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川氏末年日本国内政治及经济之情状
日本怪杰丰臣秀吉既殁，思虑绵密之德川家康破丰臣之兵，袭其后为征夷大将军。其时，日本之政治握于大将军之掌中，天皇但端拱宫庭而已。大将军统率诸侯，掌兵马、财赋、土地、狱讼、驿递、教化一切行政之权，挟天子而号令天下，若我春秋时之五霸，而威权尤过之，称曰幕府或曰武家。
德川家康既柄政，偃武修文，布武家诸法度，以律束诸侯，日本全国得以小康。家康薨后，其子孙若秀忠、家光等继之，布政施治，克继先人。传位十五代，经二百六十余年。至德川家庆以后，外有欧洲列强之压迫，内有萨摩、长门、土佐诸藩倡导之尊王攘夷志士之活动，生活艰难，人民离怨，致幕府之权势日衰。家茂时代，举幕府之全力，不能破一长门藩，威望竭尽。庆应三年（1866年），明治天皇接位后，德川庆嘉鉴尊王之势不可复抗，遂奉还大政于天皇。其后，庆喜虽又举兵，而败于伏见、鸟羽，终不能复振。
日本自源赖朝（1192～1199年）以后七百年，武臣握兵马之权，至此乃绝。天皇复亲政，废封建，改郡县，除旧弊，立新政，遂成明治维新之治。其促成之国内政治上、经济上之情形如后。
尊王论之兴起
日本古制，天皇亲裁万机，虽有苏我、藤原、平氏等权臣骄恣专权，但皆列于朝，隐于天皇肘腑之下，操政治之权。自源赖朝开府镰仓，收全日本土地兵马之权于幕府掌中，朝廷遂单为仪式名器之府。其后虽世有治乱，时有降替，大将军屡易姓，政权常在幕府之手。
将军足利之末叶，群雄割据四方，举国大乱，幕府之势亦不甚振，然皇室之式微则达于极点。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相继而起，统一全国，固有勤于王室之志，修宫殿，丰供御，然其初志仍在继武家政治，毫无王政复古之念。
德川氏继丰臣而握全日本之政权，承平既久，学问复兴。汉学之徒，既于汉籍浸润尊王之思想，复因研究日本古史而阐明其国体，诸侯及学者之间乃渐唱尊王之论。如水户侯德川光圀为楠正成立碑，而修日本史。
楠正成之碑文，为吾明末谋复明社而赴日本之朱舜水先生所作，兹录其词于后，以示其尊王之思想，实导源于我国之学者：
朱舜水先生楠正成赞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丽乎天地，天地无日月则晦蒙否塞，人心废忠孝则乱贼相踵，乾坤反覆。余闻楠公讳正成者，忠勇节烈，国士无双，搜其行事，不可概见。大抵公之用兵，审强弱之势于机先，决成败之机于呼吸，知人能任，礼士推诚，是以谋无不中而战无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为利回，不为害怵，故兴复王室，还于旧都。谚曰：前门拒虎，后门拒狼。庙谟不臧，元凶接踵，抅杀国储，倾移钟虡，功垂成而震主，策虽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帅嫉妒、庸臣专断，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身许国，之死靡他。观其临终训子，从容就义，托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贯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笃忠贞，节孝萃于一门，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日而诵说之不衰，其必有大过人者，惜乎载笔者无所考信，不能发扬其盛美大德耳。
水户侯德川光圀为日本尊王思想之培育者，而我朱舜水先生实为其导师。其幕下安积澹泊等，即舜水先生之子弟也。明治之能王政复古，水户学派之功甚伟。其后学者如竹内式部亦鼓吹尊王，曾教公卿曰：“今天下之民，知将军之贵而不知天子之更可尊者，乃历代天子不深于学，关白以下诸臣亦非其器所致。今后天子以下诸公卿若励学修道，则天下之民自服其德，幕府势必奉还政权于朝廷。”是教公卿以王政复古之方法也。然朝臣以恐生不测之变，累及于皇室，处式部以流罪，用解幕府之疑。
竹内之说既不获良果，复有山县大贰、藤井右门等称扬皇室，贬斥幕府，亦卒被投于狱。
其后，有高山彦九郎（字正之），倜傥好奇节，时慨皇室之衰微，窃有兴复之志，入京都出入公卿之门，广接当时之士，入京之际，每遥拜禁阙，而呼曰草莽之臣高山正之，且拜且泣，久而后去，然以不得志而自杀。
复有蒲生秀实，研究日本之国史，慨其历朝山陵不修，遍往遐陬穷岛，作《山陵志》献于朝廷。幕府有司以其论非处士之所宜，召之诘问。君平引律文，诵故事自辩，幸得林大学头之护而无罪，以讲学著述终其生。
当勤王思想发达之时，有《幕罪略》一文，传系蒲生君平所作，是系假托。惟其文字于倒幕之运动中甚有关系，爰择要译之于后：
幕罪略
家康将军向后阳成天皇请讨伐大阪（时，丰臣秀吉之后秀赖据大阪）之谕，不获允，家康剧怒，曰仙洞（指天皇）偏爱秀赖，有妨大望，当移之于隐岐国。幸有僧天海之谏，遂不果。盖恐效北条、足利（皆放天皇于边僻者）之所为，子孙灭绝也。
其后，家康将军参内，定禁中诸法度之条。因朝廷本有式令格律，将军武臣乱朝宪，轻朝威，因欲重臣权，立三公位上亲王之条，而自定世世居大臣之任。丰公（即丰臣秀吉）有统一天下之功，更实为皇胤，任关白之职，将源赖朝以来占领之天下悉奉还朝廷，伺叡虑，而取得大阪。而家康将军则曰秀吉出身卑贱，任为关白乃藉武威，但彼实起自卑贱，竟居亲王关白之上，无功于天下，更非天朝之所任，竟占领天下，私与领地于诸侯陪臣等，成何事体。丰公为皇胤居其位行其事，家康将军非其任私天下而欺人民，何是何非，有志者不可不辨。
将军死后，立天下古今无双之庙，且请敕使祭之，而对于历代御陵，颇为粗略。
欲灭皇胤，强诸亲王归依佛寺。
使官家不有领地，废官家之兵器，以弱朝廷。
官位重事也，而定武家之五位，准于堂上之大纳言，轻重失宜。
禁锢天皇于狭小之禁中二百年，无行幸之事。
关百之职，由将军定之。
传奏御役任命之日，须有朝廷之机密泄于关东，（幕府所在）关东之事不泄于朝廷之誓。
秀忠将军女东福门院强为后水尾天皇之后。
后水天皇皇子颇多，强以东福门院所生皇女为明正天皇。
建东照宫神祠于仙洞御所。
宽永年（1624～1643年），秀忠将军、家光将军上京之时，对堂上诸公卿如其臣子，拜见天颜之时，自居亲王关白大臣之上座，赐天盃之时，竟请亲酌。
正德（1711～1715年）中，请皇女八十宫下嫁家继将军，事不能不许。
敕许已下，惟未东下而将军已卒。
世世居于官位而不上京。
天下之政事，依旧典应伺叡虑而处置之，乃私自处置。
如源赖朝足利尊氏之贱，亦无请皇女下嫁之望，德川氏竟为如斯之事。
宽永年天草之乱，托荷兰人自海岸攻之。
使神国神民坠入胡佛之宗门，而成同佛国。
由上述之文字，可知当时将军之骄横凌上。其时，皇室之费用甚为俭约，年不过五六万石，与将军之富裕相较，几有天壤之殊。于是感染汉籍尊王思想之学者，鼓吹尊王，如上述之诸人外，儒者如赖山阳，著《日本外史》、《日本政记》，藉史传以鼓吹尊王，后来幕府之倒，此诸人鼓吹之力甚伟。
诸侯之豪侈、武士之穷困
德川家齐之际，国内泰平。幕府所在地之江户（即今东京）方二十四里之内，邸宅充塞，市街之上，行人肩摩，花街（有吉原、深川、根津、音羽、品川、千住、四谷、板桥等）酒楼，随地遍有。肩舆飞空，弦歌震地，诸侯之集会，宫吏之招宴，极其豪侈。一席之费，辄数百两。
元禄（1688～1703年）之时，妇人之带，绢幅两折之（五六寸），袖长八寸，犹以为奢。文化（1804～1817年）之时，带阔七八寸，袖长尺一二寸。可见奢侈增长之比例。
幕府诸藩君臣上下，分隔悬殊，事皆流于繁文缛礼，政务不过簿书期会，文书分别尊卑，极为繁密，甚至字画之繁简，亦依品等而有异别。一个“御”字分七八样之写法，“样”字、“殿”字亦分七等，位阶愈下愈略。误其用法，则受处分。官署人员众多，而人浮于事，大都拱手无为。但熟其记录，庸人亦成练达，否则虽俊才亦不用。严门阀资格，争先辈、后辈。于是俊杰之士，抱其才能而无可用之地，乃希变故发生。
当时，幕府之武威建于其所养之武士之上。各藩各以其领地或所取得之米，养其藩士。上级之武士藉藩主给与所领之领地而生活。中级、下级之武士，藉俸米而生活。
彼时武士仕于君，即应安于所领领地及俸米以生活，而不以金钱贫富为念。即君不君，臣亦必须尽其忠义。此为昔日本武士之道德。
龙公美子明曾曰：“武士须恶衣服，菲饮食，粗第宅。远色，罢飨。不请客隳我家。灭臧获。诸器械、马具、驾与等不可改作之。勿求诸玩器，古画、名墨之类宜卖。我家历代所藏之器物，奇技奇器，勿入于门。不可好湖山，聚树石，爱花卉。不可好围棋、象戏、双六之类。不急嫁娶。禁放鹰、渔猎、游山、玩水。勿听俗乐观俳优。息祈祷，息医药。毋忘慎德。”云云。
花房正恒曰：“士农工商中之士，与农工商异，得闻五常五伦之道，圣贤之教，辩文武之道，知治乱之势，慎身保家，不为贫富动其志，此为武士之义理”云。盖旧之武士，轻生死，重忠义，不言金钱为其本份。
《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中有云：“昔武士之难涩困穷，不可言状，即不得食，如救苦救难可怜我等语，虽死不言。”
当时之法制、幕府之政策，极力使武士不与商人相混。商人之行为，武士极蔑视之。如武士与商人混，则目为破廉耻汉，严罚立下。武家居宅与商人居宅异其区域。武士之邸宅若借贷于商人，为法之所禁。
然日本之武士，亦人也。食、色，性也。岂能人人为圣人而安贫守义毫无所欲耶？松平定信时，《勤务申合书》（勤务须知）中有曰：“旗本（即武士）之玩三弦、净琉璃，学俳优者，家无正妻，受蛊于妾，不节财，故以财议继嗣，结婚失婚期，故沉湎于花柳。”云。士风之浇漓，可由此推知之。
武士既穷乏而又渐奢侈，不耕不商，徒恃定俸以为食，则日就穷乏，必然之事。衣食不足，仓廪不实，欲其守义礼廉耻难乎哉！于是武士之穷困者，皆以俸为质而借债，寅吃卯粮，债上加债，生计益艰，苟且偷生，遂不顾行谊，甚者且恃卖淫为生。
松平定信执政之时，定法凡负债之在六年以前者，悉弃捐之，五年以后者一月之利子本金之二百分之一，以限年法偿还之，将来之借贷利子，限百分一，设贷金令所由町长老管之，发官金贷于士之穷者，限二十年偿还，不收利子，以救武士之穷，而励文武之节。惟武士之俸有限，而生活程度已增进无限，故弃捐旧债之令，但济一时之穷而已。日后武士又渐穷困，此情形与清末旗民之困穷相况也。
德川之季世，因上下用度困竭，乃采用货币膨涨政策。盖田地之收入已加无可加，榨无可榨也。
原德川氏之币制，金货名小判，一两当四分，一分当四铢。其庆长金，小判一两金重四钱七分零四，百分中金八十五分六九，银十四分二五，铜微量。依习惯，丁银十两当小判金一两，重六十钱。但德川之丁银重三十九钱，成分：银八十、铜二十。其后，重量成分渐减劣小。
至文政元年（1818年）改铸旧币，补造薄劣之新货。先铸二分金，一朱金，一朱银。（二分金重一钱七分四，纯金五十六分三，银四十三分五，铜零分二。一朱金重三分七，纯金十二分三，银八十七分四，铜零分三。一朱银重七分，纯银九十七分五，铜二分五。）寻铸五两判金，二朱金，一分银。（五两判重八钱九分八，纯金八十三分七五，银十六分零五，铜零分二。二朱金重四分三五，纯金二十九分八四，银六十九分九九，铜零分一七。一分银重二钱三分一，纯银九十九分一四，铜零分八六。）其小判金，一分金改铸二次，形质劣小。（初铸小判重三钱五分，纯金五十五分九四，银四十三分八六，纯铜零分二，是曰文金。次铸重三钱，纯金五十六分七五，银四十三分一五，铜零分一，是曰保金。一分判及质，同小判。）又以黄铜铸当百钱，形如小判，文曰天保通实。明和（1764～1771年）之时，金一两换钱三贯八百。又，货币屡改，金钱价格之升降不一。天保（1830～1843年）之末，令钱六贯五百文换金一两。
幕府既用货币膨胀政策以救其用度之匮乏，势必出现钱贱物贵之现象，藉货物以营利之工商乃获其利，而恃固定之俸米以为生之武士，生计之压迫遂日甚。于是武士中有倡“武士当商人化”之论者。
如海保青陵之《稽古谈》中，曾有言曰：“贫人人所厌，富人人所好，乃人情也。人不悖人情，而生必避祸招福。”又曰：“武士妒商人之富，国贫之故也。官吏皆武士，困压商人而又羡之，乃世人一致之风气也。”又曰：“武士之风，贱金钱。贱金钱，故室若罄悬而空空。然若贵金钱，则大笑，而称为商贾人。然大国之大名，年年卖米易金，以充公用，供万事之需。卖米，商也。是自大国之大名始，皆商人也。已作商，而后笑商，则知与行异焉。”凡此言论，皆因见武士日处贫困，空守高节，而发之救时之论也。
诸侯藩士生计既日就困穷，世风复日益奢侈，更有才而莫能用，安能不希变以改革其生活与环境耶？
武士之处境困穷，生活艰难，遂起打破现状之活动。且当时德川氏之御诸侯，常派其亲信握各藩之大权，各藩旧士每怀不平，辄俟机而动，生活艰难益增怨恨。此观于从事尊王攘夷之活动者，为各藩之中下士，即可知也。
奢侈之结果穷乏，穷乏之结果借款，借款之结果穷乏益甚，穷乏而至不能忍耐则起变，此天下之通例。日本德川氏之衰微，此亦为一主因也。
一般经济之窘迫
当德川幕府之季世，国民全体之生活程度虽增高，支配阶级商人阶级之奢侈虽演进，而消费大增，然生产力反有停滞甚至有退化之象，其理由如后。
（一）维持阶级制度必然的结果，社会成为呆板。
（二）因各藩割据之军国经济，使经济发展阻塞。
（三）因种种苛税重赋使生产的努力化为虚牝，而使努力生产之兴趣减衰。
（四）富力荡尽资本渐减，遂致人的生产力减退。
（五）封建制与资本制之对立日激，而致生产机能共成麻木。
以上各条申说之，则：
（1）德川幕府当权之后，为镇平战国时代以来社会之动摇，以下克上之风潮之故，一面建立巩固之身分制度，阶级制度，对于实力之竞争加以桎梏，一面树立尊重旧习，墨守祖法，禁止新奇等法度，阻止变化，世中固一时因此而得天下泰平，而生产一时大增，然如斯之制度，妨害社会所有之进取力，其结果致生产方法呆定，而致生产力固定，有必然者。
（2）各藩之战时经济与今日之战时相同，所有之事事物物之价值判断，悉依所谓战之一点，惟依军人之见地决定之，别的见解与别人的利益，仅能于“不妨害战时之目的”之范围内承认之。在德川时代，如斯之经济，为恒久的。即如交通，因各藩战守之见地上而不能发达。农、商两生产阶级之利益，各藩在所不计，生产之发达乃被蹂躏。主要品之生产，不问地区之适否，各藩皆欲自给自足。生产之分业极被压制，而各藩所占地域颇小，一藩之内，人口最多者仅百万人，不过今日之一都市而已。而彼等拥少数之人民，各自割据自成一国，高其城壁而营其孤立经济，生产发达之难，可以由此推知。
（3）各种苛税重赋阻滞生产之力尤伟。辛勤血汗之所得，其大部为在上者所收，谁愿努力于生产耶？是以当德川季世，农民苛能得维持其最低生活，即不复事耕作。又因溺子等事而人口减少，用地荒废者遂多。于是防压人民聚都市之各种束缚亦渐加多，至有逐居江户之各地人民归还之事。苛税重赋，百姓乃弃交通方便之地，而逃于无负担之边鄙之地。而交通至便之地，农业反衰。
（4）消费之分量若大于生产之分量，则其不足之部分必也耗蚀过去之蓄积。如斯之状态，若永久继续，则其国富必至荡尽，而社会经济必归于破灭。罗马之亡于奢侈，经济上的意味即斯是也。德川季世之生产既已停滞退化，依当例生产停滞退化，则消费亦当减少，在德川封建社会之组织，反使财货之浪费增进，其原因如后：
（一）直接起因于德川封建制度者。（1）交代参觐制度迁调封地，及其他疲弊各藩政策。（2）非生产阶级之武士阶级人口增加。
（二）生活程度之向上及奢侈。（1）武士阶级之奢侈。（2）工商阶级之奢侈。（3）农民生活程度向上。
各藩交代参觐，其费用辄占各藩岁出之半。藩库之财，本当用于藩内之政治、殖产、救恤等设施，而为幕府便于统制各藩之故，必须交代参觐，致浪耗其藩库之财之半。加之调迁封地及其他疲敝政策，时时行之，各藩财政自必致穷乏。加之武士人口日繁，而收入不增，各武士阶级之财政遂渐至破产。
交代参觐同时养成国民奢侈之风。各藩居江户时，须至将军家服务参觐，各藩之间须相酬应，各以奢华豪侈相竞。德川幕府立制度之时，本有促诸侯奢华，使耗其财而难以为乱之意。历时既久，迨德川季世，各藩积贮穷竭，而因事关自家体面，莫不掘鼠罗雀以装点门面，仍度其奢华豪侈之生活。此种穷阔之场面，不仅诸侯如此，即其在府之武士亦然，莫不度消费超过收入之生活。
将军所居之江户成为都会，商人渐得握商品需给之支配权，其主顾为不懂算盘之武士阶级，因以获利颇易。在当时之社会制度，商人辛劳蓄贮而得之财，有封建的束缚，于经济上乏自由使用之途，故蓄贮之财只有死藏库中，加之当时封建的阶级制度极贱商人，即如何富厚，其社会的地位不及一藩府之家人。但吉原之娼妇，则目中惟有金钱。为武士阶级所压迫之商人阶级之郁闷，遂藉其金之威力，在吉原娼妇身上发散之。商人阶级乃在惟金钱是重之世界获得欢乐，商人遂以奢侈压倒武士。武士为对抗之故，虽穷而不能不奢侈，乃益自趋破灭之途。
德川封建经济在其中期以后，其消费之分量即已多于生产之分量。其结果耗蚀其向来所蓄积之富。其耗蚀之情形，析述之则如后：
（一）先耗蚀幕府各藩各武家库中及他处蓄积之富。例如幕府前田藩等在德川初期财富蓄积不少，遂渐耗蚀尽。
（二）蓄积既尽，乃耗蚀其他蓄积之财富。其第一方法，苛税重赋。农民之财产渐少。
（三）幕府用恶劣货币政策，诸藩用滥发藩钞政策，或使金融膨涨，或使币价低下，操纵一国之财富而耗费之，因此商人得以获利，而农民受其打击。因此农民生暴动之事。
（四）加之幕府与诸藩及其部属之武士，用借款以维持其入不敷出之局面，而结果至于蚀尽一国蓄积之财富。
蓄积之财富蚀尽，则必致有下列之现象发生：
（一）蓄财空乏。（1）全国中金银米谷及其他流动的财富之蓄积量显然减少。（2）全国家屋衣服家具等之财富贫化劣化。（3）幕府与诸侯及武家之军器军备荒废。
（二）生产设备荒废。（1）田地林野等劣化或荒废。（2）河川修治排水灌溉等荒废。（3）道路桥梁车船等交通设备荒废。
（三）人的生产力退化。（1）人口不增或减少。（2）体力或精神力上之生产力退化。
（四）国民生活困难。（1）武士阶级之生活难。（2）农民之生活难。（3）普通商人之生活难。
幕府末年，饥饿、灾变、疫疠盛行。此因川河失修，不能御旱涝所致。大凡季世，必多灾害。财富匮乏，疏御灾之防备故也。此中外所同者。且人民贫困，蓄贮寥少，一遇凶年即无法支持，加之体力减退、抵抗病菌力弱，疫疠流行，其结果生产益薄弱，而财富消尽。总之一句，则为国民生活艰难而已。生活难，遂起乱焉。此古今中外所不能或逃之公例也。
锁国主义及于经济上之弊害
在德川封建社会，商人阶级势力虽不无发展，终不能脱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社会制度之桎梏。其锁国主义之中央集权，实为重要原因。锁国主义与经济上之关系，兹分析述之如后。
（一）封锁贸易之结果。（1）商人之活动舞台大为限制，其发展力受制。（2）商人之顾客专限于武士阶级，无武士阶级则商人之利益枯涸。（3）除自国封建势力之范围以外，无商人伸长势力之天地。（4）封建之王本来以贸易为财政之源，因此力助商人阶级，为封锁贸易之故，遂不能依财政上的见地保护商人阶级。（5）锁国之后，备饥馑等之食料及其他各种物品，皆所急要而数量巨大，于以农为本之政策下，遂不能不采压迫商人阶级之政策。
（二）在战国时代依财政上军事上之必要，诸侯各于其领土内建设大都市，因此采各种优待商人之政策，然至德川时代所有日境内之大商业都市，皆为德川所独占，不须有斯种竞争，遂无优待商人之必要。
（三）如上述之环境，商人势力若增大，则与武士之利害相对立益甚，所以时采抑制商人政策。
即在欧洲，商人阶级培养得与封建势力相抵之实力之根源，外国贸易亦为主因。外国贸易处于封建势力范围之外，自由活动养成实力，最为便利。惟在德川时代，此种天地则被封锁。商人之阶级活动，只有专以武士为对手。因农民未熟于商品生活，商品之需要供给，其大部分为武士阶级。而大商人阶级蓄积之资本之利用，大部分只贷借与诸侯及其部下。是以当德川时代之商人，因锁国而活动舞台甚受限制，其打倒封建势力之实力之伸长，不但甚为抑制，且商人之繁荣以武士阶级之存在为前提，故打破封建制度即为商人之自杀。在如斯环境之下，日之商人阶级遂不能如欧洲之商人，能获得打破封建制度之革命势力。
德川时代，商人阶级既受种种障碍，而不能十分发展，其资本主义之发达遂受限制，其经济上遂患肺痨而渐衰弱。以至万方穷困而希改革。至美舰到浦贺，德川封建制度之破绽乃尽行暴露。此当述之后文。
幕府财政之紊乱
如上所述，在德川季世武士农民穷困贫乏，而商人则富裕奢侈。社会之各阶级利害各殊，生活不同。当时执政之幕府，应有调和其不平之责，而其财政状态及其设施非惟不能补救之，且有推波助澜之势。兹亦略述于后：
世称德川氏之领国八百万石，若单就幕府本身征收之地之石额而计之，虽为虚言，然将其旗下数万家之食邑合算之，则约有此数。
德川氏公领地之石额，自享保元年（1716年）至享保十年（1725年）平均四百十二万石余；自天明六年（1786年）至宽政七年（1795年）平均四百三十九万石余；自天保三年（1832年）至十二年（1841年）平均四百十九万石余。其旗下之食邑之石额，三百余万石。二者相加，概称八百万石，虽不及亦不远焉。
幕府自上述之领地所得之租米，自享保至天保年间，年额常有百四十万石内外。（此中为金钱之部分，亦依米价而算成石数。）用以充幕府表里之诸用度，其财政决非有余裕者。若遇非常之事，支出激增，即有金谷不足之虑。
兹就家齐以后之岁计言之。在文化初年，前各种收入全计约百万两，略可给诸种用度。而彼时世俗益侈，幕府之费用增加，其世子家庆在西城所需亦不少，故上述金额遂感不足，财政渐见困难。下至文政（1818～1929年）之时，穷迫益甚，岁出更增。至天保之际，年额过百五十万两，且与年俱增。天保七年（1836年）已约需二百万两，正为文化初年之二倍；八年、九年最甚，约二百五十万两；后虽稍减，亦常约二百万两。斯固为国家社会发达之结果，不得不尔。而租米之收入，反较往时为少。幕府财政之窘迫，可由此推知之。
财政之窘迫，而租米增收非容易之事。实际农民不但负担幕府之实收额，且须负担征收吏之收入，官廨之杂费，贪官污吏之贿赂、飨宴等之费用。故民力实已无余。各种税收，其额有限。即锱铢之利悉收，终不能充逐年增加之费用。于是德川中世以后，惟恃改铸劣币以资挹注。
德川之币制，金货始于庆长之时，德川家康命后藤光次以是上之纯金铸小判一分判。及五代纲吉之世，因元禄（1688～1703年）期中糜侈之余，岁计不足，乃改劣金位，改铸通货，以救一世之急。因之物价腾贵，民心不稳。六代家宣正德（1711～1715年）年中，欲矫此弊，改良金位，再改铸前代之恶货为乾字金，量减形小，民亦不喜之。吉宗袭职后，始恢复与庆长金相等之金位，民乐用之。而幕府之府库，因收回恶货、补铸良货而告空竭，至元文（1736～1740年）年中遂不得不再令改铸，制文字小判一分判。其质虽不及庆长，其弊害尚少。文政（1818～1829年）以后，为补财用不足，即明知其弊，复事滥造恶货。每经改铸，币质愈劣。至天保八年之保字金，品质最劣。惟是等小判尚是较良，其二铢金则尤为恶劣，不能与判金并行。
至其银货，则滥铸之病尤甚。安永（1772～1780年）初年，铸二铢银，定以南镣八片换小判一两之制。金银之比价，急生大差。向来以银六十钱换金一两，然此二铢银南镣之八片等金一两，实仅有银廿一钱六分强。使如六十钱之物通用，其害及于财界，可推想而知。然至文政改铸时，其质更恶。此八斤之银量减为十六钱，更改一铢银十六片之银量为十二钱。至天保时，一分银四个，仅有纯银九钱二分。按向例，固应有六十钱也。
金银之比价，如是之乱，如是之劣，金贱银贵，金货遂无流通之望。故当天保之际，良货悉藏于富商之金库中，世所流通者仅一分银之恶币，小判一分金不能见之。彼时，世所通行者尚有一种保字银。虽称银货，然成分重百钱中银二铜八，几为镀厚银之铜币。币制之紊乱，可云已极。
至钱货，其滥恶亦同。家光之时，初铸宽永通宝。明和、安永以后，各藩竞铸铣钱，流通之时每即破碎，故不能使用。其时且有私铸之赝物相杂，其价乃益下落。物价踊腾，下民困苦矣。
幕府有司为库府不足，乃化铸良货，改铸恶货，俾得益金。贪此利者不止幕府，从事鼓铸之金银座之诸人亦暗收渔利，致良货为幕府及污吏所私，而恶币流通世间，武士及细民皆受其弊。
今将天保三年（1832年）以后至十三年之幕府岁计列表于后，以供参考：
观上表可知幕府财政窘迫之甚。每年未有收支能相抵者，仅赖铸造恶币所得之益金以补其缺。尚且有不足之年。十年间，铸币益金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余两。因此货币恶劣，物价大增，促民穷苦。实则夺民财也。
天保十二、十三年（1842～1843年），水野越前守当局，欲大革币政，最注意于经济，谋救上述之财政上之危机。而在十三年，即由改铸收得益金，亦不能补岁入之不足。于是或则加公领地之赋税，或向铸币之金银座微收金银，或开垦印幡沼地，以救焦眉之急。尽其最后之策，终成一世之怨府，功未成而身退。此后幕府当局虽易人，终无术以挽救上述之颓势，而卒至灭亡。此德川季世财政之状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