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口述

2008年10月23日上午9∶50～11∶00

蔡德贵：先生，今天先核实几个事实。一个是您上次说到，您写的书评是评论丁玲的《母亲》。

季羡林：对。

蔡德贵：但是，我查阅了您的《清华园日记》，应该是丁玲《夜会》的书评。不应该是《母亲》，是《夜会》。

季羡林：嗯，那就根据日记改吧。

蔡德贵：如果是《夜会》，有没有对母亲的评价？

季羡林：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这个，对丁玲的印象是栩栩如生。就是胡也频在那里，丁玲是去探亲。

蔡德贵：胡也频为什么到济南？

季羡林：这个我不知道。

蔡德贵：胡也频到济南，听说是冯沅君教授和陆侃如教授介绍到济南的。当时冯沅君已经以淦（gàn）女士的笔名蜚声学术界的，而胡也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后辈 。

季羡林：为什么去，这个不知道，学生不知道。这（陆侃如教授介绍）有道理。

蔡德贵：淦女士的名气比胡也频大。

季羡林：冯沅君啊，有名啊，比胡也频名气大。

蔡德贵：淦女士的名称。

季羡林：我们不知道淦女士这个词。“淦”应该念四声。我们一般都叫冯沅君。

蔡德贵：淦女士和冯友兰先生的关系，您了解吗？

季羡林：不了解。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的妹妹。

季羡林：冯先生的妹妹这个知道，其他的不清楚。

蔡德贵：那书评是《夜会》 ^[1] ，不是《母亲》啦。

季羡林：对。

蔡德贵：还有胡二疙瘩，用再细说吗？您见过他吗？

季羡林：不是见过他，我在六岁以前，天天见面么。因为他住的离我们很近，他跟我父亲的关系很好。我感到那个人，是中国的侠，就是侠义的侠，不是坏人，仗义疏财。

蔡德贵：他跟您家里有来往。

季羡林：他跟我父亲很好。

蔡德贵：这个人的长相能够形容一下吗？

季羡林：（先生以为问丁玲，谈到了丁玲的）长相，没法评论，最多60分。中人以下，中等个，不黑，很容易想起模样。身广体胖，那一类人。她这个怎么说呢？我对她当时也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一个学生么。反正他那个丈夫教书，胡也频。她来了么，那时候名声很大。反正是妇女所有的特点，就是美，她可以说不沾边。美，谈不着。人看到她，绝对不会想到妇女的美，没有这个。

蔡德贵：是否风骚或者风流？

季羡林：风流不风流，也不知道。反正她就是，当时我写的，原来以为是《母亲》现在知道是《夜会》，她跟那个沈从文啊，大概年轻时候有一段恋爱史，在西山（我们那时候把香山叫西山）好像同居过，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当时我对沈从文很崇拜，崇拜的原因，就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一个作家，他每个人要有作家的风格，一般作家呢，没有风格。沈从文的风格呢，比较突出。他的文章，大概给我拿一篇，念不了三行，我就知道是沈从文的，当时这样子，《文学季刊》的《夜会》书评，当时我为什么感到遗憾呢？就是沈从文出来说话了。他们两个的关系，我那时候也不清楚。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对沈从文，觉得中国作家啊，有个性的，沈从文是其中之一。

蔡德贵：您是不是读过他的很多作品？

季羡林：他出版的著作，我都读过。当时《文学季刊》出了点问题以后，郑振铎，他不是主编吗？巴金、郑振铎、靳以，郑振铎告诉我，郑振铎那个人，是山东及时雨那种人，河北玉麒麟那种人物。他给我这一讲，我心里，我本来用不着有什么感受，因为什么呢，你写文章评论一个人，人家那个人有什么反应，管他什么反应，他不到法庭告我，我就可以泰然处之。后来，我一听说是沈从文有了意见了，我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相当长的（一封信），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作家，惹起他的不满意，我就是很对不起他。就是这么一封信，比较长，主要不是对丁玲的，我对丁玲没有好感。如果不是沈从文，我不会理她的。后来，我就要求《文学季刊》再版时去掉这篇文章。我自己要求重印的时候撤掉。

蔡德贵：这封信会保存吗？

季羡林：不会的。

[1] 据《清华园日记》季羡林的《夜会》书评，写成于1933年11月8日，发表以后，1934年1月15日看到《世界日报》发表了对《夜会》的批评。
夜会（书评）
这也许是幻觉罢。——一想丁玲，总有两个不同的影子浮现在我面前：一个是前期的，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少女的影子；一个是后期的，这个影子却很难描述，大概多少总带点儿普罗味，身上穿的应该是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罢，虽然这两个影子往往是同时浮起来，我却很难把它们拉在一起，说是一个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人会转变的，但这转变放在丁玲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不大适合。仿佛近于奇迹似的，这种“觉得”实在太不近情理，但是我自己除了这样“觉得”外，再进一步的解释想找也找不到了。
以后因为某一种机缘的凑巧，我读到了几乎自《在黑暗中》以后的她的全部作品；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的进展的缩影，最初是从“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莎菲，进展到能“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的梦珂。这以后，她的颓废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跟着来的是转变，《韦护》的女主人公丽嘉一出台便与以前不同了，她看破爱情，她想做点事业，这种空漠的想，又实现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里，这书的女主人公美琳终于投身革命，最后是，革命被象征化了，在《给孩子们》里作为爱若出现了。
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进展么？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只好穿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蒙眬”的那一刹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也终于只转变了衣服。她与第四阶级的距离不比《在黑暗中》时期距离近，她所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想，像她这样一个人凭空去幻想第四阶级，结果应当怎样离奇呢？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象里），他会骑了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你看她怎样，在《消息》里，她同几个老太婆开玩笑，她替她们做着白日的梦：
“一天只做七个钟头工，加了工资，礼拜天还有戏看呢，坐包厢，不花钱……”
在《夜会》里，她描写了，也许同她初意的相反，他们的简单、愚蠢，以及一切能令一个绅士发笑的举动，倘若我们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一点也是为他们单纯的愚蠢的而生的，本来，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眼里，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愚蠢而近于可笑的。丁玲虽然改了装，穿上了蓝布裤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这些简单到同牛马一般的人们，在她眼里，能不显得可笑么？我常奇怪，出现于外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总是佝偻着腰，摇着尾巴（可惜没有个尾巴）。低首站在天之骄子面前，外国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弄成这样？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说，在她的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进展的缩影么？但是这里所谓的进展，却似乎有点不大适合，倘若进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义的话，她的缩影是往前走的，但这只是给时间拖着。更适当地说，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来了。到了《夜会》，只模模糊糊地留了点残痕，明显地说，就是，她的身躯在经过某一个阶段以前，只适于穿旗袍或马夹；或者，再往后，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是她却偏想去穿蓝布裤褂，结果只有暗淡了。
虽然暗淡了下来，仍然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现在我却能把它们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看她的影子在书里掠过的，绿的，渐渐地蓝了蓝了，迅速似流星，终于我也莫名其妙，但是现在我仿佛有了慧眼似的，我能在这些幻变的影子后面发见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知道，自始至终，她仍然是她，没有转也没有变，我笑自己的浅薄——我怎么会给她的外套眩惑了呢？
193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