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只会发生在高度发达国家吗？

我们经常说危机和萧条只会发生在工商业蓬勃发展、事业进取心旺盛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同时，我们也经常认为危机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只会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荷兰及北欧国家出现。然而就在最近，它们出现在了奥地利、德国和俄罗斯。

毋庸置疑，发生危机的国家的确有着很高的声望及进取心。那些不曾拥有这些经历的国家不会因此而受到赞扬，因为缺少这些会意味着经济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国家已受到这些纷扰的影响。从1873年起，在危机发生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时期里，巴西、阿根廷和秘鲁都发生了因物价下跌、非充分就业以及前期过度发展而产生的危机。《英国领事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境况。这些国家产生纷乱之前，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更为密切，在公共和私有工程上的支出十分庞大，其结果与发达国家相同——因缺少资源的多样化而使得局势愈加恶化。如果迹象不那么明显，或影响较小，那是因为工业体系不那么复杂。对1890年阿根廷经济情况的研究，给“危机”这个课题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反证。

因此，危机因国家的发展和扩张而发生，而非基于一国发达的程度。

区别危机的地区性和普遍性

据说危机和萧条具有地区性和普遍性，即它们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并可能会蔓延到所有与它们具有密切商业关系的国家。危机和萧条越发变得普遍，原因很明显：第一，在任何拥有信用制度的发达国家里，过度消费和投机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这两种因素同时作用于所有的这些国家，并几乎在同时各自发挥其影响力，促成同样的后果。第二，商业和国际信贷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商业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同样的景况，一国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所有国家的损失；任何国家购买力降低或消费能力下降，一定会影响到与其拥有贸易关系的他国。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先生（Alfred Russell Wallace）说：

“我们已经谈到很多关于各国之间商业往来的好处。然而，商业往来同样会使一国陷入困境，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商业往来使各国的命运相连——无论好坏——每个国家的繁荣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共同繁荣。如果人们充分理解这一事实，商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尽管人们意识到萧条时期变得日益普遍，但不同国家所遭受的影响程度总是相差甚远，我们不应忽略这个事实。当人们指出这些经济灾难会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时，人们一直倾向于夸大它的普遍性。如果认真分析，就会清楚地发现，经济灾难在持续时间和程度上不尽相同，同时，其发生时间的差别也会引人关注。这种不平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危机最初发生的国家与其他后来发生的国家相比，前者陷入的经济困境更为严重，也是因为某些国家的工业体系和金融机构较为落后。这样一来，承受危机冲击的能力就会有所差别。

不同国家受危机影响的不同程度

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受危机的影响一向较小，这一点经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的原因要归结于法国人的生活节俭以及该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将土地划分成小型农场，并拥有人数众多、所占比例较高的大片土地所有者。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在发挥同等的效用，包括条款严苛的破产法。无论是通过法律或相关机构对民众的教育，还是传统因素的影响，都让法国崇尚高标准的商业诚信品德。孩子为还父债拼命工作，公证人员为同事的贪污行为支付罚金以维护行业声誉（尽管两人没有私人交情）——这些行为都体现了法国人为人正直、恪守商业责任的品德，这对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许人们会难以理解，一个以士兵在战斗中勇猛而著称的国家，竟会支持商业行为保守的金融家和企业家。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同样应注意到，人口几乎保持不变的法国，其每年的贸易额和产量都比其他国家更为稳定，这使得法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经济的预测更加准确——价格或产量突变等经济波动都是诱发危机的主要因素。从以上分析来看，法国最不容易发生危机。当考虑法国农耕地的面积和制造业的规模时，我们会发现，法国每年用于各种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几乎相同，每年各个制造领域的生产总量也都十分相近。

1885年，法国小麦种植地面积为6,956,765公顷，1886年为6,956,167公顷，仅相差598公顷，变幅不到1%。1881年和1885年小麦种植的面积相差不到309公顷。 1886年、1887年和1888年三年的出口总额分别为3,248,800,000法郎, 3,246,500,000法郎, 3,246,700,000法郎。 将1887年的出口额视为基数100，则以上三年的出口相对值分别为100.07，100，100.006。1893年，法国的生铁产量为2,003,000吨，而1895年为2,004,000吨，相差只有1000吨。

欧洲大陆国家中，仅次于法国，甚至某些情况下超过法国的比利时，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最相近。荷兰和比利时的人均对外贸易额位居前列。虽然荷兰人口数量远超过比利时，但后者的贸易和制造业主要依赖于钢铁、玻璃、矿石、锌、煤和焦煤等原料，而这些都是容易受到物价和经济活动的波动所影响的。

似乎英国的冒险精神和投机热情为危机和萧条的产生作出了最多“贡献”。企业大肆浪费资源这一源于英国或者说受到其支持的行径，无法从其国民的财富增长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更不能从它对自己位于世界各地的商业和殖民地的巨额投资中找到原因。除此之外，英国企业还富有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经常会发展成急功近利，体现在不计其数的寻求资本的创业者身上，甚至是大量更为引人注目、蓄势待发的投资者身上。

大概美国也为同等数量的创业者提供草率或是荒唐的项目。然而，无论是因为可用资本不足，或是因为国内投资过多而使监督机制更为严格的缘故，创业者们无法找到那么多轻易就肯出资的投资者。投机行为及企业的草率经营之所以在英国很常见，根本原因就是寻求投资的资本大量积聚。这些资本总是数目庞大，需要新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英国的金融市场之所以与众不同，并非因为其拥有大量投资，而是因为英国具有更多的可支配财富，而且人们可以随时利用这些财富进行投资。值得信任的史学家们列举了多个为利用英国资本而组建公司并设立项目的例子，几乎令人难以想象。谈到17世纪末的资本过剩，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详细描述了从17世纪末开始频繁发生的状况：

“这种状态自然会产生大批精明而古怪、勇敢却奸诈的投资计划者。他们忙于为剩余资本计划新的用途。大概在1688年，伦敦首次出现了“股票经纪人”一词（stock-jobber）。短短的四年中，大批自信满满地向客户提供赚取暴利机会的公司涌现出来……一些公司在豪华的大厦里办公，用镀金纸印刷他们的广告；还有一些公司没有那么张扬，他们只要有墨水写字，可以在伦敦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会面就够了。乔纳森和卡洛韦（Jonathan's and Garraway's伦敦金融城的两间咖啡馆）立刻因股票经纪人、股票买卖者、经理间的会面和老板间的会面而沸腾起来。不久期货交易就成为了一种时尚。公司开始进行大规模合并，稀奇古怪的传闻在街上流传，这都是为了抬高或压低股价。我们国家第一次遇到这些现象，长期的经验已使我们开始了解它们。这种征兆表现出的狂热与1720年、1825年和1845年的狂热程度完全相同，它牢牢抓住了公众的心理。社会充斥着人们对金钱的急切渴望。然而人们对收效缓慢却有所保障的获利方法却嗤之以鼻，尽管这种利益是劳动、耐心和勤俭带来的适当奖赏。怀特弗利人（Whitefriars）的欺诈精神得到了一本正经的市参议员、各行各业的主管、副市长和市政议员的青睐。与将精挑细选的货物运到弗吉尼亚或是黎凡特（位于地中海东部）相比，颁布一份虚假的招股说明书以发行新股真是既轻而易举又获利丰厚，其目的旨在于让无知的大众相信，他们获得的股息不会低于20%，并劝说大众卖掉5000英镑的股票来获取10000英镑以上的切实财富。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泡沫，它们浮出水面、闪着光芒，直到破灭、被人遗忘。”

三十几年后，“南海泡沫事件”发生时，又出现了大批稀奇古怪的新方案。这些公司设计的方案名称有：

“在爱尔兰沿海海域打捞失事船只，开办马匹家畜险（200万）和仆人损失险，海水淡化，修建私生子医院，建造反海盗船，用葵花籽榨油，改良麦芽酒，恢复海员工资，用石墨炼银，把水银炼成可锻的精炼纯金属，用煤炼铁，从西班牙进口一批大种驴，从事假发贸易，饲养肥猪，研制永恒运动轮。不过，最离奇的是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间里做所谓恰当的事”。每个认购者必须当场用现金支付两个几尼（英国的旧金币，1几尼=1磅1先令。——译者注），就可以得到面值100几尼的股票。由于投资的标的是开诚布公的，使得这项交易非常诱人，当天上午认购出了上千份——下午发起人就卷款而逃。”

1825年12月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英国在修建运河及其他设施改建方面出现了过度的开发。同时，其对外贸易极度膨胀，与刚从西班牙人的殖民下解放的南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尤为明显。发生在两个世纪经济的极度膨胀又出现了。马提诺女士（Harriet Martineau）以图画的形式描述了人们普遍对一夜暴富的狂热，与此同时，人们还通常希望能被名气大、收益好的公司所赏识。面对人们努力增加对外贸易的鲁莽行为，她说道：

“几周里，从曼彻斯特运到里约热内卢的货物数量比过去20年的还要多。大量易腐烂的货物被丢在岸边，任由偷盗和风吹雨打，直到塞得满满的仓库终于有了多余的空间。可以肯定，伯明翰的暖床器就曾经暴露在炙热的太阳下，圣菲尔德的溜冰鞋也曾被卖给了连冰都没听过的人。在一些地方，当地人被动接受了瓷器和刻花玻璃优于椰壳和牛角这一知识，进而将它们用作碗碟和杯子。”

弗兰西斯先生（John Francis）在其所著的《英格兰银行史》一书中声称，他曾在1825年看到过某公司关于排干红海海水、重现埃及法老和他的军队追寻犹太人时留下的黄金珠宝的计划书。这确实是一场闹剧，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方案而非仅仅只是口头上的空想。

这些荒谬的行为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投机行为本身就是事业心与进取精神的必然产物。拥有一种能够激发这样虚妄的冒险行为的天性，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民族的特点。各公司为实现这些古怪的计划而设立了一些组织机构，这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证明，这种机构很有帮助，并在英国未来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南海泡沫事件”发生时，人们坚持认为，只有不超过10%的公司目标不切实际，而其他90%的公司的确取得了成功，并能长此发展下去 。这90%的公司包括保险公司、渔业公司、与美洲的贸易公司、港口改善公司、纺织品制造公司及金属生产公司。1825年爆发危机时，制造业和贸易发展迅猛，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只受到了年底危机事件的短暂影响。

萧条有利于大多数人

之所以暂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认为萧条不一定都是灾难，甚至会是有利因素。一些人声称，只有在人们抱怨时境艰难时社会才是最繁荣的。他们认为，在各行各业都充满活力的所谓经济景气时期，物价水平会很高，资本家或雇主就会从中受益。一方面，在萧条时期，物价走低，工薪阶层就会受益，因为工资的购买力会增强。我们对1871年和1873年英国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作出了比较，1873年大量商品的出口量低于1871年的出口量，但几乎全部商品的出口总额却高出1871年的总额。总体而言，工资的增长率要低于价格的增长率。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价格增长带来的利润都跑进了雇主的口袋。而在之后的萧条时期里，工资的跌幅远远小于价格的跌幅。

提出这种主张的根据是，工资和价格在环境改变时所需的调整时间是不同的。不可否认，当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时，工资不像价格那样会迅速发生变化。

尤其对于制造品来说，其价格水平在工资依据时局变化进行调整之前就上升了。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两者相比，其价格变化的灵敏程度更是显著不同。与批发价格相比，零售价格下跌得更快，上涨得更慢。

如果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萧条时期的全貌，那么萧条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观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价格下跌和利润缩水，与产量减少和就业下降往往同时发生。萧条时期，工厂倒闭，销售量下降。环境的变化不会只影响到制造商和批发商，而会蔓延至整个工业和贸易领域。雇主与雇员的利益、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利益并非是相悖的，社会各行各业的繁荣才能成就整个社会的繁荣。每次经济萧条，劳动者必然受到的严重影响，其表现为社会难以实现稳定就业，很多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在零售价格上涨时期，如果贸易状况良好，账面没有坏账积累，那么零售商就会对赚取的利润感到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