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日，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个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很快，季老身边的人给我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我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于是立即找到在尼山参加主办会议的丁冠之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我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同时，我也征求了在尼山参会的《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的意见，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们分析了季老为什么会找我的各种情况，也分析了各种可能对我不利的情况，但是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无论如何，季老自己提出这个意见，我不能不去。当然，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季老为了让我去当助手，已经在10月1日那天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信，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并希望助手是我。
这样子，我给季老身边的人回了电话，表示处理完近期的事情尽快去季老那里。
我是在2008年10月9日到北京的。10日上午，我赶到301医院南外科4层3床，拜见季老。季老明确表示让我当助手，做口述历史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大概从2007年3月6日，季老已经陆续给我讲过一些了，在我编辑中国书店的《季羡林说国学》的时候，季老专门讲了对国学的系统观点，申述了“大国学”的理念。我当时把季老的那次谈话整理以后，经过季老的同意，定题为《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作为该书的前言，放在该书里面了。这年的3月22日和其他的一些日子，季老也口述过多次了。
季老让我下午再去一趟。10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社科出版中心的编辑要让我给季老转交版税，我告诉他们，我的习惯是从来不转交季老的稿费或者版税，以前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季老的著作，我都是带责任编辑直接到301医院的。于是我便征得季老同意，和陕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一同前去医院，我们大约谈了30多分钟。陕师大出版社给季老送去49000元版税，季老交给护工岳爱英收存。10月11日上午，我没有去医院，季老写了让我当助手的授权书。10月12日上午，我去301医院，核实了过去有过疑问的几个问题：笔名希逋、齐奘、羡、羡林、羡斋等。季老强调自己要口述的第一部分内容，会侧重于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当时约定，从13日上午开始，正式口述历史。
2008年10月13日，正式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早晨5点，我起身，从昌平燕丹燕城苑小区乘公交车，转天通苑5号线地铁，到东单转1号线，到五棵松出站，再走到301医院，7点准时进了病房。护工岳爱英说，季老已经在等我了。从这时候，季老开始口述历史。301医院为了保证季老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是季老谈到高兴的时候，往往就不遵守医院的规定。第一次季老就从7点谈到8点半，一开始就收不住，超过医院规定的一倍时间。护工岳爱英多次催促季老打住，但是季老根本不予理会，照样口述不误。我也担心，怕季老累，季老说，我没有那么娇气。
那天在开始口述的时候，季老说明了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的原因，他说：
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至于如何进行，如果口不停地说，一天可能就够了。但是那样太累。现在决定一天说2个小时，大概八九次就够了。别的工作也可以做。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别人来听，也可以。
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季老开始说，讲八九次就可以完成口述历史，但是实际上季老开讲以后，不断激起他对很多事情的回忆，所以后来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聊天时也没有按什么顺序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至于医院规定的每次50分钟，季老有时候也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清楚地记得，他有几次讲了2个半小时，我几次催促停止，他就是不刹车。护工岳爱英干预，季老说不要你管那么多。而且，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我担心季老会累，但是季老坚持让我每天去两趟。这样进行了3天，后来，301医院发现此情况，坚持每天只做一次，季老也不得不服从，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口述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我一个人讲。有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先生赶巧会在场。还有几次，是我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们一起和季老谈，如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汤恩佳、汤甄得萍夫妇、潘石屹先生、楼叙坡女士、钱文忠教授、唐师曾先生、仲跻昆教授、张立文教授、王学典教授、老愚先生等，大都是没有完全尽兴，因为担心先生的健康，就不得不停止了。2009年去美国访问以前的6月14日，我和《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去看他，并且给他订做了一个98岁生日蛋糕，是他过去没有吃过的抹茶蛋糕。6月16日，我的同学赵士珍为我去美国送行宴请我，特意给季老准备了一份烤鸭，下午我去告别，也做最后一次笔记和录音，季老非常高兴，让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到医院，继续口述历史。我也对他说，年谱已经编完，正好也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到这一次，季老一共口述了75次。
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已经驾鹤离我而去。我长时间陷于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给季老做口述历史的十个月时间里，我往返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在北京时则每天从燕城苑到301医院往返一次。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漫天，只要是季老约定了的时间，我会准时赶到他那里。尽管路途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因为太远，走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以上，两个小时都是不稀奇的。其中的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燕城苑如果有闲暇，我会给季老做点他愿意吃的东西，如红烧茄子、胡萝卜羊肉水饺、白菜羊肉水饺、煎茄子，从家里带给季老。没有想到，季老很愿意吃我做的饺子和茄子。每次从济南来北京，我也会给季老带点他喜欢吃的济南的油旋。北京必胜客的比萨饼，我也给季老带过。
这十个月，我人生经历里边最重要的十个月，是在季老身边度过的。在北大没有机会听季老上课，长期感到遗憾，这次补上了，而时间正好是一学年。平心而论，这十个月，我是辛苦的，而且有巨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我更是幸福的：有机会聆听季老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学术历程，谈他的养生经验，谈他的感情隐秘，我听到了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趣闻。这些故事，其他人都没有听到。
口述时，70多年以前在济南看过的戏、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1931年“九一八”以后他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那时领队的名字他很快就回忆起来，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尚传道。当然，季老还不只是回忆这些，他还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书是《中外恩师谱》，文章是《侠》和《士》。
有一段时间，季老的身体和精神比较差，眼睛周围也有些浮肿。不过2008年11月7日，季老和儿子季承在相隔多年后终于见面。两位老人都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从此季老精神好多了，经常在口述历史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来哈哈大笑，还和医护人员开玩笑。有一次来客人要求照合影，季老赶快说，衣帽不整，立即整理一下病号服，然后说，牙齿不整，只有一个了，是中流砥柱，马上闭上嘴，摆出照相的姿势，让人拍照。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的珍藏，包括感情，和盘托出。真可谓高潮迭起、妙趣横生，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火花四射、睿语惊人，口述历史，照样精彩。
11月11日那天，我进去刚一会儿，护士给先生的眼睛贴冷敷，用两块冷敷胶布贴住两只眼睛。十几分钟之后，先生着急，让护士将冷敷胶布拿下去，说要解决大问题。护士纳闷地问什么是大问题，季老说吃喝拉撒睡是大问题。原来先生要如厕。
有一次，身边人给他点眼药水，因为没有点准，季老幽默地说，量很大，但是一滴也没有进去。
还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
一次口述，季老还给我“讲笑话”：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一天开会了，需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说到这里，身边人都被季老逗得大笑。
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季老的关系。其实，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上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5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季老虽然平易近人，但我一直“不敢接近”，不敢登门拜访。
我跟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季老就被范文澜先生叫做‘国宝’了，‘国宝’啊，感觉高高在上，很少能见到。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季老被揪出来批斗时，我在台下是看见了的。当时我们思想一片混乱，季老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在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先生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学生的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惊叹于季老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我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我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学史》新书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写评介文章，为这本书“吹嘘吹嘘”，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
随后，我一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说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勺园吃饭。要了几个菜，落座以后，李玉洁老师单刀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将《季羡林传》的提纲，找了一个下午，到季老家，念给季老听，季老将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传》出版以后，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举办一次活动，为书作宣传，想邀请季老出席。季老坚决不同意，说：“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季老没有评价这本书，但他去台湾学术访问时，带去了20本《季羡林传》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
我得以在季老晚年的最后十个月里，几乎每隔几天都在他身边，听取他的教诲，记录他的人生经历。这是季老给我的荣誉和信任。
可以说，40多年以来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属于那种淡如水的。当然，季老对山东的感情太深，对我厚爱有加。对别人、尤其是老乡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应邀为别人题字，而题得最多的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他题了不下百遍。
很多人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我深知责任重大，再非常慎重地整理，还要一些时日。但是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我取材于季老在这十个月里的口述，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满足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读者需要。
《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借用朱熹之言：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说明口述历史的局限。唐德刚也不敢保证，自己绝对没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他提到，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礼记·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7—8页）我想眼前的这本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书，也难免这种情况。如果有罪我者，我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我也会虚心听取罪我者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