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人的绝大多数欲望和冲动都是互相关联的，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它们是人类天性中真正的内在本质，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因此，人们的行为受生命需要的支配，这是生命和生存的本能需要，只有满足了这种需要，才有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
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马斯洛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
作为个体化整体性的人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我们所提到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社会最小单元。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理解了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
例如，受到影响的是个人的整体而非局部。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如果实验者们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看成是他的消化系统的功能，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有其他的感官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把饥饿当作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通过严密的科学逻辑分析可知，追求饥饿驱动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以格式塔派和哥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
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意识以外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就我们本身而言，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通常的设想往往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但在这里可以公正地断言，这点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更好一些。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
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的解释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这一点使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其实，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既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难道只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理所当然会选择后者。
综上所述，在研究人的动机需要，应选择一般的而非特殊的动机实例。对人而言，前者能更加明显地反应整个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
正确对待人的生存欲望
认真分析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例如，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原因是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究其根源，即，追溯该人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并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果卓越。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谈到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了解到它们的最终意义。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即，欲望总是最终导向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导致一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辩护。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的特点是，经常不能直接看到，但经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这些事实意味着更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有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精神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最终，我们可以断言，无意识生活是合理动机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基本特定的欲望。
同原动力塑造不同欲望
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基本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等来满足欲望。
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根据单纯的行为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这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显然，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这些道路不会受特定的文化局部所制约。促动状态是一个行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然而，合理动机的理论的设想却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通特点，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
作为渠道的生命意欲行为
通过研究精神病理学，我们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一个有动机的行为的特性，并且和欲望与文化的特性同出一源，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便得以表现。
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证明。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其实某个社会中男子的性欲可能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而在另一个社会或其他社会里，性欲则可能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几种组合。
在潜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所根本上代表的东西——并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行为也适用于完成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患脏躁症者的胳膊可能象征着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的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若一个行为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是不同寻常的、非普遍性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几乎有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失恋了，这是指什么呢？静态心理学会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动力心理学会以丰富的经验论证这句话所表达多得多的含义，这种感情会同时在整个机体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引起反应。例如，失恋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而且，除了当时与机体其余部分的关系之外，这样的状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其他情况的发生：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烈欲望，各种形式的自卫努力，以及故意的增长等等。因此，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此人失恋了”这句话所暗含的状态，就必须加上许许多多的描述来说明此人由于失恋而遭遇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失恋的感情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
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促动状态是一个行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然而，合理动机的理论的设想却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通特点，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无休止的需要是人的特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只有极少数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会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还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
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
无休止的需要是人的特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只有极少数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会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还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
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所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合成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有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需要某种东西本身就说明已经存在着其他需要的满足。假如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不断地为干渴所困扰，假如我们一直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所有人都恨我们，我们就不会要去作曲、发明数学方法、装饰房间或者打扮自己。
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除了以相对地或递进的方式外，人类从不会感到满足；需要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自动排列，这两个事实却从未给予过合理的重视。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
生存需要安排表的荒谬之处
种种情况表明，为内驱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计划应坚决予以取消，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显示，这样的表可靠性在理论上是很短暂的。
首先，它们意味着各种内驱力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偶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越性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偶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其次，这样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类似的形式相互孤立的。
再次，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一览表，已完全将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置之度外。例如，它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几种表达自己欲望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不是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是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个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依此类推。或者可以再作一个比喻，仿佛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各种倍数的放大。这样我们谈到某种要求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时，可以更明确地说是吃的需要，再具体些，填满肚子的需要直至对蛋白质的需要及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等。
我们现在掌握的一览表，大都不加区别地包括进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要。由于这种混淆，造成了一些一览表可能包括3种或4种需要，另一些则包括数百种需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至100万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程度。我们应该了解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
并且，互不相融的关系似乎已非常明显地展现在已经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之间。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而且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某一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有动机的行为、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会那么简单，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另外一回事。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
人类动机生活分类的基础
可利用的证据的重要性似乎向我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依据的唯一坚固的根本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一览表（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在这种不断变化中只有基本的目的保持不变。我们早已讨论过的考虑就支持这一论点，不必进一步证明。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一个分类的良好的基础，同样，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
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实际上这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全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欲的满足。
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但愿仅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的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动机需要的核心问题
依赖于以动物做实验的是行为派心理学家动机领域的特点。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但是，之所以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作为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当然，动物资料对于研究心理学很有助益，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和明智。
在我看来，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进一步的一些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的定义就是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或者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沿种系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就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的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当然猴子性本能已肯定存在。
对于人类，按照我们的定义，这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有目的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如果我们追随种系阶梯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将愈加重视口味而忽略饥饿。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变易性少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更少有变易性。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以作为适应文化的工具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了认清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举例而言，仅仅由于我们人类远远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因此我们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不能以任何低级的、甚至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看待这个理论，而必须以高级动物特别是人类为出发点。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
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证据，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影响有机体动机的因素
我们讨论一下有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有机体本身，而且还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的倾向产生。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整体性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同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个人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对象的同时也创造了他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有机体所规定。
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上，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对他有价值的对象时，却受到某种阻力，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却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人的障碍。
在我的印象里，当以不充足的动机理论为基础时，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任何纯行为理论都完全依靠情境理论来赋予意义。一个以现有的内驱力而不是以目标或者需要为基础的动机理论，为了防止不攻自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境理论来支持。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对于有机体实现自身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以最有效的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的可行方式，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以便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
我要强调一点，也是我们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种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动机是对情境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
人生存所需的特殊能力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非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显而易见，当有机体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方面步调最为一致，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便趋于分裂。总而言之，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向很多方向发展。
我觉得一部分现象看起来非常特殊、孤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例如转变性歇斯底里症。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病态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几乎所有机体都以不完整的、独特的或分散的方式对付局部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而机体的主要能力用来解决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
如何理解超动机的表现性行为
尽管心理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反对命题，但我仍认为这一点很清楚：并非所有行为和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寻求需要的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此外，大多数神经病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弗洛伊德派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下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败得太惨。
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摩尔的区分，以及克里对这种区分的解释。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关注动机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杜威和桑戴克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自己的希望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奋斗。一般人希望有小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确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人太遥远了，而且他们很可能在无意识中也不存有这样的希望。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化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我们的文化与其他贫困地区的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
现实对本我冲动的影响
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本我冲动是一个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正如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述：
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的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此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规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
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折衷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很显然，本我不懂得价值，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持的观点如下：
这就是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受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自我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描绘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
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检验现实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自我为本我控制通向自动力的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误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明显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被现实原则代替。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杜威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非健康的。
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
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
除了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任何值得的动机理论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的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
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为了使动机理论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而且，我们必须合理地看待现实对于本我冲动的影响，内部冲动与现实之间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
发展人性向上的基本需要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能部分地得到满足时，生命才会存在，才有自我实现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相对的。如果这种基础比较高级，那么，他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也高，他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多。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只有具有某种缺憾，当然这种缺憾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这样才会不断去追求，才会不断达到自我实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的。人就是由这种等级需要发展到高级需要，逐渐获得升华和发展的。
这里主要想对大家系统地解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这种理论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一般不能单纯理解，而是有一定发展层次的。具体层次关系请见下面“需要等级表”。
虽然生存需要没有等级之分，但它却是有相对之分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也是满足的，但对于某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要取决于生存的欲望了。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的人都能生存，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感到这种需要就满足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发展。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
人只有靠面包活着吗
生理需要就是平常所谓的动机理论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修正原来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生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所谓体内平衡就是指身体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维持血流正常状态的功能。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血液的常温。当然，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等。
通过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因此，没有必要费心思列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表。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现在还不能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而且这种表绝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我早就曾指出，由于这些生理需要可以从身体的某个区域孤立出来，所以它们应看作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需要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几乎所有的生理需要，在其得到满足时，同时也对其他种种需要起着疏导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很显然，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就会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其他需要。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这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搜寻活动中去了。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藏起来。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进行安全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吞没得干净彻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动力和行为。
一旦某种需要主宰了人的机体，就会引起另一个奇异的特性，几乎可以诱发人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理想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虽然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这种危急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
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做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移用于人的身上。
其二，人们总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经常处于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一生可能只有几次。
如果使人的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就容易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从而遮掩了高层动机。如若有人使危急情形典型化，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
“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缺乏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相应出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以此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满足与匮乏在动机理论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当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要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
创建有序生命需要的秘诀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
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物体，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
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做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
必须服从的生存需要规律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以新的中心产生并重复着那些细节。于是，个人会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情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遥远、陌生和次要了。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强烈地感到孤独、受冷遇、受排挤、无助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虽然它是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不断涌现的纪实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但真正的科学资料我们却掌握得很少。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过多的盲目性、流动性给儿童身心带来严重损害。儿童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甚至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侨居者、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
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顽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的《必须服从的土地》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给我很大启迪，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也能使广大读者获益匪浅。
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训练小组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速发展。
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就能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他们往往是整个一生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从面对危险和更讲究的病理学实例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普遍的基本需求核心是挫折、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还包括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家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要多于对其他需要的了解。
我们必须指明一点，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
增强自信的生存需要途径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的人除外）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
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
这些需要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大力提倡，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多么的无依无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的傲慢和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因为它们并不牢固。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地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塑造独特个人的方法
除非我们正处在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否则，就算所有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也肯定会有新的欲望和不安迅速发展起来。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是由哥尔德斯坦提出，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采取何种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对于不同人而言也许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显而易见，创造性行为，与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是有着多种决定因素的。在具有天赋创造性的人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满意与否，幸福与否，是饥饿还是满足。而且创造性活动显然是有报偿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是有纯经济效益的。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完全可以区分基本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与基本不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无论如何，我们还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外显行为与它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目的区分开。在这一层次，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
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生存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
导致生命“智力营养缺乏症”的因素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曾经在其著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见过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我通过几个实例发现，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进行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
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可能表现出比成年期更强烈的了解和理解需要。无论怎样，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对哪些东西好奇。
在一些高级动物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一些与人类的好奇心相似的东西。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人类勇于探险，去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
以上论及的那种战胜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面临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作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我们必须防止采取简单的二歧式，因为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连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并且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制约的。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