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皆空”姚广孝
姚广孝（1334~1418），幼名天禧，字斯道，法名道衍，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初年“超凡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也是积极用世、“竭精殚智”的谋臣。是他，最先识破建文帝削藩的用心，密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全国政权；是他，在燕王畏惧“天意”而发生动摇时，及时设法坚定了燕王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发动了“靖难”之役；是他，为燕王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一举攻下石头城，辅其登上九五之尊，成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明；成祖也是他，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说服明成祖迁都北京。所以，《明史》中说：“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也正因此，明成祖登极后的第二年便“复其姓，赐名广孝”，官拜资善大夫，加封太子太师，甚至同他说话时也只“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
姚广孝成为达官贵人后，仍过着往昔的僧人生活：住的是寺院，吃的是素食除冠带而朝外，平时依旧穿着袈裟，手持念珠，口中不离“阿弥陀佛”。他还专此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
明成祖不忍心让这位“第一功臣”如此清苦，多次劝他蓄发还俗，尽享荣华富贵。还特地赐他一处豪华府第和两位漂亮的宫女，但是，他却一一谢绝了。
明成祖也曾多次赏赐姚广孝一些衣帛之类。姚广孝也总是推辞再三，实在不好再推辞，也只好收下。但他从不久存，更不享用，而是很快就将它们分赠给了那些贫苦人。
据说，姚广孝的父母皆死于贫病。之后，穷得连块墓地也没有。史书上也就此写道：“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姚广孝功成名就后，并没有为他们购置新的墓地，更没有为他们改葬，而是将他们的灵位放进了寺院里，每日为他们焚香、磕头、祷告。
即使在姚广孝71岁那年作为钦差大臣回原籍赈灾时，同样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作风。当时，许多人都期盼着一睹他那衣锦还乡的风采，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不骑马，二不坐轿，三不前呼后拥，四不鸣锣开道，偏偏穿了件旧袈裟，不声不响地回到了苏州故里。
姚广孝抵达苏州赈灾时，苏、松、嘉、湖、杭五府刚刚遭受了一场大水灾。据《吴江县志》载：“永乐二年五月大雨、田禾尽没……男妇壮者，相率以糠杂菱、荬、藻、荇食之。老幼入城行乞，不能得，多投于河。”
姚广孝见此惨景，非常痛心。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高龄，一天天冒着炎炎夏日，不停地奔走于灾区各地。他督促各地官府开仓发米，帮百姓渡过难关同时，还要同地方官员核计蠲免赋税。对那些清正廉明，如实报灾并认真赈济的地方官，他都给予大力表彰和坚决支持而对一些贪官污吏，则给予严厉惩处。
此间，姚广孝曾下令将数以万计的粮食分赈给了乡民，而自己却常常只吃随身带着的干粮。有一天，他独自外出，路过寒山寺，实在太累了，就坐在寺外小亭子中吃起干粮来。恰在这时，一位姓曹的县丞从此经过，见一个老和尚看到他的大轿不但不回避，还若无其事地吃东西，顿时大怒，即令左右衙役将他拿下，打了20皮鞭，投进县狱。姚广孝任其摆布，并不分辩。
第二天，人们发现钦差大臣姚少师一夜未归，急忙四处寻找，才在狱中找到了他。那曹县丞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其他地方官也都浑身颤抖。他们纷纷前来请罪，等候发落。姚广孝见此情势，让人拿来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交给了官员们。大家一看，原是一首诗：
敕使南来坐画船，
袈裟犹带御炉烟。
无端撞上曹县尹，
二十皮鞭了宿缘。
大家这才知道姚广孝看在众人面子上，没有计较这件事。接着，姚广孝严厉批评曹县丞：“野僧路边吃饭，碍汝何事！书生为官，不可张狂欺人！”曹县丞叩首如捣蒜，一再表示痛改前非其他人也都频频点头，声称要牢记姚少师教诲。
姚广孝赈灾还朝后，明成祖又先后命他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工作。
姚广孝认为：这两部书都是“万世法则，是国家至重之事”。所以，他专门饲养了一只大公鸡，每晨闻鸣而起，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献给了编纂事业。
《永乐大典》，最初是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编辑成书的，当时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明成祖认为不理想，才令姚广孝重新修纂。姚广孝抽调了文苑名士、高僧、名医、书画家等共计2169人，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书籍将近8000种，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及医、十、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多内容，用了3年时间，共编出11095册、22877卷，仅书目便有900卷之多。当他将这部巨帙进呈给明成祖后，明成祖十分高兴，当即为该书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序文。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年初。明成祖即位后，曾将其中不利于自己的记述作了修改，但仍感到不满意，所以才令姚广孝再次重修。姚广孝再接再厉，又用了6年多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办的又一要务。
姚广孝享年85岁。在他病重期间，明成祖曾多次到他居住的大庆寿寺去看他，并赐他金唾壶之类。明成祖还问他有何要求，他只说了一句话：“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溥洽，原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明成祖当年打南京时，有人说建文帝死于大火，有人说为僧遁去，究竟如何，只有溥洽知道。甚至还有人说：是溥洽藏匿了建文帝。所以，明成祖夺位后，把溥洽一直关在大牢里。明成祖见姚广孝无一语及私，仅仅提出这么一项请求，百感交集，当即下令将溥洽释放。姚广孝激动得热泪盈眶，挣扎起来顿首致谢，接着便倒地而亡。
姚广孝之死，令明成祖十分悲痛。他下旨停止视朝两天，以示哀悼。接着，赐葬京郊房山东北青龙湖镇，命以僧礼隆重安葬还迫赠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并亲制神道碑志其功。
“海青天”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海瑞像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45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3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侍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入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土。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元辅高风”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虚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至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明珠力撤三蕃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那拉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绣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一门显赫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烟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礻题继起谋取储位，胤礻题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礻题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题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礻题，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69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礻真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礻真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礻题，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礻题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礻真，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即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与胤礻真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样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礻真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礻真，才与胤礻真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力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暑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伦、王五的两个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闺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
张廷玉配享太庙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牟恩赐府邸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响应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入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事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年（1736）高宗即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于爵。张廷玉作为顾命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统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入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漏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谕：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因而诏责其不合礼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鄂尔泰奉公守章
鄂尔泰（167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擢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礻唐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极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三年（1725），鄂尔泰擢升广西巡抚，不久又改授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三月，他抵云南后即着手解决当地面临的许多政治问题。云贵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由各民族的土司头人统治，这些土司头人均为官方认可的世袭行政官员。但是他们往往是独立王国，胡作非为，因此经常给朝廷带来麻烦。鄂尔泰的政策，称之为“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原先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已实行过。鄂尔泰向朝廷建议，废除世袭土司头人制，把各部族纳入省政系统，统一治理。他首先在贵州广顺土著部落中施行。该部落于雍正四年平定，当即将世袭土司废除。他又赴贵州亲自审理叛乱土司。雍正四年十一月，鄂尔泰实授云贵总督。此时，四川东南部乌蒙及镇雄之土司，由于忧惧自己的命运，想对抗朝廷。鄂尔泰返回云南途中，与四州总督岳钟琪协力合作，用武力迫使这些土司归顺朝廷。雍正五年，该地区即已平定，改归云南统辖。鄂尔泰为此蒙恩赐世袭骑都尉。同年末，由于他在贵州长寨地区又平定了一百八十四个苗族部落，晋世袭一等轻骑都尉。雍正五年，云南西南部爆发车里及其他部族之叛乱，鄂尔泰率军于雍正六年平定。鄂尔泰七年在大部原属刀姓土司之领地上设普洱府。
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泗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吝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鄂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费。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因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秉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拍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鄂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效。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玉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被撤出贤良祠。
雍正朝“三清之一”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祖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后入汉军正蓝旗。
康熙二十二年（1683），22岁的田文镜以监生入仕，担任了福建长乐县县丞。10年后，升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又过了8年，才官至直隶易州知州。直到他60岁时，虽然为官40载，也只是内阁侍读学士，为从四品官，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府。但是，这一年雍正帝即位，并看上了他的忠直和才干。从此，他飞黄腾达，很快成为朝野闻名的能臣。雍正帝还将他同鄂尔泰、李卫一起，树立成当时的“三大清官”。
雍正元年（1723），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80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1724）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23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纟今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恕”，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4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3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4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入祀该省的贤良祠。
李卫勤政廉政
随着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的一再重播，李卫的鼎鼎大名几乎响遍了神州大地。
在历史上，也确有李卫其人。据《清史稿》，他生于1686年，死于1738年，字又王介，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虽然电视剧中的许多情节均系虚构，但他“不甚识字”，“粗率狂纵”及其整顿盐务、除暴安民等等，却与史实大致相符。雍正皇帝十分宠信他，并将他和鄂尔泰、田文镜一起树为地方督抚之楷模。
勤政廉政
李卫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捐纳入仕，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调任户部郎中。雍正帝登基不久，任命他为云南驿盐道。随后，又相继提升他为布政使、巡抚和总督。
李卫一向勤政廉政。有一次，他为了办理一件要案，化装私访，徒步奔波，一连数日废寝忘食，终因劳累过度而吐血。此事传到朝廷，雍正帝竟专门派人前去慰问，并劝他“量力而为，不可勉强”。
雍正七年（1729）八月，李卫的母亲病故。为尽孝道，他遵照当时的惯例而离任还乡。然而，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所管辖的浙江，曾在一日之内连上5道奏折，对那里的清理养廉银，捕捉盐枭及修筑海塘等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此，雍正帝也非常感动，当即在他的奏折上批示道：“卿之体国忠诚，自蒙上天，圣祖照鉴也，勉之。”
有人计算过：在今人刊行的《朱批谕旨》一书中，共收入雍正时期222位文官武将的奏折，其中，李卫的约占1/15。基于李卫非科举出身，且“不甚识字”，其奏折显然是靠人代笔。但是，这毕竟需要他口述，并最终经他本人认可签字。
历史上的李卫曾接受过他人的馈赠。但那些“他人”大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又出自对他的敬重所为，没有任何“拉关系”、“走后门”的意图。相反，对那些行贿者，他是不但不收礼，而且严加责斥并予以惩处的。此外，他身为封疆大吏，掌管的财物成千上万，他从不侵占分文。所以，雍正帝还赞扬他“操守廉洁”。
肃贪除暴
历史上的李卫个性极强。他敢作敢为，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出名堂来。
早在李卫初任云南驿盐道时，正值盐务废弛，百弊丛生。他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发现症结在于官吏的营私枉法，欺压良善。于是，毫不留情地了弹劾罢免了不少贪官污吏。接着，又革弊布新，严肃法纪。结果，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卫升任浙江巡抚后，很快发现盐枭是朝廷和当地百姓的最大祸害。当时，浙江沿海地区所产的盐不仅自给，而且供往江苏。朝廷为增加税收，规定食盐不得私卖而百姓为减轻繁重的赋税负担，也渴望杜绝私盐。但是，浙盐销往江苏，涉及两省，而两省官员遇到麻烦事往往互相推诿有些贪官还乘机收受贿赂，致使大盐枭一再漏网，逍遥法外。鉴此，李卫下决心彻底整治，并将重点放在捕捉盐枭上。随后，他想方设法物色了一些行家里手，组织了专门的缉捕队，深入江浙两省的盐会、盐场、盐市，巧妙地同盐枭斗争，终于计擒了盐枭沈某。
李卫还以善于缉盗而闻名。为捉拿盗贼，他常常令手下的捕快乔装打扮，混入贼窝也往往让那些改邪归正的原盗贼再混入贼群，暗中向他通风报信。雍正六年（1728）五月，由于他派出的“情报人员”的努力，捕获了一个通缉多年的行凶杀人犯。李卫亲自审讯，迫使他一一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从而使20多年来数起重大凶杀案得以结案。消息传出，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雍正帝获悉此情，也盛赞道：“如斯远年旧案，悉能发摘，殊属可嘉之至！”
兴利安民
李卫在打击贪官、盐枭、盗贼的同时，还坚决同自然灾害做斗争。
浙江是全国最大的沿海省份之一，其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等县，经常发生海潮成灾的现象。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有的还被迫迁移他乡。李卫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亲赴现场勘察，并找来有关人员认真论证。随后，发动各县群众修筑海塘，防御海潮的侵袭。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地处江浙交界，虽有海塘，却年久失修加之海潮来势迅猛，往往无济于事。对此，李卫又会同江南总督和江苏巡抚，改原土塘为石塘。从此，那儿的水害变成了水利，迁往他乡的百姓也重返故土，发展生产，安居乐业。
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之间有个玉环岛，地域辽阔，土地肥沃。许多年来，当地百姓一直要求上岛垦荒。但历任督抚都担心“防范难周”，所以“屡禁开垦”。为此，李卫又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实地勘查。当确认“其田可耕，且已有田三万余亩，尚可开五六万亩”时，李卫兴奋异常，马上上疏雍正帝，建议在那儿增设玉环厅，移民开垦。雍正帝分外欣喜，不但准奏，还赞扬他“兴自然之利，美事也安无籍之民，善政也。能如是，方不愧封疆之寄”。
后来，李卫调任直隶总督。临别时，浙江百姓都感到恋恋不舍。雍正十二年（1734），身为直隶总督的李卫因公务需要，和户部尚书海望一起勘察海塘到了浙江。沿途百姓以为他重来任官，一个个高兴得奔走相告，竟出现了“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的动人场面。
阿桂入祀贤良祠
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阿克敦的独生子。曾在沈彤门下读书。凭借其父的功劳，于乾隆元年（1736）以荫生任大理寺丞，但他仍是努力进取，于乾隆三年中举，一年后任兵部主事。乾隆八年升户部郎中，三年后降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次被派往四川边界地区任职，在征讨金川军中担任幕僚。然而当他抵任时，适逢张广泗、讷亲因作战失败，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攻击而获罪。阿桂也与他们一起被指控而判处死刑。不过后来乾隆念其因阅历不足，又念及其父年迈，于乾隆十四年被宽免释放，乾隆十五年他复任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七年迁吏部郎中，不久奉派赴江西任按察使。第二年回京任内阁侍读学士，寻擢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奉命赴乌里雅苏台，在班第手下督办伊犁河谷地区驻军台站。第二年由于父丧返京，同年年中又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他及时赶到并参与征讨蒙古某王公的战役。蒙古某王公在阿睦尔撒纳伊犁叛乱之后，也企图在蒙古作乱。乾隆二十二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之后，授阿桂为工部右侍郎，派赴科布多安抚西蒙古，以阻止厄鲁特部逃往西伯利亚。
乾隆二十三年阿桂因未能防止厄鲁特首领逃亡，乾隆老大不高兴，被召还京。这时新疆穆斯林首领发起动乱，被派往平乱的兆惠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阿桂奉命与富德同往解救。乾隆二十四年初围解，年内平定动乱。大军凯旋后，阿桂督责来自阿克苏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屯垦伊犁河谷，以便为驻军提供军粮。由于土地肥沃，加以阿桂管理有方，头一年就获得大丰收。伊犁地区的屯民与驻军于是就能够以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达百余年。乾隆二十八年阿桂返京，就任已于两年前受命的工部尚书，并在军机处任职。
乾隆二十九年阿桂一度署理四川总督，第二年奉命赴新疆镇压喀什穆斯林动乱。经过半年围困，平定动乱。然而阿桂在这次战役中，乾隆责以未尽全力征战，令其协助伊犁将军明瑞统筹屯垦事宜。明瑞奉诏回京，派往云南统率一支征缅大军，阿桂继任伊犁将军。乾隆三十三年明瑞所部在缅甸遭到大败，清廷立即重组往缅大军，以傅恒为统帅，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年中，阿桂奉命急速返京即赴云南，并一度任云贵总督。乾隆三十四年，罢总督任，专办军务。尽管征缅失败，乾隆皇帝仍决心迫使缅甸就范。当年乾隆下诏任命三位将军统兵再征缅甸。但是当地气候和热带疾病对清军极为不利，虽然打了几次胜仗，最后还是被迫撤退。由于阿里衮身亡，傅恒亦染重病，阿桂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最高统帅。后因缅甸同意进贡，双方停战言和，阿桂亦返回云南。但不久因阿桂派往收取贡赋的官员被缅甸扣押，协议被毁，阿桂对此负有责任，遂遭革职，受命在继任的温福属下任职，温福已奉派镇守云南边境。那时缅甸正耽心近邻泰国人，故而中缅边境相对平稳了一阶段。
在从缅甸撤军之前，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已经发生动乱，金川地形险要，难以进入。当时土司又分外强悍，善于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在山隘要道修筑石头碉堡，以抵抗官军。乾隆三十六年末，温福奉调率军从云南前往四川，证讨大小金川。阿桂亦随军前往，任温福的副手。温福从小金川东面进攻，阿桂率军自南面进攻。年底，攻下小金川，但动乱头目进入大金川，清军又挥师进攻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年中，小金川土司再度发生动乱。温福所部在木果木几乎全军覆没，温及将领多人在战斗中丧生。阿桂撤至安全地带并放弃已经收复的大部分地区，只将少数精兵留驻战略要地，以为反攻基地。不久，他授为征西将军，统率全军，奉命从东面进兵。他在南路的旧部则留交富德和明亮指挥，年内收得小金川，而大金川虽只有数千叛乱守军，却坚守三年之久。每座山和每处要隘，清军都要经过数次反复酣战才能攻克。阿桂当时使用了在葡萄牙传教士指导下监造的大炮，把那些坚固的碉堡攻克、炸毁。葡萄牙传教士付作霖于乾隆三十九年秋到达阿桂大营。乱军大营所在地最后被包围，大金川首领索若木投降，按照事前安排，挑出一批战俘解往北京，两个月后，阿桂率领凯旋大军浩浩荡荡回到北京，乾隆亲自出城迎接，并赐宴宫中。讨平金川之战持续五年才彻底结束，共耗军费白银七千万两，超过征服伊犁地区和南疆所耗军费总数的两倍，而新疆的面积则是金川的二十倍。清军只是凭借巨大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切断对方粮食与弹药供应，才迫使叛乱土司投降。
阿桂因战功获得殊荣，乾隆四十一年初受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另授协办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当年又被派抵云南，准备再次用兵缅甸，同时升任大学士。乾隆四十二年，奉诏返京。此时缅甸因有内乱并与泰国发生冲突，国势削弱，被迫从第二年起开始向清廷进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6年缅甸被英国人吞并为止。
阿桂曾经两次率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两次动乱都是由于伊斯兰教新教派反对清廷所承认的旧教为导火线的。第一次起义在乾隆四十六年于河州和兰州地区爆发，在六个月之内即被平定。新教残余于三年后再次起义，由于两次胜利，加授阿桂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砷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八十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刘统勋为政清廉
刘统勋（1700~1773），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其父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由知县累迁至四川按察使（负责一省司法事务的官员），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少数官员之一。刘统勋受其父影响，自幼刻苦读书，注重品德修养。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都在中央机构任职，曾做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还曾任协办大学士和大学士，兼管过数部衙门，并一度受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是清朝名相之一。
自奉节俭
刘统勋任官数十年，一直是自奉节俭。即使做了大学士，也依旧省吃俭用。史书上说，他“所服朝珠无值十金以上者，故绠断即弃之，不更拾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统勋奉旨前往开封视察。按照当时的惯例，像他这样身为大学士的钦差，都是鸣锣开道，卫士护从，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还需接风洗尘，设宴饯行，不知花费多少银两。但是，他“所挈只二奴，用驿马不过六七匹”，还命令各级官吏不要迎送。这一举措，曾一度震惊朝野，传为佳话。大名鼎鼎的国史馆纂修官洪亮吉曾专此写道：“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马六七，又事事不过令甲，则民生吏治困坏，岂至此哉？”
为节省迎送之花费，减去百姓负担，同时又便于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刘统勋还特别喜欢微服私访。他曾数次奉派审理官员贪黩案，经常出典各省乡试，三次督修黄河溃堤，一次主持疏浚运河，还长期署理河道总督。其间，大都装扮过往各类行人深入百姓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帮他们分忧解难。
刘统勋死于上朝的途中，据史书记载，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的一天黎明，“至东华门，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乾隆帝闻讯，“亲奠其宅”，发现他家“门闾湫隘”，入室一看，“见其俭素，为之恸”。这也充分说明：刘统勋的节俭，是一贯的，时时事事皆如此。
为政清廉
刘统勋一向为政清廉，从不收受任何人财物之类。有一次，有个用钱买官当了“资郎”的人于深夜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刘统勋。守门人通报之后，刘统勋拒不接见，并让门人转告来者“明日再议”。第二天一早，刘统勋当着许多人的面，传那“资郎”入见。他说：“昨夜不见，是老夫之过。然而深夜叩门，恐怕不是贤者所为吧！”那“资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刘统勋遂又大声训斥道：“明人不做暗事。今后，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当着众人说清楚，决不许偷偷摸摸到家中搞名堂！”
刘统勋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期间，他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出任湖北巡抚。这位老友为利于儿子仕途亨通，让仆人给刘统勋送去了1000两白银。刘统勋十分理解老友的用意，但又不想驳老友的面子，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人将那位来者叫到面前，正言厉色地说：“你家主人是我的至交，也是位十分重视节操的人。他让你来，一定是要你代他向我这个老朋友转达问候。你为何私自做主带这么多银子呢？何况我有那么多朝廷俸禄，用不着任何人资助。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将这笔钱施舍给那些贫寒的故亲旧友！”
那仆人带着礼金回去后，立即将其经过原汁原味地禀报给了主人。主人思忖片刻，突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一时糊涂，儿子将来如何，靠的是他自己的才学和品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