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两京之狱，其男主角就是成化朝期间的“纸糊三阁老”之一——刘吉。
总体说来，自从朱祐樘登基以来，刘吉基本上是消停了，而且也改变了很多。工作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更从不和两位搭档争权夺利，甚至积极转换为官思路，朝着“直臣”的方向转化。朱祐樘想提拔谁，他提前得到消息提前推荐，经常做义正词严状，说他滑头也好，但总算也是在做好事。只有一件事始终没变：搞打击报复。当然，要是他不这么做，那他就不是刘吉了。由此，也引出了弘治初年的一场政治风波：两京言官之狱。
如果要评选不同时代的骂人时尚的话，今天的时尚是骂中国足球，成化朝的时尚是骂汪直，而弘治朝初年的流行时尚则是骂刘吉。
自从朱祐樘登基后，言官骂刘吉的口水就始终没消停过：万安和彭华都滚蛋了，你还赖在位置上不走，不骂你骂谁。
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的，小人更有限。刘吉终于失去了耐心，照着许多武打片里的话说：是你逼我出手的，别怪我不客气了。
刘吉打算报复弹劾他最多的监察御史汤鼐。刘吉在言官里还有几个死党，御史魏璋就是其中一个。刘吉就指使魏璋搜集汤鼐罪证。
弘治二年二月，正值四川发生饥荒，朱祐樘正打算派人去赈灾，中书舍人吉人就上疏推荐了汤鼐和寿州知州刘概、给事中东思诚、御史曹璘、理刑知县韩福等人，说这几人可当大任。魏璋就上书弹劾吉人，说他这是在拉帮结派。之后魏璋又怂恿御史陈璧上疏弹劾吉人，说除了汤鼐、刘概，曹璘、韩福、东思诚都不是吉人那边的人，庶吉士邹智、兵部主事李文祥、沔阳知州董杰才是吉人那边的人。
没想到两道炮弹刚打出去，朱祐樘的答复就出来了：汤鼐、刘概、邹智、吉人、李文祥、董杰六人统统下狱。一炮出膛，六人全落马，这命中率，高得出乎意料。
刘吉到底是个老奸巨猾的小人，既然要反击，就要确保成功率，所以，在反击的目标和方式上，一步步做了精心的策划。上奏章的魏璋和陈璧，都是刘吉的铁杆儿亲信，魏璋还是言官队伍里的“骂星”，多年以来，倒在他弹章下的高官，足够编一个加强连。而弹劾的对象更是做了精心地挑选，由魏璋和陈璧将刘吉想报复的人都罗列了出来。最有学问的是罪名安排：诽谤朝政、结党营私、妖言乱政，都是封建时代够掉脑袋的罪了。果然，一击必中。
倒是大臣们惊了，自新皇登基以来，朱祐樘向来示人以平和谦虚的面孔，说话办事一团和气，对待批评虚心接受改正，对待朝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耐心调解，维护安定团结。这次怎么了，二话没说就把人家抓牢房里了。怒了，肯定是雷霆之怒。
如果仅仅因为愤怒就抓人，朱祐樘就不是皇帝，而是个愣头儿青了。事实上，他之所以迅速做出处理，更是因为一个深层次的打算。
要了解这个打算，就得先看明白一个问题：言官是干啥的。
一说到言官，好多人的感觉是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皇上犯浑他敢管，贪官犯浑他也管，粉身碎骨全不怕，为了真理能把罪恶的牢底坐穿。阻止皇上胡闹，弹劾贪官污吏，那都是家常便饭。总之是公正无私，不怕牺牲，遇神杀神，遇鬼斩鬼。事实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明朝的言官体制，还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建下来的。当初朱元璋为了加强君权，取消了丞相制，为了加强对百官的控制，除了设立监察御史外，更在六部各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些御史和给事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官，他们官职小权力大，其基本工作原则就是逮谁骂谁，逮着什么事骂什么事，说白了，还是皇帝控制百官的工具。
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农庄的主人，手下有佃户，有管家，还有服侍你生活的随从。随从照料你生活，管家帮你管理杂务，佃农给你干活。但是日久天长你就嘀咕了：这些人，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对我忠心呢，他们会不会给我背地里耍心眼儿？会不会暗处挖我的墙脚？更会不会找机会霸占我家的产业？不行，得想个办法防着。
办法就一条：养狗。养一群对我忠心耿耿的好狗，鼻子灵，耳朵尖，谁敢跟我耍心眼儿，他们就会汪汪叫。谁敢骑在主人头上，他们就会冲上去咬。于是主人很快就养起了这样的一群狗，天天在管家和随从们的眼前晃悠，明摆着告诉管家和随从：好好干活别耍心眼儿，否则我认识你，我的狗可不认识你。
说到这里很清楚了：所谓主人就是皇帝，佃户就是百姓，随从就是太监，管家就是大臣，言官就是……
这就是言官的价值，比喻虽然不好听，却是事实，对于帝王来说，他们很重要，相当重要。但事情在起变化，狗，还是认识管家和随从了。
因为虽然主人养了狗，但下面的管家也在拉拢主人的狗，久而久之，管家们也都拥有了各自的狗。而且，狗的队伍也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负责选狗（科举）的又是管家们，管家们当然要挑忠于自己的狗补充进来（门生）。另外，管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战斗也是残酷的，自己上阵肉搏当然不雅，只能招呼听自己话的狗朝前冲了。
于是，狗的职责渐渐地也就变了，由替主人提防奸恶，变成替管家们撕咬对手。长此以往，狗和管家、随从之间，也同样结成了一个关系同盟。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狗不是没有，却非常珍贵。
所以混在明朝，要是没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言官队伍，你是根本无法活到退休的。所谓刚直不阿的言官们，绝大多数都是这么给人当枪使的。所谓的“为民请命”，大多不过是骗骗小孩子。
而对于主人，狗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让主人越来越烦。
最初的狗，还在忠心耿耿地为主人完成工作，而随着对主人了解的加深，狗们也在反思：怎样正确体现自我价值，做一条流芳百世的好狗呢？
敢冲主人叫唤的狗，才是最牛的好狗。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惹怒了主人，一挥手扒了狗皮，那就得不偿失了。既要敢冲主人叫，又要让主人没理由惩治我，这貌似是个高难度动作，事实是，许多狗都做到了。
具体说来，就是主人犯小错的时候，狗们汪汪叫。鸡毛蒜皮大点儿的小事，你发火吧，有损形象，所以只能自己憋气。而叫唤过的狗就从此身价倍增，成为管家和随从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如此，明朝每个时期都能诞生出一批这般“优秀”的言官，其主要特点是：直言犯谏，敢骂皇帝。貌似英雄无比，但细看他们的骂人文章，却都是在小问题上叽叽喳喳，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可做皇帝的又不好抽他：为一点儿小事就坏了自己“虚怀若谷”的美名，你犯得上吗？明明生气，还得忍着。
所以整个明朝里，骂过重臣的言官、骂过皇帝的言官，真要掰着指头数，能数出一个加强团，可真正骂到流芳百世的，却也只有海瑞（而且那时候海瑞还不是言官）和杨继盛这么几个人，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相似的言行，本质却是不同的档次。
所以衡量一个好主人的重要标准，就在于他们能否管好自家的狗：既要让他们叫唤，又不能让他们乱叫唤，更要限制他们和管家的勾结（彻底割断不现实）。这就是帝王的驭人之术。
这就是朱祐樘处理此事的深层目的，而且在之前，他已经忍了很久了。
刚即位的时候，要革除前朝弊政，惩治奸佞，就要广开言路，朱祐樘也是这么做的，就像在《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扮演的包龙星常说的那句话：关门，放狗！
当然他也很清楚这群“疯狗”的破坏力，所以在诏书上特意写明了一条：文武官员奸邪与贪污酷暴者，许陈实迹纠劾，但不许假借风闻挟私妄言，违者依律治罪。
讲得很明白：允许你们检举贪官污吏，但一定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讲证据，否则我也要治你们诬陷罪。
写得有道理，可言官们认为没道理：讲证据，我们还当言官吗？所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皇上的命令就当耳旁风。各类奏章纷至，朱祐樘日夜拆阅，满心欢喜地以为能看到点儿“建设性意见”，到头来，却是一盆盆凉水浇头。
倒也有讲正事的，比如有检举揭发成化时代“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罪行的，也有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思路的，妖僧继晓的事也是由言官们检举揭发的，最后抓起来一刀宰了。但是，这些都只是少数。
大多数的却纯粹是为骂而骂。有纯粹没事找抽的，比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边镛要求朱祐樘不要派太监传旨（太监不跑腿，难道你去），监察御史曹璘要求不要让太监学文化，理由是太监学文化就会变坏（这是哪儿跟哪儿）。对于这些人，朱祐樘是既恼火又不好处置，比如那个曹璘，朱祐樘就满心窝火，也只能逮着他写了几个错别字，批评一顿了事。
为骂而骂，顶多为了混名声，乱骂的却更可恨，比如老老实实干活的周洪谟和余子俊，辛苦一生，照样骂声一片。周洪谟的罪名是“妄议御制文字”，虽然是鸡蛋里挑骨头，却还算有“证据”。余子俊的罪名是“修筑边墙，劳民伤财”，这更笑话了，修几道边防工事保卫国家倒成了罪过。最牛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的弹劾，这厮弹劾的对象包括刘吉、徐溥、耿裕、周洪谟、倪岳、徐琼等多位大员，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全都一锅端，骂人的原因也搞笑，说是因为“天变”（老天爷闹灾），真是好坏不分，实为“疯狗”中的极品。
更重要的是，所谓弹劾大臣，捕风捉影，其真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以博直名”，新皇帝登基了，老干部要下岗了，某些人也想挪挪地方了，当然要有人给他们当枪使。所谓检举不法，对象并不是坏人，而是那些滚蛋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所以，管他有证据没证据，管你奸臣忠臣，管你清官贪官，一律弹劾没商量。
对比起来，这帮人有的还不如“纸糊”的刘吉，刘吉也经常给朱祐樘提意见，但其内容主要都是清理侵占土地、开仓赈济、严查封建迷信活动、节约宫廷开支，都还是些利国利民的实在事，总比乱骂、瞎骂要有用得多。
当然，那年头言官最不敢惹的人只有一个——王恕。实在是因为这位老干部品质太好，浑身上下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出缺点来，加上脾气又暴烈得很。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家是吏部尚书，管官员考核，你端他面子，他能端你饭碗。对这号人，言官们向来敬而远之。王恕倒霉后，言官们逮着机会，打着替王恕伸张正义的名号揪着丘濬不放，人家眼睛瞎了都还不罢休。还是应了那句话：鬼怕恶的。
但朱祐樘不是恶人，所以他明白，这帮人虽然也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监督官员，惩治腐败，整顿官风，制约重臣，但消极作用也同样小不了。这是把双刃剑，既能铲除邪恶，也能伤着自己。所以对这群人，既要信用，又要敲打，而刘吉的反击正是给了朱祐樘最好的由头。惩治这几个人，其实就是杀鸡给猴看。
“鸡”还没杀，“猴”们先炸锅了，言官们惊愕之下接着做出反应：这是刘吉的陷害。于是群情激愤，闹了几天，各路“骂将”纷纷出马，弹劾刘吉的奏章再次如雪片飞来。吏部尚书王恕也十分愤怒，严正指出这是一次陷害，矛头直指刘吉。
这时候，朱祐樘再传下旨：将六人交刑部审问。
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了审判者——刑部尚书何乔新。
其实，当刑部尚书何乔新接到圣旨的时候，他就清楚朱祐樘究竟想要他怎么干了。
这位刑部尚书也是大有来头的，他为官清廉，逮谁办谁，得罪的人极多，和王恕是铁哥们儿（物以类聚），刑部尚书的工作也是王恕介绍的。而他长年也和刘吉不对付，当年任命他当刑部尚书时，刘吉就曾百般阻挠。一句话，他是王恕的朋友，又是刘吉的仇人。
本身就是刘吉当幕后黑手的案子，又交给刘吉的仇人来审，朱祐樘这个安排，真是费了苦心了。
从犯人名单里就可以看出来：兵部主事李文祥，是由王恕推荐进入兵部工作的；首犯汤鼐，当年正是他向朱祐樘上书召回王恕；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乔新，也是由王恕推荐来的。犯案的是王恕的人，办案的也是王恕的人，这么个审法，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外界群情汹涌，一边是言官们，嚷嚷着要秉公办案，严防司法黑幕，一边又是刘吉，既不停地在朱祐樘面前下药，又不停地到刑部活动，非要把这几个人治死。但何乔新已经明白朱祐樘的苦心了，所以任你外面吵得欢，何尚书都不慌不忙。可翻开案卷后，面对陈璧弹章上洋洋洒洒的控诉，何乔新脑袋里就一个反应：哭笑不得。
可以说，在整个明朝历史上，荒唐弹章无数，可荒诞程度能比得上这份弹章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简单点儿说，刘吉、魏璋唆使陈璧写的弹劾，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故事内容如下：
在遥远的寿州，有一个叫刘概的知州，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骑在牛背上，突然牛身晃动，眼看要摔下来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伸出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这个人，正是汤鼐。还梦见汤鼐手持五色石引着这头牛走上了大路。
刘大人天真烂漫，不但天生爱做梦，还天生爱解梦：牛身上有个人，就是“朱”字，“朱”是大明王朝皇上的姓，也就是说，能扶持大明朝的人就是汤鼐。
刘大人激动万分，确定汤鼐将成为国家重臣，立刻就跑到京城，给汤鼐送去白银若干。然后两人意气相投，结为死党，又拉来了李文祥、邹智等人，形成了一个势力小团体。他们经常在一起批评朝政，诽谤国家重臣，诬陷忠良，可谓罪大恶极。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知州做了个荒唐的梦，然后根据梦的指示联络了一群荒唐的人，说了一些荒唐的话，如此而已。
看完了案卷，何乔新就已基本可以断定事件的真实性：胡说八道。可何乔新却捺着性子审了几天，之后终于上报了处理意见——一个完全不像他做事风格的处理意见：主犯刘概妖言惑众，处斩刑；主犯汤鼐犯受贿罪，流放；从犯吉人发原籍为民；从犯李文祥、邹智、董杰皆被贬官。
这不是制造冤案吗？“猴”们更愤怒了，上诉！抖擞精神继续骂人，骂了几天也没结果，正想再接再厉，突然都老实了。因为宫里传来小道消息：皇上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内阁首辅刘吉也坚持原判，并且放风说谁替他们说话，下一个就治谁。
绝望了，彻底地绝望了，大多数人都想多活两年，于是就不说话了，只有个别胆大无私的，依然上书继续骂，但总之是基本消停了。绝望了几天，突然又重现希望，因为王恕出场了。还是那句话，别人不敢的，他敢。
他给朱祐樘上了一道奏折，大体意思是说：刘概做梦，这种事本身就是没影儿的，要是做个梦都算犯罪，以后谁还敢睡觉？所以，还是从轻发落吧。
奏折刚递上去，朱祐樘马上做出反应：听你的。简直就是顺水推舟。
改判结果如下：主犯刘概，免死流放。从犯汤鼐，充军。至于其他人等，也都减轻了处罚。
大家也就都没话了，虽然官司打输了，但毕竟改变了原判，刘吉想整死人的阴谋也没得逞，多少还算有面子，刘吉也算消了气。至于王恕，更因此成为言官们心中的楷模，从此以后，谁惹王恕，言官们就骂谁，丘阁老就是这么倒霉的。
说起这件案子，后人评论的时候，无不说刘吉陷害言官，朱祐樘遭奸臣蒙蔽，偏听偏信，但细看事实，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后世的史家，往往忽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朱祐樘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事件一开始，何乔新就充分领会了领导的意图：叫王恕的死党来审王恕的死党，本身就说明领导根本不想重办他们，只不过要借此案给他们个教训而已。所以，一审判决从严，二审判决从宽，都是贯彻领导精神的结果。
朱祐樘就没打算要谁的命，开始的严厉判决，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厉害，后来的改判，又是为了给他们希望。接受王恕的意见则是告诉大家：正确的建议，皇上是能听进去的。
按照哄小孩儿的办法说：这叫打个巴掌，又给颗糖吃。
第二个问题：骂刘吉的言官这么多，为什么挨整的是汤鼐？
答案：朱祐樘要敲打的，正是汤鼐这类言官。
说到汤鼐这个人，在历史上大大有名。在骂人这项基本工作中，他长久以来贯彻一个原则：是非不分，逮谁骂谁。像万安、刘吉这样的小人他骂过，像周洪谟这种老实干活的人他也骂，甚至连当年曾和怀恩一起拼死保护朱祐樘的太监萧敬他都骂。而且骂人的理由千奇百怪，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的罪名就是他发明的，至于倪岳更倒霉，被他骂了个“生辰八字与皇上犯冲”这类罪。总之还是那个老传统：为骂而骂，就为出风头。
不但乱骂，此人还更喜欢没事找抽。比如朱祐樘某一次开经筵（国事论坛），那天热得很，朱祐樘身体又不舒服，没一会儿就头昏脑胀，王恕很体贴地说要不皇上您歇会儿？汤鼐站出来说，不行，皇上就要克服困难，倒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了，你汤鼐“倒在工作岗位上了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小事天天叫唤，是非不分乱叫唤，这样的人指望他提合理化意见，那是没戏。
这也是刘吉的狡猾之处，挑准领导最反感的人下手，也正合领导的心意。
这就是朱祐樘的目的，不是要阻塞言路，而是要过滤掉噪声，如此而已。
但朱祐樘千算万算，却还是漏算了一件事：杀鸡给猴看，猴就一定听话吗？这个“猴”不止包括言官，也包括刘吉。
至于刘吉本人……
小时候曾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耍猴人，家里养了一只猴子和一群鸡，猴子整天欺负鸡，可猴子又是家里的摇钱树杀不得。为了敲打猴子，耍猴人就挑了个日子，当着猴子的面杀了几只鸡，以吓唬猴子。猴子果然老实了几天。结果有一天晚上，耍猴人回家，一推门发现全家的鸡都死掉了，猴子提着菜刀，正学主人的样子乐滋滋地杀鸡呢……
刘吉，就是那只猴子。
由此，也进入了两京言官之狱的第二回合：南京言官之狱。
如果说上一个案子，刘吉还是自卫反击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就纯属替人出头了。
弘治二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一封由南京监察御史姜绾写的弹章被送入内宫。这事不奇怪，自从朱祐樘登基后，骂人的天天有，骂谁的都有，正常得很呢。
被姜绾弹劾的人，是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弹劾的罪名是侵占民田。这种事在成化朝算正常事，换到弘治朝却极其不正常，因为侵占民田一直是朱祐樘的重点打击对象。在此事前后，也有多名太监因类似的事被言官弹劾，从而遭到严惩，彻底断送了前程。所以怎么看，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言官检举不法的正常行动而已。
奏报送上，朱祐樘果然大怒，责成有关部门依法严查，如此看来，蒋琮貌似要倒霉了。
但这次事件确实不一般，首先是对象不一般。蒋琮的身份不一般，蒋琮从朱祐樘做太子的时候起就伺候他，堪称患难之交。对这个人，朱祐樘是既信任，又是有感情的。另外，蒋琮的关系也不一般，他在内阁也有一个死党——刘吉。刘吉之所以能够揣测圣意，也全靠蒋琮通风报信，两人互相利用，长期以来“默契配合”。
死党犯事，怎能不管，于是刘吉拍案而起，准备替蒋琮出头了，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刘吉发现这个头，还真不容易出。
说起来，姜绾弹劾蒋琮的事，是一次土地产权纠纷，这又是一笔成化朝留下的烂账。真要追究责任，蒋琮确实有点儿“冤”。
事情是这样的：南京沿长江江浦县曾有片芦苇荡，是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单位的财产。可二十年前南京发大水，在这片芦苇荡之间冲出一片冲积平原来，全是肥油油、种什么长什么的好地，太监们乐坏了：这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吗？
但当地老百姓不干了，芦苇荡这里冲出一块冲积平原，可自家的地却被大水冲没了（这是冲积平原形成的地理问题，科学缘由就不阐述了）。地没了，可税照交，于是百姓们就和太监们商量：要不你们的那块地给我们种！太监们当然不干：我家的地凭什么你来种？
经过多方协商，终于达成“霸王条款”：土地的产权归南京守备太监，农民们种这些地，除了负担国家赋税外，还要向太监交租。太监们既不用交税，每年还收取大量地租，农民们干佃农的活，既给太监交租，又替太监交税，受双重盘剥，但总算也比没活儿干饿死强。虽然不公平，也就只能这样了。
从这以后，这些冲积平原成了一片绿洲，连年大丰收。钱当然进了太监们的腰包，而太监们也有了新目标：既然来钱快，为什么不多搞些地呢？正想打瞌睡，有人就来送枕头了。当地的恶霸为了巴结太监，强占了另一片土地，然后献给了镇守太监，把这些地全算作了太监单位的公产。如此一来，南京镇守太监所拥有的土地，已经是肥得流油的一大片了。在成化朝里，这种事其实不稀罕，哪个地方的太监都这么干，虽然比较缺德。
干这些缺德事的人并不是蒋琮，而是当时的守备太监黄赐，那时候的蒋公公还在深宫里陪朱祐樘玩儿过家家呢。等着蒋琮就任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前任留给他多么丰厚的一笔财产。
但当地的百姓不干了，新皇登基又下诏清理土地，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好机会，于是不断有人告状，要求把这些土地返还百姓。蒋琮当然不干：虽然不是我占的，可毕竟是落到我腰包里的财产，我的个人开销，还有我手下人的外快、生活费，全指望这块地呢。想要回去？做梦。
加上蒋琮这个人也有个毛病：贪财（最后毁就毁在这个毛病上）。想从这种人手里要地，简直比从狗嘴里抢肉骨头还难。
一开始，朱祐樘派南京监察御史姜绾来核查此事。不巧的是，这个姜绾也是刘吉的仇人，派这么一个人来查刘吉死党的经济问题，后果可想而知。
蒋琮也知道厉害，姜御史一到就赶快拉关系，可这姜御史是个油盐不进的清官，迅速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份让蒋琮毛骨悚然的弹劾，就是弘治二年三月从南京送来，惹得朱祐樘震怒的那份。
其实蒋琮至今为止犯的错误并不算大，无非就是继承了一笔非法财产不肯交还，再就是拉拢腐蚀政法干部问题。可看看姜御史的奏折，写得完全不一样。
姜御史告诉领导，蒋琮犯了哪些错误呢，具体地说有十条大罪：第一，干涉监察干部工作（以内官侵言官职）；第二，妒忌大臣，背后说大臣秦纮的坏话（妒害大臣，妄论都御史秦纮）；第三，欺负管河闸的官员，耍官威（怒河闸官失迎候，欲奏罢之）；第四，私自受理民事案件，不跟司法机关打招呼（受民词不由通政）；第五，派心腹太监侵吞国家税收（分遣腹心，侵渔国课）；第六，盘剥工匠（按季收班匠工银）；第七，收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擅收用罢闲都事）；第八，打击报复不听话官员（官僚仵意，辄肆中伤）；第九，诬陷忠良（妄奏主事周崎罪，欺罔朝廷）；第十，私自保举罢免太监，夺皇帝的权（保举罢斥内臣，窃天子威柄）。
这十条罪，如果都属实的话，那蒋琮别说下岗，拖出去剐了也不过分。朱祐樘当然生气，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既知道太监乱政的危害，也受过太监的保护照料。更重要的是，在明朝政治上，所谓太监专权只不过是皇帝执政的帮手。他相信自己能够用好宦官，所以他派了最亲信的宦官去南京，但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辜负了他的希望，不但没干出成绩，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
刘吉一开始也很着急，但细看弹章之后，他笑了。姜御史这份义正词严的弹章，其实犯了几个天大的破绽。
朱祐樘派你去干吗的？是去解决土地产权纠纷问题的，可看看你的工作报告，土地产权问题就占了一条，其他的事貌似和土地产权没什么关系吧。姜御史，你说蒋公公干得出圈了，可你自己也玩得出圈了吧。
再看看你弹劾的那些内容，除了干涉监察干部工作这一条外，其他的你有证据吗？背后说大臣坏话，你有没有人证？私自受理民事案件，这条蒋公公确实有，可干的也是惩办恶霸的好事（当地地方志有记录）；欺负河道闸官员，那是因为河道有质量问题（确实有问题）；侵吞国家税收，你手里有账本吗？至于其他的几条，也全都是道听途说，有本事拿证据来！
这就是不好好研究中央文件的结果，你们言官向来喜欢“风闻言事”，可皇上诏书里早就明确地说“说话要讲证据”。姜御史，你清正廉洁、刚正勇敢，端的是一条好汉，只是……太没斗争经验了。
刘吉知道，这些事情他想得到，朱祐樘也一定想得到，而朱祐樘最厌恶的言官恰恰是那些“说话不讲证据”的人。所以，姜御史的这道弹劾，貌似炮火猛烈，其实是把自己送到枪口上了。之后，刘吉的心里升腾起了一个恶毒的念头：这正好是把这个老仇人打落下马的好机会，不只是他，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整掉所有骂我的人。于是，刘吉告诉蒋琮：不用惊慌，不用害怕，对姜御史的控诉，该驳斥的驳斥，保你没事。
果然，蒋琮受命进京“汇报工作”了，他逐一驳斥了姜绾的指控。事实也印证了刘吉的判断，姜绾的大部分指控都是拿不出证据的。于是，朱祐樘的气消了，但蒋琮却不依不饶，指责姜绾诬陷宦官、传播小道消息、包庇纵容御史犯法等。这仗，是越打越热闹了。
于是朱祐樘就派一个人来查明真相，这个人是南京市市长（应天府尹）杨守随。他就在本地为官，熟悉工作，而且名声不错，向来刚正不阿。他哥哥又是朱祐樘当太子时候的老师杨守陈（时任吏部侍郎），所以就他了。
此时，刘吉敏锐地把握住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朱祐樘的心态。
蒋琮是朱祐樘的贴身太监，从心理上说，朱祐樘是不相信蒋琮有罪的，而自即位以来，朱祐樘已经受够了言官无事乱骂的气，所以同样从心理上说，他也希望姜御史是乱骂。所以刘吉抓住机会，拐弯抹角地为蒋琮开脱，说得朱祐樘连连满意，心理的天平自然倾斜过来了。
不管领导心态如何，杨守随还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勘察工作中去了。就在这时，又一封奇特的奏折送到了京城，不同的是，上一封是大臣告太监，这一封是太监告大臣，正是这封奏折彻底帮了刘吉。
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弹劾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户科给事中方向非法侵占国家禁地。
如此牵出了两京之狱的另一个主角：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
论关系，如果说朱祐樘对蒋琮是有感情的话，那么陈祖生对于朱祐樘而言只有一个称呼：恩人。
关于朱祐樘出生的那一段，有个细节应该不会忘记：朱祐樘出生后，张敏叫人把朱祐樘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受命抱走朱祐樘的人就是陈祖生。吴皇后收养朱祐樘，在两位母亲身边帮着换尿布的太监又是陈祖生，他是看着朱祐樘长大的。
陈祖生是个名声很好的人。生活简朴，博学多才，是太监队伍里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汪直搞冤假错案，他挺身而出，结果触怒了朱见深，被打发到南京来养老。朱祐樘登基后，本想把他召回来，可他说岁数大了，干不了重要工作，就待在这儿吧。朱祐樘还特赐了双倍俸禄。总之算是个好人。
可好人也有缺点，陈祖生也想搞点儿额外收入。霸占老百姓田地的缺德事他不会做，但挖挖国家墙脚还是做得来的。陈祖生盯上了一片土地：后湖。
后湖就是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在明朝时，这里是一片禁区，因为在湖面的群岛上是大明朝的黄册库，藏着大明朝东南地区的赋税资料——黄册。保管如此机密文件的地方，自然是不许外人来的。
可没人来也就意味着没人管了，再加上湖面周围都是肥沃的土地，不种就是浪费，在勤俭了一辈子的陈公公眼里，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所以，我种了。于是陈公公就在湖边挑了几块好地，种子还没撒上，就被御史余濬告了。朱祐樘派南京户部主事卢锦前来勘查，因为卢锦与陈祖生素来不和，所以处分下来：充公。
这把陈祖生气得不行：皇上都是我抱大的，种几亩地要你管？可南京户部给事中方向又跳出来弹劾刘吉等十一位大臣，其中斥责陈祖生的言辞最为苛刻严厉，说他曾勾结权阉汪直，把陈祖生骂成王振二代。还好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一笑置之了事。
陈祖生怒了：说我勾结汪直？当年我伸张正义的时候，你小子还是个乖孩子呢。
某日，陈祖生又发现他种过的那片地，如今又种上菜了，地主正是整过他的那两人：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和南京户部主事卢锦。
因为当时负责看守黄册库的正是这两位老兄，生活无聊，又天高皇帝远，搞点儿副业生产，既贴补生活，又打发时间，何乐而不为？
陈祖生恼了：我种几亩地，你们起哄；我不种了，你们自己又种上了，难不成真理都在你们手里？
之后又发生了更让陈祖生抓狂的事：这俩小子搞副业不说，竟然又随手砍了些芦苇做芦席，砍芦苇的地，产权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府。
几乎南京所有的太监都愤怒了：从来只有我们欺负人，哪有被人欺负的份儿！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报仇，我们要报仇！
太监要报复，要么是进两句谗言，要么是勾结特务机关搞点儿小陷害。陈祖生“光明磊落”，大手一挥：他弹劾我，我也弹劾他！
由此也无意中翻开了中国骂人史崭新的一页：从来都是大臣弹劾太监，这次是太监弹劾大臣，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
言官们也怒了，你个宦官竟敢弹劾大臣，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不能忍！
众多言官们纷纷赤膊上阵，御史纪杰、曹玉、谭肃、徐礼，给事中韩重纷纷上阵弹劾陈祖生。朱祐樘眼前，又一次口水乱飞。但此时朱祐樘的心态，却已经发生了更微妙的变化。
陈祖生和他什么关系？伴我成长到如今的“隔壁大叔”，感情深得没得说。这帮御史言官你们太过分了吧？弹劾“陈大叔”占地，人家乖乖退田，可你们自己又占上了，看看你们写的奏章，唯独对那俩小子非法占地的事绕开不提，这不是只许言官放火，不许太监点灯吗？
更何况，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户科给事中方向，那是在朱祐樘登基后早就挂号的人，从来都是张口乱骂给领导添堵。对于此事，朱祐樘心理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在蒋琮被弹劾事件中，朱祐樘是多少希望蒋琮无错的话，那么对于这件事，从一开始，他的心就是彻底倾向陈祖生的。
这事和蒋琮被弹劾本来就是两件事，但接下来，明明两件事，到底搞成了一件事。
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刘吉，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彻底地把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刘吉不是学雷锋，因为参与此事的言官，之前基本也都上奏章骂过他了。更重要的是，他很了解朱祐樘对陈祖生的感情，只有将两件案子搅成一件案子，才能重重地打击一大片。
朱祐樘不是朱见深，他最在乎的还是真相。言官向着言官，太监向着太监，只有找内阁来商量了。于是朱祐樘召来了内阁三位大学士，询问他们的意见。
徐溥和刘健先后发言，大体都是要求先调查研究；轮到刘吉，沉吟良久，说了一段话：这些事情臣也有耳闻，但不了解真相，臣不敢乱说（你就装吧）。据臣所知，方向和卢锦两人同姜绾之间交往甚深，这其中有没有同流合污的事就难说了。既然杨大人（杨守随）正在调查，不如让他辛苦一下，将两件事一起查查好了。
一语中的，正中朱祐樘下怀。
因为陈祖生的事，朱祐樘对这帮喷口水的言官烦透了，看问题当然也带了主观倾向：既然都骂太监，那他们之间肯定有勾结。貌似很偏激，但别忘了，明事理的朱祐樘也是人，而且那年只有十九岁。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中，南京市长杨守随继续展开了调查工作。在经过了无数焦急等待的日子后，杨守随送来了调查结论——当头一棒。
杨大人认为太监是可恶的，蒋琮拉拢腐蚀干部、霸占民田，陈祖生占用国家禁地、非法开垦，都是证据确凿的。杨大人还认为，姜绾是伟大的，他拒绝太监的拉拢腐蚀，与恶势力不屈地斗争，是个好干部，应该表彰嘉奖。卢锦和方向是冤枉的，他们为官清廉，占有国家禁地的事，他们种地的收益也全归户部，虽然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动机是好的，所以应该从宽发落。至于他们之间有勾结的说法，那是绝对的谣言……
杨守随自己就是个清流人物，向来喜欢拒腐蚀的人，姜绾当然和他意气相投。至于言官们嘛……他们虽然喜欢没事骂人，但到底都是读书人出身，总比太监强。说到底，这还是个立场问题。
对杨守随的调查结果，刘吉猜也能猜出来。但他不慌不忙，因为他知道，这个报告送到朱祐樘手里，结果只有一个——龙颜大怒。
朱祐樘怒了：这是什么鸟结果！别的且不说，“陈大叔”占地是祸乱国法，那俩小子占地就是“动机是好的”，你搞的什么双重标准！
刘吉抓住机会火速出手，指使亲信言官上书弹劾杨守随勾结言官纵容包庇、祸乱国法。朱祐樘连连点头，从此，道理就站到刘吉和太监们这边了。
而在这时候，另一个编外人物回来了：两广镇守太监郭镛。按说郭镛和这事没关系，他回京城汇报工作，路过南京一好奇就去瞧个新鲜，谁知道御史孙纮等弹劾他“擅入禁地，图谋不轨”，把郭镛气得火冒三丈：瞧个热闹，就成了图谋不轨了？
郭镛见了朱祐樘以后，立刻为蒋琮他们大喊冤枉。太监向着太监，朱祐樘也不奇怪，随听随打哈哈。可郭镛一句话，却让朱祐樘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们从来只弹劾内臣（宦官），对同行（御史）犯罪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
客观上说，郭镛虽然在下药，但他的话貌似也谈不上诬陷，至少在非法占地问题上，这群人确实如此。话说到这份儿上，就是兔子也该怒了，何况朱祐樘不是兔子。至此，一场由刘吉精心导演、蒋琮和陈祖生扮演男主角、郭镛跑龙套的大戏，终于达到了高潮部分：朱祐樘的愤怒到顶儿了。然后朱祐樘火速做出决定：查案的杨守随，以及所有涉及两件案子的御史，统统下狱。
这下可热闹了，杨大人进了班房，南京当地的御史言官们，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所有单位的重量级御史几乎全部落网。换句话说，整个南京地区的言官统统被抓了。然后，太监们为他们安排了“无微不至”的班房生活，天天上演“铁狱风云”，总之是惨绝人寰。
京城这边官员们当然不干了，成化朝宦官乱政的一幕幕往事恍然如昨，绝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御史史琳和张宾轮番上书，要求严查真相，不能偏听偏信。刘吉则是再接再厉，诬陷京城言官和南京言官早有勾结，总之是不把人治死不罢休。
关键时刻，又是王恕出场了，他建议由内宫和大理寺各派专人共同调查此案。此时的朱祐樘冷静了下来，老干部的面子总算是给了，又派了两个查案专员：太监何穆与大理寺少卿杨谧。
这是两个在历史上并不出名的小人物，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两个小人物，对这个案子做出了最公正的调查结论。
弘治三年二月，在经过详细取证与讨论后，这份事关无数人命运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报告认定蒋琮侵占民田确有其事，腐蚀拉拢干部也确有其事，但是姜绾对他的其他指控是不符合实情的。同时，蒋琮对姜绾的指控也不符合实际。两个人都有错误，都该严肃处理。至于卢锦和方向占地的事，经查实证据确凿，应依法严办。
这是一份让斗争双方都心服口服的调查结果，然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朱祐樘却做出了一个极度偏袒的处理结果：御史姜绾、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濬等九人被逮捕，然后统统降到地方上当判官。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撤职，户科给事中方向降职。至于最先去查案的杨守随，贬为广西右参政。
这是对于大臣和言官的处理，虽说比较重，但基本还是依法办事，但是对于宦官吗……当事人蒋琮，内部批评教育。这就太不公平了，哪怕象征性处理一下也好吧。几位重臣相继进言，认为这么做难服人心。但素来勤于纳言的朱祐樘这次态度却异常坚决，管你怎么说，就要这么办，于是……还是照皇上的办吧。
御史们贬官后继续做出成绩来的，还属为首的姜绾，他先是被发配到桂阳当判官，后来跨专业发展，搞起了第二技能——打仗。在当地屡次剿平土匪山贼，后被提拔为兵备副使，为治理地方做了不少贡献。综观他的履历，或许可以改用《大话西游》上的一句台词概括：“还是好好干好打仗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
而另一位被贬官的办案人员杨守随就更了不得了，他被贬到广西当参政，到了就搞严打，深得民心，弘治八年（1495年）先调回南京当右都御史，又调北京，成为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兼大理寺卿，司法工作和搞工程一起抓，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是弘治朝除刘大夏外又一位复合型人才。
告状的陈祖生继续在原单位做贡献，名声还不错，两年后母亲病故，他回家乡福建南靖县拜祭，还带回了宫中御用的黑色糯米稻种，直到今天还广为种植，算是为家乡做了好事。所以去世后，家乡人特意为他修了座太监亭以示纪念。总体来说，除了挖“国家墙脚”这事外，他还算是个好人。
最倒霉的是蒋琮，多年后为了搞钱去非法采矿，偏偏跑到皇陵去开，兼搞拦路抢劫，从而彻底玩儿大了，被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参了一本，念及“童年时的友谊”，朱祐樘终究没杀他，发配回南京孝陵卫当了个下等太监，不知道晚年的他会不会有闲情徜徉在青浦县的江边，眺望那些曾属于他的绿油油的农田，他还会想起当年那场震撼全国的口水战吗？
至于那片农田，按户口比例，一亩不剩地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百姓。一场闹剧下来，总算惠泽苍生，这算是最好的安慰了，也不枉这场闹剧里的好人辛苦一场。
而综合两件事的前因后果，该整的人有的挨了整，有的没挨整，不该被整的人，有相当多的被整了，说处理不公，那是相当的不冤枉。所以这次“言官之狱”，终究还是留下了恶名。清朝人编的《明史》里评价此事导致弘治朝“言路渐稀”，貌似正确，却其实是一棍子打死。在这次事件后，言官的口水确实少了，但该弹劾不法现象的还是会弹劾不法现象，正确的意见朱祐樘依旧照听照办。比如那位曾为姜绾喊冤的张宾，不但没有因此遭到处罚，相反，之后他也相继弹劾过多名亲贵，有的是比蒋琮们更显贵的人物，照样连发连中，原因很简单：他讲“证据”。确切地说，“言路渐稀”没错，但更多的是少了漫骂。至于检举揭发腐败，提“合理化建议”，貌似该少的一点儿也没少。
这其实才是朱祐樘的目的：即位之后，因为广开言路，言官的骂声已经渐渐地泛滥起来，这个时候，必须要对此有所限制，甚至不惜进行相对的打压，才能保证整个权力体系的平衡状态。而宦官则是皇帝做这个工作的工具，如此而已。
总体说来，虽有误伤，但基本达到目的了。
但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在刘吉的居中调度和宦官的推波助澜下，他终于还是失去了常态，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刘吉利用了他的感情，挑拨了他恨屋及乌的怒火，达到了打击言官的目的。
皇帝也是人，也有感情色彩，而小人的可怕之处，就是利用别人的感情色彩。
刘吉貌似胜利了，却其实不然，因为朱祐樘不是傻瓜。被逐言官里的几个正人君子，贬官后不久还是得到了提拔，倒是刘吉本人从此彻底失去信任，刘吉的生活也渐渐进入了另一个状态，从又干活又挨骂，到不干活人家也懒得骂他。到了弘治五年，朱祐樘派太监到刘吉家，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快滚！
从此，这个小人终于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随着他的离开，弘治朝内阁运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发展出一个新称号——大明最强内阁。
而朱祐樘之所以在弘治二年两次出手，借两京之狱整顿敲打言官，原因当然不是为了过安生日子，而是因为他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国家建设。中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要干活，就得挨骂。必须减少噪音，增加合理化建议，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国家。
且看他是如何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