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慈禧太后曾对袁世凯说：“这年头，找个好人难，找个有本事的人更难，找个有本事的好人更是难上加难，你嘛，还是有才干的。”
所以慈禧明明知道老袁人品不怎么样，但对老袁依旧加官晋爵地重用，一直到她蹬腿咽气后，老袁再接再厉，将大清王朝彻底玩儿残。
所以有本事却没道德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比如那位刘棉花，虽然位居内阁首辅，也放手让他办事，但说到底还是被徐溥和刘健架空，对他的原则，朱祐樘很明确：可以用，但不可重用。
在朱祐樘眼里，最应该信任的当然是有本事的好人。幸运的是，弘治朝有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是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号在当朝也格外响亮：弘治三君子。单看这名号，就可以确认这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在汉语语境中，“君子”是一个相当崇高的称谓。在中国历代官场上，道德品质达到“君子”高度的人不少，但也有许多人名望很高，工作能力却不咋样。
但“弘治三君子”则不同，论道德品质，他们比后世的海瑞不差分毫；论工作能力，不仅远远强于诸多“德高才低”的清官们，比起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贤臣更毫不逊色。他们之所以名声低，也是拜弘治盛世所赐：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光芒也就不那么耀眼了。
但在当时，他们却是大大的名人，也是朱祐樘革除弊政的利器。尽管当弘治朝开始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他们却用事实证明：激流汹涌的官场，没有磨平他们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有磨灭他们心中的热血与理想，他们以老迈之躯和年轻人一般昂扬的斗志，帮助年轻的朱祐樘励精图治，托起了一个盛世的诞生。
第一个人：吏部尚书王恕。
关于此人，在大明朝成化年间有句相当响亮的称号：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能得此殊荣，自然有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等原因，但说到王恕，只有三句话：别人不敢干的，我干；别人不敢管的，我管；别人不敢惹的，我惹。
先说别人不敢干的，这一条主要是在做官上。在整个成化一朝，王恕做得最多的就是地方官，从江苏到江西，从江西到河南，再从河南到云南，大部分都是刁蛮难治之地。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谁沾上就惹一身腥。这种地方，换成其他地方官，都得赶紧送礼请托跑调动，宁可不升官也绝不蹚浑水。
但王恕不一样，收拾行装乐呵呵去，勇敢地往火坑里跳，每到一地，都喜欢用民间戏曲里清官常用的把戏——微服私访，先把当地恶霸的劣迹查个清楚，然后大刀阔斧地铲除奸恶，再劝课农桑，发展教育，总能把那些“刁蛮难治之所”，治理成欣欣向荣的繁华乐土。不管走到哪里，离任后当地百姓都会给他修祠建庙以示纪念，这就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干来干去，王恕混了个“最佳地方官”的名号，当然也付出了代价：被他整治的恶霸里有皇上的七大姑八大姨、太监的干儿干孙、权贵的把兄弟姑表亲，都是些碰不得的人物。里里外外的重量级权贵都被得罪光，升官当然没戏，所以王恕辛苦地干了三十多年，还是只在地方上窝着，就是进不了中央。
然后是别人不敢管的。成化朝什么人管不得，当然是那些采办、镇守一方的太监、上蹿下跳的传奉官，不过没关系，王恕管，不但管，还管出了花样来。
先是巡抚云南，和梁芳党羽、云南镇守太监钱能斗。钱能曾镇守云南，他贪得无厌，去云南镇守的时候途经贵州，就让手下四处去勒索，吓得贵州官吏和百姓们都不敢出来。钱能镇守云南后，按照惯例，安南进贡要从广西进入。后来钱能就奏请让安南朝贡使者从云南进入，结果上头没有批准。钱能就谎称安南的捕盗兵越境，奏请朱见深派指挥使郭景前往敲打安南王，朱见深就同意了。钱能让郭景给了安南王不少好处，安南王就调兵遣将护送郭景回来，要开辟从安南到云南的通道。郭景害怕此道一开，后患无穷，便找了个借口先跑了回来，接着假称安南寇来了，让云南官兵守备戒严。后来，安南的朝贡使者被告谕才离开。云南的当地官员都害怕钱能，不敢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后来，钱能又派郭景去向干崖、孟密等土司索贿，用可以让他们做宣抚司为诱饵，收取了无数金银珠宝，还逼淫曩罕弄的孙女。这些事后来一件件都被王恕查到了，王恕派兵去捉拿郭景，郭景吓得投井自尽。之后，王恕又向朱见深弹劾钱能，说他私通外国，按罪当斩。朱见深派了官员去处理，结果钱能又向朱见深进献名贵鹦鹉。王恕要求禁绝行贿，还揭发了钱能的所有贪赃枉法的事情。钱能害怕得不得了，他就赶紧去托在朱见深身旁的权贵向朱见深进言召回王恕。之后，王恕就被召回，改任南京，而钱能的事情，朱见深却搁置不再过问。按说这梁子结得够深吧，后来王恕当了南京兵部尚书，和靠巴结当上南京守备太监的钱能又成了同事，可钱能见了王恕就像老鼠见了猫，见天里小心伺候，软话、好话一箩筐地说，真应了一句俗话：鬼怕恶的。
然后就是林俊事件，那时候妖僧继晓民愤太大，员外郎林俊气不过参了他一本，朱见深震怒：敢骂我的“精神导师”，活腻了是不！梁芳诸人也上下撺掇，非要把林俊弄死。怀恩看不下去了，小心翼翼地给林俊说了两句好话，朱见深二话不说，抄起桌子上的砚台猛砸怀恩，还好怀恩闪得快。接着朱见深下旨：敢求情的，杀无赦。
按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林俊彻底没救了，家里都给他买好棺材了，可棺材到头来还是白买了。因为别人不敢管，王恕敢管。王恕就上奏章了，不过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白搭：轻则被驳回来，重则连王大人都要被抓去陪绑。
不久以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林俊免死，贬为姚州判官。板上钉钉的死罪，竟然又把命捞回来了！王恕咋做的？其实很简单，首先，王恕和怀恩是铁哥们儿，奏章报上去，是挑着朱见深心情好的时候给他看的；其次，王恕的奏折写得有学问，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臭骂继晓，而是给朱见深算经济账，比如盖一座庙要花费多少钱，会让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这类问题，继而推论出一句话：林俊是有错，但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老百姓嘛，说到底，还是为了皇上您哪。
这正是王恕的聪明之处，他比那些“直臣”更了解这位皇帝：朱见深是不会处理继晓的，骂也白搭，但朱见深也是个明事理不滥杀的人，只要让他明白这个理，事情就好办了。
又忠直，又不畏强暴，更有办事能力，这就是专管别人不敢管之事的王恕。林俊之事一了结，全国官民人心大快，由此流行一句话：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这就是王恕，一个始终充满斗志又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好汉。朱祐樘知道这个人的能力，所以前任吏部尚书李裕前脚刚滚蛋，后脚王恕就被招了回来，掌握了弘治朝的人事大权。
但凡新官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大谈施政纲领，做一下雄心万丈状，王恕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方法比较特殊：写对联。就任伊始就在吏部衙门外贴了一副对联：
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
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自任吏部尚书以来，他始终兢兢业业，以古稀之龄夜以继日地工作，选拔贤良官员，罢斥不合格干部，严惩贪污腐败。他历经官场多年，眼光老辣，贪官们那点儿欺上瞒下的把戏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一概查办没商量。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员考核和选拔制度。即使在他离任后，这套制度依然按照他的构想运转下去，成为弘治朝吏治清明的基础。拜他的努力所赐：官员们老老实实地干活，政府效率大为提高，没几个人敢偷奸耍滑。一大批人才得以飞黄腾达，获得了更广阔的人生平台。
这样的老宝贝，朱祐樘当然得好好呵护，自登基以后，朱祐樘对待王恕实在像春天一般温暖。天热了派人送西瓜，天凉了派人送棉袄。王恕推荐谁，二话不说当场宣旨提拔；王恕整治谁，眼睛不眨立刻下令惩办。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朱祐樘还很体贴地对王恕说：您老人家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要不歇两天？
可在这温暖的春风里，朱祐樘也渐渐知道，为什么老爹会把这个倔老头儿轰走了。
因为王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搞好了人事工作，更在于他还干了又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惹皇帝。说来也不奇怪，当地方官的时候就敢管恶霸，当封疆大吏的时候敢管太监，现在当了大明帝国的组织部长，要是不惹皇帝，那简直就不是王恕了。
这正是王恕的最牛之处：别人不敢惹的，我惹。
比如王恕给朱祐樘说：国家大事太多，早朝时间有限说不完，要不您受累以后就别午睡了，中午时间咱弄个午朝继续讨论？
朱祐樘：这个……好，照办！
又比如王恕说：当皇上也要好好学习的，要不您牺牲一下休息时间，召集大臣搞个沙龙（经筵），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治国的心得体会？
朱祐樘：这个……好，照办。
还比如王恕说：萧桢比较适合当陕西巡抚，皇上您觉得呢？
朱祐樘：要不……你再推荐一个？
王恕：皇上不用我推荐的人，这说明我没尽到本职工作，既然没尽到本职工作，就是我的失职，所以，皇上您也别叫我推荐了，干脆撤了我得了。
朱祐樘：别介……别介……听你的，听你的还不行吗？
这是工作上的表现，也就是朱祐樘还能容忍，但生活上的事，王恕也管。
比如王恕说：皇上，您要赐您叔叔庄田？现在国家很穷，好多老百姓还没地种呢，要不让您叔叔再艰苦朴素两年？
朱祐樘：这个……研究研究吧。
王恕又说：皇上，您只有皇后一个老婆，这很不对，关系到以后皇室子嗣的繁衍，所以要不您再多娶几房……
朱祐樘：这个……（这个用得着你管？）
干工作的事，你管我也就罢了，分田地的事，你管管也算有道理，可我娶老婆的事你还管，你王恕是不是属太平洋警察的——管得宽？
更不像话的是王恕的工作方式，只要是和领导意见不对，立刻闹罢工要辞职，直到领导接受批评，还得做殷切自我检讨状，态度不虚心还不干。这真不是大臣干工作，而是爸爸管儿子了。儿子一哭闹，爸爸马上板起脸说：再哭，爸爸就不管你了。每每这个时候，再调皮捣蛋的儿子也得乖乖夹起尾巴做人。
总体来说，王恕就是这么管朱祐樘的。可问题是，虽然王恕的岁数比领导大了好几轮，放在封建时代当他太爷爷都绰绰有余，可他确实不是朱祐樘的亲爸爸。所以要是这些朱祐樘还能不在乎，那他就真没自尊心了。可在意也好，不在意也好，你都得忍，毕竟在用人家干活呢。可终于有一天，朱祐樘发现忍不下去了：群众意见太大了。
王恕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给朱祐樘提的那些建议，得罪人也好，不识趣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好，而不是为了私利。一句话，他是个无私的人。可毁就毁在他的“无私”上，因为无私，办起事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事事得罪人，不只得罪坏人，也同样得罪好人。
按说朱祐樘用的人，整体素质比他爹那时候强太多，可就是这样，王恕还是混不好，原因只有一个——脾气。
王恕这个人说话办事从不想什么得罪人的问题，所以口无遮拦，一语不合就破口大骂，典型的炮仗脾气。这样的人，别说放在官场上，就是放在生活中，明明知道是个好人，可喜欢他也难。
所以在他当吏部尚书的这几年，干得最多的事只有一个——吵架！和同僚吵，和下级吵，和内阁也吵，按说此时的内阁已经运转得不错了，可王恕还是嫌人家办事效率慢，一慢就批评，一批评就掐架，总之是天天打仗。
内阁里的刘吉自不必说，标准的小人，当然和王恕搞不到一起去。另外两个人：徐溥和刘健都是处理政务的能臣，人品也不坏。可王恕不管好坏，一律统统臭骂，虽然是有口无心，可天天这么着，搁谁都受不了。特别是刘健，也是个标准的急脾气，王恕骂娘，他就对骂，两个老爷子唇枪舌剑毫不相让，要是再年轻几岁，怕是要上演全武行了。
刘吉更是恨王恕恨得咬牙，不只是态度问题，而是刘吉的死党许多都被王恕处理了。而且当时言官们称誉王恕时一定唾骂刘吉是小人，唾骂刘吉是一定会称赞王恕。这让刘吉对王恕更加怀恨在心。所以刘吉就经常给王恕捣乱，王恕提拔的人，刘吉都要给穿双小鞋。每到这个时候，王恕就会拿出看家本领——罢工，这招果然好使，刘吉每次都碰得灰头土脸，也没怎么影响“正人汇进”。
除了刘吉外，内阁的其他几位都还是些一心干工作的人，平时里闹摩擦也好，破口大骂也罢，工作上的事总算没耽误，更不干背后给王恕下黑脚之类的龌龊事，大家彼此配合得不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一个人的入阁：丘濬。
其实从个人品行上说，丘濬和王恕属于一路人：为官清正廉洁，也一心忧国忧民，学问也同样好，他还给朱祐樘写过一部奇书——《大学衍义补》，全面从军事、政治、工商、农业等各个方面阐释了治国的要务，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也成为后来弘治朝治国的重要参考，但这个人有个老毛病——心胸狭窄。
两个人的矛盾，从根儿上说还是个自尊心问题。入阁以前，丘濬是礼部尚书，王恕是吏部尚书，虽然都是部级干部，可吏部掌握权，号称“天官”，可谓位高权重，其实就是六部里的老大。所以当部长那几年，王恕一直以大哥大自居，拿着丘濬当小弟，成天里吆五喝六，极其嚣张。饶是如此，丘濬也忍了，毕竟人家也算是“前辈”加“天官”，受委屈就受委屈吧。后来丘濬入阁了，虽然还是个尚书，级别却已经成了“副总理”，按说是扬眉吐气了，可王恕还是老样子，见了丘濬照摆大哥谱，张口就说：那小丘啊……你那啥……大庭广众下，对着丘濬指手画脚，实在让丘濬没面子到极点。
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
王恕本来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虽说话难听，但过后就忘，刘健和徐溥虽然不痛快，但总算也能容忍。丘濬则不然，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一句话不合，他能记恨一辈子。如此，矛盾就来了。所以丘濬就开始和王恕对着干，王恕要整顿吏治，他说不能太着急；王恕要罢斥一批庸官，他说这里面还是有好人的。王恕当然不干，于是两人矛盾越打越深，弄得都没法儿正常干工作了。不过这都是小矛盾，貌似没什么。
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人出场了：太医院院判刘文泰，这个人曾经经常往丘濬家跑，以求迁官，结果被王恕所止，所以刘文泰对王恕恨之入骨。刘文泰又很会来事，和丘濬又是好朋友，两人天天喝酒吹牛，一喝酒丘濬就骂王恕，丘濬一骂，刘文泰就跟着挑唆，挑唆来挑唆去，日久天长，原本屁大点儿的矛盾，在丘濬眼里都成了不共戴天之仇了。然后某一日，刘文泰从丘濬处听到一个让他眼前一亮的消息。
其实说来也没什么，就是成化朝时王恕遭陷害归乡后，曾让人给他写传记，标榜自己与奸党斗争的“光荣事迹”，这貌似没什么，可问题是，王恕当年斗争的那些事，样样朱见深都有份儿，传扬出来，先皇的脸朝哪儿搁？
丘濬说，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罪名可就大了。
刘文泰弹劾王恕的奏章递上去了，说王恕“沽名钓誉，诽谤先帝”。文章言辞激烈，写得人神共愤。此奏一出，果然朝野震动。封建时代，“诽谤皇上他爹”可不是个小罪名，搞不好要株连九族的。
王恕怒了：陷害，这是陷害，肯定是丘濬陷害我。
然后按照老惯例，王恕又开骂了，丘濬倒很有修养，我哪敢陷害您老人家啊，到底有没有“诽谤先帝”，这不还在调查吗？
但谣言已经四起了，说什么的都有，平日里被王恕恶整过的人纷纷跳出，四下散布小道消息，丘濬的亲信言官更是站出来相继弹劾王恕，那真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几位阁臣和部长的态度也奇怪得很，朱祐樘一询问起来，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是拐弯抹角批评王恕，就是没有给王恕说话的。
朝堂上更乱套了，支持王恕的清流和支持丘濬的大臣分成两派。政府里打翻了天，也就别提什么日常工作了。
久而久之，王恕受不了了，辛苦一辈子，却落了这么一个墙倒众人推的结局。他伤心地向朱祐樘提交了辞呈，朱祐樘不批，反而安慰说：领导还在调查嘛。
闹腾归闹腾，事情总要想办法解决。锦衣卫出动了，夜审刘文泰，还没动刑这小子就尿了，把实情全部说了出来。如此，真相大白。
按说事情到如今已经清楚了：刘文泰陷害，丘濬有背后指使之嫌，王恕是冤枉的。可处理结果却匪夷所思：刘文泰被贬为御医，王恕虽然冤枉，可确实“无意中诽谤了先帝”，念你工作成绩不错，就批准你退休吧。至于丘濬，批评两句，基本没事。
消息传来，举朝哗然：这是什么处理结果，不是冤枉好人吗？
朱祐樘却知道其中的缘由：王恕一心为公不假，可是他太不会做人，早就把人得罪光了。刘文泰的事只是冰山一角，没有刘文泰，早晚还会有张文泰、李文泰，如此下去，他也没有安生日子可过。而且朱祐樘心里也烦了，虽然知道王恕一心为国，可谁也不喜欢有个人成天对你指手画脚，从国家大事到私生活统统全管。更何况，经过王恕的努力，成化朝时代的庸臣已经一扫而空，新的官员选拔监察制度也建立了起来，说句寒心话，王恕的利用价值已经到头了。至于丘濬，虽然这事他做得不地道，但现在政府的整顿已经完成了，下面该搞经济建设了，而丘濬是这方面的人才，没他还真不行。所以，就这么定了，王恕回家，这对他好，也对国家好。
弘治六年（1693年）闰五月，王恕致仕。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另一个工作：治学。他是明朝著名理学流派——三原学派的开创者。这个学派在之后的岁月中英杰辈出，它的贡献与价值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讲。
正德三年四月，王恕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他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直臣。他刚直不阿，对抗权贵。他成功过，也失败过。弘治朝六年吏部尚书的任期，几乎浓缩了他人生中的所有灿烂与辉煌。他的成功，在于无私；他的失败，也正在于无私。他就像坚韧的老藤，屹立于风雨中而不倒，用他的顽强与斗志迎来了一个盛世的春天。对于他的成功和失败，或许只有一句话最合适：性格决定命运。
老人有言：好人不长命。对这话，我曾经信，可是看过了王恕的故事，我不信了。
至于挤走了王恕的丘濬，其实他才是最惨的，虽然之后他干活不少，成绩不少，可因为王恕的事，是个正人君子就瞧不起他，人人都在背地里骂他。甚至他因操劳国事患了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可依然有人幸灾乐祸，说他是罪有应得。挨了两年骂后，他终于在弘治八年被骂死了。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小人刘文泰也来吊丧，刚走进大门，就被丘府的家丁乱棍打了出来，丘濬的老婆站在门口叉着腰哭骂：都是因为你，害了我老公一辈子。
丘濬啊丘濬，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
刘文泰，你会羞愧吗？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事，做事的不可恨，帮闲的最可恨。丘濬和王恕，论人品都是正人君子，论关系也并没有深仇大恨，却总因为有你们这些“巴儿狗”在，最终闹得这个结局：一个含冤而去，一个背骂而死。
这场斗争，没有胜利者。
同样是性格决定命运，“弘治三君子”里的第二个人——兵部尚书马文升，命运却比王恕好多了。
如果把弘治朝初期的大明帝国比作一个久病缠身的病号，那么朱祐樘就是治疗这个病号的主治医师，底下的臣工都是各负其责的医生：怀恩是负责割太监问题这个瘤子的，王恕是负责割吏治问题这个瘤子的，都还算是专职，马文升却累得多，他既要割官场的瘤子，也要治背上的那个毒疮：国防问题。
马文升与王恕一样，他在弘治朝以前也大大有名，原因却和王恕不同：他一直在替人擦屁股。
官场上的擦屁股，就是指别人做了错事，闹出了乱子，由另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这种人当然倒霉：擦干净了，你未必有功；擦不干净，黑锅你跑不了，马文升就这么倒霉了二十多年。
马文升，今河南禹州人，景泰二年进士，先在各地干检察官（巡按），成化元年调任回中央干法院院长（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而成化四年固原满俊作乱，彻底改变了这位司法干部的命运，从此以后，整个成化朝他都在干着同样的工作——擦屁股。
先说满俊起义，在讲成化朝的时候这事给漏了，因为这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大事。满俊原是归顺明朝的元朝平凉万户巴丹的孙子，因为忍受不了陕西巡抚陈价的欺压，愤然扯旗造反，集合数千多人盘踞陕西固原旁边的石城对抗官军。说到底，这还是明朝自找的。
但既然是叛乱，当然要镇压，陕总兵巡抚陈价、陕西总官兵任寿带兵围剿，却连连败北，连石城的边儿都没碰着，真个叫灰头土脸。而满俊的叛军屡次大败明军，声威大振，许多灾民纷纷加入，不到几个月，叛军就增到两万多人。朱见深怒了，泱泱大明，连几千造反的小丑都解决不了，脸往哪儿搁？换人！陕西巡抚陈价已经被罢官了。朱见深起用马文升，让他做陕西巡抚，去解决满俊之乱。
马文升就这样去陕西平乱了。石城那边，恶战还在继续，伤亡还在增加，总指挥项忠（后来镇压荆襄流民起义的那位）急得嘴角冒泡，却还是毫无进展。马文升只看了一眼就断定：这目标，明军就是再增加一倍人，使上吃奶的劲儿，想要攻克也是白日做梦。
倒不是因为战斗力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出在这座石城上。叛军所盘踞的这座石城，在唐朝史书里有个响亮的名字——石堡城。
唐朝时候，这座城是吐蕃的重要战略要地，当年唐朝为了夺取它，先后发兵数十万，以名将哥舒翰坐镇，恶战大半年方才告捷，战后盘点战果：唐军伤亡数万人，敌人只伤亡八百。
这就是明军面前的真正对手，一座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以明军目前的实力，是绝不可能攻克的。
项忠急了：那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回去给领导汇报，皇上您别打了，当年唐朝皇帝都打不下来，咱就别费劲儿了。
马文升不慌不忙，打是要打的，却未必要硬打。他很自信地朝远方一指，项忠瞧了一眼，着急的神色没有了，相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马文升已经找到了这座城池最大的弱点：水！
石城易守难攻，却没有水源，所需饮用水全靠一条引水渠维持，只要切断这条水渠，缺水的叛军将不攻自破。
项忠照办了，果然没过几天，敌营大乱，明军趁势总攻，全歼叛乱，肆虐数月的满俊之乱就此平定。
这就是马文升的军事水平，在困局中敏锐地捕捉制胜的关键。这份天赋，在当时的明军将领中鲜有匹敌者。
叛乱平了，可屁股还没擦完。人杀光了，民心还得安抚，边防更得整治。之后的七年，马文升扎根陕西，耐心做着擦屁股的工作。他平等地对待当地各族群众，从不搞民族歧视，对战乱中的伤亡者善加抚恤，更鼓励边民进行贸易，既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又解决了部队马匹匮乏问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残破不堪的固原地区重现繁荣，民族关系融洽，部队战斗力提升，真正成为大明边陲的铜墙铁壁。
他不仅是个军事战略家，更是个军事建设者。
擦完了陕西的屁股，成化十四年，马文升又掉头北上，接着去擦辽东的屁股。当时汪直的党羽辽东巡抚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起辽东叛乱。成化十四年，海西女真部落首领散赤哈率领数千女真族人抢掠凤集诸堡。陈钺为冒充边功，在辽东滥杀无辜女真族人，一时女真族各部落皆是群情激愤，民族矛盾尖锐。危急时刻，已升任兵部侍郎的马文升再次出面了：当时的辽东已经乱了套，军队士气低落，各部族又磨刀霍霍地准备打仗。马文升先是释放了被关押的无辜边民，接着又宣读朝廷安抚的旨意，“遂有十数人来见，即谕以前意遣归”。之后，马文升又召见了各部落首领，对遭了难的百姓给予安慰和物品补偿。对那些一心想要掀起战争的叛乱分子，马文升也给予了有力地回击，但他并不穷追猛打。同时，他不断派人去海西女真各部落进行安抚。一番恩威并施，海西女真各部落也自知不是明朝的对手，同时也折服于马文升的恩德，终于放下了武器，纷纷归降。马文升以大智大勇之心，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乱化为无形。辽东大地，终于避免了一场兵灾。
马文升冒着生命危险替汪直的党羽陈钺擦完了屁股，可没想到却得罪了汪直。当时辽东叛乱的消息传来，马文升等人主张安抚，汪直却是主战派，还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叛乱，以来建功立业。朱见深最终同意采用安抚政策，并派了马文升前去安抚。汪直提出派个人跟他一起去，也被马文升拒绝了。这样，他就被汪直嫉恨上了。后来，朝廷调查辽东叛乱的原因，汪直就诬陷说辽东叛乱是马文升禁止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就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一直到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直倒台，马文升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年），马文升任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擦屁股还擦出错来了，还擦得得罪人了，这样的荒唐，也只有朱见深做得出。朱祐樘却很清楚这个人的能力，在成化朝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马文升受了太多委屈，替人背了太多黑锅，却始终忍辱负重，安心干工作，这样的人，父亲不重用，我用。
于是朱祐樘一即位就召回了马文升，升为左都御史。马文升也不含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了十五条关于治国的要求，朱祐樘二话不说全部照准。然后余子俊逝世，马文升接任兵部尚书，不但和王恕密切配合罢免不合格干部，更是在军队里大搞整顿，严查侵吞军饷吃空额之类的舞弊行为，法办了一大批腐败干部。
这下军队可炸锅了，有不少人扬言要叫马文升好看，更有许多兵痞带着武器天天在马文升家门口晃悠。马文升不慌不忙，照样出入自如，谈笑生风。朱祐樘得知后，连忙派锦衣卫日夜保护马文升，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但在马文升眼里，这些只是整顿军队的第一步。他很清楚现在大明的军队是个什么素质，要整顿，就得搞大动作。于是朱祐樘把大明朝的御林军——团营交给了马文升，马文升再接再厉，清退老弱残兵，补充青年精壮，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管理制度。然后马文升又对军官采取了一系列考核办法，建立了完善的军官选拔和推荐体制，一大批优秀中层军官从此脱颖而出，在沙场上屡立战功。大明三军气象，从此焕然一新。
看到这里，各位也许会问：除了岁数差点儿外，马文升和王恕貌似没区别，都会干活，也都好干得罪人的事，更都是刚正不阿的直臣。王恕没干几年就给排挤回家了，怎么马文升却能越干越滋润，先管兵，再管人，整个弘治朝屹立官场不倒，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老干部，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看似没区别，实则有区别，简单一句话：王恕嚣张，马文升“低调”。
王恕为官，是典型的霸道脾气，常年下派基层工作，干什么都雷厉风行，谁的账都不买，逮谁骂谁，从内阁到六部，连朱祐樘本人经常也被他挑三拣四地训，整天搞不痛快，久而久之，群众关系越搞越差，领导关系越搞越僵，到最后不走都不行了。
马文升则不一样，常年的战场生活，反而造就了他沉稳冷静的性格，说话滴水不漏，办事善抓重点，更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比如同样是裁汰干部，王恕手起刀落，裁掉就裁掉，马文升则不辞劳苦，亲切地与下岗干部谈话交流，每次都能把人说得心悦诚服。再比如处理同事关系，王恕向来简单粗暴，意见不同就发脾气，马文升则和颜悦色，耐心阐述主张，尽量做到沟通交流。所以虽然他也经常犯小人，但一般群众关系却搞得不错，总是“团结大多数”。
而对朱祐樘本人，马文升更是极尽尊重，虽然本质上还是直言犯谏，但也很讲究方式、方法。朱祐樘想派人下去买点儿丝绸，马文升说，现在陕西地震了，老天预示着西北要出大乱，要不买丝绸的钱先紧着部队用？朱祐樘想办两桌酒席，马文升说，皇上不好了，南京刮大风了，这是老天爷发火了，要不酒席就先不办了？咱不能得罪老天爷啊。
总之是摆事实讲道理，既委婉又以理服人，来回绕半天圈子，即使明明是干涉皇上私生活的事，却总能劝得朱祐樘“欣然接受”。说到底，这还是工作的水平问题。当然，也是因为做领导的是朱祐樘，要是换了朱见深，那位大爷当然也能态度上“欣然接受”，但肯定不照办。
既能尊重领导，又能团结同事，更能干出成绩，这样的好干部，在弘治朝想不干都难，所以十多年里，尽管身体不好的马文升后来屡屡请求退休，朱祐樘都一概不批，每次都诚恳地说：再站几年岗吧，国家需要你啊。
当然，马文升兜圈子，绝对不是为了保官而兜圈子，他兜圈子还是为了干事。在他的努力下，大明帝国的国防力量渐渐加强，军队战斗力渐渐提高，部队纪律得以整肃。也正是如此，在弘治朝十八年来的历次危机中，明军终能扛住巨大的边境威胁，成功地化杀机于无形，一切的底子，正是马文升打下来的。
后来吏部尚书倪岳退休，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同样干得有声有色，并进一步完善规范了王恕订下的官吏考核制度，一样铁面无私。王恕想办而没有做完的事，马文升替他做完了。
马文升并不滑头，也并不妥协。国家大事，该争他都会争，人事管理、干部考察，该严办就严办，从不徇私情，甚至连他亲儿子也不例外。他的儿子马璁参加吏部官员选拔，他就让儿子请求到京城以外任职。有人认为这样做太过分，马部长正色说：“大臣的儿子都做京官，地方官谁做？”种种铁面无私，数百年来史不绝书，传为千古美谈。
他是一个君子，一个为人处世方法与王恕相反，但大智大勇、道德品质同样高尚的君子，关于他的人生，对王恕的评价或许也同样适合：性格决定命运。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吏治有王恕整顿，军队有马文升整顿，经过一番除旧布新，官场吏治清明，部队士气高昂，在荒唐与黑暗中徘徊许久的明朝人，终于重见盛世气象。两位老干部自然功不可没，但和下面这个相对年轻的干部比起来，他们还是稍显逊色了。
他就是刘大夏——“弘治三君子”中年龄最小者，弘治朝第三任兵部尚书。
刘大夏与王恕、马文升二人有所不同，王恕管人事，马文升管兵，总算还都是专业对口。可刘大夏不一般，他是个复合型人才：既能说会道，又能低头干活。论行政能力、干地方官，他比王恕毫不逊色；管兵打仗，他也同样不逊色于马文升；两位老前辈精通的专业他都会，两位老前辈都不会的专业——治河，他更做得名垂青史。
刘大夏，字时雍，今湖南华容县人。天顺八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共干了十多年。
明朝的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其实是个苦差事，国家对外战争的军事谋略需要他们策划，工作量极大，打赢了是将帅的功劳，打输了又得连坐背黑锅，工资也低得很，真是要多苦有多苦。成化年间，内战、外战不断，国家很少有消停的时候，刘大夏自然也辛苦得很，从平大藤峡到平荆襄，刘大夏统统参与作战谋划，万幸都打赢了，没落得蹲牢连坐，却也进步缓慢，先是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年后升任兵部车驾司郎中，成化十一年调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一直到成化十九年他调任福建右参政前，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刘大夏都在兵部职方司、车马司任职。
但刘大夏却耐得住寂寞，近二十年里，他专心于本职工作，从不跑官、要官，更刻苦学习兵法韬略，终于在漫长的对战争的思考中锤炼出不逊于马文升的军事才能。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成化朝的黑暗岁月中才并不显眼。
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已经五十二岁了，单位也不在中央，而是长期下派到地方，从广东干到浙江，又跑到宣府，像王恕一样，做了十多年“最佳地方官”。
那时候，中央忙着拨乱反正，地方上也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优秀的地方干部去落实中央政策，而刘大夏正是这类干部的杰出代表。但他这个“最佳地方官”却比王恕更难做。王恕那时候，抓个恶霸，发展一下地方经济，总算还是风调雨顺，刘大夏却不同，不管跑到哪个地方，都免不了和两件事打交道——不是天灾，就是打仗。
和王恕、马文升不同的是，两位老干部雷厉风行也好，讲究方法也罢，都还算是正常的工作方式，而刘大夏在接马文升班之前，用的全是奇怪的方法。
弘治二年，广西田州土官造反，刘大夏奉命前往平息。
自从大藤峡叛乱以后，广西就成了明王朝上下一根敏感的神经，千怕万怕，就怕个风云再起，可怕什么来什么，该扯旗的还是扯旗了。消息一传来，田州官府就乱成了一团。刘大夏到职后，只奇怪地笑了笑，然后说：给我一匹马。
接着刘大夏单枪匹马，只带了几名属下，只身来到了叛军营地。见布政使大人亲至，叛军当然如临大敌，刀枪齐举，直对着微笑的刘大夏。
这种情景在电影里很常见，下面的情景应该是：男主人公朗声笑道：“对付我一个人，还用这么兴师动众吗？”敌人的指挥官闻声亲自出迎，然后男主角一通推心置腹的畅谈，说得敌酋热泪盈眶，然后全军投降。
刘大夏这次呢……说实话，结果是一样，方式却是反着来的。
他没有去做敌方领导的思想工作，相反，面对着敌人的兵刃，做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先表示亲切慰问，再表示深切关怀，然后讲明叛乱的利害关系，最后告诉大家，朝廷的大军马上就到，数量多得数不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自己看着办……
于是，奇迹发生了，在刘大夏的宣传下，敌军士兵各个痛哭流涕，跪地求饶，然后把自家带头叛乱的首犯绑了献给刘大夏。叛乱就此平息。
但是，说刘大夏是傻大胆可就错了，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了解几个重要情况：第一，这次叛乱是土官造反，说白了就是闹独立，绝不是像大藤峡那样的官逼民反，所以人心并不齐；第二，参与叛乱的士兵，据他了解好多都是受胁迫的，不受胁迫的，好多也都是受蒙蔽的，而且他们好多人的家并不在田州，相反是在刘大夏的直属州县内，亲属其实都在他的控制中。所以，只要稍微做做思想工作，立刻就会倒戈。
更要注意的是，整个过程看似轻松，其实凶险万分，且不说人家买不买你的账，要是敌人指挥官提前出现，一挥手就能把你剁成肉酱了，整个演讲工作可谓时间紧任务急，但刘大夏还是办到了，这份演说才能，跟三国诸葛亮有的一拼啊。
当然，广西的事还没有完，刘大夏又马不停蹄地去镇压了另一股图谋造反的土官势力。而这次他的工作方法更特殊，还没打仗就下了道奇怪的命令。
战斗开始后，不准杀一人。
当兵的晕了：打仗哪有不杀人的？不杀人？难道等被人杀？
当然不是，刘大夏又笑了：我自有办法。
果然，战斗打响后，本着“不准杀一人”的作战思路，明军一触即溃，一溃就跑，敌人牛气哄哄地在后面追，追了几里路，就觉得脚下轻飘飘的，然后发现自己就像小鸟一样在天空里自由地翱翔，又仿佛是坠入了无尽的深渊，接着……全掉进刘大夏事先挖好的陷阱里去了。
至此，全部活捉，无一漏网。
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功德圆满了，可刘大夏不消停，马上又干了另一件事，他把这些俘虏所有的老底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属被胁迫良民的一律释放，属叛乱主谋的就地正法。一番审讯下来，杀了一半，放了一半，既树立了威严，又不滥杀无辜。恩威并施，两广山民从此心服口服。
这以后，刘大夏悉心治理两广，王恕当年在地方上做过的那些“老工作”，他统统干了个遍。从此以后，两广地区秩序稳定，民心安定。多年以后，刘大夏经工作调动，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统管广西军务，消息传来，当地乡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奔走百里迎接，真比当今“粉丝团”们迎接偶像还要热闹。
一触即发的广西大叛乱就此平息，广西地区就此平静，朱祐樘也由此知道了刘大夏的名字。
三年以后，刘大夏调任浙江左布政使，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按说新官上任，接见下同僚，熟悉下工作，都是第一要务，刘大夏偏要搞特殊，和同僚就打个招呼，也不看案卷，到任后就发布了第一条命令：突击检查仓库。
领导说要查就查吧，查来查去，刘大夏发现一笔公款，数目不小，具体作用不详。刘大夏问：这笔钱干什么用的？
手下人很诡异地一笑：这是上一任领导留下的，一般供领导个人生活开销之用。领导个人生活好了，心情也就舒畅，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嘛。
刘大夏明白了：哦，潜规则嘛，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你们每个干部都有一笔这样归自己自由支配的公款，以帮助为国家“做贡献了”？
手下人笑：领导英明，领导英明。
刘大夏收住笑：笑什么，全部充公！以后从我本人开始，未经正常审批程序，国家的钱绝不准私自挪用。
浙江省沿用了几任的官场潜规则就此破灭，国家追回了大笔公款，可以拿来做些利国利民的事了，这就是刘大夏的觉悟。
正当刘大夏抖擞精神，准备在浙江继续书写“最佳地方官”的新传奇时，新任命又突然而至：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
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事：黄河发大水了。
本来经过明初的几次大规模整修，黄河已经消停了，可到了15世纪后期，朱见深天天瞎搞，河道、河堤年久失修，加上天灾连年，所以黄河不闹谁闹。
弘治六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冈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连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
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儿吃什么？必须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十五万民夫修治河道。可更倒霉的事来了，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大概是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抗洪前线上了。
人死了，可活儿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
于是年近花甲的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恢复漕运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几年工夫根本治理不完。但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
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但刘大夏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月河。
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吗，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吗？
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
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要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就不会存在风险。相反，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月河，还能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
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生命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夫继续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也豁出去了，快到六十岁的老头儿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个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终于可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拜河神的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
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是沿用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的一点儿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
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朱祐樘当然不能让他闲着，他被调回了京城，担任户部左侍郎。后来，刘大夏又做了件事，正是这件事，让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认识了他。
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十年，刘大夏刚到任户部没多久，就接到了一封检举信，举报宣府军区存在经济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宣府是明朝边境九边之一，也是京城的门户，一旦出事，后果就不堪设想。
既然有问题就要查，于是户部就派刘大夏出马了。谁知道还没动身，京城里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就陆续过来打招呼了，有送礼请托的，也有拿来更高级别领导条子的，还有嚣张地指着他鼻子警告的：你小子老实点儿，到了那边不该管的别管，否则叫你好看。
刘大夏明白了：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到了宣府才明白：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所谓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行业垄断。
宣府是军事重镇，历来重兵驻扎，可军队要吃饭，战马也要吃草，所以长久以来，军队最需要的物资就两样：粮食与草料。
根据价值规律原则，供需关系决定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如此迫切，粮食和草料的生意当然火暴。当地的边民基本都是下层士兵的家属，即所谓的“军户”，世代靠种粮和打草为生，货源充足又需求旺盛，只要勤劳耕作，貌似发家致富不是难事。
可刘大夏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情景：当地边民贫苦不堪，生活困顿，当地市场萧条，人烟稀少。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当地的豪强贵族，家家高楼大厦，锦衣玉食，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原因是出在军粮和草料的收购政策上。原来，当地军队的粮草收购工作，数十年来始终遵循一个工作原则：收购粮草，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也就是说，小户人家的粮草送来了，达不到收购数量的，连看都不看一眼。谁能担负起“粟千石、草万束”这个标准呢，当然是大户人家了。
于是，小民百姓的劳动根本没成果，年年白忙活，最多混个肚圆。豪强贵族年年垄断收购市场，发家致富。长此以往，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等贫富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就该出大乱子了。
更要命的是，既然是垄断，更不能保证质量，于是过期的粮食和发霉的草料统统进入军队，士兵吃得跑肚拉稀，战马吃得口吐白沫，基本健康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保家卫国。总之是老百姓没好处，当兵的受活罪，全便宜那帮浑球儿了。但垄断这个市场的浑球儿不简单，他们都有个光辉的身份：名门之后。
所谓名门之后，就是大明朝建国时期那些功臣的后代，这些人虽然实权不大，却地位不低，世袭在军中做官，势力盘根错节，像垄断粮草市场这类的大事，当然也和朝里的皇亲国戚勾结分账，总之是不好对付。
如果换了王恕，对付这种事就一个原则：逮谁办谁，哪怕同归于尽。如果换了马文升，肯定会家家做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至于刘大夏嘛……
从工作目的上讲，刘大夏和两位老干部没区别：谁祸害老百姓，我就祸害谁。至于工作方法嘛……那就比较奇怪了。
刘大夏的工作报告提交上去了，既没有过分批评豪强贵族的垄断行为，更没有要求严惩垄断官员，他只提了一个解决方法：改革收购政策。
具体操作方法是：改变原先粮食市场的收购政策，将收购标准改为“粟十石、草百束”，这样小民百姓家也能达到标准，可以放心参与市场竞争，打破富豪家的垄断。
当然，为了防止欺行霸市之类的事，刘大夏也做了安排，粮食的收购工作由中央派干部监督完成，派去的当然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清流人物，谁敢搞小动作就治谁。市场要搞活，宏观调控也要抓好嘛。
于是，向来算作国家级贫困州的宣府地区，从此蓬勃发展，百姓收入增加，商旅活跃。当兵的也吃上了“放心粮”，战马吃上了“放心草”，可谓皆大欢喜。唯独憋气的就是那些“垄断商”们，可又能怎么着，刘大夏的手里捏着他们的短呢，再说刘大夏又没有直接和他们作对，总之拿他没办法，这就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这就是刘大夏，一个清正廉洁、多才多艺，而又极其聪明的君子，也是“弘治三君子”中最重要的人。
这事也让作为兵部最高领导的马文升看清了刘大夏，已然年近古稀的他明白：这个并不比自己年轻多少的“中青年干部”，将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得比他更好。所以，弘治十四年（1501年），马文升在调任吏部尚书时，郑重地向朱祐樘推荐了刘大夏。弘治十五年，66岁的马文升被召回北京。从此，刘大夏成了大明朝新一任国防部长，而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在弘治朝之后的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无数次看到这位君子上演的好戏。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中央有两位老干部快马加鞭，地方上有刘大夏等一批“最佳地方官”清理弊政，政治的清明气象勃勃而生。然而就当朱祐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这场变故的起因和结果，却恰恰应了一句古语：乱后有大治！
在弘治初年的历史上，这场变故也有一个名字——两京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