民加强了开封城防御工程的修建，使之成为抗金前线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建炎元年（1127）年底，金军再次攻打开封，宗泽亲自指挥开封保卫战。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直杀得敌人丢盔卸甲，落花流水，口中不住地呼叫“宗爷爷”。从此，金兵不敢越过开封纵兵南侵，为南宋收复失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鞠躬尽瘁
开封保卫战之后，宗泽再接再厉，屡败金军，致使前方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他审时变势，又相机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出师计划。准备北渡黄河，去收复大面积的失地。
可是，躲在扬州城的南宋统治集团却只知道花天酒地，不管国家兴亡。他们对宗泽的声誉日益不放心，对宗泽的出师计划不理睬，尤其是对宗泽一连20多次上疏恳请高宗回开封以鼓舞抗金士气，更是百般挑剔，处处阻挠。宗泽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渡河作战计划难以实现，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即将错过，不禁悲愤交加，积怒成疾，疽发于背，病倒在床。诸将前来问候时，他无限感慨地对他们说：“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在场者无不感动得流下泪来。
宗泽临终前，一字一句地吟诵着杜甫《蜀相》诗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随后，“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宗泽以身殉职的消息传出后，东京军民失声痛哭。1000多名太学生还联名写祭文哀悼他，高度赞扬他至死不灭的爱国精神和胆略。
元朝宰相脱脱也在《宋史》中说：当时“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宗泽爱国忧民，“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
文天祥丹心照汗青
誓学先贤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其父文仪是一个未登仕途的文人，喜欢读书藏书。生有三男四女，文天祥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文天祥身材高大壮实，肤色洁白，眉清目秀，顾盼间炯炯有神。少时在孔庙看到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的塑像，都谥曰“忠”，十分仰慕说：“我死后不配享于他们之中，非大丈夫。”
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参加庐陵邑校“帘试”，结果名列榜首。两年后入学吉州著名的白鹭书院，同年选为吉州贡士，于岁末年初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应试，考试结果，20岁的文天祥高中了进士第一名。他对策集英殿所作的《御试策》，针贬时弊，洋洋万言，没有起草，一挥而就，提出了“法天不息”的改革主张，被理宗认为是“切至之论”，愿意亲自听一听文天祥详细谈一下自己的见解。但就在文天祥中魁后还没有任职的时候，他的父亲病发逝于临安。文天祥随即扶柩还乡，在家治丧守制。
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守丧期满，年初陪弟弟文璧进京应试。到临安以后，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制官厅公事，自此开始了他光明正大而又艰难坎坷的仕途生涯。
从公元1259年出仕到1275年起兵勤王，整整15年，文天祥屡遭当朝权臣的打击排挤，因而数度沉浮。
忠刚被斥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队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为震惊，当时在朝中掌权的宦官董宋臣等人不是考虑如何稳定人心、认真部署抵抗，反而提出文天祥像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的逃跑主张。相当多的官员也都认为这一提议是可耻的，但迫于权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时为宁海节度判官的文天祥，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写了《己未上皇帝书》冒死进谏。他在上书申请求皇帝“悔悟”，并指出：“如果听从董宋臣的提议，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畿便可能“为血为肉”，因此必须“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秦疏中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以求救亡图存。但文天祥的提议并没有被皇帝采纳。忧心忡忡的文天祥于景定元年（1260）坚辞了朝廷改授的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制官厅公事的职务，请求担任主管道观香火的“祠禄”，这是一种闲职。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出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主管。
景定二年（1261）十月，朝廷任命文天祥为秘书省正字兼太子府教授，这一职务按惯例是由前科状元担任，文天祥两次提出辞职都没有得到批准，次年又充任殿试考官，不久又转任著作佐郎兼权型部郎官。此时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被罢免的奸宦董宋臣，文天祥对此决定大为反感，考虑再三，又呈了《癸亥上皇帝书》，劝皇帝以史为鉴，不要宠信宦官，竭力劝阻起用董宋臣这种奸佞人物，然而他的建议仍然没有被采纳，文天祥愤而辞职，决心不和坏人共事。后来在朋友的斡旋下出知瑞州（今江西高安），以后又任江西提刑。在江西提刑任上，他因仗义平反冤狱遭人诬陷，于咸淳元年（1265）四月被弹劾罢官。郁郁不得志的文天祥返回老家，决意遁迹山林，隐居在文山，其“文山”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咸淳三年（1267）九月，朝廷重新起用文天祥为吏部尚书左司郎官，他又提出辞职未获批准继任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但文天祥上任仅一个多月就遭忌被参弹，罢职再回文山。
贾似道以称病乞请归老，要挟天子，有诏不准。文天祥值班起草诏书，用语多讽喻贾似道。照当时宫内规定诏书草稿都要送给贾似道阅看，文天祥不这样做，贾似道很不高兴，要台臣张志立弹劾，罢文天祥的官。
公元成淳九年（1273）春，文天祥又复出任职湖南提刑。当年冬季文天祥以便于奉养祖母、母亲为名，要求调往江西，获准迁知赣州事。
奔波抗元
忽必烈取得了汗位，稳定了蒙古内部，于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大元。公元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要对南宋兴师“问罪”，再次大举进军南宋。二十万元军分东西两路，沿汉水运河南攻长江十二月，西路元军攻克鄂州，南宋军情紧急。当月二十日，南宋主政的太皇太后发出《哀痛诏》，号召各地迅速组织勤王之师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接到了《哀痛诏》以及朝廷令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土”的专旨，文天祥捧诏涕泣，首倡勤王，为组建勤王军呕心沥血。接诏三天后，他发布文告，在江西全省征集义土粮饷。他把家中老母送往惠州交弟弟奉养，并捐出全部家产充作义军费用。在师友百姓的支持努力下，江西一带各路英雄豪杰，少数民族纷纷来归。到了四月，一万多名义师已经集中在吉安整装待发。当时有友人劝阻说：“如今元军分三路进攻，破京郊，夺取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一万余人赶去，无异驱羊群与猛虎博斗。”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这样。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一旦有难，征召天下兵勤王，竟没有一人一骑而响应，我深以此为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许国，天下忠臣义士也许会闻风而动，如能做到这一点，则社稷还有保住的希望。”
由于种种原因，文天祥的勤王军很晚才遵旨从江西开拔，抵达临安时已经是八月下旬了。这时宋元两军对峙于常州一带，临安十分危急。文天祥到京后被任命为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向恭宗陛辞时，上奏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用意多，奋发进取的主张少，乞斩吕师孟（当时的投降派人物）以振作将士之气。”还说：“宋朝鉴戒五代之乱，削藩镇，连郡县，一时虽足以矫正尾大掉之弊，但国势也固而衰弱不堪。所以一旦敌人进攻，到一州破一州，到一县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他建议天下分为四镇，这样做就能诸镇地域大，力量强，足以抵御敌人。约期进攻，有进无退，照这样下去，打败元兵并不困难。
文天祥率领军队到达平江时，元军已由建康兵分三路向前进攻临安。正当中路元军攻陷常州、平江危在旦夕之际，朝廷突然下命令让文天祥移师西线，保卫临安西北的独松关而当文天祥的部队还在移军途中时，独松关、平江就都已相继失守。文天祥只得退回临安，元军也随即兵临城下。这时，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皇室已决定投降。他们先后向元军提出称侄纳币、奉表称臣、乞存小国等投降方式，力图保存宋室宗庙。在对方的强硬态度下，最后只好奉送传国玉玺，派大员正式议降。
景炎元年（1276）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受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出使元营，他向元军统帅伯颜提出先撤军后议和的权宜之计。伯颜以死相威胁，逼文天祥代表南宋投降。文天祥毫不畏惧地说：“我身为大宋状元宰相，至今只欠一死以报国，我誓与大宋共存亡，即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绝不皱一眉头。”元军扣留了文天祥。
当月，文天祥被元军沿途押送前往元大都，路上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一行人经过周密的策划，在当地百姓帮助下乘船从水路脱身，来到江北宋军治下的真州。文天样本来打算在那里联络各方组织抗元斗争，但由于两淮制置使李庭误认为文天祥是来说降的，文天祥不得已又逃出真州。
文天祥到达永嘉时，广王已经抵达福安府（今福建福州），并被拥立为帝，即端宗。文天祥应召前往，被任命为同都督置府南剑州，他在那里招兵买马，再举义旗，计划以闽赣为基地恢复发展。不久，福安府行在命令文天祥移驻汀州。以后南剑州、福安府相继失陷，端宗皇帝在陆秀夫等人保护下随船入海。文天祥的督府军在闽赣又出师不利，军心动摇。文天祥处决了叛徒吴浚等，重新整顿军纪，稳定局势提高了督府军战斗力。第二年二月文天祥收复了梅州（今广东梅县）五月再次入赣，收复了赣南十县、吉卅四县，军事形势为之一振，史称赣南大捷。文天祥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元军调江西宣慰使李恒猛扑督府军。八月督府军在永丰县的空坑这个地方遭到元军的突袭，损失惨重。文天祥的家属也大都在此被俘，他本人在战友和百姓的掩护下再次脱险。
空坑兵败，宋军的元气大伤，但文天祥抗元的斗志与信心一如既往。他收拾残部，转战闽粤赣地区。景炎三年（1278），行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以示嘉奖，但对文天祥的军事计划并不十分赞同。
当年十二月，文天祥从俘虏的元军口中得知元军重兵将由闽南进攻粤东督府军元水军将由秀州、明州南下，进攻南宋行朝。文天祥一面飞报行朝，一面率领都府军撤往南岭山脉。十二月二十日，元军在当地奸盗陈懿引导下，对正在海丰五坡岭吃饭的督府军进行了突袭。文天祥兵败被俘，他决心以身殉国，当场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二两冰片，但因药力失效而没能成功。他随军的母亲、长子、三女、四女先后死于病乱之中。文天祥的军事失败，使元军最终摧毁了这支撑着南宋残局的东南一柱。
公元1279年正月初，元军水陆并举，扑向位于海岛的南宋行朝。文天祥随元舰被押前往。元军统帅张弘范令人给文天祥送去纸笔，要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心潮起伏，抄录了自己所作的《过零丁洋》诗以明其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汀洋里叹零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公元1279年2月6日，元军与行朝军队进行了决战。文天祥被押在元舰观战。他亲眼目睹了南宋行朝的覆灭，心中“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当日陆秀夫背负九岁的小皇帝赵跳海而死，几天后，已经突围出去的杨太后、张世杰等闻讯也纷纷投海殉国，到此宋朝最终灭亡。
忠贞不屈舍身取义
行朝灭亡以后，文天祥为表明心迹，写了《言志》诗一首：“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生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公元1279年四月，文天祥由广州被押送大都。途中他曾经八天不进饮食，求死未果。八月船过长江时，他深情地写下了“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留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大都。元人最初把他安置在会同馆最好的房间，送上锦衣佳肴，以图感化文天祥。但文天祥不寐其床，不穿其衣，不食其粟。昼夜穿着宋朝的旧衣面南而坐，只吃友人送来的食物。以后元人又驱使南宋降相、废帝先后来说降，又曾示之骨肉亲人以图感化，最后又由元朝宰相亲自出马劝降，但文天祥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劝降不成，元人就给文天祥披带木枷链，迁入污秽不堪的牢房。那里的环境虽是“地狱何须问，人间见夜叉”，但文天祥反觉“朝夕淡薄神还爽，夜睡崎岖梦自安”。
文天祥忠贞不屈的精神使元统治者大为叹服。在如何处置文天祥的问题上他们犹豫不决：释放文天祥有放虎归山的危险处死文天祥会大损自己名声，只有劝降并使其服务于元朝是上策。因此，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八日，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刚一见面，文天祥就首先表明：“宋朝已亡，我希望快些死去，不愿久生。”忽必烈示意要请他出任元朝宰相，文天祥正色道：“天祥身受宋朝厚恩，担任宰相，怎能奉事二姓，赐我一死于愿已足。”当忽必烈问文天祥有何心愿时，文天祥干脆地回答：“但愿一死足矣”。他的言行使元朝统治者最终打消了劝降的念头，决定处死他。
公元1282年十二月九日，四十七岁的文天祥被绑赴大都柴市处死。临刑前，他从容地对人说：“我文天祥走完了该走的路”。朝南深情跪拜后英勇就义。死后，其妻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一篇早已写好的赞言：“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第二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吉州庐陵。
文天祥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篇被收入《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等集中另有《集杜诗》传世。他所作的《过零丁洋》、《正气歌》、《衣带赞》等是人们世代传诵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