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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研究西洋历史的道路,凡有两条,一是读西洋历史名著的原本,一是读中国人自己的编著或译本。

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洋的历史学,靠了新材料的发见,及新史观的兴起,他的发达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而历史名家的著作,也是日新月异,美不胜收。所以我们若能直接读他们的著作,实是研究西史的一条最简捷最有效果的道路。但不幸因为文字上的困难,因为书籍的昂贵和难致,这一条路只成为少数学者的私径。于是大多数的学子,便不得不向第二条路走去。

但第二条路也不是平坦大道。现在我国人自己所编的西洋史,在性质及数量上,均尚免不掉贫乏的讥评。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之这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尤足增加了著书的困难和失望。

至于译书一事,在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是极易的,但实际上亦有许多困难。第一,历史的著作,大抵是偏于学术的,所以他定不能得到群众的狂热欢迎,因此,人们或因得不到相当的报酬而气馁。第二,凡是文笔清通的人,都能译几篇文艺小品,而不致有大舛误;但假使你不曾研究过历史,你译出来的史学名著,怕就要免不了遭受“贻笑大方”“贻害后学”的一类考语了。第三,历史是最富于人性的一个学术,所以他的取材及范围,亦当以人为根据。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但这一件事更不易做,更非素无历史研究,或乏世界眼光者,所能下笔的了。因此三个原因,历史名著的好译本,在今日的学术界中,遂等于凤毛麟角。

本书的译者,是我在北大时的同事。他的史学和史识,是我素来敬佩的。他的学识,本可以使他自编一书而绰有余裕。但他因感到自己编书不易完满,又因深佩美国前辈鲁滨孙氏的史学,所以便很谦虚的,把鲁滨孙的这本书译成中文,以饷国内的学子。何先生的历史学识和研究,既足以消灭上说的第二个困难;而这个译本中卷数的分配,章节的排列,以及材料的剪裁,亦均足以显出译者的眼光及目的,上说的第三个困难,到此也就无形的消解了。不但如此,上面我们所说的研究西洋史的两条大路,第一条岂不是我们所认为更满意的吗?现在大多数的学子,虽仍不能自己去走那一条路,但靠了翻译的幻术,他们竟可以去“卧游”那个走不通的仙境了。岂不快哉!

鲁滨孙是美国的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和学者,他的这本教科书的风行,是没有能和他竞争的。我希望他现在靠了何先生给他的这一套优美的华服,在我国能受到更大的欢迎。

陈衡哲 民国十三年九月一日序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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