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1759年7月23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
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摊开一封特殊的奏章：一个叫洪仁辉的洋夷，状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事。
和洋夷告御状的奏章一起进呈的，还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折。方观承在奏折中强调说：“（洪仁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洋人上访告御状，如此奇事，大清立国百余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海关官员贪墨不法，欺负得洋人无法忍受，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如此情势，实属丑闻，堂堂天朝，颜面何存！
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当即批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乾隆皇帝派给事中朝铨赶赴天津，将告御状的夷人洪仁辉带回广州，又谕旨福建将军新柱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广州海关贪污勒索一案。
一个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给大清皇帝告御状，这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此事的原委，颇为复杂，还得从头慢慢道来。
洪仁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他曾在广州学过中文，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凭着这个本事，他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不久，又升任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长。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清廷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东南反清威胁解除。次年（1684年），清政府便开放海禁，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当时，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通商口岸。它们分别为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
这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黄埔比较热闹之外，其他三个基本没生意。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他们就认准了广州，对其他地方基本没概念。
当时，洋人来中国做生意，日子也是过得憋屈无极限。大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所谓通商，在天朝的认识中，不过是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德政。大清除了在各个口岸设立海关收税之外，再无任何管理外交和外贸的政府机构。
大清官府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屑于和夷人打交道。但是海关负责收缴进出口关税，和夷人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为了避免直接同夷商交往，又能有效管理通商收税，广州海关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指定代理人。
广州海关招募了十三家实力雄厚的商行，指定他们代理海外贸易。这十三家商行，俗称“十三行”。其实这些代理海外贸易的商行数量并不固定，时多时少，“十三行”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十三行受广州海关的指派，就具有了半官半商的性质，在对外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
外国商人到广州贸易，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开出的价格多么低廉，洋商们都只能和他们贸易，因为除了十三行，再无分号。如果敢和十三行之外的人做生意，那就违反了大清律法，到时候非但生意做不成，而且还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
洋商采购货物，也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原因无它，只因为他们是官方指定的，和他们做生意才算合法。
行商在中英贸易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国商人为了做生意赚钱，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盘剥勒索。
除了贸易，十三行还承担管理约束洋人的责任。当时洋人在大清的地界上混，真的没有尊严，憋屈无限。官府为了“严华夷之防”，对洋人进行种种限制：
——洋人每年夏季才被获准到广州贸易，到广州后，只能住在“十三行街”，不得乱跑乱逛。
——严禁洋妇进入广州，严禁洋人乘坐轿子肩舆。
——严禁洋人私自和中国人接触，严禁洋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严禁洋人直接同官府联系，如必须与官府沟通，必须由行商转禀，而且文书必须是言辞恭顺的禀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黄头发蓝眼珠子的蛮夷商人，更是末等中的末等，根本就不受待见。在洋夷遍地的澳门，中国娼妓都看不起黄头发蓝眼珠子、满脸胡子拉碴的洋夷，压根儿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自诩为上帝子民的西洋人，来到孔孟教化的天朝上国，混得连妓女都看不起。
民间尚且如此，作为官方机构的海关，更是不拿洋商当人看。贪污勒索洋人的银子，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恼了这些官老爷，没收你的货物，驱逐你滚蛋也是家常便饭。
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过：“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