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深远，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弘一等均受其熏染。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评价朱耷的书画：“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可见，朱耷的艺术格调已是超越了“崇形”和“求神”，而达到了“追意”的境界了。余秋雨先生在《艺术创造论》中说过“杰出的艺术，必须超越对真实的追索（让科学沉浸在那里吧），也必须超越对善恶的裁定（让伦理学和法学去完成这个任务吧），而达到足以鸟瞰和包容两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心命题就是人生的况味”。
朱耷的艺术风格，至今仍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个高峰。由于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临摹较多，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水平最高，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
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仿佛看见一身道士打扮、脸色清癯的朱耷静坐于团蒲，焚香净气，“图书自仙室，山斗望南都”，“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立禅”。朱耷奇特的人生遭遇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性灵，是其独特绘画风格形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后人仰慕、怀念他的主要原因。
六百年吴韵流长
来自苏州的笛声
一个民族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的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
--《笛声何处》
音乐是个奇妙的东西，不管你走到哪里，一首你曾经听过的曲子，立刻会把你带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音乐是你记忆的航标，它可以使你直达目的地，不需要过渡，不需要准备，一下子就会唤起你心灵深处的东西。《诗经-国风》载有：“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见在当时歌曲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几年前，余秋雨先生曾出过一本书，叫做《笛声何处》。余秋雨先生说，当听说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让我们这位文化大师如此激动不已，又是怎样的一段历史，缔造了这传承六百载“来自苏州的笛声”？
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的剧种，如晋剧、赣剧、川剧、越剧、粤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大型纪录片《昆曲六百年》中说到：“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而我们民族的雅乐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昆曲便是首选。在曾经六个多世纪里，昆曲作为前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看如花美眷，度似水流年”的生活方式。
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文学性、艺术性、舞台表演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她的美像是风干的花，精致而又脆弱，脉络完整，却并不鲜活；她像是老宅子里寻出的传家璧玉，蒙着尘埃，清凉温润，却有着彻骨的孤寂。覆盖过大半个中国的昆曲艺术有诸多分支，也有诸多称谓，如昆腔、昆曲、昆剧等，三者虽“形相似，意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代表昆曲艺术形成的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宋、元以来，中国戏曲有南、北之分，南曲在不同地方唱法也不一样。早在14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昆腔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产生于江苏昆山，此时的昆腔也叫昆山腔。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融合浓郁的乡音俗调与高雅的古赋南辞，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此时的昆腔一花独放，独领风骚，风靡大江南北，其唱调充满着吴侬软语的韵味，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点。
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为了打破昆腔“止行于吴中”的局限，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优势，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使濒临衰落的昆腔迎来了新生。昆曲以散唱为主，由文人制词，为当时文人所习唱的一种清雅之曲。
到万历（公元1572-1620年）末年，由于昆班的广泛演出活动，昆曲经扬州传入北京、湖南，跃居各腔之首，成为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明末清初，昆曲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和魏良辅同时代的昆山巴城人梁辰鱼将比较单调的唱曲形式发展成生动活泼的演剧形式。他率先编创传奇《浣纱记》，将昆曲运用到戏剧情节的演绎中，创立了各种行当角色，赋予了昆曲演唱以更大的魅力。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变出众多的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曲腔系，成为了具有全民族代表性的戏曲。
可见，最初的昆腔是顾坚创立的散唱形式，后来的昆曲是魏良辅改良的清唱形式，随后的昆剧是梁辰鱼创用的演唱形式。昆腔的古老、昆曲的新鲜、昆剧的丰满，三者各有具体所指，不能混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昆曲取代了昆腔，昆剧又包容了昆曲。三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继发展，旋律形态从简陋到细腻，歌咏形式从清唱到演唱，构成了昆曲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
昆曲艺术是一门包括文字﹑语言﹑诗词﹑音乐﹑歌唱﹑舞蹈、美术等诸方面的综合性艺术。听她，仿佛呼吸着古老的空气，微微带有粉尘的味道，却又清澈明丽。看她，仿佛品味着一本纸业发黄的旧书，虽然字迹斑驳，却又美丽动人。她的魅力在于古老，在于传统，在于中华文明在其中的凝聚和闪现。所以我们应该去保护她，拂开尘埃，探寻其远逝的精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个有经典、能成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民族，是能不断抵御外来侵略，能吸收外来的营养壮大自己的。反之，没有这种自觉的民族虽然也有民族精神，但他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吞并、所压迫，直到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完全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但是，近些年来民族经典艺术在国人心灵上的失落，整个社会对民族经典艺术的冷漠，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余秋雨先生曾与他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于昆曲之美做过一次长篇对谈。当白先生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余秋雨先生自感惭愧，说道“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
如今的昆曲给人一种“危机四伏”之感，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自于整个社会对昆曲艺术缺乏认识，缺乏给予其应有的礼遇和尊重；二是来自于从业人员内部对这一民族经典艺术在认识上的漠然和敬业精神的削弱。其中，后者对昆曲生存所形成的危机比前者更直接、更致命。
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传统的保护，是对已经破坏了的文化心理的建设，而不只是对一种技艺的救助。对此，我国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
没有一种对文化的生态保护的建设，就不可能真正保护这种文化。特别是经过漫长历史文化的沉积，昆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狭隘的地域性格，以它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的文化含量而成为民族戏曲的典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代表。这种代表性并不会因为它在今天流播地域的收缩而消解和丧失。相反，在这颇显悲怆的文化氛围中，昆曲获得了庄严的生命绵延，它虽然躲在灯火阑珊的角落里而远离了大众，却不能敛止自身魅力像子夜丁香般浓郁发散。
昆曲京剧余韵香
中国戏剧文化中不少大气磅礴的忠烈之所以对于历史的前进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强烈的反抗力度出自于产生黑暗势力的同一思想源泉。
--《笛声何处》
几乎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够如昆曲艺术一样，传承六百年，正如《霸王别姬》中所说，不管哪朝哪代，主子都要听戏。这虽是对于京剧来说的，但这有着“百戏之祖”的昆剧，可是对京剧、越剧、黄梅戏等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
昆曲与京剧的区别不仅仅停留在唱腔、调式、剧本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昆曲作为我国古典词曲艺术仅存的活化石，其蕴含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是其他任何剧种都无法匹敌的。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它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昆曲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昆曲也正是在京剧兴起的时候式微的，花雅之争中，精致优雅的昆曲终不及花部的热闹活泼，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许多人觉得她精致过分了，不再被人们需要了。但昆曲并没有走向灭亡，她依然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守护着。
苏州大学周秦教授说，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因素支撑着，“昆曲才绵绵若存”。但或许她的式微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精致，而是人们的心越来越浮躁了。著名戏剧导演郭晓男认为，昆曲与京剧相比，在形式上有劣势，但却更有文化味道，“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昆曲可能不像京剧那么容易图解，可以用脸谱、翻跟斗这些很炫的形式来表现。但昆曲的魅力，在于一支笛子、一只水袖足以胜过千军万马。它的音律、古韵、味道，更能传达精神的信息、中国古文化的信息。和表面化的翻跟斗、武戏相比，更有文化底蕴，更有品位和味道。”
在于丹教授看来，昆曲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昆曲那种细腻、婉转、精致、唯美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进入当下的时尚生活。”这样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例子，在书中有很多。比如，我们现在流行一种“慢活”的生活方式，所谓“慢活”，“它是指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拳，练瑜伽；过环保的生活，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分享。而这种‘慢活’的例子和元素，在昆曲中，触目皆是。”
现在的我们常常会羡慕古人的生活方式，羡慕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羡慕魏晋时期的仙风道骨，但我们一直在忙碌地工作，忙碌地生活，忙碌得没有时间去看看自己要什么。我们隐约知道什么是精致，什么是优雅，什么是从容不迫，我们都很想去拥有，但总是被各种貌似更重要的事情所牵绊。
余秋雨先生在《追寻东方美学》中曾说过，“东方美学虽然为现代孕育了不少美的实迹和创造者，却未能在理论上构建起自身的现代形态。它在现代学者中能够找到不少眺望者、理解者和赞赏者，却很难真正找到魂魄与共的代言人”。昆曲艺术之所以遇到瓶颈，我们之所以与前人在艺术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为文化内涵决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缺乏为艺术而献身的人，没有继承、没有传播，也就出现了荒芜。
闻名全国的京剧“坤旦皇后”、昆曲名伶言慧珠，在那一场运动中，她宁可白绫自绝，也不愿苟且偷生。她的尊严和生活方式都是昆曲文化内涵的缩影，她很好的保持了这一点，可也正因为这一点，戏剧的舞台上少了一位杰出的昆曲艺术家。出生于清王族气韵犹存之家的言慧珠，从1955年开始，向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学习昆曲，两年后，她便嫁给了这位比自己年长近20岁的“老师”。她是一个勇敢而热烈的女子，也正是因为她的热烈与激情，她无法屈从那个时代的生活。我行我素言慧珠，一如张爱玲的不顾世人，然而张爱玲只是远离人群而已，她的意识根本就不在世俗。而你是偏要活在世人当中，精彩给她们看，自得给她们看。人生若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活下去，又何需继续？最终，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这个只有47岁的美丽女子坎坷多姿的一生。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心痛却真诚地说出了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为这位风华绝世的一代名伶唱出了最后的挽歌。
戏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称赞言慧珠为自己“最得意的女弟子”，而他本人亦对昆曲有很深的感情。谈起自己十一岁第一次上台，“串演的就是昆曲。”“我家从先祖起，都讲究唱昆曲。”“戏剧界的子弟最初学艺都要从昆曲入手。馆子里经常表演的，大部分还是昆曲。”
为什么以前学戏，都要从昆曲入手呢？这个问题梅兰芳先生曾作过解释。其原因有二：“一、昆曲的历史是最悠远的。在皮黄（京剧）没有创制以前，它在北京城里就流行了。观众看惯了它，一下子还变不过来。二、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的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多了。因为皮黄里有许多玩意儿就是从昆曲里吸收过来的。”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艺术修养的基础是艺术直觉。有了艺术直觉，那么，前面所说的艺术知识、艺术理论则全盘皆活，反之，则全盘皆死。”梅兰芳先生就有这样一种直觉。在1913年前后，北京戏剧界对昆曲的态度，己经由全盛时期渐渐衰落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对于那时的情况，梅兰芳先生讲“台上除了几出武戏之外，很少看到昆曲了。”而梅兰芳先生因为受到已故伯父的熏陶，眼看着昆曲有江河日下的颓势，觉得这将是戏剧界的一个绝大的损失。于是梅兰芳先生决定自己唱几出昆曲，提倡一下，也许会引起观众和其他演员们的兴趣与关注，好让大家一起来研究它。梅兰芳先生说，“您要晓得，昆曲里的身段，是前辈们耗费了许多心血创造出来的。再经过后几代的艺人们逐步加以改善，才留下来这许多的艺术精华。这对于京剧演员，实在是有绝大借镜的价值的”。于是，在昆曲于戏剧界每况愈下的情境下，梅兰芳先生先后向乔惠兰、陈德霖、李寿山等名家学习，从中吸取养分，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又在演出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一口气学会了三十几出的昆曲。1915年开始登台演出，引起观众对昆曲这一古老剧种的注意与重视。梅兰芳使昆曲得以复苏，昆曲又充实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这枝“兰花”又重放异彩。
梅兰芳与言慧珠，一为京剧大师，一为昆曲名伶，皆为业界所赞誉；前者的高尚情操，后者的卓尔不群，皆为后人所敬仰。京剧与昆曲，一为中国“国粹”，一为“百戏之祖”，皆为戏剧双姝。
2008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三，梅派传人史依弘和俞派第三代传人张军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合作《游园惊梦》，雅致的丽娘，英俊的柳生，在水袖的交缠里，在迤逦的唱腔中，完成了青春的美好翩跹。如今的梅派艺术与上海昆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明显的分水岭了。看来梅派艺术与上海昆曲的“瓜葛”不断，其渊源可谓是前世缘未尽，今世情未了！艺术作品能否做到异地共赏、异时共存，才是检验它是否文艺精品的一项标准。
用心炼出的璀璨
流光溢彩五色石
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琉璃》
在西方，人们曾把琉璃当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而加以珍藏，它的晶莹剔透和流光异彩常能达到变幻莫测、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所以琉璃带给人类的是生活的喜悦和创作的灵感。西方的当代琉璃艺术仿佛是对玻璃可塑性的考问。简单的线条和几何形体用西方人的语言为现代雕刻作了完整的诠释。而东方的琉璃，不是单单借助一种光与影的交相辉映，而是一种骨子里的迷人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中国，琉璃被誉为五大名器之首（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中国琉璃艺术历史悠久，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关于“西施泪”的传说。
相传，春秋末年，范蠡为刚继位的越王勾践督造王者之剑，历时三年得以铸成。当王剑出世之日，范蠡在剑模内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粉状物质，与水晶融合后，晶莹剔透却有金属之音。范蠡认为这种物质经过了烈火百炼，又有水晶的阴柔之气暗藏其间，既有王者之剑的霸气，又有水一般的柔和之感，是天地阴阳造化所能达到的极致。于是将这种物品称为“剑道”，并随铸好的王者之剑一起献给越王。越王感念范蠡铸剑的功劳，收下王者之剑，却将“剑道”原物赐还，还以他的名字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
当时，范蠡刚遇到西施，为她的美貌折服，惊为天人，他认为金银玉翠等天下俗物俱无法与西施相配，所以访遍能工巧匠，将以自己命名的“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不料，这一年战事又起，勾践闻知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兵马，意图讨伐越国以报父仇，所以决定先发制人。范蠡苦谏未果，越国终于遭到大败，几近亡国，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临别时，西施将“蠡’送还给范蠡。传说西施的眼泪滴在“蠡”上，天地日月为之所动，至今还可以看到西施的泪水在其中流动，后人称之为“流蠡”，意为“从此人间再无悲离”。今天的琉璃就是由这个名字演变而来的。
作为艺术品的琉璃是传统的中国语言与充沛的人文思想的结晶，那些很容易被感知的、丰盈的器皿或是雕塑体现的是东方人的精神、思维及情感。它向人们昭示：琉璃是有生命的，只有在遇见知音的时候才会碎裂。就是在某一个不经意间，它滑过冰冷的空气，跌碎在地板上，微笑着变成玲珑的碎片，让人心痛的碎片。《史记》中关于范蠡的记载有这样一句话：“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在前人眼中，人们认为与范蠡有关的琉璃和水晶一样，具有记忆与传承功能，更重要的是，琉璃可以保佑拥有者升官发财。传说中最早的财神聚宝盆，就是用琉璃做的，因此琉璃被认为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比人们常用的黄水晶更加直接有效。
而关于琉璃艺术的最早记载则是在商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工艺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历史的起初，厚重的青铜、华丽的景泰蓝、质感的陶瓷遮掩了琉璃的光彩和清灵，但是琉璃的华彩并没有逃过那些有着与生俱来独特美感的中国工匠的眼睛。无论是紫禁城金銮殿一角堂皇的琉璃砖，还是皇帝御用书桌前端放的吸纳着真龙华彩的琉璃半卧侍女像，都有些可着人心的精致。而在南北朝时期，琉璃又和玉石、珠宝一起，成为贵族比阔的奢侈品。与西方透明亮丽的玻璃不同，中国的琉璃是温润光滑，半透明的玻璃，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琉璃是为了比拟珠玉，宝石而烧出来的。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由于琉璃如同太阳光芒一样，包含着各种光色，是所有颜色、能量的综合体，所以，许多人认为它对于供佛、辟邪、镇宅都拥有相当强大的正向能力。充满着丰富的能量，既能趋吉避凶、又能安定情绪，把它当作代表着如意美满的吉祥圣物，古人也叫它“五色石”。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咏琉璃》中称赞它道：“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传达出了琉璃灿烂夺目的诱人风采。在古代，琉璃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和杏黄色、龙纹一样，同属王族专用。到了汉代，琉璃的制作水平已相当成熟。但是冶炼技术却掌握在皇室贵族们的手中，一直秘不外传。所以尽管知道琉璃的人很多，但是在民间却很难找到，所以当时人们把琉璃甚至看得比玉器还要珍贵。
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曾说过：“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斑驳的历史曾让这璀璨的琉璃工艺一度落寞。大约在元代，随着汉文化的人为断层出现，汉王室的许多技艺也失传了，琉璃就在其中。到了明代已基本失传，不过在明代即使是很残缺的工艺，依然会受到品级的保护。但当时的琉璃已经很不通透，所以被称为药玉。《明制》载，皇帝颁赐给状元的佩饰就是药玉，等级四品以上才有。到了明清，琉璃就只有在神话传说中才有了。还记得《西游记》么？沙僧原本是天宫的卷帘大将，就是因为失手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凡间，苦守流沙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琉璃的珍贵了。
作为古老中国传统工艺中独有的一种古法材料和工艺，中国古法琉璃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古法琉璃材料特殊，完全不同于水晶和玻璃，而且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火里来、水里去，要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有的光制作过程就要十到二十天，且主要依靠手工。各个环节的把握相当困难，其火候把握之难更可以说是一半靠技艺一半凭运气。仅出炉一项，成品率就只有70%。更关键的是，古法琉璃不可回收，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一点点问题，十数天、几十道工序，多少人的努力就立刻付诸东流。琉璃不仅仅是一种材质，更是一种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琉璃产品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琉璃产品。余秋雨先生在《琉璃》中提到琉璃的制作，“用火烧，更用心烧，于是，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这两重窑变的成果，是人类真正的珍宝。”千年的炉火，世代的工匠，用火烧，更用心在烧，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千年倾城的爱恋与丰博的文化韵味也深深溶入精美剔透的琉璃。
余秋雨先生写到“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琉璃的纹理与黄金、白金的结合，有一种浓厚的禅的意思在里面，琉璃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是佛教“七宝”之一。佛教认为琉璃制成的过程就是千年修行境界的化身。在所有经典中，都将“形神如琉璃”视为是佛家修养的最高境界。《药师经》里的理想世界是琉璃净土。《药师琉璃光本愿经》载：“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以此焰网庄严之功德，度化众生之病苦。其他记载关于七宝琉璃的经典还有《妙法莲花经》、《阿弥陀经》等。
琉璃蕴涵着特殊的文化现象，她是来自上苍的使者，大度而醇厚，见证着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鼎盛的歌舞升平；她色彩艳丽而不浮华，质地坚硬却有“一颗脆弱的心”；透明着，却又不断地改变着光与影，冰冷中，也能时常洋溢出满怀激情；仿佛在宁静中孕育着力量与生命，于难以捉摸的变幻里，闪亮出一种古老国度独有的哲学与理性，令人心驰神往。
二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我们的祖先用铸造法制作了琉璃耳环，然而这种技术未能得以承传。当前的中国琉璃风尚兴于上海，成于台湾。现代琉璃技法的成功是民族的荣耀，从此中国琉璃跻身于国际艺术之林。中国琉璃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她的流光溢彩、变幻瑰丽，是东方人精致、细腻、含蓄的体现，是思想情感与艺术的融合。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
屋檐上的琉璃瓦
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了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
--《绝境回来》
晶莹剔透的琉璃，总是以神奇变幻、捉摸不定的神韵将人带入美仑美奂的梦境。在灯光的辉映下，琉璃的独特色彩与质感带来一场炫丽的舞动，仿佛具有了奇妙的生命力。而在阳光映衬下的琉璃，总是以神奇变幻的色彩，千奇百怪的造型，彰显着韵律与趣味的和谐。这种光学和美学的衔接，让人不得不由衷折服于这种自然造化与人工巧技的碰撞所产生的奇幻魅力。
琉璃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起源于北魏。大约自唐代开始，琉璃烧制的各种建筑饰件开始广泛应用于建筑物的装饰，并逐渐形成了琉璃艺术在建筑中独特而壮观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知道，在汉代时，琉璃制作工艺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有所扩大。据出土文物考证，汉代的很多“明器“（古代陪葬的器物）都是用琉璃制作的。北魏的时候，琉璃开始成为一种建筑材料而被制成瓦用于建筑，开创了琉璃艺术在建筑中独特而灿烂的历史。用于建筑的琉璃是一种带色陶器。以各种颜色的人造水晶为原料，用水晶脱蜡铸造法高温烧结而成的艺术作品。这个过程需经过数十道手工精心操作方能完成，稍有疏忽即会造成失败或瑕疵。琉璃制品色彩绚丽、造型古朴、结构合理、富有我国传统的民族特点，且耐风雨侵蚀，不易褪色剥釉，用以建造亭、台、楼、阁，显得格外雄伟壮丽。
琉璃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主要得益于佛教。佛教认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之外，有个东方“净琉璃”世界，被称作“净土”乐园。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这个位于东方的净琉璃世界，是佛教中的理想境界之一。药师佛曾立下十二大愿，要使净琉璃世界的一切居民，无病、无灾、丰衣足食、解脱苦厄。药师佛除与释迦佛、弥陀佛在大雄宝殿共同享用人间香火外，还有自己的“药师殿”、“药王殿”。（不同于中国道教的药王庙），殿内正中为药师佛，两旁是他的左右胁侍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合称“药师三尊”，又叫“东方三圣”。而佛教在中国兴盛的时期，正好是琉璃作为饰件被应用于建筑的南北朝时期。
唐代是琉璃艺术的发展时期，长安的宫殿上已有较多的琉璃饰件了，而且是黄、绿、白三色装饰着屋顶。从北宋到元代，琉璃饰件的运用更加广泛。如开封佑国寺佛塔，通体以琉璃饰面。在北宋写成与颁发的《营造法式》中，对琉璃瓦的制作工艺已经做出了文字记载。明、清时期，琉璃艺术的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琉璃在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种类多样，有“十样”之称，即十种规格。每种规格又都相应配套，如每种的吻、兽、脊、砖、瓦等构件都能相环相扣。此时，建筑与装饰艺术紧密的结合起来而形成了琉璃艺术的一种新风格。除了大量的使用琉璃制造楼阁栏杆、桌、凳等家具之外，还用大量的琉璃制品装饰皇家的宫殿、寺庙、官邸、官署等建筑，特色鲜明。北京的古代宫廷寺庙建筑几乎全用琉璃作屋瓦和各种户外装饰。
北京的故宫，即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其宫殿重叠，金碧辉煌，亭台楼阁，气象万千。故宫最重要标志便是：朱门、金钉、红墙、黄瓦。站在景山上，故宫上的金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四周的几个祭坛也用了不同颜色的琉璃，天坛用蓝色，地坛用黄色，日坛用红色，月坛用白色；屋顶上的各种造型，包括动物、花鸟等，也显示出琉璃的晶莹和光滑。故宫的整体结构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仅琉璃色彩的运用就有很大学问。
在我国古代，“黄色”是一种代表尊贵的颜色。《易经》载：“天玄而地黄”。在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中，五色配五行和五方位。故土居中，黄色为中央正色。《易经》又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所以黄色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居中的正统颜色，为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被认为是最美的颜色。所以，故宫的琉璃瓦都是金黄色的，这是皇帝将其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和权力的象征。故宫重要宫殿的屋顶上铺设的都是黄色的琉璃瓦。由天安门、午门进入宫城，是北京特有的碧蓝色的天，蓝天之下是成片的、闪闪发亮的金黄色琉璃瓦屋顶。古时，只有经皇帝恩准勅建的坛庙或祠堂建筑的屋顶上，才可以铺设黄色琉璃瓦，其它建筑，如官衙、王府等，均不得在其建筑屋顶上铺设黄色琉璃瓦。否则，属于越制，是要被治罪的。
地坛作为祭祀大地的地方，也用黄色，大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农业又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的人们，认为农业是百业之正统，给于最高的礼拜。
天坛的建筑及色彩的运用，使这座建筑具有严肃、神圣和崇高的意境。天坛是古代最高一级的祭祀建筑，是皇帝用来祭天的地方。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天属阳，应在南郊祭祀；地属阴，应在北郊祭祀。北京天坛位于北京南郊，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有圜丘和大享殿两个主体建筑。苍天是圆的、蓝色的，大地是方的，土地是黄的。圜丘平面圆形，共三层，各层都用青色琉璃铺砌坛面和栏杆（清乾隆年间已将青色琉璃坛面与栏干改为白石），边角镶以白石。四周的矮墙，皇穹宇、祈年殿的屋顶都用蓝色的琉璃瓦。在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建成的大享殿，平面也为圆形，立于三层白石台基之上，上覆三重檐的攒尖顶屋面。上檐用青琉璃瓦，中檐用黄琉璃瓦，下檐用绿琉璃瓦，代表天、地、万物（清代重建后改为三檐一律用青琉璃瓦，更名为祈年殿）。天坛还种有大片松柏，绿色的环境，蓝色白色的建筑交相辉映，突出了整个意境。
随着烧制技术的发展，琉璃成为我国雕塑艺术的重要介质，将造型艺术和色彩巧妙融合的琉璃艺术，在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9年）修建的山西大同九龙壁、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修建的北京北海、故宫、九龙壁等金碧辉煌的艺术瑰宝上均有显现。
山西大同九龙壁、北京北海和故宫九龙壁是我国现有的三座琉璃九龙壁，其中，以大同九龙壁年代最久、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大同九龙壁的壁身是九龙壁的主要部分，以黄、绿、褐、紫、蓝等各色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五彩斑斓，蔚为壮观。前有倒影池，壁龙映于水中，宛然如生。
故宫九龙壁是一座高大的琉璃照壁，正面共由270块烧制的琉璃塑块拼接而成，照壁饰有九条巨龙，各戏一颗宝珠，在色彩艳丽的琉璃构件点缀下，就像九条龙才从海水中嬉戏奔腾跃出，光泽的琉璃恰恰给龙身留下了晶莹的水渍。九条龙的颜色采用蓝、紫、黄、白、黑等色，重色深沉敦厚，浅色明媚婉丽。琉璃壁的下层，以绿色表达海浪的深邃，以白色点明凌空尽溅的浪花，形成了瞬息万变的激浪，使整个画面看上去雄伟壮阔，色彩甚为华美。
北海的九龙壁，由黄、紫、白、蓝、红、绿、青七色琉璃砖424块砌筑而成，总计共有635条龙。余秋雨先生在《乡关何处》中说过“文明易碎”，而北海九龙壁虽历经二百多年风雨剥蚀，却颜色未变，可见当时琉璃工艺之精湛。
从琉璃工艺在这几处建筑上运用，就可以窥探到古代琉璃艺术的精华之所在。她是那样的色彩绚丽、晶莹夺目、金碧辉煌。同时，这美丽的琉璃艺术也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的聪明睿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
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个答案众多的话题。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人性，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本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等品性。人性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是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艺术批评的任务，就是到作品中去发现、命名这样的人性概念。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显然是一个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性的问题，余秋雨先生正是希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寻绎，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不仅在人类文化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文化人格的选择和塑造上，有助于我们走出当前迷乱的窘境。
在人类的众多情感中，亲情总是被列为最稳固和最美好的感情之首。她是情感世界里最美好的玫瑰，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谨慎财富。“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象，世间舐犊情深，永不改变……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道德经》有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大爱不言，最伟大的爱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友谊是一种温静与沉着的爱，为理智所引导，习惯所结成，从长久的认识与共同的契合而产生……人生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不能没有友情，没有经历过友情历练的人是寂寞的。也许对于友情的渴求正是源自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寂寞。友情的需要产生于寂寞感，而寂寞感更多地产生于心灵的距离。寂寞赋予了我们太多的灵性，是创作的源泉，也是漂泊的伊始。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流浪者，在生命中流浪，在死亡中解脱。离开熟悉的一切去熟悉陌生的一切，将命运做一次放逐，也许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品咂出亲情、友情、寂寞的真正涵义；才会明白，在漂泊的日子里，对家的追问和怀念是永恒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他们就是小人，小人可憎，小人可恨，小人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的伎俩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鉴赏”和“领悟”。
我们有很多种词汇来描绘心灵上的震撼，比如说感动、寂寞、人性……人类一直是在不断地追求物质和精神中获得进步，这种追求的过程就是生活。而完整的人生正是把精神和物质的追求都统一起来，从而变得和谐。余秋雨先生正是以这种看似平淡的笔调在阐释着人性中最深刻的美与丑，出色地完成了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和诠释。
在亲情中品咂爱
亲情无价，时不我待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那一叠纸条》
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整本书中，一直在表达他浓浓的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包括父母，包括叔叔，包括遭遇，包括上天，鸿蒙而又伟大。在谈到为什么书名取作“借我”一生，而不是其它的时候，余秋雨先生说“我的一生其实是长辈们不断地在向上天，向大地，向空间，借取着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亲情，这个看似让人感觉温暖的字眼，有的时候，却很容易被人遗忘。亲情是人世间最真切、最朴素、最珍贵的感情。在人类的众多情感中，亲情总是被列为最稳固和最美好的感情之首。她是情感世界里最美好的玫瑰，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谨慎财富。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它对人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难以替代的滋润和营养。因为亲情是伟大的，因此我们感恩亲情。同时，亲情也是非常脆弱的，她往往由于一场灾难、一个人、一句话而支离破碎，因此我们珍视亲情。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一次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尔-盖茨出乎记者意料的回答：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盖茨的回答让很多人怦然心动，人们没有想到拥有如此多金钱的他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时不我待！如果等到你真正拥有了可以孝顺能力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有的父母可能吃不动了、也穿不了了；有的父母也许早已远离尘世。正如古人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