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读书杂记

我去年到欧洲，除会议及讲演之外，居然能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伦敦的英国博物院（British Museum）读了不少敦煌写本。我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子，在伦敦读了近一百卷子。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原料。在这一点上，我的成绩可算是很满意。但这些原料一时还不能整理出来，须待将来回国之后细细考证一番，才可发表。现在我且把一些零碎的材料，整理出几件来，送给留英学生会的杂志主任，也许可以引起海外留学的朋友们的注意，也许可以勾引他们也到这破纸堆里去掏摸一点好材料出来。

在我的杂件之前，我不能不略说这些古写本的历史与内容。

一、敦煌写本的略史

敦煌的千佛洞中，有一个洞里藏有古代写本书卷，大概是一个“僧寺图书馆”。这一个洞自从北宋仁宗时（约1035年）就封闭了，埋没了，年代久远，竟无人过问。直到八百多年后，约当光绪庚子年（1900年），此洞偶然被一个道士发现，人间始知道这洞里藏着二万多卷写本经卷。那时交通不便，这件事竟不曾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1907年，英国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到中亚细亚去探险，路过敦煌，知道此洞的发现。斯氏不懂汉文，带去的翻译也不是学者，不知道如何选择，便笼统购买了六千多卷，捆载回去。到了第二年（1908年），法国伯希和氏（M．Paul Pelliot）也到此地，他是中国学的大家，从那剩余的书卷堆里挑了约有二千多卷子，带回法国。后来中国的学者知道了此事，于是北京的学部方才命甘肃的当局把剩余的经卷尽数送到北京保存。其时偷的偷，送人情的送人情，结果还存六七千卷，现在京师图书馆里。

这一洞藏书，全数约有二万多卷，现在除去私家收藏不可稽考之外，计有三大宗：

（A）伦敦约6000卷

（B）巴黎约2500卷

（C）北京约7000卷

这二万卷里，除了几本最古印本（现在伦敦）之外，都是写本。有许多是有跋尾、有年代可考的。从这些有年代的卷子看来，这洞里的写本最古的有西历5世纪（406年）写的，最晚的约在10世纪的末年（995—997年）。这六个世纪的书卷，向来无从访求，现在忽然涌出二万卷的古书卷来，世间忽然添了二万卷的史料，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件绝重要的事。

二、敦煌卷子的内容

北京的几千卷子，至今还没有完全的目录。伦敦的六千卷，已有五千多“目”编成，还有一千多“目”未成。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里有罗福苌先生的伦敦藏敦煌写本略目，可以参看。巴黎的二千多卷子已有目录；法文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中文有罗福苌译本，载在《国学季刊》第一卷。

我们可以说，敦煌的写本的内容可分为七大类：

（甲）绝大多数为佛经写本，约占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几。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见的经典，如《般若》《涅槃》《法华》《金刚》《金光明》……之类，没有什么大用处，至多可以供校勘而已；但也可以考见中古时代何种经典最流行，这也是一种史料。其中有少数不曾收入“佛藏”的经典，并有一些“疑伪经”，是很值得研究的。日本的学者矢吹博士曾影印了不少，预备收入新编的《大正藏经》。

（乙）道教经典。中古的道教经典大多是伪造的，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现行的《道藏》里哪些经是宋以前的作品。敦煌所藏的写本道经可以使我们考见一些最早的道教经典是什么。其中的写本《老子》《庄子》等，大可作校勘的材料。

（丙）宗教史料。以上两类都可算是宗教史料，但这里面最可宝贵的是一些佛经、道经之外的宗教史料。如禅宗的史料，如敦煌各寺的尼数，如僧寺的账目，如摩尼教（Manichaeism）的经卷的发现……皆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丁）俗文学（平民文学）。我们向来不知道中古时代的民间文学。在敦煌的书洞里，有许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学作品。从那些僧寺的“五更转”“十二时”，我们可以知道“填词”的来源；从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小说的来源；从那些“《维摩诘》唱文”，我们可以知道弹词的来源。

（戊）古书写本。如《论语》《左传》《老子》《庄子》《孝经》等，皆偶有校勘之用。

（己）佚书。如《字宝碎金》，贾耽《劝善经》《太公家教》，韦庄《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等，皆是。

（庚）其他史料。敦煌藏书中有许多零碎史料，可以补史书所不备。如沙州曹氏的历史，已经好几位学者（如罗振玉先生等）指出了。此外尚有无数公文、“社司转帖”、户口人数、账目、信札……皆有史料之用。

三、神会的《显宗记》及语录

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荷泽大师）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六祖（慧能）死后，神会出来明目张胆地和旧派挑战，一面攻击旧派，一面建立他的新宗教——“南宗”。那时旧派的势焰熏天，仇恨神会，把他谪贬三次。御史卢奕说他“聚徒，疑萌不利”，初贬到弋阳，移到武当，又移到荆州。然而他奋斗的结果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死后近四十年，政府居然承认他为“正宗”，下敕立神会为禅门第七祖（贞元十二年，796年）。从此以后，南宗便成了“正统”。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都往往忽略了他，却是两个无名的和尚（行思与怀让），依靠后辈的势力，成为禅宗的正统！这是历史上一件最不公平的事。

神会的语录和著作都散失了，世间流传的只有《景德传灯录》（卷30）里载的一篇《显宗记》，转载在《全唐文》（卷916）里。我当时看《显宗记》里有这几句话：

自世尊灭度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至于达摩，届此为初，递代相承，于今不绝。

我很疑心“二十八祖”之说不应该起的这样早，所以我疑心这篇《显宗记》不是神会的著作。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

我到了伦敦，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卷破烂的写本，尾上有“顿悟无生般若讼一卷”九个字。我读下去觉得很像是一篇读过的文字；读到“如王系珠，终不妄与”，我忽然大悟这是《显宗记》的“如王髻珠，终不妄与”！检出《显宗记》全文细校，始知这残卷果然是向来所谓《显宗记》的古本，前面缺去约三分之一，从“□□不有，即是真空”起，以下都完全。

此残本有可注意的两点：

第一，此卷有原题，叫做“顿悟无生般若讼一卷”。南宗本是“顿宗”，主张“顿悟”。此文中有云：

般若无照，能照涅槃；

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显宗记》“照”作“见”）

又云：

无生既（《显宗记》作“即”）无虚妄，法是空寂之心。

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原卷脱此三字，依《显宗记》补）而真解脱。

可证原题不错。“讼”当是“颂”或“说”之讹。《显宗记》当是后人立的名字，应该改用原题。

第二，上文我引了那几句可疑的话，指出“二十八祖”之说不应出现如此之早。此卷里却没有“自世尊灭度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二十四个字。此可见这二十四字乃是后人添进去的。这一点可以证明“二十八祖”说的晚出，又可以使我们承认这篇文字为神会之作了。

此卷与《显宗记》传本，文字上稍有异同，我已一一校出了，将来可以发表。

从此以后，我们不但添了两卷神会的语录，又还给《显宗记》洗刷去后人添入的字句，恢复了原本，恢复了他的信用，也可以说是替神会添了一件原料了。

四、所谓《永嘉证道歌》

《大藏经》里收有永嘉玄觉和尚的《证道歌》一篇，向来无人怀疑。

但此篇却使我们研究史料的人十分怀疑。为什么呢？旧史都说玄觉是六祖同时的人，曾参谒六祖，言下大悟，六祖留他一宿，明日下山去。故他有“一宿觉”的绰号。六祖死于先天二年（713年）。《联灯会要》说玄觉也死于先天二年。《释氏通鉴》说他死于先天元年（712年）。《宗统编年》说他死于开元二年（714年）。无论如何，旧史都说玄觉与六祖同一年死，或先后一年死。

然而《证道歌》里已有这些话了：

建法幢，竖宗旨，

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

二十八代西天记。

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

后人得道何穷数？

如果《证道歌》是真的，那么，慧能（六祖）在日，不但那“六代传衣”之说已成了“天下闻”的传说，并且那时早已有“二十八代”的传说了。何以唐人作和尚碑志，直到9世纪初年，还乱说“二十三代”“二十五代”呢？

这回我在巴黎发现一卷子，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字样，上面抄着各种文件，其中有一件题为：

禅门秘要决

招觉大师一宿觉。

我抄出细读，始知为世间所谓《永嘉证道歌》的全文！后来校读一遍，其中与今本几乎没有什么出入。

我现在还不曾考出“招觉大师”是谁。但我们因此可知此文并不是玄觉所作，原题也不叫做“证道歌”，本来叫做“禅门秘要决”。

我们竟可以进一步说，所谓“永嘉禅师玄觉”者，直是一位乌有先生！本来没有这个人。那位绰号“一宿觉”的和尚，叫做“招觉”，生在“二十八祖”之说已成定论的时代，大概在晚唐、五代之时。他与六祖绝无关系，他生在六祖死后近二百年。

玄觉有《永嘉集》十篇，为一卷，旧说是唐庆州刺史魏静所集，其中并无《证道歌》。向来的人因此疑《永嘉集》是伪作的，现在看来，《证道歌》与玄觉无关。《永嘉集》不收《证道歌》，也许倒可以证明《永嘉集》是一部比较可靠的书。若《永嘉集》也是伪作，那么，玄觉更是乌有先生了。（手头无《永嘉集》，无从考证）

读禅宗书的人，应该知道禅门旧史家最喜欢捏造门徒，越添越多。六祖门下添一个玄觉，便是一例。

五、《维摩诘经唱文》的作者与时代

自从敦煌写本发现之后，我们渐渐知道唐朝民间有许多白话的文学作品。蒋氏的《沙州文录》，罗氏的《敦煌零拾》，都载着一些敦煌写本的唐代民间文学。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维摩诘经》的唱文残卷（罗氏称为“佛曲”）。

《维摩经》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学趣味的小说。鸠摩罗什的译笔又十分畅达，所以这部书渐渐成为中古时代最流行、最有势力的书。美术家用这故事作壁画；诗人文人用这故事作典故。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虽然有腰斩维摩诘罪过，却也可见这部书的魔力。

这些残本的唱文便是用通俗的韵文，夹着散文的叙述，把维摩诘的故事逐段演唱出来。往往一百来字的经文可演成四千字的唱文。这种体裁，有说有唱，的确是后代弦索弹词的老祖宗。这部唱文，现在只存残片：北京存两长卷，伦敦存一些残卷，巴黎存若干卷。依原文一百字演成三四千字的比例，全部唱文至少须有二三百万字！这要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记事诗”（Epic）了！

我们看这些残卷，知道他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的重要，只苦于不能考定这种伟大作品的作者与时代。

今我到巴黎，发现了一卷完整的《维摩诘》唱文，演的是“佛告弥勒菩萨”一长段，及“佛告光严童子”一长段。两段都完整无缺。卷尾跋云：

“广政十年（947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

又一行云：

“不知如何到乡地去。”

跋尾另粘上一纸，有大字跋云：

“年至四十八岁，于州中应时寺开讲，极是温热。”

卷首也粘有一纸，是一张问候帖子：

“普贤院主比丘靖通右靖通谨祗候起居，陈贺院主大德。谨状。

正月日普贤院主比丘靖通状。”

这帖子的反面有号数云：第“十九，二十”与跋尾“第二十卷”相合。我们从这些跋尾里可以知道一些极重要的事实：

第一，这部唱文是一部有组织、有卷第的大著作；此卷为“第十九，二十”卷：“弥勒”一卷为第十九，“光严”一卷为第二十。依此类推，我们可以想见这部伟大的Epic的组织。

第二，这两卷作于“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这正是《花间集》出世的时代。蜀中太平日久，文物富丽，是我们知道的，但谁也想不到西川当日一个僧寺的客僧有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推想这些唱文的其他部分也是作于10世纪的中叶。

第三，我们不知道靖通是否是这些唱文的作者。也许此帖是人家问候他的；也许是他自己写了问候院主，丢了不用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暂时假定作者是靖通。

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是敦煌一带的人，先到西川，流寓在静真禅院，“不知如何到乡地去”！他在这无聊作客的时候，作了一些唱文，也许是他解愁破闷的法子。后来他回到家乡了，大概是沙州或瓜州。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在“州中”的应明寺开讲这两卷唱文。他说，“极其温热”，我们可说是“极其热闹”。他高兴得很，回到房里，粘上一纸，大笔加上一跋，特别记出这几卷客中破闷的文字，现在居然极受听众的欢迎。这一点“人的风趣”不但写出作者的为人，还可以使我们想象当日这种民间文学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