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精力。除了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还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他的军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学生孙元化来实现。孙元化是一名炮兵专家，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戏剧性的是，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的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就是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说“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一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
零落成泥碾作尘
陨落不了的精神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
--《废墟》
一直认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是哭泣的。这座昔日压倒群芳震惊世界的园林建筑奇珍，今日已成了绿树丛中断壁颓垣、伤痕累累的废墟。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感怀：“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郊区，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宏伟瑰丽。历时150年不断营造，荟萃了中外园林的精华。它占地约5200亩。历史上的圆明园绕福海而修，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总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八倍还多，有风景点100多处。
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正是昨天的一把大火，造就了今天的废墟，点亮了我们的双眼，看清历史。1860年10月的那一场大火将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八国联军蹂躏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胳，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穿越风雨敲击着的又何止是这些石柱？站在一根根发绿的石柱下，不由得会感到莫名其妙地恐惧，无法不感受到圆明园的疼痛，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屈辱，那是一种切肤的痛。走过荒草和瓦砾之间，探寻着烙在角落深处的潮湿隐秘，岁月正在无可名状地向我们诉说这些秘密，虽然年代已渐渐久远。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48年（1709年），至乾隆九年基本建成。长春园和万春国则为乾隆年间所增建。嘉庆、道光、咸丰各代也屡有修建。前后历经150多年的不断营建，占地达5200亩，拥有景点140多处，成为当世罕见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悬挂在圆明园大殿门楣上方的匾额正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而宫门外的匾额则为雍正帝手书。“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雍正皇帝对圆明园的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给一个叫巴特勒的上尉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这个仙境就是圆明园--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为奢华、最为巨大的皇家园囿。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事实上，雨果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亲眼目睹过圆明园。雨果是在阅读了很少的关于圆明园的记载的基础上，以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在遥远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圆明园。今天，凡是对圆明园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必定阅读过雨果的这封书信。雨果想象中的圆明园，比专家和学者的描述更为形象、更为动人，也更为“真实”。确实，雨果的描述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圆明园的“灵魂”。
据史料记载，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融会贯通，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苏州狮子林，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模拟《仙山楼阁图》而建的蓬岛瑶台，再现了《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春色。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洋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大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海晏堂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此外，圆明园还是一座珍宝馆，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
站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天边的云彩慢慢淡去。孤悬的大树，在凛冽的风中，沉淀着灰色的天光。据说毁灭圆明园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一个古老的民族就痛苦地抱着头蹲在火边哭泣，一群强盗就狂妄地站在火边狞笑。强盗的狂妄与羔羊的蒙难，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浓黑的墨迹，而那熊熊的冲天大火滚着血腥的浓烟，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永不能失去，对于一个善良智慧的民族有着世世代代刻骨铭心的启迪。“落后就要挨打”，炎黄子孙用鲜血与财富换取的哲理，永远刻在耻辱的大水法的残柱上。余秋雨先生在《空空的书架》中说过，“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面对圆明园这片“废墟不值得羞愧”，也不需要掩饰。
无数次从教科书中见过这组图片，可当我们立在苍苍的天空下，真实地面对着这一片一地一旷野的玉白石块时，仍感到那来自心底的震撼！泪水流进我们的心底，那些石块、石柱、石雕连同那灰苍苍的天空一起烙在了脑海，成为心房上一幅永不磨灭的壁画。依旧华美--那冰冰凉凉的玉石纹理；依旧精致--那欧式的曲线流畅；依旧贵族--断碎的罗马石柱在苍天下笔直出一派伟岸和傲然。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认识废墟，以怎样的角度去发掘废墟，却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余秋雨先生说“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前些年，曾经围绕这圆明园需不需要重建有过争论，结果是理智的人们理解了废墟的价值，尊重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残酷真实，这片废墟留下了。真实的废墟，才有真实的文化，真实的历史。保存废墟而不假饰废墟，开发废墟而不是重建废墟。因为那样是对历史的戏弄，对文化的糟践。在经过那么多岁月之后，眼前这般断壁残垣，静立无语的石柱，仿佛是一座纪念碑，向世人昭示着圆明园往日的风采，也记录着英法联军践踏中华文明的滔天罪行。还能提醒人们对一个多世纪前那场恶梦的记忆，那场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奇耻大辱！望一眼这阴霾的朝代，依然连绵着落叶和悲情的雨声。圆明园不曾消逝，惟有那场百年前的大火，依然灼伤着我们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城市中穿行，总是会遇到古老的城墙，发黄的屋檐，它们如同一位从时光隧道蹒跚走来的老人，承载着历史，叙说着过去。它经历千年的沧桑风雨与风云变化，见证了千年的时势突变与荣辱兴衰。如今一块块青砖在岁月和无数的脚步的打磨下已是光可照人，青砖的细缝间已经长满了绿绿小草和片片青苔。而城墙却在历史风雨的腐蚀与冲刷下变得痕迹班驳。用手触摸着划过城墙，揭开神秘的面纱，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属于你的一切，殷红的油漆在多少回的日雨寒热交替中脱落了。开着推土机上废墟，用今天的金碧辉煌来替代昔日的残壁断垣，刀削斧砍般的历史痕迹被现代装饰材料抹得平平展展、干干净净。这样的废墟只是一堆堆实实在在的现代垃圾而已。
在高原、沙漠和其它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些古代废墟自然被保存着，是荒凉保护了它们，这是废墟的幸运，也是废墟的天堂。有哲学家说，在地球上行走，没有一处不是废墟。现在的建筑，将来的废墟，现在的孩子，将来的老人，时间一直在流淌，不曾回头。而废墟的价值在哪里？是活着时候的张扬，还是坍塌时候的无奈？圆明园残缺的身体已经无法摆脱“废墟”的关联，因此，她成为了“文化或者是文明的碎片”，代表着已经消失的岁月，成了神圣。作为一座园林，圆明园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片废墟，圆明园也同样是成功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又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
虽然没有一处建筑可以做到永垂不朽，但是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足可以安慰为生存理念而惶惑的后代。曾经的废墟都安谧了，新的废墟还在产生，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由于废墟，曾经熟悉的地方成了生疏的地方，曾经生疏的地方又渐渐熟悉了。面对曾经的文明，人类享受着自然毁灭的快感。这些墙壁和建筑并不怕那些突然来到的自然灾难，害怕的是来自人为的灾难，废墟的发生总是从心灵首先发生。人类总是习惯标榜自己的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往下走的，欲念越大，退得就越厉害；文明走得越远，人对自己欲念的调控能力就越差。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在废墟的底色下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废墟》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被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大凡天下读书人皆好称引。它也一直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不可否认的是，焚书坑儒的确是一种既愚蠢又残暴的手段，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的废墟，难以弥补。
但也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进步措施。因为秦始皇的大一统是进步的，是对春秋战国分立战乱的否定，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焚书坑儒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进步中的退步。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秦始皇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结语中说道：“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当时的学术界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严重阻碍了秦始皇所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和方士以巨石掩埋，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史称“坑儒”。
秦王焚书坑儒，焚的是诸子百家除法家外的思想著作，坑的是儒家弟子。他的本意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统一六国百姓的思想。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两者只是起因不同而已。最早将秦始皇“焚《诗》、”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身为汉儒的司马迁。
余秋雨先生在《天涯故事》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实质上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就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而秦国信仰的是法家，实行以法治国并因此富国强兵，最终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儒家尊古，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思想，也就是统一信仰，秦国就很难施行正常统治，尤其在六国后代欲谋复国的复杂形势下，他必须有所选择地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求得人心统一江山万年。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不统一思想根本无法进行统治，客观上，思想争论不能持续太久，一个文化繁荣期后，要有一个总结，也就是要停止无尽无体的无谓争论，必须快刀斩乱麻，以铁腕结束这个繁荣期，进入统一期。
余秋雨先生还提到“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在谈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有人会提及康熙、乾隆的“文字狱”做对比。其实，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只是方式不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一种社会退步，但从发展来看，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家的民族也便是没有发展的民族。
事实上，自有文字开始，也便有了“文字狱”，历史上的文字“废墟”又何止“焚书坑儒”、“文字狱”，中国的文明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仍能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又何必要求这么苛刻，非要辨出谁对谁错呢？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我们只能从昨天留下的废墟中挺进。“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只要把他们当做一面镜子，照亮古今就好。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历史，它常常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如何从曾经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那便是研究历史。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之福。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当我们置身其中，耳旁都是金玉珠玑的历史回音，眼前尽现琳琅满目的历史胜景，或厚重或警醒或震撼或多彩，让我们回味也让我们深思。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创作中所侧重的，并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泛泛描绘、或简单的借景抒情，而是要通过自己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将其生命化，并注入人的灵气和活力。
美就是生活本身，自然的美不能脱离人的足迹，不能脱离历代的风土人情、名人雅士和人文构建而独立存在。这一章是展现余秋雨先生“挪移自己的置身位置”，使文章“走向大气”的一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书斋，用一种实地考察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城市区域为切入点，选取其中最具特色的历史传承来关注、发掘，以展示城市的命运和文化积淀；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与发现现实，探寻其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用人文发现的视角表现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的魅力和文化内涵；用引人入胜的故事体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全景式地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地域性格；并试图从历史的隧洞中摸索出点经验给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走向提供借鉴。
纵览名城历史，彰显地域特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用它强烈的沉淀力，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所有一切。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北大荒并不荒”，它有丰富久远的文化底蕴，具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黄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化体系，也是华夏民族文明的摇篮。就是在这种黄土文化氛围熏陶下，山西人喝着黄色的水，住着黄色的土地，吃着黄色的小米，唱着那独特的黄土歌谣，还有那骨子里激扬着的黄土般的韧劲；一座古塔，揭示了这个城市的命运，背靠黄河，七朝古都，一幅画卷，一段历史，如何能重塑这座古城现代的辉煌？留下的不只是历史还有疑问；落下一个“亡国亡君之地”的名声，却成为才子佳人的摇篮，是什么成就了这座千载宁静的后院--苏州？三峡，博大的中华文化意象，是美景，更是历史与理想、力量与激情的结合体。这片美景外国人不懂，不可能懂，在千百年中历经沧桑的三峡仅属于中华民族，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骄傲与狂放不羁。
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只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还应当学会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中发现美、领悟美、受到美的感召。顺着S型的城市文化积淀与走向，回望旧时的风貌与辉煌，更多想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对现代辉煌的呼唤。正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所言：“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黑水白山埋忠骨
那片神奇的水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
--《霜冷长河》
水与文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最早的生命就是起源于水，正所谓“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关于水的文化也被称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傍河而立。河流与水不仅为人类解决了衣食之忧，而且不管在任何时候，它都将是作家和诗人的灵感源泉。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他不仅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为“霜冷长河”，还在该书的自序中倾情叙述了自己与河流的关系。“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余秋雨先生对河流的喜爱，并非只停留在童年的回忆和心中的想象，而是有所践行。他写道：“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其爱河程度，可见一斑。
在中国提到江河，必然会想到长江和黄河，余秋雨先生自然也没有错过，只是他提到的不是长江、黄河，而是长江和黑龙江，并且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后者。长江的雄伟似乎已不需多加涂抹，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而之所以提及黑龙江，余秋雨先生将其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特别是与黑龙江。他这样描写它，“（黑龙江）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这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黑龙江，一条神奇、美丽的北方大河，幽静地横卧在我国北疆，日夜不息地奔流，从兴安岭的群山走出，一路欢歌奔向辽远的鄂霍次克海。黑龙江在我国境内的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是我国第三大河，世界第九大河。其年径流总量达2700亿立方米，仅次于长江、珠江，也居于全国第三位。黑龙江水域辽阔，同长江、黄河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祖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她孕育了祖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二万年以前，黑龙江地区就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的迹象。
黑龙江有两个源头：南源额尔古纳河和北源石勒喀河。两源在祖国神州北极漠河以西的恩和哈达握手、拥抱后，始称黑龙江。顺江而下，黑龙江沿岸历史遗存丰厚，古迹众多；风光奇美，如诗似画。畅游黑龙江，也可以欣赏到异域风情。
黑龙江流经的古城岛，是古战场的遗址，是当年雅克萨战役的清军大本营。在古城岛上，仍可寻觅城堡与炮台遗迹以及锈迹斑斑的箭簇。从箭簇上，我们似可闻听当年萧萧铁马声。收复失地、保卫疆土的勇士用鲜血书写了两次雅克萨战役胜利的捷报，正是因为雅克萨战役的胜利，才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才获得了中俄边界170多年的安宁。
黑龙江流经呼玛县境，呼玛县城是个美丽、幽静、有地域特色的小城。附近有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它和塔河县境内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是黑龙江上游两个鄂伦春民族定居地，是了解少数民族风情的地方。过了呼玛后则是胡通镇，龙头山又展现在面前。状似巨龙探水的山崖，把一段美丽的传说讲给游人听……
相传，在远古时期，黑龙江并不叫“黑龙江”，而叫“白龙江”。那是因为有一条白龙住在这里，并不时地兴风作浪，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人们对此恨之入骨，可又没有任何办法。山东省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竟奇怪的生了一条小黑龙，可是姑娘的舅舅却把小黑龙视为一种怪物，趁小黑龙不注意，无情地把它的尾巴砍断了。因小黑龙没有父亲，就随妈妈的李姓，有些人叫他“秃尾巴老李”。被舅舅砍掉尾巴后的小黑龙就跑到现在的黑龙江边，发现这里的小白龙在兴风作浪，多年来发水闹灾。善良的小黑龙决心替乡亲们消除这个祸害，并且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勇敢的大战白龙，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把白龙赶走了。小黑龙还经常帮助乡亲们开垦荒地，负责管辖这条江水永不泛滥成灾，这里的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生活越来越美好，为了感激小黑龙的恩情，就把这条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黑龙江”。
在当地有这么一种说法：人们在江上乘船或打渔作业的时候，如果有险情出现，有人就会高声吆喝“船上有山东的人吗？”如果有人回答“有！我就是山东人！”马上就会风平浪静。据说原因是黑龙听到有老家人在，就会保佑。虽然这只是民间类似玩笑的传说，但也彰显了这条大江与山东的亲密。据考证，黑龙江原始居民与山东半岛上的原始人类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关系，公元前2000年，夏朝初期，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的农业传入东北，经渤海传入肃慎。帝舜25年（公元前2130年），肃慎氏来朝，贡弓矢，成为我们自豪的、永久性的历史美谈。
当然，黑龙江之所以被称为“黑龙江”，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水流冲刷两岸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并大量沉积在江底，使江水看上去往往是黑色的，再加上其江流蜿蜒、状如游龙的缘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黑龙江素有黑水、弱水、乌桓河等诸多别称，公元13世纪成书的《辽史》才第一次以“黑龙江”来称呼这条河流。可见，黑龙只是人们心目中一个英雄人物的化身而已。
余秋雨先生想念深冬季节已经冬眠的黑龙江；他期待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黑龙江；但他更倾心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黑龙江。为什么如此倾心，余秋雨先生这样回答：“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己减退，夏天的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
迎门砬子是黑龙江的险要航道之一，虽没有三峡神女峰的动人传说，却有其自身独特的粗犷和绮丽，充满着原始的野性美，就像北疆的汉子。那绝少土壤的嶙峋怪石上，却顽强地生长着落叶松、白桦树，粗犷豪放中透露出秀美俊俏。黑龙江上游一带奇峡特别多，也特别美，而且森林密布，正像一位作家说过的那样：“黑龙江两岸风光绮丽，可与长江三峡媲美，不逊色于漓江”。
黑龙江流经的五道豁洛岛上建有影视城，《黑龙江三部曲》等多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距岛不远处的山谷里，建有一座巨大的古堡，它是曾一度闻名黑龙江两岸的振边酒厂。这个拥有当时一流酿酒设备、东北最大、全国也不多见的酒厂，在黑龙江近代工业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今，它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江流入黑河市区，这条大河给黑河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沿黑龙江堤防工程修筑的带状公园，更为城市增色。市区东端的大黑河岛，是开展中俄边民互市贸易、游泳、垂钓、旅游、度假的好去处，有中俄民贸第一岛的美誉。
从黑河顺江而下不久，便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爱辉。这个已有3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曾是黑龙江流域最大的城市，黑龙江流域最高权力机构--黑龙江将军的最早驻地。它是中华民族开发黑龙江的荣耀，同时，也写下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就是在此签订，游爱辉古城，不仅可发思古之幽情，更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每个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参观、游览爱辉古城后的心底呼唤和祈望。过爱辉不久，是坤河，这里居住着满族和达斡尔族同胞。过坤河后便是三架山，这里曾是黑龙江水师营的军港，参加雅克萨战役的清军水兵就是从这里誓师出发的。游至孙吴县沿江一带，可凭吊侵华日军的庞大工事群，这个建在黑龙江岸边山岭上的胜山要塞曾被日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游览这些明碉暗堡，就等于上了一次国防教育课。
黑龙江边的嘉荫县龙骨山会让我们眼前豁然一亮，这抹亮色是6500万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栖息在黑龙江边的巨大恐龙涂就的，从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不仅使黑龙江省博物馆有了当家展品，也为彼岸的俄罗斯博物馆增添了珍贵内容。这里发掘出土的猛玛象化石和热带植物化石，说明如今的高纬度寒地在几千万年前竟然是热带雨林气候。
同江是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的地方，著名的三江口在县城东北8里处，从长白山天池走下来的松花江流到这里，高兴的与黑龙江汇合到一处。人们把两江汇合的江流叫混同江，我国古代就把黑龙江的下游称为混同江。在这里，黑龙江、松花江、混同江像三条不同颜色的飘带并联在一起，因而名之三江口。
历史上“八女投江”的殉难地即为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乌斯浑河，而松花江作为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站在乌斯浑河畔，也许你会惊叹，眼前这条被白雪覆盖的河流竟然如此的宁静，却不曾想，这冰雪覆盖之下急湍不息的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对往事的诉说。1938年秋，东北抗联的八位女战士以冷云为首，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准备与日军背水而战。“乌斯浑河”按满语翻译是“汹涌暴烈”的意思，而此时又正值秋后涨水……当日军得知，与他们一千多人展开殊死搏击的，竟然只是几位抗联的女战士时，便轻蔑地开始劝降。而令敌人瞠目的是，八位女英雄竟毁掉枪械、搀伤相扶，一起步入寒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随即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乌斯浑河在呜咽，呜咽的乌斯浑河见证了冷云等八个中华优秀女儿的英勇和悲壮。八位女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就像这乌斯浑河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流淌。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3岁，就是王惠敏，最大的也只有23岁，冷云和安顺福。往事并非如烟，现在在牡丹江的江滨公园里座落着这样一座雕像，它就是为纪念八位抗战女英雄而塑的。雕像临江而立，无论是在一片锦簇花团之中，还是在那滔滔江水之下，它都倍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在晨曦中仰望，在落日下回望，还是在风雨中凝望，都会有一种肃穆的心情自心头悄然升起。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