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水师提督柏理来后，重大事件相踵而起。于是吾人始知海外有大势力，足以左右世界，日本苟接触此大势力，虽欲不投于列国争竞之旋涡，不复得也。

吾人处此时，初无备以应其情势，虽即无备，亦自觉其时势之不可已尔。由是吾人径起而始其应时之业，知封建之制徒拘泥于形式，以束缚为主，有碍于国家民人之发达进步，是不可以无撤除焉，知苟与海外之大势力相颉颃，以表国民合同之精神，则不可无强大之中央政府能统一国家以成巩固坚实之一体。封建诸侯之自治权，不利于中央集权之制乃不能不废撤之。此思想，遂致王政复古，使天皇统治之权，出于实力，一日万机复如曩昔。而一国合同之势力，遂集于一人而为之标识。王政已复古，天皇遂以天亶之资厪被治国民全数之念。但当时国民未有参政之权，只为多数被治之生灵而已。是稍异于今日所谓国民之意义。

其间，上有圣明天子，辅弼亦得其人，谓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启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令民众破其旧染之陋习，不徒甘于受动之位置，自进而协心勠力于国家公同之务，以组成巩固坚实之国家。”是也。

明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天皇即位之始，宣示勅誓，而圣虑尤重此二端。曰“求智识于世界”，曰“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须令人心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