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整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出乎邵长水意料的是，来听取他汇报的，除了李敏分，居然还有刑侦总队的总队长赵五六、政治部的副主任袁家良，还有厅办公室的现任主任董铁。（就是这位年轻的董主任，上一回带人去陶里根向劳爷索取“破案日记”，碰了个软钉子回来。）当然，这些领导都是冲着“劳爷之死”来的。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邵长水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让自己的汇报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观和冷静。但仍然不知怎么搞的，平时轻易不动感情的他，居然哽咽了好几回……特别是说到劳爷临终前的那一幕情景，说到他拉着他的手，恳求他“救救他”的时候，邵长水几乎都有些说不下去了。但领导们的反应却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平静（他完全能理解他们这时的“平静”）。他们好像在事前已经从谁那儿领受了什么指示，统一过各自的态度和想法，不管邵长水在汇报中怎么强调事发当时是如何的紧急，整个事件可能隐衬着一个怎样严重的背景，又怎样形象地描述劳爷的绝望和无奈，这几位领导只是听、只是问，绝口不做任何分析性的议论，也不发表任何表态性的言论。
也许受到领导们这种高度自控力的感染，一开始相当激愤的邵长水，后来也渐渐趋向了平静。
“当地交管部门最后是明确做出了结论，这事故确实是由无任何加害意图的意外车祸造成的？”赵总队长最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在听取汇报的全过程中一直没出过声。
“是的。”邵长水平静地答道。
“实际上，你还没来得及跟劳爷细谈，他就出事了。是吧？”董主任要澄清的是这么一个疑问。
“是的。”邵长水仍很平静地答道。
“情况嘛，大致就这样了。辛苦你这一趟，够累的。好好休息一下。”袁副主任最后则由衷地向邵长水表示了组织的关怀。
邵长水本想趁机催问一下自己工作安排的问题，转念一想，这时候谈自己的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然后，袁主任又特地关照邵长水，回到机关，轻易不要跟人谈论劳爷的事。当前，不少人都对这档子事“特别感兴趣”，但不同的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关注这档子事的。因此，在上边对这档子事没有做出最后结论和处置前，要特别谨慎，以免干扰了上边的相关部署。邵长水立即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去随便乱说。待领导们走后，他又在李敏分那儿稍稍坐了会儿，喝了会儿闷茶，随即，也告辞起身了。
走出那个被高大白杨树包围着的院落，雨已经不下了。发动了车以后，邵长水却又在驾驶座上呆坐许久。他觉得自己浑身不得劲儿，一时间却又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儿不得劲儿。一种莫名的遗憾，一种同样莫名的失落，一种由这遗憾和失落造成的歉疚，突然涌上已然疲惫不堪的心头。从警这么多年，他领受过无数次任务，出过无数次外差，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回这样让自己感到如此的失落和遗憾。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人精细而稳重，因此有时还显得多少有一点优柔寡断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追问自己。
是的，从陶里根回来的一路上，他心里一直很乱，一直在“隐疼”着，人也烦躁得不行。要知道，他从小生活贫寒，绝不是在象牙塔中被呵护大的。从警的这十来年，他更是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比如一家数口惨遭灭门，十五六个花季少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被同一个连环杀手奸杀、抛尸荒野，还有人抢劫银行后在逃跑时残忍杀害负伤了的同伙，而那个同伙正是他的同胞亲弟弟等，可以这么说，这一二十年来，他曾看到过人性中最丑陋、最凶残的一面。这些都曾经给他带来过极大的震撼，但是，相比之下，却都没有那天劳爷在他手掌心中写下“谋杀”二字，让他感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大。过去给他震撼的那些案犯，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底层，或者文化偏低，或者在人格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或者在心理、生理方面都存在着某种不健全……邵长水无论在自己的潜意识层面上，还是在显意识层面上，从来都没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是的，他承认他们也是人，但在他看来，他们绝对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就叫“罪犯”。他们仿佛是“天生”的“异类”，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和社会作对，就是要和当警察的自己作对。追踪他们，抓捕他们，依法严惩他们，虽然很辛苦，有时也很危险，但他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忠实执行此天职，的确在他心中能引发一种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快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冲动。但在劳爷写下那“谋杀”二字的当时，他脑子却一下僵住了，空白了，心尖都麻木了，战栗了。然后听到劳爷“恳求”他“救他”，劳爷的这种“绝望”，让邵长水突然感到，这世界上其实有一种严重的人生威胁和挫折，是他还没遭受过的；还有一种人生经历，是他只听说过，却还没亲历过的。而有一种人生责任，他赞美过，却从来也没有认真去实验过、承担过；还有一种“敌手”，是作为“破案高手”的他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的。这些“敌手”，人模狗样，在生活中“装”得比他还要像个“人”，活得比他要潇洒自如豁达得多。而另一些人，却活得那么沉重、艰难，也是他难以想象的……
有人说过，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用去呼唤“苍天”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邵长水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在获取了这种基本信念以后，他再也没有动摇过。如果劳爷真的是被谋害的，而且是被蓄意谋害的，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
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刑警被人谋杀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
一时间他找不到答案。或者说，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还不敢去面对这个答案。
心里很乱。
想到这里，他忽然禁不住深深地自责起来。在医院里，自己为什么没有尽一切努力满足劳爷的请求，帮他转院急救呢？也许在转院的路上，当时流血已经过多的劳爷仍避免不了一死，但那样，劳爷总是抱着一线生的期待离去的。这跟让他在绝望和恐惧中死去，就太不一样了。但当时，自己竟然完全呆住了。面对劳爷的哀求，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却总觉得如果要帮他转院也必须先“请示”上级……在潜意识中，自己甚至还产生过这样的顾虑，该不该过问这转院的事……有一个瞬间，自己甚至还隐约地觉得负伤后的劳爷提出这么个“要求”，是不是显得有些“矫情”，过于“偏执”“多疑”……关键的几分钟时间，就这样被自己延宕和迟疑了过去，让一切都成了悔不该当初的往事。自己明明还不老嘛，心灵深处怎么会攒下那么多左顾右盼、优柔寡断的“潜意识”？邵长水，你从来也不是个呆木的傻子，但关键的那一刻，你却偏偏呆傻住了。如此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啊……
“谋杀”。
丰田越野终于慢慢驶出了大列巴巷，然后提速，加挡。再提速，再加挡。车速刚违规地提到七十码以上，猛地冲过闹市区的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他却猛踩了一下急刹车，让车在路当中停住了。骤然之间，他想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应该办，自己却忘了办了。什么事？一下子却又想不起来。但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被自己疏忽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仿佛在高考现场，卷子做到一半，突然一下子脑子空白，精神近似失控了似的。心跳急剧加快，呼吸突发地变得粗短，脑门儿上一下涌出一片热汗，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模糊起来……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想不起来，到底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被自己疏忽了，遗忘了。邵长水，今天你是怎么了？这时，他听到车外响起一片杂乱的喇叭鸣叫声，还看到有人瞪着眼在冲他吼叫，还看到一位交警异常愤怒地冲他跑来。他这时才一下清醒，自己违规停车，堵塞了交通，便赶紧向那位交警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警察”专用的金属徽章，赶快把车开到一边马路旁停住。
那位交警当然没有多找他的麻烦，但看到他的脸色，却以为他病了，不放心地守护了他一会儿，见他脸色不再那么黄白可怕了，又关照了几句，才姗姗走开。然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也慢慢恢复正常，又过了两三分钟，他才终于想了起来，刚才向领导汇报时，自己居然忘了把劳爷托付给他的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如此敏感的物件，汇报当时不交，事后再去补交，领导会怎么想？领导会相信你真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忘”了交的吗？这两件东西对澄清整个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发挥关键性作用。你小子把如此重要的东西“扣”在自己手里，想干吗呢？哦，真他妈的是自找麻烦。
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去找领导说明情况，把东西交了啊。
但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刚调到省直机关，正等着定岗定职哩，总不能就此给领导留下这么个“马大哈”和“浑不经事”的印象。怎么搞的嘛，好歹也是堂堂的一个一级警督，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了，咋会这么犯浑了呢？
为此，他后悔不已地又在车里静静地坐了几分钟，逐渐捋清了这一天多来自己纷繁杂乱且又起伏不定的心绪，才觉出，造成这样的“疏忽”，并非偶然。
首先，从潜意识的层面上来分析（妈的，又是这个“潜意识”），自己的确有一点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虽然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个“关键性作用”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它们不重要、不关键，劳爷绝对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它们托付给“省厅来的同志”。而对于一个刑警，特别是像邵长水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警来说，对重大案件的重大线索和物证，天生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殊的兴趣。线索和物证简直就是他们事业生命的内核儿。
实事求是地说，邵长水从来没有想要私自留下这两件东西，也从没想过要背着组织去干些什么。没有。对组织和领导，他从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从祖父、父亲那儿，他就“遗传”了这样一种“知遇之恩”。那天，他被任命为当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祖父还没过世，任命下达后的几天，祖父让父亲到县里来找他，让他回林场去说话。他那会儿特别忙，回不了林场，就让父亲带了点祖父特喜欢的狍子肉和高粱酒，请父亲转告祖父，他老人家想跟孙子说什么，孙子全明白。他孙子一定会忠于职守，努力去做一个“请党和人民放心”的公安局长。父亲却苦笑着对他说：“你还是回林场一趟吧。你爷爷想让你干的事，你压根儿都不明细哩。跟你这么说吧，从你当上这县公安局长这一天起，你爷爷就没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一直替你担着这份大心着哩。”他笑道：“他担啥心哩。我不是说了嘛，我一定会好好干，争取当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最出色的公安局长。”他爸还是苦笑着直摇头叹气，直说：“你不懂你爷爷哩。”后来，他爸跟他解释，他爷爷怎么也不能相信，上头怎么会把“公安局长”这么个好官差安到他孙子头上。“凭啥哩？”指定上头有一帮好人。他一定要当面去谢谢这帮好人，要报答这帮好人。他总觉得自己的孙子打小就特别愣，特别实诚，就不懂怎么去伺候人。“他就怕你想得不周全，干得也不周全，指不定在哪件事上得罪了这帮好人。他说：‘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他这一辈子见多了，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得罪不起的。今天他们瞧得上你，发给你这张委任状。这委任状不就是一张纸吗？明天当他们发现你不是全心全意替他们干的时候，就把这张纸一收，你又啥也不是了。天堂地狱，云里雾里，无非就是这么一张纸的事。可有这张纸和没这张纸，在现如今可太不一样了。你头脑一定得明白，咱邵家这一大家子人今后过得咋样，全指着这帮人，指着这张纸哩。’”爷爷的想法让邵长水哭笑不得：他老人家要亲自上县里来摆上几桌，请请这帮好人。邵长水说：“几桌？几桌够吗？”他爸说：“那该请几桌就请几桌。爷爷说这钱他掏。他原先替你攒了一部分盖房子的钱。现在看来这房子用不着他替你盖了，就把这笔钱花了，请请这帮子好人吧。”邵长水急匆匆抢了一句说道：“他有这钱，我还没这脸办这样的事哩！多丢人呢！”这话可把他爸气坏了，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跺跺脚，转身就回林场去了。邵长水赶紧开上车去追。他爸说啥也不上车。后来还是县局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开着另一辆车，把老爷子请上车，送回了林场。据说后来，他爷爷为这事还大病了一场，几乎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拒绝再见他这个最心疼的孙子。是的，回过头去看，老人们的想法确有许多地方是“幼稚”的、“陈旧”的。但有两点却让邵长水感动万分。其一，他们一直真诚地在为儿孙们操心，而且是不计回报地在操着这心。这心恐怕是要一直操到他们离开这人世为止。真可谓“可怜天下骨肉情”。其二，老人家非常纯朴，或者说非常拙朴地道出了一个当今“天下第一真理”：他邵长水，或者说，他邵长水这一大家子人离开了“这一帮好人”，这一纸“委任”，可以说就一无所是，甚至可能会一无所有。他邵长水当然不可能那么愚蠢、笨拙地公然在县上摆上十几二十桌“宴请”方方面面的领导（好人），以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培养和提携。但是，他必须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要绝对忠诚，这是他确信无疑的“不二法门”。应该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要领导有吩咐，他绝无二话，绝不讨价还价。加上他的聪明、踏实、肯干和坚毅，也缘于他为人的正直，他的生活之路的确也相应地显现了一种顺畅和通达。
他不是看不到一些当领导的缺点和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他只是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种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实话，正因为他只注重自己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造成他对“一亩三分地”以外的某些事和问题的“迟钝”和“麻木”。他也不是不明白自己在那些方面的“迟钝”和“麻木”，但他乐意自己的这种“迟钝”和“麻木”。直觉告诉他，许多领导都喜欢自己身边的人和手下的人一方面都精于、勤于“埋头拉车”；另一方面，在计较领导们的优劣短长时，又都能表现得特别“迟钝”和“麻木”。他自觉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这样去做。久而久之，他甚至都有些反感那些老在他耳边说领导这不好那不好、又不好好干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归他管辖的范围内，他绝不允许这种言行泛滥。当然，有一点还是要特别加以说清楚的，他这人还是允许部下给他提意见的，有时甚至还会主动地去向下属们征求意见。他只是不许他们在背后胡乱议论更高层的领导。他不希望他们没事找事，不希望他们捧着蜜糖罐去捅马蜂窝。
正因为这样，对于社会上早有流传的什么“代省长问题”和那个“副市长问题”，在省公安系统内早有流传的什么“个别老同志背着组织在调查省领导问题”等说法，他不是一点都没耳闻过，但也只是当“谣传”听那么一耳朵而已，然后哈哈一笑，或默默地叹口气摇摇头，就过去了。对这些“谣传”，他从没有真正上心过，也不可能让它们在自己心中扎根，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日常的情绪和行为。所以，陶里根之行，给他的震撼就格外地大。劳爷临死前挣扎着在他手掌心上写下那“谋杀”二字，在他一向以来执着而又平稳的心态中几近于发生了一场地覆天倾的震动。震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这些在他看来本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发生在组织内部，发生在“我们”中间。
他开始问自己：如果劳爷确是因为秘密调查“代省长问题”而被杀，事件的主谋又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什么人，那么能说那个“代省长”真的犹如“白璧无瑕”，不存在一点问题？
他再问：如果这位代省长确有问题可查，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还要问什么呢？
他觉得，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要追问的问题就太多了。最起码，应该有一群人被带上历史和政治的质询台接受质询，其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应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接受公理和道义的审判。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便那位“代省长”的问题被整明白了，他本人最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不是就能说解决了全部所有那些该解决的问题了呢？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
是的，又“但是什么呢”？
他不愿意再细想下去。
想得太多、太深，又解决不了，到头来，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完全不想，他心里又难受又不安。一种潜意识（呵，又是“潜意识”）在告诉他，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劳爷托付的这两件东西轻易地交出去……
我们当然还不能说，他最后没有交出这两件东西，完全是这些潜意识起了作用。今天一大早，在李敏分家小院门外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也促使邵长水在最后一刻，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忘”了把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邵长水经过整整一夜的长途跋涉，刚回到大列巴巷，疲惫不堪地下了车，正要去按李敏分家门铃，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邵助理……”声音清脆，气息微细，似乎是个女人（女孩儿？）的声音。他一惊。说起“邵助理”这称呼，还有这么一段前因。前边交代过，邵长水奉命到刑侦总队报到后，总队的领导并没有按常规应做的那样，立即给他定岗定职，而且也不跟他说明其中的原因。（现在当然知道，这是领导故意安排的。他们就是要利用他这一段还没有“定岗定职”的空白身份，以便派他去陶里根做劳爷的工作。）空挂了那么七八天。他既不好意思找领导去催问，又不想闲逛，只得去光顾坐落在省公安厅大院附近街道上的一个区图书馆。他早就听说，这个区图书馆因为紧挨着省公安厅，离省中检、中法也不太远，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独特的地缘条件，办出自己的馆藏特色，大概又因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它收集和收藏了在省内来说可谓最为丰富齐全的公安司法图书典籍。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拥有一份最为全面的剪报资料，收集了从解放初到今天为止，有关省内所有公安司法活动的新闻报道资料。这份“剪报集”中当然也包括了这几十年省内破获的许多大要案的报道，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线索和资料。邵长水在省警校主讲刑事侦查学时，就有心对本省的刑事侦查史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梳理，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这件事一直就搁浅在那儿。现在，时间突然间涌到了自己面前，资料也近在了咫尺，“旧愿”和“积习”让他频频走进这个区图书馆的特色典藏室。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这个“特色典藏室”的管理员曹楠。曹楠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小丫头据说身上可能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长得俊秀清雅，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细细的浅蓝色血管。她生性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邵长水笑着问过她：“你干吗要封我这么个官衔？”她却很认真地反问：“那你让我称呼你什么？总不能叫你名字吧。”邵长水笑道：“叫名字又有何不可？叫名字显得亲切嘛。”她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回答：“那不行。谁跟你亲切？你们这些男人别尽想好事。你要觉得叫‘邵助理’不妥，那我就叫你‘邵公安’。”但后来，她还是叫他“邵助理”。
整个省城，只有一个人称他“邵助理”，就是这个曹楠。
难道是她？
声音像叫唤了一整夜的纺织娘，在黎明前终因困乏，变得微细而断续。一开始邵长水还不能确定这的确是有人在叫他。他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瞬间的幻听。他忙用双手使劲儿胡撸了几下脸，又扶住潮湿的门框，定定神。有几秒钟时间周围很静，只有湿重的树叶在晨风中翻动，发出一阵阵呆滞的沙沙声。就在他打算再度伸手去触摸那门铃按钮时，那幽灵似的叫唤声又在他身后某个地方轻轻地响了起来。
“邵助理……”
这一回听分明了，的确是有人在叫他，而且那叫声也显得更加急切了一些。声音透过雨霁后在凌晨时分所形成的那一道道淡淡的雾霭，直逼他后脑勺而来。他忙回头去寻找。一个黑影很模糊地从灰蓝色的空间里飘过，并且在马路对面的几棵大树底下站住了。
“邵助理……”
第三声。这一回听真切了。叫声就是那黑影发出的。是女孩儿。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曹楠，不是曹楠？总之是个女孩儿。他镇静了一下自己，慢慢走了过去。
果然是曹楠。她穿着便服，大概在门外这潮湿的白杨林里等待了很长时间，冻得嘴唇都已经有点发紫了。紧紧裹住她双肩的那个羊毛大披巾似乎也已让晨露打湿，同样打湿了的黑发则粘贴在了她苍白的两颊和显得有点过于饱满的额角上。因为寒冷，因为紧张，她不住地在打着寒战。
“咋回子事？你待在这儿干吗呢？”邵长水惊愕地问。
“小点声……”曹楠惊慌地往树底的阴暗处退了退，好像非常担心让人发现了她似的。邵长水却一直站在原地没动，只是瞪大了惊愕的眼睛，疑询似的看着她；同时压低了声音，又问了句：“咋回事吗？”
……曹楠定定地看着他，只是喘着粗气，哆嗦着身子，不作声。
“瞧你冻得。走，跟我上李主任家里暖和暖和。”邵长水邀请道。他知道，这个曹楠跟省厅许多人都有来往，混得也挺熟，便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不！”小丫头很坚定地说了个“不”字，然后略有一些张皇地看着邵长水，问，“劳……劳叔是死……死在您怀里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小丫头的眼圈立刻红润了起来，问道，“他临咽气前，跟您说了些什么？”
“你打听这干吗？这跟你有关系吗？”邵长水立马警觉起来，反问道。
……小丫头不说话了，但仍定定地看着邵长水，似乎并不甘心在邵长水那儿一无所获，但一时间又似有点不知怎么再问下去。
“还有啥事？有话赶紧说。啊？”邵长水催促道。他早就觉出，这丫头跟公安厅某些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今天似乎得到了印证。
……小丫头继续又犹豫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啥话？”
……她又看了看邵长水，似乎还在犹豫。邵长水则没再催她。他预感她会说出什么让他感到意外和吃惊的话来。他等着。
又等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了：“您一定觉得我今天的做派有点怪异。现在我没时间跟您解释，的确也没法让您相信我。但是……但是……现在我……我只能说……一会儿……一会儿，在跟李主任汇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有所保留。”
“保留？为什么？你要我别跟李主任说真话？”
“您怎么理解都行。就是……就是希望您一定要有所保留……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您自个儿心中一定得有数……”
“啥叫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对不起……天快大亮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谈……”说着，她便匆匆离去。但向白杨林深处走了没几步，她却又回过头来，走到邵长水身边，低声说道，“有个情况，您可能还不知道，那个判了死刑的副市长，最高院不是已经做出决定，暂缓执行他的死刑判决了吗？”
“是啊。这又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邵长水重重地一震，赶紧说，“怎么可能？！”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他死了，突然之间就死了。”
“死在哪儿？”邵长水追问。
“当然是死在看守所里。”
“看守所里？怎么死的？”
“说是自杀。”
“自杀？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判死刑这么长时间，他都没自杀，现在决定暂缓执行他的死刑判决了，有可能活下来了，反而去自杀了。从逻辑上、常理上说得过去吗？”邵长水分析道。
这时，从李敏分家的院门里传来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走动。小丫头便慌慌地走了，迈着细碎的步子，严严地裹着那块羊毛大披巾，双手抱在胸前，佝偻起略显饱满的肩膀头，很快消失在阴暗潮湿的林间深处。
看着小丫头的背影远去，邵长水的心再一次被搅乱。如果换一个这样年纪的小丫头，来找他说这么一番话，他绝对会付之一笑，不加以理睬。但这话从曹楠这么个丫头嘴里说出来，他却感到异常沉重。就因为她可能跟省厅里的某些人“关系不一般”，可他并不具体了解他们这关系到底是怎么的“不一般”。接触了几回，他只具体地感觉到小丫头为人比较稳重、内向、头脑清楚、不乏主见，也就如此而已，居然来“警告”他，在汇报时，对堂堂省公安厅办公室的前主任要“有所保留”。她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吗？但她是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向李敏分汇报的？怎么知道我今天一大早会从陶里根赶回来？我和李敏分之间的这点事，连厅里的许多领导都不知情，她怎么掌握得那么清楚？居然还来“警告”我？！这小丫头是什么人？难道说，这位李前主任也卷进了事件里？如果他卷进了，一个跟公安厅没有任何直接工作关系的小丫头又怎么能知晓？
事情好像有点乱了套似的。
邵长水又默默地朝白杨深处打量了一眼。这时，天光渐渐转明，曹楠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但刚才在打量小丫头时，邵长水却发现，几天不见，小丫头居然明显消瘦了。而在邵长水疑虑重重地打量她的时候，她也在瞠瞠地打量着邵长水。在她清澈的眼神中，淡淡地浮漾着一丝忧虑、一丝不安。但这点忧虑和不安在她目光中表现出来，居然像清晨湖面上飘动的那一层浅灰色的雾纱一样，委婉、缠绵和坦然。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难以捉摸。有的浅薄得要命，除了金钱和自己，除了电脑游戏中那些个精彩的虚幻世界和另一些同样浅薄得要命的歌星、影星，他们啥也不知道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不想关心；有的，却又清醒得要命，反叛得厉害，绝对不承认“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流行了很久的“准公理”，以谁也无法探知的心态，“张狂”地，却又极其生动地做着接管这世界的准备。他很难把曹楠完全归到这两类中的哪一类中去，但直觉告诉他，小丫头今天的行动是经过认真斟酌的，她没乱来。乱套的肯定不是她，也不应该是这个世界。当时他只问了一句：“一会儿，如果我要找你，怎么个找法。”小丫头迟疑了一下回答道：“我有您的手机号。我跟您联络吧。”
天呢，她，一个区图书馆的管理员，居然会有他的手机号。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邵长水在汇报过程中，特别注意到，李敏分一字没提那个副市长已经“突然死去”的事。
是他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故意不想告诉他？
以李敏分在上层拥有那么多重要的内部关系来看，他不知道这消息的可能性极小。看来是不想告诉他了。这也没什么，在公安系统内，一向以来都有这么个好传统，不该你知道的事，同志们之间不会随便乱传乱说的，也不会去瞎打听。
但是，即便是个傻蛋，也会从接连发生的这三件事之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暂缓执行死刑命令、劳东林因“车祸”暴死和“副市长”突然“自杀”），感觉出一点什么来。李敏分有意向他隐瞒“副市长自杀”这个消息，是不是为了不让他感觉出这里必然存在的某种联系？不希望他由此做出某种推断？难道……难道，这个李敏分跟劳爷之死、副市长之死真有什么掰扯不开的牵连？
另外，曹楠要是没有掌握一点李敏分的什么“情况”，她绝对不会老清黑早地上李家门口来堵他，更不会让他在汇报时一定要对李敏分“有所保留”。
那么，曹楠到底又掌握了李敏分的一些什么“情况”呢？
她，一个区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会搞到李敏分的情况？为什么要去搞李敏分的情况？等等，等等。真可以说是越想越复杂，越捉摸越糊涂。
也许，一切都是这小丫头“编造”出来的。她原先就患有精神狂想症？
后来的时间里，他忐忑……他焦急地等待着曹楠的电话。但一个上午过去了，曹楠却一直没来电话。邵长水托人从侧面去区图书馆了解了一下，证实小丫头精神正常、头脑清醒，这反而让他更“迷糊”了。快到中午时分，还不见来电话，他真有点急了。一直到要开饭了，办公室的人都去了食堂，仍不见有电话来。他主动往区图书馆那儿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想了想，干脆去瞧瞧吧。区图书馆里已经没人了，大门、二门都锁上了，整个院里都空空荡荡的。他掏出手机来查看，显示屏上也没有“未接电话”和“短信息”的显示。奇怪啊！她天不亮，跟救火似的赶到李敏分家门口来堵他，这会儿怎么又完全不见动静了呢？到底在搞啥名堂？！他在紧闭着的图书馆大铁门前默默地发了会儿呆，决定先去把午饭吃了再说。
刑侦总队在省厅大院左翼副楼的顶层，整占了一个楼层。他按往常的惯例，没坐电梯，是走着往下去的。刚走下一层去，透过通往平台的玻璃大门，随便地向下扫了那么一眼，却让他吃了一大惊。他看到，曹楠那小丫头正跟李敏分肩挨着肩地，走出他们省厅的食堂，走过大院的中心花圃，正向大院的后门外走去。两人神情亲和，好像在小声地说着什么悄悄话。他立即倒吸了口凉气。难道说，今天老清黑早，在李家小院门前白杨林里发生的事，只是李敏分借助曹楠小丫头，故意导演来考验他的一场“戏剧小品”而已？难道说，省城的人际关系，也会像某些名利场上显示的那样，充满着“险恶”和“阴谋”？他不敢相信，当时在白杨深处，曹楠脸上显示出的那种忧虑和焦急、苍白和抑郁，全是“演”出来的。他更不相信中国当代会有这样演技高超的演员，能在自己的眼神中“扮演”出那样一种神情，要知道那是一种发自灵魂底部的战栗和忧虑啊。一向声称自己身上没有一点艺术细胞，也从没有演艺经历的邵长水却坚信，这样一种战栗和忧虑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也是表演不了的。况且曹楠压根儿就不是个演员。她年轻，也许会幼稚，但绝不虚饰。但是……但是，又怎么来解释眼前这个景象呢？
人类啊，难道你只能在自私和虚伪中奔突贲张吗？
他呆立在那儿，目送着这两人出了大院。随后，李敏分上了一辆等候在大院后门口的红旗车。曹楠等那车开走后，一边向不远处的区图书馆走去，一边掏出手机，不知在给谁拨号。几秒钟后，邵长水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慌忙掏出手机来看，正是曹楠打来的。
“说话方便吗？”曹楠问。
……邵长水愕愣了一下。一时间，他居然有些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了。
“喂，是您吗，邵助理？怎么不说话？”曹楠问。
“啊……是我。你说，咋的了？”邵长水忙回答，竟然有一点语无伦次了。
“什么‘咋的了’？不是说好，咱们约时间要见一面的吗？”曹楠反而显得很有理，也很有“成竹”似的。
“啊……对。见面。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哩。你说，啥时间见，在哪儿见，听你的。”
放下电话后，他却呆坐了好一阵。
真去见她，还是就此回避不见？
如果按邵长水过去的脾性和习惯，他指定是要回避了，不会再去见她。凡是领导没指派的事，在他，一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又是这么一个小丫头，你去跟她再蘑菇个啥吗？但今天，邵长水却有点“反常”了，他想去见她，而且非常想去见她。为了劳爷？为了那一天一夜的陶里根之行？为了接二连三发生的大事、小事、迷事、浑事？为了心头凝结的所有的谜团？一切都说不好。反正他想去见见这个小丫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