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章改正
约章改正
维新改革阅四年，既进步，乃觉安政年间幕府所订定之约章多辱国者。苟欲保国威，不可无改正。嗣后时势推移，内治为急，对韩政略复多变故。然改正约章之议，恒为日本政治之一大难关，宛如“爱兰自治案”之于英国，民心屡以此议动摇，内阁亦数以此议更迭。或作元老内阁，或作人才内阁，皆不能解决处理之。
不利之项目
幕府所订定之《通商航海约章》于开市港埠置租界（居留地），定治外法权之制。今举其约章中不利于日本之项目如下：
一、开放东京及横滨、神户、大阪、长崎、新潟、函馆六港，充通商之地，任外人居留焉。
二、允许治外法权，使日本法庭不得加审判于外人。
三、输进物货之税，取最低之率。
是等项目固非可永久保留者，诸国初认之，故约章有一条曰：“明治五年以降，经缔盟国互相认诺，可改正约章。”及期迫，诸国不为改正之预备，但以日本伍于基督教列国之间，能适为对等国与否，相讨议而已。
岩仓大使
明治四年，岩仓大使行欧美诸邦，咨以改正约章之议，意谓将军不过天皇之一吏员，列国与幕府所缔定之约章未得其正，故宜速改正之。然大使不能成功而归。盖日本之法律未完备，其习惯亦不足以担保改约之效也。
此时缔盟共十八，相谋取联合商议之法，惟其商议欲选公共之要目而不可得。甲国则主持低率输进税，乙国则谓以其国人置于日本法律之下非所快。其间，美国独允别缔约章，且让弃其争议之条目，然尚谓其新约章待各国改约皆成而同时实行之，故其议亦不能成。日本因约章伤损国家固有之权，外人置法庭于日本，日本不能自定税率，故国人咸龂龂然于法税二权之回收。苟有让步，至愿以日本全国之开放以易之，使外人行旅通商得以自由。
列国抗议谓：即开放全国，无大利于商务。日本法官伎俩品性虽可信凭，究未若西邦法官之富有经验。以西人见之，日本法律不独不完善，其法官之无经验亦恐误用其法，故未可遽撤领事裁判之制。盖列国忘其国人移住南美诸协和国者，皆服从其所在地之法律耳。
日本改约之议，至明治二十七年卒不得遂。是岁，英国罗斯倍利内阁挺然自为，主动助是案之解决，使日本屈辱损害积四十年者一扫而清之。盖改约之议，与缔盟诸邦交涉六次，始奏其功耳。初二次不过短简之交涉，而为其成功之地者，则始于井上伯之折冲。
明治十五年，井上伯与英国政府交涉，开预备商议。此时，日本政府提议，请待日本发刊英译《新民法》时，撤租界外领事裁判之制；更经三年后，亦并撤租界地领事裁判之制。苟欲行之，别允以会审之制，日本法庭置外国法官二人；又必改正法律，将其草案示缔盟各国而受其承认。若海关税率，则自百分之五增至十分之一。预备商议之终末，缔盟各国委员参与会议。此时，英、德二国为主动扶持约稿，示让步意，然此终末商议不得达。
井上伯之商议
自明治十九年五月一日至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井上伯与外国使臣开商议二十八次，反覆论辩，不得归决。其间所议之条目，遂漏泄于外，舆论嚣然。
舆论反抗
会十九年十月，英船“挪尔曼顿”号遭难于纪州洋而沉没。船长及船员仅以身免，而不救其同乘之日本人。或云日本人皆幽闭于舱中，与船深沉没于海底。全国传此悲报，愤激殊甚，于是排外思想益增。政府遂得时机，稽延改约之议。外相辞职。
大隈伯之商议
二十一年二月，大隈伯任外相更开改约之议。伯与各国折冲，务令在留之外人自晓然于改约之要图，故恒为旷日持久之计，不以过促操之。遇外人，又避其联合每一国开商议务，以减杀列国公使之势力。乃察墨国无一人居住日本，通商之利害所关尤薄，而先与之商议，《日墨改正约章》遂得盖印。据此约章，日本之让步只一事，即大审院置外人法官，令参与于案件之关外人者是也。约章又约以新法律之制定，新法律施行后三年撤治外法权。
嗣则与美、德、俄等各国议定改约，以明治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为其始实行之期，法国约稿亦将盖印，其他诸邦莫不同意。英国与日本贸易尤盛，改约之议常调停其间，英改约亦且就矣。
大隈伯之遭难
忽有舆论之反抗，咸以大审院置外人法官为非，有狙击大隈伯者。伯一足负伤，改约之议遂寝，而大隈伯之尽瘁亦再归无功。又一年，复开商议。
青木氏之商议
青木子代大隈伯任外相，更开改约之议。其约稿乃修正大隈案，所提要目七端如下：
一、治外法权向后五年间，只存之于租界；租界之外，皆令服于日本裁判权。
二、土地、铁路、矿山、股票等之领有权，不许外人。
三、不立法官，任用外人之约。
四、不许沿岸贸易。
五、不预约法典之编纂。
六、开放国中。
七、税权、酒、烟草、酱油等四种者，可任意课税；其余则以平均一分一二厘（百分之十一二）为输进税之准率。
青木子既提此议，而英国保守党内阁以善意承认之。
榎本子之商议
山县首相意不协，辞职。松方藏相代为首相。适俄国皇太子遭难于大津，青木外相负责辞职。榎本子代之，以法典之施行，为回收法权之要端，而尽力于改约之议。然松方内阁以预算案故与议会冲突，遂至辞职。于是改约之功，更待于陆奥伯之折冲。
众议院之奏上
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定奏请改约之案表决，时以十二票多数决议上奏，要曰《通商约章》之夺税、法二权，固为不法。而政府于改约之议，多失败。如治外法权之制，为辱国；日本关税不能自行其权利，外国之于日本物货或课以禁止税，是有妨于日本商工之发畅。故具三要目而奏之。其三要目如下。
一、宜撤领事裁判之制。
二、宜回收税权。
三、宜禁沿岸贸易。
于是政府外交不独用意于列国，又当有以对帝国议会所表之舆论矣。议会舆论咸不怿外人之杂居，及外人领有土地。反抗益烈而改约之事益难。
陆奥伯之商议
日本政府得罗斯倍利内阁之提倡，与英国开始交涉。惟虑帝国议会之形势，将为商议之梗，乃由英断而再令议院解散以制遏民论，乘其间而进改约之议。明治二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罗斯倍利卿与青木子押印新约章于伦敦。而改正条约积四十年。不能决者至是乃定。
战胜之效
日清交战之际，日本海陆军屡胜，列国畏敬。于是美、意、俄、德、法、澳、匈等诸国，皆继英国而认改正约章。至三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末，欧美主要各邦与日本莫不印，而对等之约章成。
上所述者，为改约小史。若其改正之功过，则无暇论之。今乃说“朝鲜案件”以及其遂至日俄交战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