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股咖啡豆的香味，从一条小巷的尽头传来。这是正宗的咖啡的香味，不是胜利牌咖啡。于是，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这两秒钟里，他仿佛回到了早被遗忘的童年。突然，门“砰”地响了一声，关上了。咖啡豆的香味，也随之消失了。
温斯顿已经走了好几公里了，此时，他觉得因静脉曲张而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发痒了。今天，他又没有去邻里活动中心。三个星期以来，这是第二次了。他这种行为有些轻率，因为，就算是参加活动，也得接受核查。按照原则，党员是不允许有空闲时间的。除去睡觉时间，他们不允许独处。在党员的生活日程里，若不是在工作、吃饭或者睡觉，这个时间，他一定是参加集体文娱活动。一切独处行为，都不予以提倡，甚至，独自一人外出散步，都是不允许的。在党内，这种行为被称作“离群”，意思就是崇尚个人和行为怪异。
然而，从部里出来的时候，温斯顿却被四月和煦的暖风吸引了。夜晚的天空很蓝，这样的景致，在入春以来很是难得。相比之下，邻里中心的活动就变得更加索然寡味——喧闹而又冗长的节目表演，费力而烦闷的互动游戏，还有空洞无物的讲演，就连同志之间的关系，都是依靠杜松子酒，勉强维系的。
在一时冲动之下，他离开了公共汽车站，信步走进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他很随意地走街串巷，终于，在一条从未去过的小巷里迷失了。
“要是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过。现在，这句话不断在他脑子里回响。它阐述了一个神秘的未来，但是却不免荒诞。
现在，他到了曾经的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这个地带，是贫民的集中区。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坐落着低矮的二层小楼。窗户上四分之一的玻璃都是破碎的，在破洞的地方，都用木板堵着。房门面朝着人行道，已经破乱不堪，乍看起来活像一个个老鼠洞。黑暗的门里和狭窄的陋巷里，人流密集：抹着劣质口红，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女；情窦初开的少男；摇摇晃晃的肥胖女人（这些少女十年后的样子）；迈着八字步的驼背老头；在污水里玩耍的衣衫褴褛的儿童。
他们都各忙各的事情，没有人会注意温斯顿，只有两三个人好奇地瞥他一眼。
当他走过一座大门时，看到两个女人正闲聊。她们抱着粗壮的胳膊，相谈甚欢。温斯顿走近她们时，听清了她们的谈话内容：
“我跟她讲，说着容易做着难，如果换作她，她肯定也这么做。她不需要操那些心，哪里会体会我的为难。”一个女人说。
“就是，就是！一点没错！”另一个女人说道，说话声却突然停住了。温斯顿经过的时候，那两个女人，用警觉的目光打量他。这种警觉，也可以称作片刻的紧张，就好像看到了一只没有见过的动物，产生的戒备。穿蓝制服的党员，很少在这条街上出现。除非有公务在身，否则，真不该在这里露面。如果不巧碰上巡逻队，很有可能会受到盘问。他们会检查你的证件，还会详细地问询一些情况，比如下班时间，家庭住址，等等，以此判断，这里是否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绕道回家。不过，要是被思想警察知道了，你肯定会招致怀疑，并引起注意。
街面上躁动起来。四周传来了警告的呼喊声。原本安静的人群，立刻慌作一团，急匆匆地窜进了门洞，犹如野兔钻洞。一些年轻妇女，则迈开步子，从门洞里一跃而出，拎起正在脏水里玩耍的孩子，用脏围裙一裹，又逃也似地返回了。
温斯顿正在纳闷，从巷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他的衣服上有很多褶皱。他一边向温斯顿跑来，一边指着天空大叫道：
“首长！有汽船，快趴下！”
“汽船”是无产者给火箭、炸弹取的外号。
于是，温斯顿立刻就地扑倒。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的直觉总是对的，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还要快。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在火箭到来之前，就能有所感应。温斯顿用两条胳膊紧紧抱住脑袋。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似乎道路就要被掀翻了。接着，他感觉，不少零星的东西掉在他背上。他起身张望了一下，原来距离他最近的窗户，玻璃被炸飞了。
他继续往前走。他发现，炸弹把前方两百米的一些房屋摧毁了。只见一股黑烟高高地悬在空中，下面是腾空而起的墙灰。在他跟前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中间还有一块血红的东西，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只从腕部断裂的手。手腕处一片血污，其他部位已经变成了白色，就像是石膏做的假手一般。他把那只被炸断的手踢到一边，然后躲开人群，拐进了右边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之后，他就离开了被炸弹袭击的那片区域。现在，街道上又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了。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八点，这个时间，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已经挤满了人，而且还不断有人涌入其中，小酒店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从里面飘出来的是一阵阵尿臊臭和陈年啤酒的气味。在房子的挑棚下，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另外两个人伸着脖子看那份报纸。尽管还没有走近他们，也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温斯顿已经感觉到他们的全神贯注了，显而易见，他们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
温斯顿对那条“重要新闻”心生好奇，便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走去。在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时，这三个人突然分开了，接着，其中的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而且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其中一个大声嚷道：“妈的，你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听着，这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从来都没有中过彩！”
另一个争辩道：“你瞎说！中过的！”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又吼道：“没有中过！我把这两年多来所有的中彩号码一次不漏地都记在纸上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从来没有……”
另一个打断他道：“中过的，七中过的！我告诉你，那组号码是‘四○七’。是在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中的。”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急了，骂道：“去你奶奶的二月吧！中彩号码我都记着呢！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原来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觉得索然乏味，便转过身走开了。当他走到三十米以外时，回头看了一眼，他们仍在愤怒而认真地争论。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中奖的话，能得到丰厚的奖金。这对于无产者而言，才是真正应该关心的一件大事，对于数以百万的无产者而言，虽然彩票不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主要动力。彩票是他们的人生乐趣，是他们的“止痛药”和“脑力刺激剂”。提到彩票，即使是文盲似乎也变得头脑灵活而记忆惊人。彩票，整整养活了一大帮人。这些人，就靠出售中奖秘籍、预测中奖号码和兜售幸运符为生。
温斯顿的工作，跟彩票经营无关，那些事儿，归福利部负责。但是，但凡党内人士，都知道奖金是虚构的，实际兑付的只是一些末等奖，大奖的得主都是虚构的或者胡编乱造的人名。
温斯顿又想起了这句话：如果还有希望，那么希望就在无产者身上。要时刻牢牢坚持这一点，用认真的强调郑重其事地把它说出来，它听上去就很有道理，看一看从身边走过去的人，它就变成了一种信仰。
温斯顿拐进一条往下坡走的街，他觉得好像曾经来过这里，还记得在不远处有一条大街。他继续往前走，转了一个弯，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大台阶，台阶下面是一个低凹的小巷，巷子里有几个蔬菜摊点，货架子上待售的蔬菜，都已经不新鲜了。这时，温斯顿终于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子能一直通到大街上，再走过一个拐角，不到五分钟，就能到他买那个日记本的旧货铺了。在距这里不远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他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那个大台阶上停下脚步，观看小巷子里的景象。在巷子的另一头有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上布满尘垢，看上去就像蒙了一层纱。一个弓着腰，但行动尚且敏捷的老头，推门而入，他的花白胡子直直地翘着，像是一对虾须。
温斯顿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老头儿，他觉得这个老头儿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他已进入中年，他那样年纪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定了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大部分革命元老被消灭掉了，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破了胆，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在现在活着的人里，如果还有能向人们如实地介绍本世纪初期的情况的人，那他只可能是个无产者。
突然，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到日记里的一段话，于是他像发了疯似的想到那个酒店里去，和那个老头儿说话，向他询问个究竟。他在心里想，他要这样问他：“请问，你小时候的生活怎么样？是比现在好呢，还是比现在坏？”
想到这里，温斯顿再也忍不住了，他急急忙忙跑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去晚一步，与此同时，他也渐渐害怕起来了。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发疯，尽管并没有具体规定说不许党员同无产者交谈，也没有具体规定说党员不许光顾无产者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了，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巡逻队跟来了，他可以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
他终于到了，他推开小酒店的门，迎面扑来一阵干酪一般的恶臭，熏得他差点跌倒。他一走进酒店，里面的谈话声立刻就低了下来，他还可以觉察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制服。酒店的尽头，人们在玩投镖游戏，看到他进来时，也暂停了大约半分钟。他终于看见了那个留着白胡子的老头儿，他正站在柜台那里，好像和酒保发生了争执，周围围着几个端着啤酒杯看热闹的人。酒保是个年轻人，体格健壮，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温斯顿微微凑上前去，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只见那个老头儿狠狠地挺起腰板，说道：“我不是在很客气地问你吗？你说这个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酒保用指尖指着柜台，说道：“什么叫一品脱？”
“你们都评评理，还是酒保呢？连一品脱都不知道！听着，一品脱相当于半夸脱。一加仑是四个夸脱。我看这样，下次我还得教你数一、二、三吧？”
“我压根没听过！我们这里就是按升计量的，你要的话，架子前面有个杯子。”酒保说。
“我就要一品脱。别想这么敷衍我，我可不吃你这套！还按升卖？我偏不！”老头固执地说。
“你年轻的时候？”酒保轻蔑地说，“那会儿，我们还住在树上呢！”说着，他向其他顾客挤挤眼。
商店里顿时一阵哄笑。温斯顿进入时的那种尴尬的气氛，仿佛一下子瓦解了。老头长满胡须的脸，涨得通红，自嘲地咕哝了几句，准备转身。谁知，他一头撞上温斯顿，差点跌倒，温斯顿轻轻地用手搀扶他。
“来吧，我请你喝一杯。”老头说。
“你真是个绅士！”说着，老头挺直肩膀，看起来，他没有注意到温斯顿身上的蓝制服。
他继续挑衅说：“我要品脱！一品脱啤酒！”
酒保取出两个杯子，在柜台底下的水桶里洗了洗，动作麻利地倒了两份半升的棕黑色啤酒。在无产者光顾的酒吧，只有一种酒类——啤酒。按规矩，群众是没有权利喝杜松子酒的。不过，他们真要想喝，弄个一两瓶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角落里，又热闹起来，飞镖游戏继续进行。其他的酒客，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彩票了。他们仿佛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酒吧的窗户下面摆着一张木桌，温斯顿和那个老头倚窗而坐。他这么做，是很危险的。不过这里没有电子屏幕。他刚进门的时候，已经观察过了。
“让我不说品脱，休想！”老头发着牢骚，在桌子前坐了下来。他看了看，面前放置的酒杯，说：“半升嫌少，一升又太多。什么该死的计量，喝多了光想去厕所，还不划算。”
“从年轻到现在，你一定经历过不少变化吧？”温斯顿试探着问。
老头转了一下蓝色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酒吧一番，目光从投镖板，转移到各个座位，接着又把目光停留在男厕的门边，看样子他是想从这些物件上，看出点变化。
他终于开口了：“那时候，啤酒可比现在好喝。也很便宜。在我年轻的时候，管淡啤酒叫黄汤——四便士就能买一品脱。不过，那是早些年的事了，那时候还没有打仗。”
“哪次战争？”
“记不清了。打了太多仗。”老人含糊其辞，然后举起酒杯，直了直肩膀说：“为你的健康，干杯！”
他的喉结移动得很快，在瘦瘦的脖子里上下抖动。啤酒很快就喝光了。见状，温斯顿走向吧台，又叫了两个半升。老头对于一升酒的成见，好像一下子消失了。
温斯顿像是找到了久违的倾诉对象，打开了话匣子：“你比我年长许多。过去的事情，你一定还记得，在我没出世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了，能给我讲讲那时候的事情吗？那时候，还没有爆发革命，我也是从书上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总不太相信。书上说，那时候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的人们，都处在最严重的压迫之下，遭受了最不平等的待遇，生活极端贫困。在伦敦，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吃饱过，其中，还有一半人甚至没有鞋子穿。而且，一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很多人在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他们的住所也很拥挤，通常十几个人住一个屋子。但是，也有少数有钱人，他们拥有一切，住着豪宅，雇佣很多仆人。他们外出的时候，都是乘坐汽车，或者是四轮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叫道：“高礼帽！？高礼帽！说来奇怪，我昨天还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它了！我想到，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高礼帽了！高礼帽已经过时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在我小姨子的葬礼上，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啊！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前了。当然了，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租高礼帽的！”
听到这里，温斯顿忍不住插话道：“倒不是高礼帽本身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那些资本家——还有少数靠资本家为生的律师、牧师等人是当家做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普通工人和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样对你们就怎么样对你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也可以用九尾鞭打你们。而你们呢，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如果他们高兴的话，还可以跟你们的女儿睡觉。资本家都有一帮走狗……”
老头儿听了温斯顿的话，眼睛又一亮，说：“走狗！这个名词我也有好久没有听到了。这个名词常常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我想起不知是多少年前，当时的星期天下午，我常常去海德公园听别人的演讲，听救世军的、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印度人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演讲。有一个家伙，哎，老了，我说不上来他的名字了。他说话，可是一点不留情面，开口就骂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词是寄生虫，还叫豺狼。对，就是豺狼，他们这么叫过他们。你也明白，他在骂工党。”
可是，他在答非所问，那不是温斯顿想要的答案。于是他问：“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对待你更像对待人？在从前，有钱人和上等人……”
老头儿像是想起了什么插话说：“上议院！”
温斯顿说：“好吧，既然你提到上议院，就说说上议院。我想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就因为富有，所以才觉得穷人，低他们一等，瞧不起他们，在他们面前还享有特权。穷人碰到他们的时候，不仅要摘下帽子，还得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老爷’。我说得对吗？”
老头儿皱着眉头半天没有说话，等他喝完了一大口啤酒之后，才开口说：“是啊！他们觉得脱帽行礼，是对他们的尊敬，他们很高兴你能那么做。但是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这样的，可迫于无奈也只能照做！”
温斯顿又问：“他们是不是常常把穷人推到马路中间？这是我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老头儿说：“曾经有个人这样推过我一次，这件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举行了划舟比赛，他们闹得可真不像样子。那是在沙夫茨伯雷街上，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是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当时，他喝了许多酒，路都走不稳了。我一个不留神撞到了他。谁知，他揪住我就骂：‘你不长眼睛吗？’我也争锋相对地说：‘这路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他大喝着说：‘再敢顶嘴我就宰了你。’我不甘示弱，壮着胆子说：‘醉鬼！闪开，再不走我揍你！’你别不信，我真是那样说的。他当然不会示弱，当即举起手来，当胸把我一推，我差一点栽到公共汽车的轮胎底下。那时候，我正年轻气盛，准备还手……”
温斯顿越听越无奈。他知道，遇上这样的人，哪怕是问上一整天，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书可能是对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于是，他打断了老头儿的话，说道：“可能，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想知道的是，你的一半生命是在革命前度过的，你回忆一下那段时间，比方说1925年的时候，你也几乎是个大人了。你觉得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呢，还是比现在坏？要是任由你自己挑选的话，你愿意生活在当时呢？还是愿意生活在现在？”
老头儿听了，沉默不语，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投镖板。等他慢慢地喝完杯子里的啤酒，似乎啤酒使他心平气和了，似乎已经达到了万事皆能忍受的境界。他说道：“我知道，你想听到什么答案了！你想听我亲口说，我最渴望变得年轻一些。那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对于我而言，真的是无所谓。想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又有力气。可到了这把年纪，身体就没有消停过，腿有毛病，膀胱更是要命。折腾死我了，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不过，年老也有年老的好处，一些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和女人没有来往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快三十年了，我没有跟女人睡过觉了，你信不信？我也不想和女人睡觉。”
温斯顿把身子靠在窗台上，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他想站起身来去买杯啤酒，可是那老头儿也忽然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向厕所。那里臭气扑鼻。温斯顿又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老头儿的空酒杯，就这样大约坐了两分钟。当他再次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毫无意识地走出了酒吧。
最多再过二十年，诸如“革命以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的这类问题，更找不到人回答了。他心想。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无法答复。因为旧世界幸存者，大多没有鉴别时代好坏的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装的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生活琐事，比如说跟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或者是妹妹临死时的表情、七十年前刮风时卷起的尘土，等等。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们根本毫不关心。他们很渺小，就像一只蚂蚁，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片，看到那些小东西。至于那些大的东西，他们根本没见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完整地见过。在记忆缺失，书面记录又常被伪造的情况下，党声称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你就只能选择相信，因为，永远也不会存在可以比较的标准。
温斯顿的思路，忽然中断了。他停下脚步向四处看了看，发现自己正处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星星点点亮着灯火，那是几间商店。在他的头顶上，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以前好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自己认识这个地方，不错！此刻他又站在了买那个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感到一阵恐慌，本来当初买那个日记本就是件冒失的事情，他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一走神，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他之所以写日记，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产生自杀性的冲动。
虽然已经快到夜里九点钟了，但这家商店还开着门，于是，他觉得还是到商店里面去好一些，至少可以少引起一些别人的注意。他还想到，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就说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煤油燃烧的味道很不好闻，但是让人觉得温馨。店主看起来很和善，大约六十多岁，背有些驼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镜。这个年老的店主，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但是眉毛是黑的，还很浓郁。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做派，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文人，或者一个音乐家。他戴着眼镜，动作很轻柔，一件黑色旧天鹅绒外套，显得非常儒雅。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也相当温和，不似其他无产者那般粗鲁。
看到温斯顿走了进来，他便开口说道：“你还站在外面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你就是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的先生。那个本子真不错，尤其是纸张很美，原来叫做奶油纸。我敢说，这五十多年来，这种纸早就已经不生产了。你现在要买什么呢？”
“我只是路过这里，”温斯顿含含糊糊地回应道，“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的，没有一定要买的东西。”
老店主听了，做了个道歉的手势，说道，“也好。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我想你也明白，我的商店就要全都空了。跟你说句实话吧，旧货生意已经走到了尽头，快要完了，没有人再需要旧货了，我也没有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器皿都慢慢破了，金属东西也要回炉烧掉——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这只是店主的说辞罢了，实际上，这家小小的商店里塞满了东西。不过，都不值钱。由于里面的陈列面积很有限，四面墙上都靠着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里面放着一盘盘螺丝钉、旧凿子、破扦刀、一看就知道早就停止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在墙角的一张小桌子上，还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有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当温斯顿向这张桌子走过去时，他被一个圆而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于是，他弯下腰，把一个发出淡光的东西捡了起来。
这是一块呈半球形的很厚的玻璃，一面呈弧形，另一面却很平滑。不论是颜色还是质地，它都好像雨水一般，显得特别柔和。因为一面呈弧形的缘故，所以中央部分就像是被放大了似的。
“这是什么？”温斯顿饶有兴趣地问。
“珊瑚！”老店主看了一眼温斯顿，说道，“这块珊瑚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少说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温斯顿说：“它很漂亮！”
“的确是很漂亮的东西。”老店主感慨道，“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识货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算四元钱卖给你吧！要是换到以前的话，这样的东西可以卖八镑，八镑……八镑是多少钱，我也算不清楚，但绝对是一大笔钱。可是，哪怕现在剩下的真正的古董已经不多了，即使能有幸碰到，又有谁能识货呢？”
温斯顿没有再说话，他马上掏出四元钱付了账，然后顺手把那个心爱的东西装在了兜里。他之所以买这个小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很漂亮，而是因为从气息上看，它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而不是现在这个时代。这种玻璃不像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种玻璃，它很柔和，就像雨水一样。这件东西的可贵之处，还在于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虽然可以猜测出它以前是作为镇纸来用的，但现在总归是没用了。这东西很重，但幸运的是它的体积很小，所以装在兜里也不占地方。作为一个党员，有这样一个东西显得很古怪，甚至还可能因此而遭罪——任何古旧的东西，尤其是漂亮的东西，总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卖出这样的小东西以后，老店主显得很高兴。看着老店主高兴的神情，温斯顿觉得，如果刚才讲讲价，只给他三元钱，甚至两元钱，他也会卖的。
这时，老店主又说道：“也许你还愿意到楼上的那间屋子里看看。那里只有不多的几件东西。你要是肯上去看看的话，我去拿一盏灯来。”
说着话，老店主又点了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地领着温斯顿上楼来了。爬上一段已经被鞋底磨光了的陡陡的楼梯，又走过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就到了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不临街，窗外是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许多烟囱。温斯顿从屋子里的摆设看出，这间屋子也住着人。地上铺着一条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壁炉前面还有一把看上去很邋遢的安乐椅。在壁炉的炉架上放着一只老式的琉璃钟，钟面上的数字也是分成十二个小时的。窗户下面有一张放着一条床垫的大大的床，大到差不多占去了整个房间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时，老店主说话了：“老伴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后来，我逐渐把家具一件一件地卖掉了。你看这张床，如果把臭虫弄掉的话，它其实是一张很不错的红木床——不过，你可能会嫌它太过笨重了。”
老店主高高地举起了手里的灯，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在这温暖而昏暗的灯光下看这间屋子，温斯顿觉得它还是挺招人喜欢的。他不由地想，他要是敢冒风险的话，用几块钱将这个屋子租下来应该很容易。这是一种非常疯狂的念头，必须立刻把它从大脑中清除出去。不过，这间屋子确实勾起了他那颗怀旧的心，让他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中。坐在这样的屋子中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点他很清楚：炉火熊熊燃烧着，你就坐在旁边的安乐椅中，把双脚搁在炉架上，安心地打着瞌睡；没有人来看望你，也没有人来打扰你，整间屋子内只有两种声音：柴禾燃烧发出的声音，时钟发出的声音。
他喃喃自语地说：“没有电子屏幕！”这是最重要的。
听到温斯顿的话之后，老店主还以为温斯顿在抱怨没有电子屏幕。他说：“电子屏幕那玩意儿太贵了，我从来没有装过。更重要的是我根本没那种需求。那边角落里有一张折叠桌不错，就是合页坏了，你要是用的话，得重新换一个。”
有一张小书架安静地立在另一个角落里，这个漂亮的小书架吸引了温斯顿的目光，他朝它走了过去。书架上面没有一本书，堆放着一些没用的东西。在大洋国的任何地方，都彻底地进行了搜书、烧书运动，无产区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家，你绝对不可能找出一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印的书。老头举着灯走到了壁炉旁边，他身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相框是花梨木制作的。
老店主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你对老画片感不感兴趣。”
温斯顿听到老店主的话，转身走了过来。借着老头手中的灯，他仔细地端详起了这幅画。这是一幅蚀刻版画，画中坐落着一座椭圆形的建筑，建筑上的窗户都是长方形的。建筑的前面有一座小塔，后面有一座雕塑，建筑周边用雕花的铁栅栏围着。他觉得这个椭圆形的建筑似曾相识，但是不记得后面还有雕塑。
看到温斯顿好像对这幅画很感兴趣，老店主连忙说：“画框被镶嵌在墙上，不过我可以把它卸下来。”
温斯顿肯定地说：“我认识这座房子，它以前离正义宫很近，就在它附近的一条街上，没想到今天落败成了这个样子。”
“你说的没错，它是离法院很近。不过可惜啊，它被炸掉了。多少年都过去了，它原先是个教堂，叫圣克利门特教堂，是一座丹麦人教堂。”老头儿说，他可能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提起这个名字了。
老头儿露出了一丝苦笑，继续说：“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那是什么意思呢？”温斯顿对他最后的那句话感到奇怪。
“噢，那是一句歌谣，我小时候唱的。这首歌谣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蜡烛照着你上床，斧子砍掉你脑袋。’唱这首歌的时候，还需要跳舞。大家伸出胳膊，搭起一座拱门，你就在下面钻来钻去。当唱到‘斧子砍掉你脑袋’的时候，他们会将胳膊落下，把你圈住。还记得这首歌中提到了很多教堂的名字，主要是伦敦的大教堂。”
温斯顿不知道这座教堂是什么时间建造的，他只能胡乱猜测。要知道，在伦敦辨别建筑物年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里，建筑物都会说谎。凡是新一点的建筑，都被说是革命后建立的；凡是看上去有段历史的，都被称作是建于中世纪。总之，就算是归功于黑暗的中世纪，也不会说它们是资本主义时期建立的。在人们眼里，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是无能的，他们不可能造出这种建筑来。所以，你会发现，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建造一座教堂之类的雄伟建筑。当你试图凭借自己的判断找出它们的真实年龄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无助。因为建筑内的一切带有文字或者年限的雕塑、纪念碑、街道名字等等，只要是能让人联想到过去的标记，全被清除了。
温斯顿说：“原来这是个教堂，我还不知道呢。”
“像这种保留下来的教堂其实还有很多，”老店主说道，“不过都被改变了用途，没人知道它们原先是教堂。噢，我又想起来两句歌词，它是这样唱的：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我就只记得这几句了，铜板是当时的辅币，看上去跟今天的一分钱差不多。”
温斯顿问道：“圣马丁教堂在哪？”
老店主有些惊奇，回答道：“圣马丁教堂？哦，圣马丁教堂还在，在胜利广场的画廊旁边，那是一座三角形门廊的大房子，前面有圆柱和很高的台阶。”
温斯顿很熟悉那里，那是一座用来陈列各种宣传品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的东西有火箭弹、水上堡垒的模型、反映敌人的罪行的蜡像，等等。
老店主又补充道：“那地方以前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不过，我不记得附近还有田野。”
温斯顿没有买那幅画，因为它比那个兜里的玻璃镇纸还不合适，除了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之外，再没有办法带回家。但他还是在那里逗留了很久，和那个老店主说了很多话。从商店的招牌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老店主名叫维克斯，但他其实名叫乔灵顿。乔灵顿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住在这里也有三十年了。他总是打算把商店的招牌改掉，但是一直也没有改。
温斯顿一边和乔灵顿说着话，一边在脑海里哼着一首他只记得一半歌词的歌谣：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温斯顿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哼唱着这首歌谣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听到了钟声，那是一个仍旧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但被掩盖住、被人们忘记或者已经失去了的伦敦的钟声。温斯顿似乎从一个个阴沉的尖塔里听到了传来的钟声，但在实际生活中，从他能记事时开始，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教堂里的钟声。
温斯顿告别了乔灵顿，独自走下楼，为的是不让乔灵顿看见他在出门之前，还要偷偷看一眼街上有没有人盯梢。在下楼的时候，他就打定了主意，每隔一段时间，比方一个月以后，他一定要再次冒着风险来这个商店一次，也许，来这里并不比逃避活动中心更危险，真正严重的危险存在于，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还不清楚这个老店主是不是靠得住，竟然又来了这里！
温斯顿又想，是啊，如果再来的话，一定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价值的小东西，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可以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包在蓝制服的上衣里带回家；还要把那首歌谣从乔灵顿先生的记忆里全部挖出来；他甚至还产生了把楼上的所有房间都租下来的疯狂念头，但这个念头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一闪即逝了，只停留了短短的五秒钟。他突然变得兴高采烈，并因此而忘乎所以。他很高兴，没有从窗口向外看一眼就走到了大街上。
在出门时，他甚至即兴哼唱起来：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唱着唱着，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几乎要瘫倒在地上了。原来，在他前方不到十米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虽然路灯的光很暗淡，但是温斯顿还是认出了那个黑头发姑娘，她在文学司工作。就在这时，温斯顿发现，她也看了自己一眼，然后装得像没事人一样，掉头走开了。
顿时，温斯顿被吓得失魂落魄，浑身发软。过了好一会儿，拖着重重的步子，朝右边拐去，完全没有察觉自己走错了方向。他心想，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个黑头发姑娘，一定是被派来侦察他的。事情不会那么巧。这条街，距离党员的居住地有好几公里远。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出现在这一条不知名的街上，这不正常。可是，她到底是什么人，会不会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跟踪监视他。知道了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她应该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馆了……
想到这些，温斯顿觉得脚步很沉。他每走一步，口袋里的那块玻璃，就碰一下他的大腿，这使他很生气，他简直都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的肚子又开始疼了，有好几次，他觉得必须赶快找个厕所。但是，在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厕所。后来，疼痛没那么明显了，他感觉自己已经麻木。
又走了几步，温斯顿才发现，这条巷子没有出口。他停下脚步，在原地站了几秒钟，茫然无措。之后，他转过身，沿原路返回。就在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三分钟以前，也就是碰到那个黑头发姑娘的时候，如果加快脚步，完全可以赶上她。然后，他可以跟踪她。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他拿块石头砸晕她。就算不用石头，口袋里的这块玻璃，也完全可以替代。但是，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发现，即使那样也是麻烦重重。且不说，跑过去动手打人，性质有多么恶劣。那个姑娘也很年轻，力气一定不小，她会奋力反击的。
于是，他又想到了，赶回活动中心，一直在那里呆到锁门为止。这样的话，就有人为他作证，说他一直都在那里，没有去别处。可是，这也只是想想，他做不到。现在，他觉得浑身的骨头快要散架了，只想尽快回家，躺到床上休息。
温斯顿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再过一个半小时，电门的总闸就该关了。打开门，他径直跑进厨房，倒了满满一茶匙杜松子酒，一饮而尽。接着，他坐到位于壁龛前的桌子前，从抽屉里取出了日记本。不过，他没有马上打开本子。这时，电子屏幕里正放着爱国歌曲，是一个女人演唱的，声音很低沉。他呆呆地坐着，眼睛一直盯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试图忽略这些歌声，可他失败了。
按照惯例，党内要抓人的话，通常会在深夜。在被捕之前，自行了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很多时候，当局对外宣称嫌疑人失踪，可事实并非如此。事情的真相是：当他们来到这些嫌疑人的住所时，发现了这些人的尸首。这些人自杀了。
然而，在温斯顿所处的环境里，想要弄来枪支，或者得到迅速致命的毒药，简直是天方夜谭。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外，温斯顿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痛楚和恐惧是一种剧烈的麻醉剂，这种感受，可以完全把人击垮。在需要采取特殊行动时，四肢往往最不争气，一下子变得不听使唤了。
他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幕。当时，如果动作迅速些的话，他完全可以把那个黑头发姑娘杀掉。可正是因为，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他先被自己打倒了。他想：如果碰到危险情况，首先要对抗的是自己，而不是外部的敌人。他的头脑一片混乱。尽管喝了杜松子酒，他肚子的疼痛，一点也没能缓解，不停地扰乱他的思绪。突然，他觉得自己很悲壮，因为，但凡看起来英勇或是悲惨的场景，总是无法避免地会遇到他那样的考验。人们处于战场、刑场上，或者是在正要下沉的船上，总会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抛于脑后。那一刻，他们要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自己的躯体。即使没有吓得瘫倒在地，即使没有疼得尖声嚎叫，单单是饥饿、寒冷和失眠，以及肚子痛、牙痛之类的折磨，也足以让人难以忍受。
他觉得他必须写下几句话，于是他打开了日记本。此时，电子屏幕里换了曲子。那声音，就好像一个锋利的玻璃片，生生刺进他的脑海。他尽力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奥布莱恩身上。因为日记是为他而写的，他是唯一的假定读者。
然而，他的思想还是跑向了别处。他在假想被思想警察带走以后的情形。如果，马上被处决，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结局，他早就料到了。真正让他害怕的是，临死之前的逼供：趴在地上向他们求饶，被打断骨头、打落牙齿，甚至连头发上都结了血块。那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例行公事。既然早晚都是一死，为什么还要受这份罪呢？还不如早一点结束生命呢，哪怕是早一个星期，早几天也好。没有人能够逃脱思想警察的调查，也没有人拒不招供。如果犯了思想罪，可以肯定，离死亡不远了。既然恐怖也改变不了结果，为什么还要任由痛苦延续？
慢慢地，他的思绪，拉回到奥布莱恩的身上。他记起了奥布莱恩曾跟他说的一句话：“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我们会再次相遇。”他知道奥布莱恩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他自认为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暗的地方只是想象中的未来，永远也看不到，只有预知先见才能分享到。
电子屏幕里的声音，在耳旁吵闹不休，他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接着，他把一支香烟放在了嘴里，有一半的烟丝掉在了他的舌头上，烟丝是一种发苦的粉末，一旦掉在嘴里就很难吐干净。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老大哥的面孔，老大哥的面孔代替了奥布莱恩的面孔。正如前几天所做的那样，他掏出一块辅币拿在手里看，辅币上的面孔也看着他。辅币上，那张凝重、警觉的面孔，透着平和。但是，他发现，那面孔的背后隐约有一丝笑意。这隐匿在八字胡须后面的笑，有什么深意吗？温斯顿越看越觉得沉重，在那笑容里，他看到了不祥！他又看了看那几句话： 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