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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郭立明一直没敢回到上飞机时分配给他的那个位子上去。这几十分钟里,他的确一直坐在离贡开宸不远的那个空位上,密切地注视着贡开宸脸色和脸部神情的细微变化。后舱的暗处,还坐着两位军医。这是应郭立明的要求,由军区空军派来的。郭立明没让他俩穿白大褂。他不想让贡书记觉出有大夫随行,不想把这一路上的气氛搞“紧张”了。按说,六十岁刚出一点儿头的贡开宸身体一直还是挺好的,无非就是有一点儿晕机(跟年轻时就有的那点儿恐高症有关吧)。一般情况下,吃一两片“乘晕宁”或“安定”,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儿,等药性一发挥,就没事了。郭立明跟着,经历过多少回了,每一回都这样。但这一回,郭立明却不敢大意。这一段时间以来,“老人家”的状况有所变化,一向挺正常的血压,高压却时常会突破一百四十这条警戒线。睡眠更不好了,过去一两片安眠药就能被“打倒”的他,现在往往三四片也“打不倒”了。眼圈发青了,并且出现了衰老的重要症状——眼袋严重下垂,头发越见稀疏,脸部的肌肉也日见松弛……正如贡开宸料想的那样,郭立明还想在飞机降落前,找个机会向他做一个情况汇报。

但跟贡开宸猜想的不一样,郭立明要汇报的,并非是马扬的情况。前些日子,郭立明的确主动去了解了一下那个马扬。郭立明很明白,贡开宸早晚是要找这个马扬的。不管是正面找,还是侧面找;是悄悄地找,还是“大张旗鼓”地找,事先准备好一份有关马扬的详细资料,是绝对必要的,可以避免事到临头被动。但此时此刻,他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马扬”。一向谨慎有余的他,鼓起千百倍勇气,要犯一次自己人生的大忌,做一件自打来到贡开宸身边后从来也不会做、从来也不敢做的事情:干预一下这位省委一把手的一次重大决策——他要力谏贡开宸,让他千万不要去主动请辞。

郭立明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得知贡开宸已经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的。他当然不会去翻看贡开宸的抽屉。但按保密规定,他有责任每天去清理书记使用的字纸篓。在以往,一旦发现有记录带密级内容的废弃字纸,当天就得交保密室集中销毁,现在各办公室添置了先进的碎纸机,便自行先将它们粉碎,等粉碎机贮藏箱里的积存物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取出一并交保密室处理。那天,他就是在清理字纸篓时,发现了贡开宸扔弃的那份最原始的请辞报告草稿。一开始,他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他跟省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绝对不会相信,生性刚强并历来自信的贡开宸竟然会“主动请辞”。完全不可能嘛。贡开宸头脑里即便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充其量也是一时性起,说说气话,发泄一下,如此而已。但后来,一再地在字纸篓里发现此报告不同稿本的“残片”,经过仔细比照、研究,他看出,书记是在反复修改着这份报告,精心地运作这件事,他才渐渐地把它当真了。但他还是不相信,到最后一刻,贡书记真的会向中央呈递这份报告。一直到今天下午七点左右,贡书记的大儿媳修小眉打来一个电话,才使他确信,这一回贡书记是动真格儿的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去机场。修小眉问:“出什么事了,要赶去北京?”郭立明说:“没什么事啊,就是中央领导召见。”修小眉追问:“真没出什么事?”郭立明反问:“你觉得呢?”修小眉迟疑了一下说:“没出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我马上把全家人都召集到枫林路十一号(贡开宸的住宅小院),并下达了严格的禁行令?”贡开宸要求,在他回到K省前,不许家人随意离开枫林路十一号外出活动,有特殊情况者也不得例外。一定要外出者,必须获得他本人或修小眉的批准。但他又告诉修小眉,在他赴京期间,家人中不管是谁、以什么事由向她请假外出,她都不要准许,否则,便拿她是问。听修小眉这么一说,郭立明心里一紧,嘴里却只是笑应道:“是吗?那贡书记对你们可就是太严厉了。”

“我爸他真的没事?”修小眉的声音中已经带上许多不安和忧戚的成分了,“他……他真的要被免职了?”从她嘴里突然蹦出关键的这一句。

“免职?开玩笑。谁跟你传这个谣言?”郭立明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

“你真不知道?”修小眉的声音开始发抖。

“谁说的?告诉我。”郭立明严肃起来。

修小眉沉默着,从电话里传来她粗重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看到……看到他写给中央的那份辞职报告了……”

“你怎么看到的?”郭立明追问。

又是短暂的沉默。

“修大姐……”

“有三四天了吧……那天晚上我上枫林路十一号给他送药……你知道的……最近他血压不太稳定……睡眠也不太好。我又不太放心你们省委大楼门诊室那两个实习大夫,所以,我总是从自己的医院里取一点儿药给他送去……我赶到枫林路十一号,不算晚,九点来钟,到他房间,就看见他正歪坐在那把旧的藤躺椅里睡着了……最近他有这个毛病,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总要打一会儿瞌睡,然后,精神特别亢奋,可以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我走进房间,发现有两页古代样式的信纸从躺椅的扶手上掉在地板上……”

“就是那份辞职报告?”郭立明问。他有点儿着急了,因为去机场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你知道?”修小眉略感意外。

“我不知道。修大姐,请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你究竟觉察到了什么?要我做什么?”

“等我把那两页信纸从地上捡起,他就醒了。见我拿着那两页信纸,他显得特别紧张,就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到底看了没有;还一再告诫我,不管我看到什么,都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看。实际上我是看了。信写得很短,也就三四百字吧,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为K省发生的一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辞去省委书记一职……今天,也就半个小时前吧,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是吩咐我召集家人,再一个就是叮嘱我,在他从北京回来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份报告的事。我问他,这次去北京最主要的是谈他的辞职问题吗?他批评了我,说这种事不该我问。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非常听话的,从来不过问家政以外的事,但这一回希望他能冷静一点儿,慎重考虑这个辞职问题……我没把话说完。我害怕他会像以往那样,只要听到我们这些子女对他工作方面的事发表言论,就会扯着嗓门儿打断我们的话……但今天他没有。我停下后许久,大概有半分钟,也许都有一分钟,他居然一直保持着沉默,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声‘在我回来前,替我管住志和、志雄他们……就这样吧……’就放下了电话……”

“情况我知道了。你看……你看……要我做点儿什么?”郭立明拿起出差应急时用的公文包,急切地问。

“劝劝他……劝劝他……真的去劝劝他……”说到最后一句时,修小眉显得异常着急。

等郭立明放下电话赶到楼下,贡开宸正在和来送行的省长邱宏元、省委副书记宋海峰、省委秘书长高昌小声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因他突然去北京,而不得不延期举行的省社科院理论研讨会的事。贡开宸上任伊始,便要求省社科院组织一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实践工作者(退休的省、市长或在位的大企业家),就K省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对今后几年的展望,做“无约定”的讨论和评判。以后,便形成了“制度”,每两年举办一届。时间大约都在秋末冬初。现在又到研讨的时候了。社科院方面,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就绪。贡开宸的意思是,研讨会还是如期举行。但邱和宋的意思是,这个研讨会无论如何要等贡回来再开。“还是等一等吧。等你从北京带回什么新精神,一起研讨。”邱宏元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道。说罢,他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十分感慨地拍了拍贡开宸。贡开宸没再坚持。他当然明白,他们坚持要延期召开这个研讨会,所等的不是一个“新精神”,而是一个“新动态”——等待中央对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等中央对贡开宸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假如中央决定要改组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撤换贡开宸,理论研讨当然就得适当地往后拖一拖,甚至这样的研讨会还要不要举办下去,都得看新来的一把手的意图,从长、重新计议了。

“走吧。放松一点儿。”邱宏元压低了声音,把整个身子凑近贡开宸,微笑着指了指天,对他说道,“问心无愧嘛。放松点儿。”

贡开宸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用力地握了握老邱伸过来的那只大手。邱宏元两年前才调来K省,年龄跟贡开宸相仿。但他出身“名门”,父母都是中共延安时期最早的一批高级技术专家,也是党内早期留学欧洲、后来回国投身革命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型干部。但两位老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一直也没有从政从戎,一直奉命坚守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这也是较为罕见的。邱宏元是从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职务上平调到K省来任省长的。那次调动也是非常突然,十万火急把他请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向他宣布中央有关决定,谈话一共才进行了十五分钟,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K省报到。整个谈话过程中,邱宏元一直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些详尽一点儿的指示和解释,因为他听说K省前任省长是因为跟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贡开宸没法协调工作关系,才“被迫”离任的。这情况是否确切?他去了后,应注意些什么?等等。但奉命来向他宣布中央决定的这两位领导却完全没涉及这些“敏感问题”。(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为没有得到相关授权?或许是在这样的重大场合,本来就不宜谈这一类太具体的问题?)最后,他们只是强调:“宏元同志,明天下午三点以前,你必须赶到K省。不会有什么困难吧?三点,他们将召开省直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大会,由中组部的领导去宣布中央的这个任免决定。会议通知已经发出了。”

许多人都为邱宏元能不能处理好与贡开宸之间的关系而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前任省长的政治经历和个人能力都似乎要强过邱宏元。既然连前任省长都没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又何况他呢?但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邱宏元到任后,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和贡开宸之间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相当契合的私人情谊,极大地解除了中央的一个忧虑。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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