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十五年前，在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以前，我并没想过要写成一部关于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苦难骚乱的时期，饱受那场既可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无奈之下我逃了出来，离开了巴黎。
我来到童年伙伴的身边，暂避了十天。这个可以庇护我的人，就是那个在人生的战斗中，曾多次给我力量，支持过我的人——贝多芬。当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在那里我重新寻觅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我从韦格勒夫妇孙子的身上，似乎又见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由维恩加特纳
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后来我有机会与他单独相对，我们在潮湿灰暗的四月，漫步于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们倾诉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种痛苦、勇气、欢乐与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却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并且为我的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时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与人生重新缔约，并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这支感恩曲正是这本小册子。它最初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
再版。我丝毫没想到这本小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很抱歉，我在这里赘述了这些枝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会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创作的著作，所以我应该对此给予回答。有些时候，我会充当一个史学家。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一定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研究而著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谢救世主。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与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本书出版以后，人们争相购买，使它交上了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理想主义者被压迫，他们急切盼望着一个解放的呐喊。而他们却从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纷纷找到他，恳求他。所有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是弥撒祷告时演唱着“天主羔羊”
的教堂那样受欢迎。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堪的脸庞！今天活着的人们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是否会与明日的生者靠得更近一些？）在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队列被一扫而光。战争就是一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了。只有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稀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者写的小册子，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把这本小书重新读了一遍。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模样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不仅要缅怀这一代，也要颂扬他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贝多芬，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尽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哪怕是为了王座，也绝不能背叛真理。”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强壮，有着一副运动员般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皮肤渐渐变得蜡黄，而且呈现一种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长时间困在屋内，远离田野时，更是如此。
他的前额隆起且宽广，乌黑浓密的头发经常乱蓬蓬竖立着，似乎从未用梳子梳理过，就像“墨杜萨头上的蛇发”
。他的双眼常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光芒，使所有看到此种眼神的人都感到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辨别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在他褐色悲壮的脸庞上，这双经常放射出粗野光芒的眼睛，看上去很像是黑色的，实际上却是灰蓝的。当他兴奋或激愤时，这两只既细小又深陷的眼珠便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妙真理的所有思想。
有时，他也会向天空投去一抹忧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脸型像狮面。在他那宽而短的鼻子下方，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秀气的嘴，但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可以一口咬碎一个核桃。右下颏的一个深深的酒窝，使他的脸型显得非常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
曾经说过：“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且鼓舞人的神情。可是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并不讨人喜欢，反而显得有些粗野，而且笑声很短。”——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在他的脸上，常常笼罩着一片阴郁，表现出“一种无法医治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
在谈到当初看见“他温柔的眼睛中蕴涵着极其痛苦的神情”时，勒斯托巴竭尽全力忍住不要流泪。一年后，当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贝多芬时，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紧闭双眼，这是他晚年时最常见的姿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时，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只是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然后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有很丰富的面部表情，这些表情变化不定。有时，他会因为抓住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即使是在大街上，那种表情也会使他身边的路人受到惊吓。有时，他正弹琴，突然被人撞见，他的“面部肌肉会立刻隆起，青筋暴绽，凶狠的眼神格外吓人；而他的嘴唇也会发抖，俨然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魔法师的神态。”此时的贝多芬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在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了。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又爱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是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拥有家人的呵护，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从一开始，人生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父亲努力地发掘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并将他当作神童一般去炫耀。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琴键上，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习，繁重的学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贝多芬差一点就彻底放弃并厌恶音乐这门艺术，所以有些时候，父亲甚至要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开始为生计操心，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挣钱来换取每日的面包。十一岁时，他进入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十七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是那么善良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呼喊着‘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母亲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
十七岁的贝多芬已经成为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剧院，让酗酒成性的父亲提前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支撑这个家了。剧院的人害怕父亲拿到养老金后去挥霍，于是决定将钱交给他的儿子。这些悲惨的事情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情感上的依靠，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常教她音乐，并同她一起学习诗歌，她成为了贝多芬童年时期的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曾产生过一种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夫妇二人都是贝多芬的好朋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这一点从他们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能看得出来。当三个人都步入老年时，这份友情更加珍贵、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十分悲惨，可是每当他回忆起童年以及童年住过的地方时，那份悲凉的情感中仍有一份温馨。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来到维也纳极其贫困的近郊度过余生。虽然身处大都市，但他从未忘却莱茵河谷的故乡。在那里，有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它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像一个巨大的灵魂，使无数的思想和力量都汇入其中。在贝多芬眼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严，更加温柔。因为有了莱茵河那温柔而汹涌的河水，波恩的堤坡上浓荫掩映、鲜花遍布。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并在此形成了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地好似懒洋洋的云漂浮在水面上一般，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把它们的根浸在既静寂又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静静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映出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古堡，形态瘦削而又十分古怪。贝多芬的心永远牵系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能够再看它一眼。“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与我离开它的时候一样美丽，一样明亮。”
可惜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
革命
彻底爆发了，战火席卷着整个欧洲，同时也烧到了贝多芬的心里。当时的波恩大学成为了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注册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讲德国文学，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了莱茵省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教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豪迈的诗
，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部关于革命题材的诗集
。在众多预订者的名单中，还能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
蔓延到波恩，贝多芬无奈离开了家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去德意志的途中，贝多芬遇见了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州
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
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就仿佛盖兰
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看起来比实际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但又有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于生硬倨傲外表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须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
。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两位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在给阿门达牧师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
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这一时期，贝多芬将自己这份悲剧式的愁苦表现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创作于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全是愁苦的。他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来，或许他用了一段时间来让心灵习惯这种痛苦。心灵如此需要欢乐，一旦没有欢乐，它就要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只好活在“过去”里。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它不复存在，它的光芒也会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痛苦的贝多芬时常沉浸于对故乡的思念之中，内心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个描绘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篇。它是快乐的，也是为爱情苦恼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到取悦心上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古怪的戏曲里，人们万分激动地发现，在那青春的面庞上看得见未来天才的目光。那双眼睛恰如波提切利
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从中已可以窥视到那不久将至的悲剧。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贝多芬还有一种苦痛。韦格勒医生说，在他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具有强烈热情的人。这种爱一直都是那么的纯洁、无邪，激情和欢娱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现代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爱的愚昧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如何难得。在贝多芬的心灵中，蕴藏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但对爱情则是深信不疑，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
。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贝多芬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道德缺失。”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受害者。的确如此，贝多芬不断痴情地去爱，不停地追逐快乐的梦想，可是当梦想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痛苦与煎熬。他无奈地处在热爱与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坚持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令贝多芬倾心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第二十七号之二，创作于1802年）的乐曲题名就是献给她的。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开始习惯与别人交流了……我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位温柔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也很爱她。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残疾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女子，他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塔是个风骚、稚气，而且非常自私的人，这让贝多芬很苦恼。1803年11月，茱丽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种爱情是最能摧残心灵的，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本来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这种重击很可能摧毁他的心灵。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几乎到了死亡边缘。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写好了给两个兄弟约翰和卡尔的遗嘱，上面说道：“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与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几乎想到要自杀，但幸运的是他那坚韧顽强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
可是他痊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都破灭了。“甚至曾经一直支撑着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气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赐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的声音了！我的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了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与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没错，我能够感受到它，它似乎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与困扰，我将要拥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但愿我真的能从疾病中得到解脱，即使一半也好。……不，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使我彻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感情交替、这些深藏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他于1802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进行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还包括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盖勒特
的歌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支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的忧郁一扫而光，曲终涌起了沸腾的生命力量。贝多芬渴望拥有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挽回。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和紧凑的战斗节奏，这些进行曲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壮烈的气概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音乐所蕴涵的英雄气概令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加入其中。骑士德·塞弗伊德说：“他同挚友在一起时，会很开心地谈论政局，并用超于常人的聪明头脑发表评判，目光犀利且明确。”他将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贝多芬倾向共和原则。支持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独立……他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建设共和政府……他盼望法国能实行全民选举，期望波拿巴建立这个制度，从而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就像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在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下，梦想着有朝一日实现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此他陆续创作了帝国的史诗，曾经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曲》（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这是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乐曲中尽情展现，就像当初的重大事件在他这颗伟大而孤独心灵中撞击出强烈、纯真的回响一般，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
贝多芬的这些作品似乎受到了历史战争的影响，都反映着史诗般战争的色彩。而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我们可以听到暴风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
曾说过：“如果我能经常听到它，那么我一定会永远英勇顽强。”从《埃格蒙特序曲》，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再到《降E大调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高超的技巧显示着英雄的壮烈，好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可是这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那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拿破仑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
，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尽管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霍赫将军战死的信息，但他还是在维也纳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
1805年11月，贝多芬创作的歌剧《菲岱里奥》首次公演，法国军官纷纷前来观赏。贝多芬现场演奏了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以献给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当时于兰将军恰巧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监护人洛布科维兹家里。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在舍恩布伦驻扎下来。没过多久，贝多芬便厌恶起这些法国的征服者来，但他对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之情并没有减少，那些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的人，或许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无法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停止了《第五交响曲》的创作，一反往日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因为此时，他又看到了幸福的光芒。1806年5月，贝多芬与特蕾兹·德·布伦瑞克
订了婚。特蕾兹很早就爱上了他。贝多芬最初来到维也纳的日子里，特蕾兹还是个小姑娘，当时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尔伯爵的朋友）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进而对他产生了好感。
1806年，贝多芬与特蕾兹兄妹俩到匈牙利的穆尔其瓦泽家里做客，他们在那里相爱了。关于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都保存在特蕾兹的一些叙述之中。她说：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吃过晚餐，在皎洁的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抚摸了一遍琴键。弗朗斯瓦尔和我都知道他有这种习惯——他总是要轻轻地摸一下再弹奏。然后，他先在低音部弹了几个和音；接着，他带着一种庄重神秘的情感，缓缓地弹奏着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要把心献给我，请悄悄地传达；我俩心灵相通，谁又能猜到端详。’”
“母亲和神父都已入睡；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无比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剧中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论我走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纯洁。在这之前，我如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而忽略了路边盛开的鲜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斯瓦尔的同意后，我成为了他的未婚妻。”
就在这一年，《第四交响曲》仿佛是一朵纯净的花，散发着贝多芬一生中这段平静岁月的芬芳。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此时的贝多芬正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才华同前辈们传下来的大众喜爱的东西相协调。这种调和精神源自爱情，并对他的行为和生活产生了影响。索弗伊德和克里尔巴泽
说，他兴趣盎然，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即使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做到容忍，而且穿着颇为考究；其实，他在迷惑他们，使他们不能察觉到他的耳聋；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当时，梅勒为他画了一副肖像。从肖像上看贝多芬浪漫而高雅，只是有些不自然。贝多芬希望自己能够博得别人的喜欢，并且他知道他已经博得了其他人的欢心。再凶猛的狮子，在恋爱时也会藏起自己锋利的爪子。但在贝多芬的眼中，甚至在梦幻温柔的《第四交响曲》中，人们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他那任性的脾气和易怒的性格。
这种恬静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不过，美好的爱情所带来的幸福影响一直延续到1810年。毫无疑问，正是靠着这种影响，贝多芬才获得了自制力，他的才华才结出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悲剧般的《第五交响曲》；夏季天堂神圣之梦的《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受到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启发而写成的《热情奏鸣曲》，他把它视作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这支曲子发表于1807年，是献给特蕾兹的哥哥的。而他把那支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心爱的特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上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这封信与《热情奏鸣曲》一样，深刻地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啊！无论我在哪里，你都与我形影不离……当我一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或许还要强烈得多……啊！上帝！如果没有你，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千万思念奔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些思念有的是快乐的，可随后就会变成忧郁。向命运发问，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愿望。——我只能同你一起生活，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其他女人绝不会占据我的心。绝不会！永远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此刻，我的生命充满了忧伤。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却又最苦恼的一个。——安静下来吧——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憧憬、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所深爱的人的心。
——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的人上。”
是怎样神秘莫测的理由阻挠着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因为财产的缺乏，地位的悬殊；也许是贝多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因为他要守住爱情秘密而感到屈辱，因而有了反抗心理；或许是因为他急躁、愤世嫉俗的性格，无形中让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也使他因此感到绝望。——婚约取消了，可是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特蕾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于1861年去世），她仍然深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过：“每次想起她，我的心都像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怦怦直跳。”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生动感人，深邃真切的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他在手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特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上面题有“赠予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贝多芬晚年时期，一位友人无意间看到贝多芬孤单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习惯地对着肖像大声说：“你那么美丽、伟大，仿佛天使一般！”这位友人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又返回去，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我的朋友，此刻，你的脸色好多了。”贝多芬则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他所受到的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他常自言自语：“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属于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能找到朋友。”
贝多芬在手记中写道：“屈服，彻底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你只能在艺术中寻找到幸福。啊，上帝，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可以战胜自己！”
就这样，贝多芬再一次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成为了孤家寡人。但是，光荣已经到来，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这时的贝多芬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粗野的脾气随意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还有什么可害怕、敷衍的？失去了爱情，野心也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了，他要运用，甚至是滥用自己的力量。“力量，就是使人有别于一般人的气势！”他又回到不修边幅的状态了，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利畅所欲言，即使面对崇高的人也可以如此。1812年7月17日，他写过这样一句话：“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
说：“没有哪一位皇帝或国王，能够像他那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她被他的坚强气势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提到：“当我第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他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深信自己没有弄错，我觉得此人已经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了。”
由此，歌德便很想与这位传奇的人物结识。1812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遇了，可他们并不十分相投。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十分称赞，可他那过于自由、暴躁的性格很难与歌德的性格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到对方。贝多芬曾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高傲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官教训了一通，致使歌德一直没有原谅他。
“尽管君主和亲王们能够培养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赏赐他们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更无法造就超凡脱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察觉出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与皇室一家相遇。当我们远远看见他们时，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垂手站在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但他连半步都没有向前走。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套上的扣子，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鲁道夫公爵
向我脱帽致敬，皇后最先向我打招呼。大官员们几乎都认识我。——我觉得皇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时十分好笑。歌德站在路边，将帽子握在手里，向皇室们深弯着腰行礼。事后，我毫不客气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则是幽默诙谐的交响乐。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的，是最“放松”的。尽情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乎意料的对比，宏伟而令人惊愕的跳跃，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这一切甚至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没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陶醉于力量和才华之中。
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
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所鼓舞，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雄狮般的面容上，牙床紧咬着、布满着愤怒和痛苦的皱纹，这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则是他的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
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地方。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不愿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蒙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像承诺得那样美好。这笔生活费并未足额提供给他，而且很快就停止发放了。另外，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维也纳开始轻艺术而重政治。原有的音乐氛围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
，贝多芬被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予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
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
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
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逝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将自己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与折磨了——似乎有一种慈悲的眷顾，故意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首先，就是他要同那个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他这样写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
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哀求地说：“不要撒谎，要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好儿子！如果你像别人那样，用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心力的人，我对你的爱超越了父爱，我从心底里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然而在为他的将来筹划无数美梦之后，贝多芬不得不接受现实，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重创贝多芬早已脆弱的心。
卡尔被治愈了，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伯父之死，与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谱写《欢乐颂》，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也几乎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的演出）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极大技术难度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贝多芬的稿本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尝试，甚至还想到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这样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同忠实的乐队说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灵感时，我就仿佛听见一种乐器正在弹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引用人声的部分，甚至用乐器开头，就像《终曲》《欢乐颂》那样，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对于这些延后和犹豫，我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因为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个饱经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然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并成就了一部多么伟大的杰作啊！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首次展现给世人时，乐队突然中止。一时间，寂静一片。这使引入的歌唱带有一种神秘、天堂般的气氛。这个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包裹于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安抚着人间的痛苦；当它悄悄渗入病痛初愈的心灵之中时，最初的接触是那么温柔，恰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因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转入人声演唱时，首先出场的是低音部，一种带有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的全身。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一般，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发出的呼喊，似乎他创作时正奔驰在田野上，如痴如醉，激动狂放，如同年迈的李尔王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是宗教般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天才的作品终于征服了平庸的群众。维也纳的轻浮之风也因此受到了动摇与震撼，因为当时正值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创作了一部圣乐
，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在您心中激发的那些情感。超现实、圣洁的光照进了您那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关心、关注您的人感到怅然。
大家都痛苦地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企图将德国艺术彻底被人们遗忘时，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保持沉默……整个民族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不被时尚束缚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只有您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愿我们的这份心愿能尽快实现……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鲜花！”这些恳切的信件内容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单是在艺术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在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在舞台上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是连续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度，即使是皇族驾临，按惯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礼。最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交响曲可以引起人们狂热的骚动，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当场哭起来。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胜利只是短暂一瞬，音乐会对贝多芬来说，毫无赢利之处。音乐会没有让他挣到钱，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他贫病交加，
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胜利者：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苦痛。
“你要抛弃，抛弃生活中的庸俗与无聊，为了你的艺术——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上帝！”
他终于抓住了他的终生目标，抓住了欢乐。可是他能否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长期停留？——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就像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就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胜利好像已经在他身上印下光荣的痕迹了。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
《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曲，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
谱写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宁静恬适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容光焕发。同年，当克里尔巴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要振作。克里尔巴策感慨地说：“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势力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策叹息道：“我已经被审查制度杀害了。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运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面对政府，警察，或贵族时，贝多芬总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这样。
警方明知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就这样，什么都不能使贝多芬的这种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现在，这股力量似乎要玩弄痛苦了。在最后的几年里，虽然创作条件十分糟糕
，但他所写的音乐往往具有一种讽刺、傲然而欢快的特性。在他去世前的四个月里，即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一百三十号，为四重奏重新创作的《终曲》就是非常轻快的。严格地说，这种轻快不是常人所有的那一种。而是像莫切特斯所说的，时而是间断性苦涩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但死神终于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因为着凉，患了胸膜炎。他为侄子的前程而在严寒隆冬四处奔波，回到维也纳便病倒了。
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当医生赶来时，已经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马虎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至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此时，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于是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只能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恩。”
若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相助，贫穷的苦难将笼罩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变得很温顺，脾气也好了很多。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
，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着性子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而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夹杂着雪花的狂风骤雨里，于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离开了人间。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
（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都惊叹于他伟大的艺术。而他又何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更是现代艺术最勇敢的力量。他是那些受苦、敢于抵抗的人们最伟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失去儿女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来安慰伤心的人。当我们同道德中的善恶进行毫无效果却又无休止的争斗后，感到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将获得妙不可言的慰藉和力量。他身上所散发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我们被深深地感染。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
，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克里尔巴策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同样的，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髓。”——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其他力量在交战后，产生的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雷雨天。最初，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这就是《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依旧保留着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那些最清晰的思想，仿佛水汽一般升腾，它们散而复聚，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有到了曲终才能在一阵狂飙之中重现。而快乐也具有一种苦涩而狂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都掺杂着一种毒素——狂热。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也在聚集。随即，沉重的云蓄满了闪电，黑压压的，挟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幕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夜被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拿破仑的哪一场战役、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此次战役开始并不乐观，直到太阳升起才扭转战局。故后来常以奥斯特利茨的太阳比喻伟大的胜利。）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所从未获得过的！一个贫困潦倒、孤独残疾、痛苦不堪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予他欢乐的人，他却创造了欢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世界！他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欢乐。他以一句豪言壮语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
“惟其痛苦，才有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