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其间不计其数的文物被掠夺和毁损，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流落海外多数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正常的贸易或馈赠，如我国古代出口的瓷器、丝绸等。在近代战争中被抢掠的，如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大量文物不计其数。法国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由移居海外的华侨带出的，被非法发掘坟墓、偷盗的，被非法商人以低价讹诈的，如英国斯坦因等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掠回国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
文物走私也是导致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之一。在世界上，文物走私是一个普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一度告别了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暴利的驱使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近20年来，以香港作为中转站而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的无法想象。
文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物化，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中国文物在世界上，一直具有极独特的价值和崇高的声誉。150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的文物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指出：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应是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十倍。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中国珍贵文物的流失数量竟高达几百万件，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就超过100万件。海外流失文物数量之大、档次之高，让人们惊愕又痛惜不已。面对被强取豪夺走的中国文物，某些国家竟然拒绝归还，对于此，专家提议，因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且情况千差万别，应不同对待：凡在正常往来中留存国外的中国文物，当不在追究之列；而对被劫掠、偷盗、骗取之文物，应该诉诸国际法律追索讨还。我国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也说，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决不因此而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像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应该要求无偿归还。
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提到，“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是的，我们肩负着祖先、父辈的遗嘱，有义务将“遗失的文明”追回来，这个遗嘱还将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的子子孙孙加入到这个行列。
石刻、壁画等石窟艺术，敦煌曲子词等文学音乐，这些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瑰宝。在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乃至国际上都走在前列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们几十年甚至毕生在沙漠戈壁中，过着如昔日苦行僧侣般的艰苦生活。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著名的画师张大千带着妻儿，赶着牛车，踏着西部漫漫黄沙来到了敦煌。面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他被震撼了。他以一个中国文人的自豪感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两年多的时间临摹壁画，并整理登记编号。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以近半数得票当选为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樊锦诗，五十年代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毅然来到大漠戈壁，守护敦煌莫高窟四十余载，为敦煌石窟走上科学保护之路做出了不朽贡献。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守护敦煌莫高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人类至今没有建立救助文明的机制，一切只凭少数人心头的一点良知，但那点良知究竟有多少力量？又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们聚集在一起？”余秋雨先生在《失落的背影》中的一段话，更能让我们沉思。
舞蹈着的活图腾
她的名字叫“傩”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贵池傩》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对于鬼神文化，也做了一种引渡。神、巫、鬼等在中国历代文化中并不少见，是人们在乞求通过一种超脱自身或者超越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赶走自己精神上的困惑和恐惧，以达到驾御自然，掌握自己人生的夸大的意识的反映。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傩”进行了诠释：“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文化，视之为迷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折射。
“傩”，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文化。从广义上讲，傩是中国各民族先民共生的文化现象。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而“发明”的一种巫术活动。它以祭祀仪式为载体，涵盖了人类学、原始宗教、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它已延绵了数千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为原始、最为广阔的历史文化的芳躅；它与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农业的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家庭，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因此，以丰产为目的祭祀活动--傩，生生不息、千古不绝。大约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已开始发现了水稻的种植，那时种植的全是糯稻，由于糯和傩是音，所以傩文化又称作“糯文化”。在《易经》中，就有周代傩祭活动的记载，分为季春“国傩”、仲秋“天子傩”和季冬“大傩”三次傩祭活动。而屈原的《九歌》，以及《论语》中也有对傩祭的描述。
《论语-乡党》记载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在宫廷举行大傩的那天，各地百姓也分别举行沿门索室的傩礼，到各家各户去赶鬼。人们都真诚的迎候傩队，哪怕是大学者孔子也会站在东门台阶上，恭恭敬敬地迎接傩队到家里来驱疫。孔子是“不屑于神”的，为什么又如此恭恭敬敬地迎侯乡人傩队和乡人禓队呢？按照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说法，那是因为他特别尊崇礼制，才会如此重视民间的傩事活动。
文献中还有记载，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春季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国人傩”，目的是“傩阴气也，驱寒祛阴”，意在“以毕春气”。秋季举行“天子傩”，“此傩，傩阳气也。”意在驱逐过剩的阳气，以防暑疠。与此同时，下级军官，方、相士率领百隶在宫廷“索室殴疫”，把瘟疫赶走。当时在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也照此办理，非常热闹。
在这些傩礼活动中，“气”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天子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里，都要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气”仪式。其原因是古人认为一切自然界的变化和瘟疫的发生，都是因阴阳二气的不调，致使“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疾。”而“气佚则厉鬼出使而引。”疫便成了鬼的代词。而一年三次傩礼就是为了避免冬季、春季阴气太盛，夏季阳气太盛。不论阴气还是阳气太盛，都“物极必反”，造成旱涝的灾荒和瘟疫的流行。为此，古人想通过傩礼使一年四季阴阳二气调和，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从而达到国富民强、天下太平的最终目的。余秋雨先生在《兴亡象牙白》中提到“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因而，继承与发展对于傩文化的形成、存在至今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代，宫廷傩仪达到鼎盛时期，宫廷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后汉书-礼仪志》和张衡的《东京赋》里都详尽地描述了东汉初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后汉书-礼仪志》中描写“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东京赋》中也提到“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从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代傩仪较周代傩仪更为庄重、场面更为盛大、仪轨也更为繁复。这种变化是周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必然结果。长期混战后的空前大一统，加上汉儒中今文经派对其赞扬，导致了整个汉代（尤其是西汉）在建筑和礼仪上“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和以犷放雄健为美的审美风尚，并由此造就了汉代傩仪的煌然大观。
汉傩的表现形态虽仍属傩仪，但已产生了傩戏的萌芽，在表现手法上，汉傩酝酿了后代的戏剧；在行傩的目的上，汉傩已有了娱人的倾向。这种变化与汉代（尤其是西汉）歌舞伎乐的繁荣昌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汉傩既是傩仪发展的顶点，又孕育了傩戏的萌芽。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其实，傩戏的形成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傩戏的产生正是受到了巫术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巫，1912年，他在被称作中国戏曲史开山著作的《宋元戏曲考》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师，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文明的对头，是“伪科学”。巫事活动的本质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人民的。古往今来，因巫术被残害的善男信女不计其数。然而，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巫术对傩最大的影响是“驱逐巫术”。周代三季傩礼，就是运用巫术驱赶疫疠及过盛的阴气和阳气。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古老傩文化的载体。直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傩俗节日，仍然不自觉运用这种巫术。但此时的巫术已经失去了害人的功能。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中南地区，仍然有巫师参与傩活动，主要从事傩堂戏的演出活动。这里的巫师已经自觉地抛弃“神判”符灰治病等迷信内容，专心从事傩堂戏等仪式戏剧的演出，并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
虽然傩带着浓厚的宗教、巫术色彩，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戏剧特征。所谓祭中有戏，戏中有祭，通过傩祭酬神驱鬼，也通过戏娱人娱神。经历了两三千年历史的积淀和衍化，傩，有的仍停留在祭祀阶段，有的则发展成为傩戏艺术。当今中国一些地区，还保存着几十种原始傩戏的演唱形态。湘西、湘西南等地区因为地理地形的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改朝换代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中，往往是被最后征服的地区，而且这种“征服”，往往是“招抚”、“羁縻”、“自治”。因此，历史在原有的文化血脉中得以延续，传统的历史文化又能得到保护。于是，湖南的大地上便蕴藏着丰厚的傩文化资源。这些傩祭、傩仪、傩戏是程序完整的民间社火活动，大多保存着较原始的形态；由于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它们又各自体现了自己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包括了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项目，其中传承了很多先民们的智慧结晶。作为古老文化和先民智慧的产物，傩文化不仅在历史进程中，带来了人们道德精神的最初建构，并且也为现代人生活带来了符合时代风貌的人文人格建构。对待傩文化，我们还是要做到科学客观分析，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由于中国傩文化分布广泛并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其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傩文化正在悄然变味甚至可能消失。为此，冯骥才呼吁，要从最基层开始全面保护傩文化。
当然，傩文化到了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热衷，除了具有一种功利性的目的以外，还有一种在现代文明中失落了自我以后的原始反归。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他的困惑也正是这种迷茫的再现。
贵池为我们作证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借我一生》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贵池山区的傩舞、傩戏情况做了介绍，并展露了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明侧面，并将我们引向该如何传承发展傩文化的思考。在这里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贵池。作为傩戏发源地之一的贵池，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与铜陵接壤，南连九华山、黄山，北与安庆隔江相望，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现在是安徽省池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贵池因水而得名。有《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名为贵池。“秋浦，也是因秋浦河而得名”。贵池作为水名，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贵长池，在县之西南乡，秀山脚下；一是指池口河，五个分支水源汇于秋浦河，绕城西过镇山，入池口河，注入大江。入江处为鱼贵口，今称池口。丁绍轼在《荒政碑记》中记载：“郡以池名，盖郭外即湖，湖外为江，郡治襟江带湖，城阙宫室，宛在池上。”“州城宛如水中洲”，唐置池州，缘于此。今城西南70里，有苍埠镇，东西两石山夹立如城，故名石城，是石城县故址。
贵池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素有“千载诗人地”美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五游秋浦，面对清秀绚丽的贵池山水，留有“青溪胜桐庐，淹留未忍归”的诗句。秋浦入江处为池口，古时候有亭台，可以登高远眺大江汹涌的壮丽图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认为“铜陵山北九华西，秋浦风烟似会稽。”杜牧也曾登池口黄龙山贵池亭，作有七律：“倚云轩槛夏疑秋，下视西江一带流。鸟簇晴沙残照落，风回极浦片帆收。惊涛隐隐遥天际，远树微微古岸头。只此登攀心便足，何须个个到瀛洲”。
历史上诸多名人如韩当、黄盖、杜牧、包拯都曾任过池州地方官。在城西门外，有因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而闻名中外的杏花村，这是全国唯一以村建志的村。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杜牧以后，杏花村成为千古名区。明人沈昌也有描写当时景物的诗：“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是我国晚唐杰出诗人。其诗歌清丽自然，散文气势雄浑，多针砭时事，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由于朝廷的昏庸和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池州后，与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和留存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业迹、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在清明前后，春光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者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下，好像是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著斜风细雨传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关于杜牧与杏花村的传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山西汾阳，有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长期以来，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汾阳与池州，因为那里一直“酒”业兴旺，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认为山西杏花村酒更有名气一些，所以这里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其实这种说法就有些太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还是自然地理气候以及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考证，山西汾阳与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并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指的是江南多雨的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是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诗人杜牧相隔千年，我们已无法再和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忧郁，那些失意，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然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杜牧在池州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余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诸于后世，使池州的文化底蕴更加厚重，声名更为远扬。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贵池除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且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系统。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几乎都有傩事活动。目前，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饿影响，以及外来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势微，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贵池傩，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使我国的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多数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为它的宗教性质，只能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已使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逐渐淡出和消失的危险。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阐述过“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魅力上海的细节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进上海，情不自禁会被满眼的霓虹刺伤眼睛。在过去，上海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说：“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没有提升，仍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趋于琐碎。”在这里，他将上海同一些诸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乃至香港、台北等城市做了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文化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当下上海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非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日益模糊。
曾经，“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座在短短百年内充满着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还太年轻了，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起了太多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将上海定位为“滩”，说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把上海说成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实际上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仍是上海人心中一道剜不去的伤疤。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相角逐，显然有些势单力薄，只需上溯到1840年，便可粗略浏览上海的全貌。如果没有海洋经济的到来，上海也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小城市。历史上它归属松江府直辖，仅仅作为一个江海畔的边陲小镇。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更深一些。上海作为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早落脚点，当全国各地还在之乎者也时，上海滩已经有了“洋火”、“洋货”。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名气而骄傲，而现在，全国诸多城市争着自诩为“小上海”。
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特别浓、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积淀。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她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她潜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她既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无论电影、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独领风骚的。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阮玲玉、胡蝶各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首屈一指，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但是现在，更多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了，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余秋雨先生说“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现在上海人所沉迷的“海派文化”，更像是一种怀旧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结，既是对过往辉煌的向往，也是对上海情趣的自恋。无论是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还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无不渗透着一种怀旧的、自恋的情趣，让上海人沉浸在自己的格调里。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提到“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易中天教授认为说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东、宝山、南汇、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围包括原住民与上海开埠后来自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移民，尤其以苏北和宁波的移民最多。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上海，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过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公共卫生、治安状况的恶化，同时使得就业市场竞争趋向激烈，成为了上海社会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另外，就市区和乡土而言，上海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区上海人，即原来的城市户口民众，一是郊区上海人，即主要是原来的农村户口民众。市区上海人是由过去移民形成的。乡村上海人则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从江苏省独立为直辖市的历史并不太长，而上海各郊区县则是在1958年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区，通常称上海市区为上海。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多半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却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古典。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气、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时又带有一种对同胞的无端歧视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时，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对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构建无疑起到了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变其地区性格中的缺点，其他各地区人民也能引以为戒的话，相信和谐并不遥远。上海人还有一点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身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等。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她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上海话在学校无论课里课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人们发现，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有人曾认为香港是片文化沙漠时，现在却有了新的态度，因为香港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吸纳能力更强。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有拥有把握时代脉博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
或许，余秋雨先生的提醒不无借鉴意义：“并不是说石库门，越剧、沪剧、滑稽戏不好，但是在守住现有文化的格局上，上海应该想想如何创造影响力更大的文化。都说上海是‘海派文化’，但是真正的上海文化代表，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超越‘海派’，走向了更大的格局。”
睁眼看西方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你会被这静肃的时空所弥漫，深陷其中。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会最大的场所。如果说上海这座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当下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它的文明渊源都可以从徐家汇找到。
徐家汇最早是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进而发展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主教堂等诸多物事都汇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过渡的阶段；然后它又顺着淮海路扩展到近代老上海外滩和当代新上海陆家嘴。这一切说起来，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文化的开山鼻祖--徐光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消瘦憔悴的脸庞，以及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婴孩将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贫瘠的出身有很的大关系。徐家由农而贾、又由贾而农，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启正好诞生在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为走出贫困，光宗耀祖，徐光启走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当年他去应乡试时，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这条科举之路整整持续了23年。进入仕途的徐光启也不是一帆风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后金的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夹在中间曾几度被“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冠带闲住”（依法剥夺权利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但是，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个“得济者”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他“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但徐光启能留名于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
从徐光启的生平来看，他顺承着古代文人读书优则仕的传统，而且做到的官职并不小，相当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他满怀报国热情，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这样评价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启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在练兵造炮和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两方面是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所编著的《农政全书》，对于那时处于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且这本科学著作都是经过他亲身实践而写出的。徐光启最大的成就要数他在主持历局期间，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被称为融汇了中西文明的结晶。《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奠定了后来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也还是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的。
在惠泽后人的科学成就上，徐光启还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过“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体现了这一点。《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虽然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起了转捩作用。徐光启在这本书里给“几何”下了定义：即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这句话在原书里是没有的。他还发明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术语，都为后人沿用下来。从此，“几何”才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代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学概念。并且这一专有名词还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将一些其他的测量算法书籍也进行了译作，这些在当时封建家长制的明朝都是很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