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口述

2008年10月16日上午9∶40～10∶40

蔡德贵：您的记忆力，从小就特别好吧？

季羡林：这个难说。我小时候，不大念书，从来没有想争第一。争第一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想到，后来是虚荣心成为人前进的动力。就是王寿彭，从那开始。可是那时候，很奇怪，文理科10个班，我并不是班上的（第一），我不争取那个甲等第一，我也瞧不起（那个第一）。可是那一年，结果忽然地，我文理两科10个班第一名，平均97分，就是年终考试。

蔡德贵：平均97分，那可是真不容易。得这97分是不是还在玩呢？

季羡林：还玩。我那时候玩，没有管。后来那个王状元，听到这个消息，他那时候是山东教育厅长、山东大学校长……

蔡德贵：山大校长还兼着高中的校长吗？

季羡林：校长当然管着附中，北园高中有一个主任。他这一鼓励，虚荣心上去，自己说，上来了，就不下来了。他这一鼓励，这就是我当时的决心，果然后来我高中三年，考了六个甲等第一。每年两个么。

蔡德贵：中断一年。

季羡林：那是1928年。

蔡德贵：全是平均97分吗？

季羡林：不一定都是97分，但都是第一名，就那一年是平均97分。后来多少我也不管，反正前四个学期是连贯的，1928年日本人进济南，中断了一年。1929年到1930年，毕业都是第一名。反正是第一，稳坐第一。

蔡德贵：那时候有数学吗？

季羡林：文科有数学，比理科的浅多了。我们的数学是王老师教的，很浅。我到北京考大学，就是数学不行。因为高中有一个数学老师，王老师，教的很浅。所以后来我有个主张，我不赞成中学文理分科。不要分。

蔡德贵：您写过文章吗？

季羡林：文章大概有过。高中分文理科不好。

蔡德贵：我插一句，我回去拿点衣服。然后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尊师。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孝亲很重要。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批孝批得很厉害。有个名字忘记了，哦，叫施存统 的人，实施的施，存在的存，总统的统。这个名字不敢说，不要写了。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那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说不出来了。儒家的重点思想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钩。现在应该大讲孝道。那一年（2001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有人，马景瑞就说，这个做法不妥当。我说，我故意，大张旗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我认为把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

蔡德贵：我们去年到临清，也到您父母的坟上，和钱文忠一起三跪九叩。

季羡林：当然咱们中国的《孝经》，有一些是过了头的，当时也不能用，现在更不能用。比如王祥 卧冰，冬天父亲母亲要吃鱼，身体把冰融化了，再钓鱼。卧冰是身体把冰融化，再捉鱼。

老莱子 年90（应该是70岁了），后来鲁迅讲过，给90岁的老太太当小孩，他可笑，鲁迅有这个意见，为了让父母高兴。当时我觉得……

蔡德贵：您在临清磕头反应不是很强烈。

季羡林：当时就马景瑞看到了。

蔡德贵：电视片播了。

季羡林：哦，不知道。

蔡德贵：我受鼓励，和钱文忠到您父母墓前磕头。

季羡林：“五四”总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有时候过头了。过头就是把孝与儒家的糟粕并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还是，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孝亲。现在更要孝亲。

蔡德贵：现在不孝顺的人挺多。

季羡林：这个也没有社会舆论，这就不成。所以更要提倡，所以我把爱国摆在第一位，第二就是孝亲。

蔡德贵：这八个字，您还没有专门写文章。

季羡林：文章我没有写，可是给别人写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我起码写了几百张了。

蔡德贵：您对叔父是很孝敬的。

季羡林：我跟叔父，那个关系比较复杂，（以后再说）。

蔡德贵：您是很注重尊师，是楷模啊。

季羡林：尊师因为这个，我老师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董秋芳。

蔡德贵：第一个是王崑玉，更早一些。

季羡林：王崑玉早，北园的。王崑玉对我的影响啊，因为我后来也不写古文。当时啊……

蔡德贵：您也写古文啊。

季羡林：为什么第一篇是《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吧。《读徐文长传》，北园高中，王崑玉非常欣赏。

蔡德贵：《王崑玉文集》我过去拿过来了，不知道您看过没有？那里面的文章，非常漂亮，确实是桐城派的风格。没有正式出版。

季羡林：正式出版恐怕有困难。桐城派惜墨如金，我说中国的八股文啊，也有它的贡献，整个的结构，应该提倡八股。

蔡德贵：在某种程度上。

季羡林：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个我不赞成。八股，就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你非扣那个主题不行，所以八股呢，应该提倡。

蔡德贵：构思。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讲究开篇、布局。

季羡林：我讲究那个东西。

蔡德贵：您给郑彝元写的序言，文言文的，非常漂亮。

季羡林：没有什么的。当时第一篇文章，《读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王崑玉的评价是“亦简劲，亦畅达”。我们班上写古文，有一个叫韩云鹄，他别的功课不行，就是古文好，因为他平常别的功课也不大重视，就是念古文，他是班上第一。王崑玉发这个作文卷子，平平常常的摆在前面，好的摆在最后。

蔡德贵：您的放在最后啦。

季羡林：我不如韩云鹄。北园不写现代文，只写古文。现代文高中才写，后来就是董秋芳啦。“随便写来”，那时候是北园白鹤庄。

蔡德贵：济南高中是在杆石桥。

季羡林：哦。到后来这样子，山东大学国文系给了王崑玉一个讲师，就是晚了，当时我很有意见。因为什么呢？写白话文的所谓作家，到那里一搞就是教授，而王崑玉只给他讲师，我觉得不平。

蔡德贵：山东大学那时候高手太多，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都在那里，可能王崑玉显不出来。

蔡德贵：董秋芳是济南高中啦。

季羡林：董秋芳是济南高中。

蔡德贵：那时候的文章还有保存的吗？现在不知道了。

季羡林：那个董秋芳是在那个作文卷子（上写），一处节奏，二处节奏。正跟我的想法相符，我觉得写文章就得有节奏，所以我对八股文，八股文就是有节奏，（我对）整个的结构（很重视），结构里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不是随便乱写的。所以我对八股文哪，后来我跟那个张中行啊（交流），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八股文哪，其功不可泯。现在缺少那个八股文的训练。而且现在新文学家，一动就是个教授，王崑玉好不容易评了个讲师，我就很不满意。我说论功底，现在所谓新文学家，只要敢写，碰到时运，一篇文章出了名，就可能成为作家，这个王崑玉那时候要是有作家的名称，成为作家，到大学一动就是教授。我对这个很有意见。

蔡德贵：他后来更惨，到莱阳啦。解放后在山东省文史馆度过的。

季羡林：这样子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文史馆这个地方恰当的。

蔡德贵：当时您和王崑玉交往比较深了？

季羡林：那时候，学生跟教员，还是……后来比较亲密的。当时的学生与教员之间有鸿沟。所有的学生，不是哪一个学校，（我与王崑玉）也一样，平常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上班，作文。

蔡德贵：我们上课叫上班。别的地方不懂。

季羡林：对。我就是用上班。

蔡德贵：高中打学生有没有？

季羡林：高中没有，根本不可能。

蔡德贵：您高中时候，好多学生比您大。

季羡林：比我大。后来我在那个新育小学的时候，逛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那时候都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我也写文言文。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文言文就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水平，有几个山东的大地主好像是菏泽一带的大地主，姓李的一家，叫李春雷、李春亭、李元彪，他们就住在学校，雇了一个厨子。

蔡德贵：您吃过他们的饭吗？

季羡林：没有吃过。他们也没有给我吃。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有一次游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写文章，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刚刚的凑副。我记得凑副写的是：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这就是我的最早的文言文。

蔡德贵：那也很有文采啊。是第一篇吗？

季羡林：差不多。

蔡德贵：您的《游灵岩》在哈佛我托人找，其他地方都找了，没有。山东的《民国日报》被日本鬼子炸掉了。如果哈佛大学图书馆没有，就不可能找到了。您要是累了就停。

季羡林：我在这里插一段。是什么呢？原来我到济南以后，大概是满5岁，冬天到济南，5岁，可能1917吧。

蔡德贵：6岁。

季羡林：到了济南以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个男孩子。我们家的上一代的，（留下）我一个哥哥季宝庆，我没有见过他，死得早，留了一个大嫂，大嫂生了个儿子，都叫刘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刘二。那个大嫂是个厉害人物。

蔡德贵：这个您讲过了。不要重复了您会累的。

季羡林：我这个，我说走运哪，是这样子，就是到济南以后，上了几天，有那么两三天私塾。大概两三天，很短很短的。

蔡德贵：是因为淘气吗？

季羡林：不是，曹家巷。后来就……

蔡德贵：私塾是任晓麓 办的吗？

季羡林：这个私塾啊，也没有什么人办。反正他这个私塾先生，好像是我大舅母的父亲，在曹家巷。

蔡德贵：马婶母这边的大舅母的父亲。

季羡林：嗯。

蔡德贵：任晓麓不可能是私塾先生。他比您大不了几岁，他1907年生人。您躺着，不用起来。这样舒服一些。

季羡林：不是。那个任晓麓，是后来，住在佛山街枣园，名字叫任熹，姓任哪，朱熹的熹，号叫晓麓。后来我们在正谊中学，他也考的正谊中学，我们正谊中学上的不是一年级，进的时候，不是一年级，是一年半级。那时候任晓麓，任熹啊，他的父亲做过一任县长，哪里的县长，不知道，当时我也不知道。所以在我们那一带是最大的官啦，那架子极大，住在那个枣园，柴火市。

蔡德贵：他家也是书香门第。

季羡林：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