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智力
我们所有知识和科学都是建立在不可解释之物上的。所以，每一种的解释无论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最终都会回到那不可解释之物，好比用铅锤测量大海的深度，无论投放在大海什么地方，无论深浅，最终都必然抵达海底。这个不可解释之物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内容。
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定义成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由此可以推论出人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素质，大家却很少想到自己根本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有着普遍人性。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坚持第二种多于第一种主张的那些少数人是哲学家。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第一种看法，原因是他们总体上在事物当中没看到事物的普遍原理，看到的只是个别、零星的个体。只有具有更高智力天赋的人，依据其思想的卓越程度能在相应的单个事物中或多或少地看出事物的普遍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差别完全进入人的认知功能，我们甚至对最平凡、最普通的事物的直观也因此而呈现出差别。所以，智慧超群的人和智力平庸之辈对普通事物的直观图像也一定是大不一样。我所说的不带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主体就是像这样从每一个单独呈现的事物中去把握其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并且，我将它定义为事物柏拉图式理念的主体对应物。这是因为若认知投向事物的普遍性，那么认知就能处于不带意志的状态；相比较来说，意志活动的对象物就是单一、个别的事物。因此，动物的认知严格局限在这些单个事物上，因而动物的智力完全是为动物的意志服务。相比之下，要在哲学、诗歌或者总括为艺术、科学方面真正有所建树，那我们将思想智力投向事物的普遍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于应用于实际用途的思想智力也就是为意志服务而言，这一世界只有单一、个别的事物，但追求艺术或科学，也就是自为活动起来的思想智力却只看到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种属、理念和整个类别，因为就连造型艺术家也只是在个体之中将这一个体的理念表现出来，亦即种类。这是因为意志的目标只是个体事物——这些才是意志的真正对象，对于意志来说真正的现实也只有这些个别事物才能构成。类别、概念、种属则只能以非常间接的形式成为意志的目标。因此，粗人感觉不到普遍的真理，而思想的天才却忽略或无视单一、个别的事物。假如被迫纠缠于这类个体事物之中——这些构成实际生活的素材——对于天才来说，却是令人难受的苦役。
探索哲学要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是：（1）具备勇气敢于承认自己心中的疑问；（2）将一切显而易见的事情引入到清晰的意识当中，把这些事情作为疑问加以探索了解。最后，要想用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必须处于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不能追随着任何实际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受到意志的指挥。我们要全神贯注地接收直观所见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所给予我们的教诲。比较而言，哲学教授却在心里惦记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好处，以及那些能带来这种利益和好处的东西——这才是他们兴趣所在。因此，他们才看不到那么多本来是很清楚的东西，甚至连哲学问题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文学家把人的性格和人的处境以及生活这一系列的画面都展现给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让这些图像活动起来，然后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能力，去思考、琢磨这些画面。因此，文学家就可以同时满足思想能力不同的人，不论是傻瓜还是智者。但哲学家却不用这种方式来展现生活，他们是对生活抽丝剥茧，进而概括出成熟、完善的思想。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后，哲学家就会要求他的读者以与他相同的方式、同等的程度去思考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哲学家的读者群很小。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学家比喻成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则是带给人们鲜花里精华的人。文学作品相对于哲学著作而言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众多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存在却又相安无事。实际上，就算这些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亦可同时为同一思想的读者所欣赏和珍视。相比之下，某一哲学思想体系刚一露面，就已经开始睥睨它的兄弟姐妹，处心积虑要把它们毁灭。这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同理，可以君临天下的哲学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哲学体系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孤独的、不喜交际的，就像那些孤独地守在丝网中央的蜘蛛：它们静候着苍蝇来自投罗网。而如果另一只蜘蛛向它靠近，那一定是要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文学作品之间和平共处，就像平和、安静吃草的绵羊，而哲学著作天生就是猛兽，那种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甚至使它们成为那些吞噬自己同类的蜘蛛、蝎子、昆虫幼体。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从杰森的龙牙种子里冒出来的全副披挂的武士，此前同样经历了一番自相残杀。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斗会有最终的赢家吗？从此天下可以归于太平吗？
由于哲学体系具有争辩好斗这一本性，所以，哲学家想要获得认可和名气，其难度不知要比文学家大多少倍。文学作品只需要读者进入为其提供娱乐消遣或是鼓舞升华的系列文字之中，并为此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哲学家的著作却试图让读者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试图要求读者宣布自己此前在哲学这一学科里所学过的、相信过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用的时间、精力全都是浪费，现在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他们至多只能保留某一前任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以便在此之上进行基础重建。另外，那些现存哲学体系的教授者也是与新的哲学体系相较的强力对手——这也因为他们要保住其饭碗。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国家政府也会将其所偏爱的哲学体系纳入其保护伞下，并且，用其强有力的物质手段来防范和阻挠其他学说的流行和传播。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愿意聆听教诲的人与寻求消遣、娱乐的人数与哲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出场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帮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可以下判断了。当然，哲学家所能得到的酬劳是有思想的人的击节赞赏和那些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的、不分国籍、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人的点头称是。而大众则是随时间的推移、借助权威的力量，才慢慢学会敬重这位哲学家的名字。由此，同时也因为哲学的进展对整个人类的影响虽然缓慢，但却深远，哲学家的历史同帝王的历史一道，自千百年来就并肩排列，但归入前者的名字，却比归入后者的数目要少百倍之多。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哲学家能在哲学家的青史中留下名字，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如果哲学文章的作者是向导，那么他的读者就是游客。如果他们想要一齐抵达目的地，首先就必须一起出发；换句话说，作者必须将读者置于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同一立足点和审视角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遍所共有的体验事物的意识。由此出发，作者紧紧牵着读者的手一步步地引领着他，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尽力攀登云外的高处。康德就是这样做的；他引领着我们从对自身和事物完全普遍的意识出发。相比之下，那些试图把下面种种作为出发点却是多么颠倒、多么荒谬：据称那是对超自然、超物理的关系或事件，甚至于超感觉的知觉理性，不然就是对于某一绝对的、独立思考的理性所表现的思想直观！因为这就相当于把无法直接言说的认识当作出发点，这样，从一开始读者就不知道自己是同作者站在一起，还是离他有千里之遥。
我们自己安静思考事情与同别人交谈这些事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活的机体与一台机器相比较。这是因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零散的东西才仿佛能自成一体，或者发出同一个音调，因此这里面有完整的清晰度和真正意义上的连贯与统一。但在第二种情形里，不同出处且差异悬殊的部件被拼凑在一起，以强行产生某种协调统一的运动，但往往故障出其不意地出现，使这一运动停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清楚认识我们自己，而对其他的事物往往只能是一知半解，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的基础——直观了解——统一起来，顶多只能把概念集合起来。因此，想要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来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是，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事先演习一番，寻找和澄清需要解绝非的问题以及之后对问题答案的检验、核实和评判。柏拉图就是在此意义上撰写出他的对话录的。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柏拉图学派分出第二学院派和第三学院派两个派别，后来者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是越发有增无减。对话文字这种传达哲学观点的形式只有在被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时，才是合适的。对于这些不同的讨论意见将要如何判断应交由读者自己完成；或许，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能对读者补充和完整理解所讨论话题起到帮助的作用，目的在于让读者自己在对话形式里得出那些对反对意见的反驳；不同观点必须表达得清晰、透彻，从而达到真正的戏剧化——确实是两种声音在进行对话。如果没有上述的目的，那这种对话就仅仅是耍贫嘴闲聊而已——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
讨论和比较别人曾说过的东西对我们获得对事物的洞察不会有特别的帮助，对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水从一个容器注入到另一个容器罢了。只有通过自身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意义上充实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洞察，因为只有事物本身才是近在眼前、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认知的活源泉。所以，看到那些一心一意想要做哲学家的人总是那样一意孤行地走在第一条路上，总是纠缠于某人曾说过的这样或那样的话，某人的意思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而对于第二条途径却好像一无所知——这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人也就好比把旧瓶子一次次重复地倒转过来，生怕遗漏最后的一滴水，而对于脚下潺潺而过的活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这就很清楚地暴露出这种人的无能，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们那貌似独创、深刻和煞有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想通过熟读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家的人，其实应该从其阅读过的哲学史中认识到：哲学家就如同文学家一样，只能是天生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为稀有。
有关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学问。甚至连康德也做出这一定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正是我们收藏从直观认识那里借来、乞求得到的东西的器具，而不是什么其他的；直观认识也是我们一切深刻认识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所以，真正哲学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编织抽象、纯粹的概念，而要以我们对外在及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作基础。想在哲学里做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是对概念的组合。我们当代的诡辩主义者，像费希特、谢林之流，尤其习惯于玩弄这一手法，而黑格尔在玩弄这一手法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道德理论上熟练运用这一手法的佼佼者当属施莱尔马赫。哲学也同艺术和文学很像，其源泉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观把握。再者，人们就算抬起头始终不看地上，但他们都是有心有脑的，因而不可能在世事发展中一直保持冷血，而不投入行动、感受不到完全、彻底的震撼。哲学本身不是一道算术题，相反，就像伏维纳古曾正确无误地说过的：“伟大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心。”
狡黯和机警或许能使人具备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能力，但却无法造就一个哲学家。不过，哲学里的怀疑论就好像是国会中的反对派，两者同样是有益并且是必需的。怀疑论的产生在于哲学没有办法像诸如数学那样能让人对一切都清楚明了，这种情形就和人无法像动物那样仅仅依据本能直觉做事一样。而动物的本能直觉就好像数学，都是先验确实的东西。因此，针对每一个哲学体系，怀疑论者始终是站在天平的另一边，但怀疑论的分量与它的对应物相比，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它也不会真的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就像硬要把一个圆圈弄成方形，那两者的面积毕竟还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的同时，又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所知就有了双倍的分量和价值。这样一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便不会招致别人的怀疑。但如果我们硬要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为知道，就像谢林哲学的拥戴者做的那样，这种情形就无法避免了。
发自于对事物的客观以及直观认识，并以符合逻辑推论的方式所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会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世界观至多不过是失于片面而已，例如，绝对的唯心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等。这些世界观都是正确的——其中各有各的正确。所以，在每一种这样的世界观里包含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亦即，对世界的那些各自不一的把握只是在基于某一特定的立场、特定的角度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就和同一幅画所展现出的风景只是出于某一审视角度是一样的。若我们站在高于此类体系立场的角度来审视事情，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体系揭示的真理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是片面的。只有将最高的、把一切一览无遗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的审视角度才可以给我们带来绝对的真理。据此，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产物，这一产物不过暂时存在并终将归于完全的毁灭，就像圣经《传道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一说法就是真实的，但那种认为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都集于我身，除我之外一切皆是空的观点同样也是正确的。同理，如果我的想法像阿那克里安那样：最大的幸福在于享受现时此刻，那我也是正确的，但倘若我从虚无和痛苦中看到其有益的特性，或从一切的快感享乐中认清其危险和空虚的本质，并把死亡视为我存在的目标，那我的这些观点在此时也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观点之所以真实、正确，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前后相一致的观点都只是通过我们对大自然的直观把握和客观了解，用概念的形式承载和固定下来。而大自然，也就是我们的直观之物，是从来不会说谎的，也不存在自相矛盾。因为大自然的本质就是排除这些东西的。因此，一旦在我们的思想中出现有违真实与现实情形互相矛盾的地方，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出自对大自然的客观把握。
乐观主义就是违背现实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与此相比，我们对大自然某一客观的把握很有可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但它只需要补足，而不需要辨正和推翻。
对于自然科学取得的长足进步，人们总是在责备形而上学的进展过于缓慢。甚至伏尔泰也慨叹：“我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进展和古代克尔特人的巫师时期差不多。”（《形而上学杂论》）但试问又有哪一个学科像形而上学那样面对的总是拥有职权的对手，总是遭受强劲的阻力？这些是国家特殊派谴的检察官和全副武装的国王卫士——后者时刻准备向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形而上学扑去。只要形而上学仍受到威胁，就依然要被迫委曲逢迎那为照顾大众低智商理解力而设定的教条，形而上学就永远无法显示其真正的能力，就永远无法迈出大的步伐。我们是先被别人捆住了手脚，之后就因为无法施展拳脚而遭受别人的奚落。
宗教把人们探求形而上学的能力夺走了，一是通过早年向人们强行灌输教条来扼杀这种能力；二是对人们自由和不带任何偏见地表达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禁止，或是对此加以种种避讳。就这样，那些对至关重要、最有乐趣和有关自己存在的事情的自由探索就被直接禁止或被间接阻挠了；另外，人们的能力也因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从此再也无力去探寻这一门学问——人们最卓越的能力就用这种方式被禁锢起来了。
要让自己容忍那些与己相反的观点并耐心对待别人对自己看法所提出的异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就是牢记这一点：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经常对同一审视对象连续变换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不也是会在短时间之内抛弃某一看法，而后又重拾这一看法，最后却又接受了与此看法相反的观点吗？这个对象在不同光线的映照下会显现出不同的样子，我们由此而相应改变自己的观点。同理，在我们发表与别人看法相反的意见时，这一说法是最能争取别人好感的，“我以前持有的想法与你一样，但现在……”等等。
某一谬误的学说，不管是因其观点有误，还是出于人为的别有用心，其实都是只为某一特定形势所用。因此，这一学说只会流行于某一段时间。只有真理才是永远不过时的，哪怕这一真理曾在某一时间内遭到误解或扼杀。原因非常简单，只要从人的内心生发出一点点光明，从外在吹进一点点自由的空气，那就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这一真理。也就是说，真理的目的并不是为某一党派服务的，因此，具有头脑和思想的人就随时会站出来宣扬和维护真理。真理就像是磁石，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始终指向某一确切的、绝对的方向，而谬误的理论学说就好像是指路牌子——它的任务是指示另一块指路牌的方向，一旦缺失了后者，那么这一块指路牌也就会失去它的一切意义。
通常来说，对我们发现真理有妨碍的不是事物引诱人犯错的虚假外表，也不是我们悟性不足直接所致，而是由于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那些虚假的先验之物——与真理相对抗。它们就像是逆风把船只吹向与陆地相反的方向——对此，船橹和风帆都是无能为力的。
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两行诗句：
我们必须流下汗水
才能真正拥有父亲留下的遗产。
下面是我对这两行诗所做的评释。我们自身经过努力且独立发现的某一真理——尽管这一真理前贤早已发现，但我们事前对此并不了解——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和作用。这是因为我们更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当我们这么做之后又在那些前贤的著作中发现了相同的说法时，由于与已被大众承认的权威说法不谋而合，自己的正确观点就在无意中获得了证实。由此我们就会增强对这一真理的信心，并且能够更加坚定地捍卫这一真理。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最初是在书本里看到某种说法，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那我们永远也肯定不了这道理到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判断而得的，还是只是重复地说出、跟随着别人的感觉。事实到底怎样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我们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也许只是与前人一道得出了错误的见解，就像流水会很容易顺着此前流出来的水道前行。如果是两个人独立进行运算却得出同样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是可靠的，但如果一个人只是负责检查另一个人的计算过程而已，那情形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向外部审视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是无法预测的世界和数不胜数的造物，而我们个体的存在好像就缩小为无物了。在着迷于事物庞大数量和宏大规模的同时，我们会推而论之，认为只有着眼于外在的，也就是客观的哲学才是对的。对此古老的希腊哲学家甚至不曾存有一丝怀疑。
比较而言，当我们审视内在时，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每个个体其实都只是对自身感兴趣；每一个体更多时候太把自己放在心上，而不是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地认识自己，而对于其他一切，他却只能是间接了解而已。此外，假如我们承认：具有意识和认知之物只能是个体，不具有意识的东西则只能间接地存在，那么，所有真正和真实的存在只能属于个体。最后，当考虑到主体是客体的条件时，我们可以这样推论：这广阔无垠的外在世界只因认知之物的意识而存在；这一外在世界由此是与个体的存在——这个世界的支撑物——绝对地关联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就可以被看成只是个体意识里面的布景，是印在个体意识里面的内容。如果上述这几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够审视内在、由直接给予的主体这一点出发的哲学，也就是自笛卡尔以后的哲学，才是走对了方向的哲学；古人却常常忽视主要的东西。但要完全确信这一点，还需要深入自己的内在，把对本源的感觉——这种感觉存在于每一认知物——引入我们的意识。每个人——哪怕这个人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在自己质朴的自我意识之中发现作为最实在之物的自身，而且，在这自身中，他必然认出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点；他的自身确实就是一切现实性的本源。这种原初意识会说谎吗？最能表达这一真理的就是《奥义书》中的一句话：“我就是万物，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当然，此类看法会过渡到光明主义，甚至会到神秘主义。这是观察内在得出的结果，而将目标投向外在的审视则要告诉我们：我们存在的结局不过就是一堆白骨。
了解哲学的分类对哲学的表述十分重要。以下所述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对哲学分类的看法。
虽然我们的经验是哲学探究的对象，但哲学和其他学科不同，不会探究特定某一类经验。哲学所要探讨的对象是总体的、普遍的经验自身；我们在处理这些泛泛的经验时，凭借的是这些经验的范围和可能性、它的主要内容、内在以及外在的构成要素，还有它们的实质和形式。据此可知，哲学当然是以经验为基础，而不是出自于引申和玩弄纯粹、抽象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在著作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既然哲学要面对和处理的是经验的素材，总体和普遍经验来显现自身的媒介以及其形式和特质，就成了哲学首先必须考察的对象，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验赖以显现自身的媒介就是表象功能、认识力，也就是智力。由此可知，任何种类的哲学都必须首要考察其认知功能及其形式和法则，以及这一认知功能在哪些方面适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这种考察因而成为了哲学的头等问题。这样，我们的考察就可以分为：（1）对原初和基本表象，亦即对直观表象的考察——人们把这一类的考察命名为认识论；（2）对派生的表象，亦即对抽象表象的考察——包括这些抽象表象的形成和应用所应遵循的法则，也就是逻辑，或称之为理智学说。这泛泛的一大类考察总括了，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取代了前人所说的本体论。本体论学说出现的目的是为宣讲总体事物的普遍性和基本特性。此前，人们因为已经具备了表象功能，所以就把同自己表象功能的形式、本质相符合并已经为自己所把握的事物的存在，看成自在之物的本质。这情形就好像透过一块玻璃看东西，然后就把属于这块玻璃的颜色归于被看到的东西。
沿着上述考察继续深入研究的哲学就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不仅仅只是让我们认识眼前看到的存在物，也就是大自然，并且把这一存在物的各部分依照其次序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来考察，而且更进一步，将这一存在物看成某一既定的、有条件的现象——在这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有别于现象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自在之物。这类形而上学所要寻求的就是了解自在之物，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有：（1）把外在和内在的经验相结合；（2）发掘各现象的含意和这些现象相互之间的关联，由此认识整体的现象。这就好像为解读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文章而去琢磨、研究里面的神秘字词。遵循这种探究方向的哲学从现象出发，至发现隐匿在这一现象背后、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为止，也就是在探索自然、物理之形以外的东西。因而这种形而上学又分为三类：大自然的形而上学；美的形而上学；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
不过，我之所以如此划分这一类哲学，是由于我已经有了这种形而上学来作前提：它表明现象的内在和最终的本质以及自在之物都存在于我们的意志。因此，通过考察意志在外在世界的显现，我们就能探究出意志在内在直接的、完全不同的显现，由此这种探究也为我们带来了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在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出来之前，人们就已经考察了如何去完美、纯粹地把握意志的外在或称为客观现象，而由此生发了美的形而上学。
理性生理学或灵魂学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康德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灵魂是超验的，对于作为超验之物的灵魂进行假设，是无法证明、亦是欠缺根据的。因此，“灵魂和大自然”这个矛盾的说法就留给菲利斯丁人和黑格尔之类的人好了。想要了解人的自在本质就只能结合所有事物——即这个世界——自在本质。因此，在柏拉图的《菲德洛斯篇》中，柏拉图使苏格拉底将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形式提了出来：“你觉得在不清楚整个宇宙的基本本质前，有可能恰当地了解灵魂的基本本质吗？”这也就是说，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间互相诠释，并且以此来证实两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物。这种考察方法将人的内在本质密切联系起来且贯穿于形而上学的各部分和整体。因此，形而上学不会被当成心理学而单独分离出来。比较而言，作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或人种学、人体构造学）却可以成立，不过，这一学科一部分是生理学和解剖学，一部分是单纯依靠经验素材的心理学——想要获得这方面的认识，就得通过观察人的道德、智力表现、人种的特性以及在这些方面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别。但是从这些现象中筛选出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来作为经验的素材和对它们加以处理则是上述三种类型的形而上学必然的任务。余下来的素材就要求处理这些素材的人细心地进行观察并做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阐释，而且确实是从更高级的角度对这些素材加以考察、审视——我的意思是说，处理剩余的形而上学素材只有高智力的人才能够胜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只有在思想卓越的人写出的文章中，才能欣赏得到他们对于那些剩余下来的素材的观察和阐释。像这样的作者有柏拉色斯、蒙田、拉布耶尔、拉罗什福科、爱尔维修、尚福尔、艾迪逊、萨伏斯伯里、利希腾贝格、申斯通等等。但我们在哲学教授所编撰的教材里面却找不到见解和阐释，因为这些人不具有思想并因而憎恨思想。
智力对于内在的意识世界就好像是光对于外在的物质世界。这是由于智力与意志的关系，也就是智力与生物机体的关系（这里生物机体不过是意志的客观显现）跟光同可燃物和氧气的关系大体上是相同的（光是由可燃物和氧气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正像是光越能够与燃烧物所发出的烟相分离，那么产生的光就会越纯净，同样，智力越能与生发智力的意志相分离，那智力就会越纯粹。我们甚至可以进行更为大胆的比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就是一个燃烧的过程，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光就是智力。
每一个声称不用任何预先假设的哲学方法都是空谈、大话。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把某物当成是既定之物接受且承认下来之后，才能从这一既定之物出发。因此，有这样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这个地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缺少的前提条件，对于从事哲学探究也是一样，因为就如同我们的肉体不可能在虚空、以太之中自由飘浮一样，同样我们的精神思想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从进行哲学探究的始发角度，也就是暂时以某一既定之物为立足点，在以后必须要获得合理证实和补足。也就是说，这个始发角度既可以是主体（主观），即从自我意识、头脑中的表象以及意志出发，也可以是客体（客观），亦即在其他的头脑意识中也会出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客体、现实的世界、大自然、物质、原子，甚至是上帝或纯粹随意想象、设计出来的概念，如“实体”、“绝对”或其他种种。无论我们要采用何种审视角度，为了平衡、补足这一审视角度的偏颇之处及合理证实我们预先已认定的假设，我们必须在作一番探讨之后变换审视的角度、立场；然后，从变换了的相反立场及角度出发，引申和推论出从一开始我们就视为既定的假设。这另一番的议论是对原先既定的观点的补足。这就是卢克里修所说的“事物互相之间的阐释”。
例如，我们就像贝克莱、洛克所做的那样——从主体出发审视事物，而康德，在这一审视方法的运用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其直接的本质而使这种考察方式具备了一大优势。但由此而获得的哲学却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且不是完全得到证实的——除非我们用这一方式把哲学这一片面性补充完备，也就是说，将与这一哲学引申出来的观点相对立的立场、角度变为我们重新审视的出发点，由客体引申、推论而得出主体，就像此前我们由主体引申、推论出客体一样。我为康德的哲学做出的补充完备的工作大致上是这样的——这见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第2卷第22章和《论自然界的意志》中的《植物的生理学》。关于这些论述，我是从大自然的外在出发，对智力做出了推论。
如果现在反过来，将客体作为审视的出发点，把我们周遭的众多事物，诸如物质以及在物质层面上显现自身的各种力作为既定之物，那么整个大自然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审视范围之内，这样一种审视方法给我们带来了纯粹的自然主义，对此我认为更加确切的名称应是绝对的自然物理学。这是因为在这种审视方法中被看成是既定之物，也就是绝对的现实之物，依据我们普遍的理解，其内容是大自然的各种法则和自然力以及自然力的载体（物质）。但若对这一既定之物专门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就能清楚，这一既定之物就是浮游着难以胜数的恒星以及围绕其运转的行星的无限空间。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在这空间中，不过就是要么发光、要么反光的星球；在反光星球的表面，由于腐败程序作用的原因，生命得以产生和发生演变，而这就带来了呈现梯级差别的有机生物体；这些生物体以个体的形式出现，遵循着那些控制生命力的大自然规律，经由繁殖和死亡在时间上有它的起点与终点；而那些规律和法则就构成了现有的、生生不息的各种秩序，没有始点和终点，也没有一个解释的理由。在呈阶梯状的有机生物系列中，最高一级的占据者是人类，人类的存在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有其开始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有着许多的、很大的痛苦，但得到的欢乐却很少；然后，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生命就到了终结的时候。在这些都完结之后，一切又归于原位，就如同这个人从来都不曾存在过。指导我们以这种方式探索并且扮演哲学角色的绝对自然物理学向我们这样解释：因为那些绝对存在并且有效的大自然法则的作用，总是一个现象产生或取代另一个现象；在此过程中，所有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所有事物也是完全清晰、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套用费希特的口头禅来形容被如此解释的世界——费希特站在哲学教授的讲台上，面对他的学生们表现得一脸严肃，语气中带着强调的意味在尽情发挥他的戏剧表演才华：“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是这样。”所以，从这一审视角度看来，那些对这个世界这样清楚的解释仍感到不满足、并试图在完全想象出来的形而上学中寻求其他解释的人，根本就是头脑中荒诞的想法在作怪；这些人还妄想从杜撰的形而上学中重新找到伦理道德赖以成立的基础！而那些伦理道德因为不能经由物理学奠定起来，就乞求于形而上学的天方夜谭！物理学家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用明显鄙夷的神情，站在高处打量着形而上学。但是，这种完全从客体角度出发的哲学探索无论怎么志得意满，它审视角度的片面性和角度变换的必要性迟早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认识的主体以及认知功能或迟或早都要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因为世界首先是通过认知功能而存在。例如，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称人的智力为“自然之光”，并且认为人的智力在验证更高一级的事情时，毕竟是力不从心的。这种看法形成的基础是这样的：一切自然物理的知识，其有效性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是像当今那些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不带条件的。就因为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知识不带有任何先绝非条件，所以，他们对基督教的深刻、神秘之谜表示藐视，情形就如同物理学家藐视形而上学。例如，理性主义者认为原罪的教义只不过是一种迷信，他们那世俗男人的见识、智力让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没有人需要为别人在六千年前犯下的过错去负担什么责任。这是因为理性主义者放心大胆地遵循自己的自然之光，并且一本正经地认为：他们那戴着睡帽的爸爸在四十或五十年前使自己成孕、他们的妈妈把自己平安生下来之前，他们是绝对和纯粹的无；然后，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无中生有。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不为任何事负责。什么罪人、什么原罪，全都是胡说八道！
这样，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沿着客观知识的道路推论和思辨的人迟早会在各式不一的前路上察觉到事有蹊跷。这时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从客体方面获取的知识，都是在信赖人的智力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过人的智力有其自己的形式、功能以及呈现事物的方式，因此，所有这些知识完全是受智力特质条件的制约。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变换审视角度的必要了，放弃对客体的专注，而转向对主体的考察。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智力以其十足的自信构建了整套教条，放心大胆地对世间万物以及一切的可能性做出先验的判断；现在，这一智力本身却成了我们要检查的对象，现在它的权威性必须接受检查。考察方法的改变首先带来的是洛克的哲学，随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最后，人们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之光只能是从内在投向外在；如果需要把这种光返过来照明自然的内在时，它就变得无能为力了。智力的光芒并不能直接驱赶笼罩内在的黑暗。只能经由上述哲学家采用的迂回、折射的手段，并且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在智力光线折射的帮助下，获得和智力本质、智力运作原理有关的间接资料。在此之后，我们的智力才清楚地了解到：智力的最初任务只是在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对于为意志服务的目的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所以，智力在本质上就是投向外在的，并且，整个过程中，智力也不过是作用在表面的力，像电力一样。换句话说，智力把握的只是事物的表面，却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因此，智力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理解和看透显现出来的现实客体事物，哪怕是这些事物中最微小、简单的一样东西。不管是单个事物还是整体的事物，其所包含的根本道理对于智力来说仍旧是一个不解之谜。通过这种方式的考察，我们的认识会更深一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唯心主义。这也就是说，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个客体（客观）世界及其秩序，依据我们的智力及其对运作的理解，它的存在并不是不带条件的，因此属于自在的存在；这一客体世界是通过我们头脑功能的作用而呈现，因此，它首先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通过这种智力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客观存在就只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不过是现象、外表而已。在未获得这一见解之前，人们探求自己存在的依据，并将自己的认知、思考和经验遵循的法则假设成纯粹客观之物，是绝对的、自在、自为的一种存在；而单单只是这些客观法则和规律的缘故，人自身及一切其他事物才得以存在。现在，反过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智力和自己存在的原因，其实就是所有那些规律、法则以及从这些规律、法则中引出的事物的先绝非条件。由此人们也最终明白了：时间、空间、因果律这些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观念性的东西，现在必须让位给另一种事物秩序，它与大自然的秩序完全不同，大自然的秩序不过是那另一种存在秩序的结果或是象形文字而已。
就如我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过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和道理是经由我们的直观，而且，任何确切、真实的领悟都是这样。所有语言都有的无数比喻方式——它们都在致力于将抽象的事情还原为可以被直观的事物——都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仅仅依靠对事物纯粹抽象的概念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真正的领悟，虽然我们可以用抽象概念来谈论这些事，就好像有很多人都以这种方式大肆谈论许多事一样。事实上，有一些人在谈论事情的时候甚至连概念都不需要，他们只需搬弄字词，例如用一些学来的专业或技术用语，就足够应付了。相比较而言，想要真正明白某样东西，我们就必须先从直观上把握它，然后在头脑中获得一幅清晰的图像。如果可能的话，这里的图像要直接取自现实本身；如果这很难做到，那这项工作就需要交由想象力去完成了。甚至那些过于宏大或者过于复杂、我们很难彻底看清的事情，也必须在我们的脑中留下某些可被直观的部分或者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明白这些事情的话。假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们至少要尝试着通过直观图像或者明喻来达到目的，因为直观的确就是我们认知的基础。这个道理也同样反映在我们处理庞大数目和只能运用这些数目来表达巨大间距的时候，例如，研究天文学的时候——此时我们确实正进行着抽象的思维。这些数目的含义并不会被我们真正和直接地理解；它们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比例上的概念。
但是，哲学家与其他人相比更应该从直观知识——一切知识的源头——去汲取素材；哲学家的眼睛应该永远关注着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以及人生成为他的思想素材，而不是书本。并且，他必须将所有流传下来的、现成的概念放在自然生活中去检验、核实。因此，他不可以把书本看成是知识的源头，书本不过是他的辅助工具而已。这是因为那些从书本获取的知识不过是经过他人之手的二手货，并且，这些知识某种程度存在着失真、歪曲的现象。它们只是事物原型——这一世界的反射或是影像；并且，反射事物的镜子通常来说很少是完全干净、无尘的。相比较，大自然现实却是从来不会说谎的；对于大自然而言，真理就是真理。所以，哲学家须以大自然为研究的对象，亦即，大自然清晰、显著的特征和它主要、根本的特性生发出哲学家需要琢磨的问题。这样，哲学家所要考察的课题就是大自然中普遍和重要的现象，也就是那些随时、随处可见的事物。他应该把专门的、特定的、稀有的、细微的抑或转瞬即逝的事物现象都留给动物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关注的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的整体、本质和根本真理是哲学家所要追随的更高目标。所以，哲学家不可以同时纠缠于那些微小的事情和琐碎的细节，就如从山巅审视全景的人不能同时考察、断定谷底生长的植物一样——这些工作应该留给在那里研究植物的人。一个人如果将全身心都投入到某一专门的学科分支里去，虽然是出于对这一工作的热爱，但对所有其他的事情也就肯定是漠不关心了。这是因为将全副力量奉献给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这就像如果要和一个女人结婚就必须放弃所有其他的女人。据此，具备出色头脑的人是不会完全献身于某一专门的知识分支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对于整体事物的认识。这些人不是士兵长，而是统帅；不是乐器演奏者，而是乐队指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会置整体事物于不顾，而局限于去精确了解这个整体事物中的某一分支、领域，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并以此得到满足。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会把目光瞄准在事物的整体上，将他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其中——在世界的普遍方面，没有任何一件事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他不能把自己的一生都只消磨在某一个学科分支的微小细节上。
在长时间凝视某一物体之后，眼睛就会变得迟钝且看不清这一物品。同样，对一件事情花太长时间去苦思冥想会使智力迟钝，也会无力琢磨以及把握其思考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形之中被凝视和思考的事物都会变得模糊、混乱。此时，我们就要将事情暂时放下，待到重新凝视和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清晰的轮廓又重新展现出来。所以，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说法——即苏格拉底有一次在思考突然想起的问题时，如同雕塑一般呆立二十四小时不动——不但“不是真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补上这样一句：“这种杜撰实在不怎么高明。”从智力需要得到休息的这一事实，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何在间隔一长段时间以后，当我们以全新、陌生的眼光，不带偏见地去重新审视日常世事进程时，其中内在的关联和含义就会异常清晰、纯净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事物由此而变得简单、明了；此时我们就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清楚、明白的事情却不为时刻浮浸其中的人所注意。像这样的清晰时刻因此可以比喻为“灵光闪现的瞬间”。
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在灵感突发的时候，连同其带来的短暂的才思和光明，都只属于天才的“闪亮瞬间”，由此，我们可以说天才与疯癫其实只是一层之隔。但理性之人的理智其实也只在“闪亮瞬间”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因为理性之人也并非时刻都是那么理智。同样精明的人也不是在所有时间都能保持精明；满腹经纶的人也并不是在每时每刻都能够引经据典，因为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想起那些本来很熟悉的东西，并将这些东西有条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没有人能够总是理智的”。所有这些仿佛告诉我们：我们的脑液有其特定的潮汐时间，或者说，脑纤维也有其张、弛之时。
但是，正当脑液涨潮之时，如果一些新奇、深刻的见解不期而至，由此而提高了我们想法、念头的活跃度，那么对事物的直观就是引发这些的诱因。直观见解是伟大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因为对于不少人来说，字和词可以唤起思想以及看法，但对于我们而言，字和词只会引发直观图像而已。
我们一旦有了具有价值的、属于自己的思想，那一定要尽快将它们记录下来。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还会不时地被我们忘记，那我们所想过的东西会被我们遗忘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思想是不会随着我们的意志呼之即来的。而是要选择在它们愿意的那一刻降临。我们最好不要记录下那些从外在现成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只是学来的或是只要翻书就能重新找到的东西。亦即，不要仅仅是做文学、科学著作的摘录，将这些东西完全抄写下来其实就等于是将它们付诸遗忘。我们对待记忆力，应该严厉、苛刻一点，这样，记忆力才不至于忘记服从我们。例如，在我们想不起来某一事实、某一诗句或某一字词的时候，不要去翻书找它们，而应该将回忆的任务交由记忆力来完成；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监督它、定期催促它，直到它完成任务为止。我们为回忆起这些东西花费的时间越长，那些回忆起来的东西在将来就越会牢牢地黏附于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才将那些东西从记忆深处找回，在以后需要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听我们的吩咐，而借助于某一技巧方法死记东西的记忆之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自己的聪明更甚于记忆力，因此，我们就把本来是后者履行的职责交由前者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那些难记住的东西换成容易回忆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话，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再度将后者变换成前者。但是，记忆术和自然的记忆力就好像假肢与真肢，并且，和其他事物一样，诠释了拿破仑的这句话：“非天然的东西往往是有欠完美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借助于记忆术记住那些新学来的字词或是事实，直至它们融入我们天然、直接的记忆里去，这是不错的办法。这就好像我们有时不得不暂时借助于拐棍一样，我们的记忆是怎么从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储存库里找到我们每次需要的东西；这个时而漫长、盲目的搜索在这之后究竟是怎样自动展开；为什么需要回忆起来的东西在一开始时常常是遍寻不获——在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一相关的细小线索——但却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后自动、没由来地在某一瞬间出现，就像是有人悄悄地告诉了我们——这些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谜。不过，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是不用怀疑的：要记住和处理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的记忆素材，记忆力那神秘的、精致的、细微的运作过程是永远不能被有意识的、人为的运用类比技巧所取代。借助这些人为记忆技巧的时候，天然的记忆力必须一直是记忆过程的原动力，因此，我们的记忆力就必须要记下两样东西，即记号和记号所代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样东西。不管怎么样，记忆术这种人为的记忆只可以帮助记下相对很小的一部分东西。总的来说，事物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1）我们刻意的死记硬背；如果要记住的仅是一些字词或是数字，那我们就不妨暂时运用记忆术的技巧；（2）因事物对我们造成了印象，我们不用做任何努力就能自然而然地记住它们，这些事情确实可以称为“难忘”。正如创伤不是当下，而是在稍后才让我们感觉到痛楚，同样，很多事情或许多读过、听过的思想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种深刻程度我们在当时不一定能马上意识到。但之后，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地重现脑海。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对这些事情或思想达到了无法忘怀的地步；它们已经渐渐地融入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并能够适时地出现。很显然是由于这些东西的某一方面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但我们的心灵对于客观的东西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对见解和知识抱有深深的渴望，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许多学究有时会对自己本行的学问显示出令人诧异的无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学问和事物缺乏客观兴趣；这样，同这些学问、事物有关的发现、洞察和解释当然就不会带给他们生动、强烈的印象；他们也就没有办法记住这些东西。原因大概可以这样说，这些人不曾对其学习的东西怀有挚爱，他们只是被迫性地从事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客观感兴趣的事情越多，那么自发地留在记忆中的事情也就会越多。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事物的新奇感就提升了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兴趣，年轻人能够记住的事情也是最多的。记忆的第二种方式较之第一种方式更为扎实可靠，并且，它会自动为我们选择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顽固不化的人来讲，只是局限于个人的俗务。
我们思想的特质（思想诉诸形式的价值）发自于内在，然而思想的方向，亦即其处理的素材，却是外在的。这样，我们在某一时刻所思考的内容其实就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产物。所以，客体事物和精神智力的关系就好像是琴弦拨子和弦琴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原因，相同的景象在不同头脑中却能够引发出千差万别的思想。在精神智力处于花季，思想能力达到其顶峰的时候，恰逢脑髓最高度集中于其活力的一刻，那目光所及之物都会向我们透露其内在的深意，一系列值得记录下来的思想也就由此产生了。但随着年月的递增，尤其是随着活力的衰减，上述那些类似时刻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客体事物虽然是琴弦拨子，但内在精神实质却是弦琴。这一代表精神智力的弦琴能否调校至发出最和谐、响亮的声音从根本上绝非定了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世界的差异。正好像是这一精神的弦琴受制于个人的生理以及解剖学的条件，同样，琴弦的拨子也操纵在巧合的手中，因为这些偶然和机会给我们带来了我们头脑所要研究和思考的事物。但是，这些外在的事物主要还是由我们来选择的，因为我们可以——或者说可以至少部分地——绝非定去研究哪些外在事物和选择置身于何种环境。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有目的、有方法地行事。洛克的精美小书《论对悟性的引导》中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建议。但是，对于有价值之物的严肃、认真、完美的思想却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呼之即来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是铺平道路以此迎接这些思想的到来，也就是将没有价值的、愚蠢的以及庸俗的念头拒于思想的门外，避免信口胡诌和昏话连篇。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慎思、明辨事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思考那些无聊、乏味的东西。我们只需要为美好的思想敞开欢迎的大门，它们自然就会造访。因此，我们在空闲、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不要随手就拿起一本书，应该先让我们的头脑和思想安静下来。然后，一些好的想法、念头就会到来。里默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歌德的书中曾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思想的到来通常是在散步或站立的时候，很少会是在坐着的时候。那么生动、深刻、具有价值的思想是否会降临总的来说更主要的不是取绝非于人的外在条件，而是内在条件。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涉及多个且其事物对象完全不同的同一类思想经常会快速、接二连三地交替出现，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涌现。在后一种情形中，这些思想就像是一个晶洞的水晶相互纠缠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情形就与狩猎者同时看见并且追逐两只兔子相类似。
一般正常人的智力都是相当贫乏且有限的，意识的清晰度也很低——这能够通过事实看出来：尽管投进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的人生如白驹过隙一般；尽管我们的生存状况是如此糟糕甚至窘迫，举目所见都是无以胜数的不解之谜；尽管许多现象另有一番深意，而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又完全不足以去探究这些意蕴——尽管这样，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持之以恒地探究哲学；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做的——不，确切地说只有零星的、个别的人才会对事物进行哲学的思考，这些人也就是例外。生活在人生的大梦里的绝大多数人其实与动物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有不同，也就只在于这些人和动物相比多了对未来几年的预见以及筹谋而已。那种表现出来的对形而上学的需求从刚一开始上头就以宗教的手段打发了事，这些宗教无论是何种货色，对于这种需求都足以应付。或许还有比表面看上去要多很多的人在私下里探究哲学——事情的结果也对此做出了证明。我们人类的处境的确是困难并且尴尬的！在短暂的生活时间里，不乏操劳和困顿、恐惧和苦痛，然而我们却一点不知道究竟是何来、何往、何为；同时，各式牧师神父又反复大谈启悟，并且还威胁、恐吓不相信他们那一套的人。此外，人与人的相见、相交就好像是面具与面具的周旋；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如面具甚至都不了解其自身。动物就是如此看视我们的，而我们亦是如此看视动物。
我们差不多可以认为我们一半的思维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没有明晰前提下就得出了某一结论。从下面的情形中就能推出这一事实。有时，某一事情发展的结果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精确地判断出这一事情对于我们的事务所产生的影响就更是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的。即使是这样，这一事情仍旧使我们的心境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心情由此变得开朗或是忧郁。无意识的默想就是其产生的效果。无意识的思维在下面叙述的例子中有更加明显的表现：我对和某一理论性或是实际性事情有关的事实素材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就算我没有再想起此事，但经过几天以后，感觉意识里就会清晰地出现关于这件事情的结论，也就是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这一事件的应对办法，等等。我究竟用怎样的方式得出这一结果我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计算机运算的具体过程我是没有办法看见一样。实际上我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思考。同样，在不久之前，我曾就某一题目写过一些东西，此后我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一问题。但有的时候，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些对这一课题的补充议论——而此前我可是一点都没想过这件事。与此相类似的事就是我连续几天努力去回忆某一忘记的名字，却偏偏在我完全没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回忆起这个名字，就好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悄悄告诉了我一样。事实上，我们那些最富内涵、最有价值、最深刻的思想会突然出现在意识中，就好像灵光在那一刻闪现；并且，这些思想经常会立刻就以连珠的妙句表达出来。很明显，这些全都是长时间的无意识思考的结果，以及经常在过去无数次直观领悟的结果——而它们作为单个、具体的领悟却早已被我们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阅读《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提出这个生理学方面的假设：有意识的思维是在脑髓的表层进行的，无意识的思维则发生在脑髓的内层。
生活过于单调就会产生乏味、无聊，这样，如果我们总体的认识和思想不能稳步加深，对事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能越来越清晰和透彻，那么要不了几年，无聊和乏味就会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是人的成熟和经验得出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自身遭遇变化所致——因为经过这种变化，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在一个全新的审视角度；从这个新的角度观察，事物那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像看到了不一样的事物现象。所以，就算是我们精神的力量在强度上有所衰减，但我们仍然持续地“每天都能得到新的教诲”，同一事物不停地展现出其新奇的、不一样的一面。生活也就充满了一种不断更新、不断扩展的魅力。因此，梭伦的话就成了所有有思想的老人的箴言：“年纪越大，知识越多。”
此外，我们情绪、心境的许多变化也时刻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为这些情绪变化的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每天都会处于不同的光线中。这种情形同样也会缓解意识、思想的单调状态，其作用方式就如同持续变换的日光照射在美丽的乡村：在那些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光线效应的帮助下，这风景让人百看不厌。所以，心境不同，平时我们熟悉的东西就会显现出其新奇的一面，由此引发出我们新的看法和见解。
一旦我们对某一事情有了坚定的看法以后，对于同样事情的新看法和意见都会被我们拒绝和否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见有碍于我们已形成的整套自成一体的信念，扰乱了我们从自己的看法中获取的宁静；新的观点还要求我们重新进行思考，并且宣布自己在此前所做的思考和努力其实不过是竹篮打水。由此可知，纠正我们错误的真理就好像是苦口良药，并且，像苦药那样，不会在服用的当下就显现其疗效，只能是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发挥出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个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大众就更是如此：对他们既定的看法，纵使穷千百年的经验和教诲也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因此，某些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并被深信不疑的错误看法就这样每天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嘴巴一再地重复。我收集一些诸如此类的谬见，我希望读者能作更多的补充：
①自杀是胆小懦弱的行为；
②不信任别人的人证明其自身就是不诚实的；
③有着卓越功勋的人和那些思想的天才，其自谦是来自于内心的；
④疯癫之人是最不幸的；
⑤哲学是无法学习的，但却可以学会研究哲学——而事实真相却恰恰与此相反。
⑥创作优秀的喜剧要比创作优秀的悲剧难；
⑦懂得一点点哲学会让人不相信上帝，懂得很多哲学却会使人信奉上帝（这个人云亦云的说法是培根首先提出来的）——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⑧英文“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完全是混账的鬼话！一个人可以很有知识，但却不会因此就能拥有丁点力量（或权力），另一个人很有力量（或权力），但却不会因此就一定能有知识。所以，希里多德正确地表达了和这相反的说法：“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懂得很多，但对事情却无能为力。”有时候，一个人的所知会让他拥有对付别人的力量，例如，他知道别人的隐私或别人不知他的底细，如此种种。但这仍不能够充分证实“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很多人还没有对这些说法作一番深思就相互间鹦鹉学舌，因为这些说法乍一听起来好像很有见地。
当我们旅行时就能察觉到大众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生硬、多么僵化，和他们打交道是多么困难。这是因为如果谁要是有幸与书为伴的时间比与人为伴的时间更长，那他就会以为知识、思想的交流很轻松、很容易，彼此心灵间的传达、回应很迅速。这样，他很容易就会忘记其实在现实的世俗人群当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最后，这个人甚至会认为他获得的每个深刻见解立刻就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产。其实我们只需要坐火车旅行一天就会发现：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人们固守的某些谬见、歪论，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衣着款式能够历经数个世纪，这个地方和我们在此前一天到过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别。人们所操的地方方言同样也是这种情形。从这些，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书本同大众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被认可的真理迈向大众的步伐是缓慢的——虽然这些步伐都是确实和肯定的。所以，以其传递的速度来说，除了智力之光，没有什么更难与自然之光相比的了。
所有这些因素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众很少思考事情，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练习都是很少的。不过，尽管大众可能会长时间抱住错误不放，相比较，大众却和学术界不同，学术界就像是每天改变言论风向的风信鸡。这已经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否则，只要想想那人多势众的巨大群体将快速变换运动就够吓人的了，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大众一旦转换其行进的路线，一切就会被推翻、一切都将被卷走。
对知识的渴求，如果目标瞄准的是事物普遍的原理，那就可以称之为求知欲；如果渴求知道的东西是单个的、零星之物，那就应被称为“好奇”。小男孩大多会表现出求知欲，而小女孩则只表现出对个别的事情的好奇；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好奇心能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而与此相伴的天真、无邪却常让人感到厌烦。女性的这种不去感知普遍原理、只关注于个别事物的特性在这一例子中已经昭示出来。
一副结构良好并因此具有细腻判断力的头脑拥有两大长处。其一就是在其所有看到过的、阅读过和经历过的事物当中，只有最有意味、最重要的东西才能吸引这种头脑，并自然而然留在记忆之中。将来某一时间需要的话，这些东西就能招之即来，而其他一些无关重要的则不要留下。这种人的记忆就如细密的筛子：剩下来的都是大块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的记忆就像是粗眼的筛子：除了那些偶然的零星之物以外，一切都被漏掉了。有这种头脑的人的另一个长处同上述长处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就是：凡是与某一事物或问题性质相同、相类似的，或有着某种相关联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的距离多么遥远——都会适时地在这脑海中出现。这是因为这种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这样，尽管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别很大，甚至会截然不同，他们仍然一眼就能认出这些事物的同一原理和事物间的关联。
智力是以其强度（或深度）见称的，而不是以其广度。正因为这样，在这一方面，一个人可以大胆地和一万个人去较量一番；就算一千个傻瓜凑在一起也变不成一个聪明、理智的人。
挤满这个世界的那些庸常、可怜的人真正缺乏的就是两种彼此关系密切的能力，即判断力和拥有自己的思想。庸人在这两方面的缺乏程度甚至是那些不属于这类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这样，后一种人很难明确地意识到前一种人的生存是怎样贫乏和可怜，以及“愚蠢的人所饱尝的苦闷和厌倦”。而这两种思想能力的欠缺正是对那些在各国泛滥、被同一时代人称作“文学”的文字作品，它们的质量却非常低劣，而真正的作品在面世时却总是遭受到厄运的非常合理的解释。所有真正的文学和思想作品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让渺小的头脑同伟大的思想间形成共鸣，这就难怪这种努力不会马上取得成功了。作者是否能给予读者满足，关键就在于作者和读者间在思维方式上是否形成共鸣。这种共鸣越完美，读者感受到的满足就会越大。因此，具有伟大思想的作者也只能被拥有非一般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这也就是平庸、拙劣的作者让有思想的人觉得反感、厌恶的原因。甚至与大多数人的交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能力不足和不相协调。
既然谈起了这个话题，我想一并提醒大家：我们不应该只因为某一新奇和也许是真实的话或思想出于某本劣书或是某一傻瓜的嘴巴就贬低它的价值。这只是因为那本劣书窃取了这一思想，而傻瓜只会人云亦云——当然，这个事实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有句西班牙谚语也这样说：“傻瓜了解自己的家甚于聪明人了解别人的屋子。”同理，每个人对自己熟悉的领域都比别人更加了解。最后，就像大家知道的，就算一只瞎眼的母鸡也会找到一小粒玉米。甚至连这一句话“没有思想精神之人其内在是一个谜”也是对的。所以，“就是园丁也常做出惊人之语。”
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我们在很久以前曾听到过一个很普通、没受过教育的人说的一句话，或是描述的某一经历，对此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忘记。但是，我们会因这些东西出自于没有受过教育人之口就低估它们的价值，或将它们视为早就被人知晓的。那样，我们此刻就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相隔如此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否再一次听过或是读过这些东西？若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重它们。我们总不能因为钻石可能是在粪堆里找到的就不珍视它吧。
天才与常人的区别如果就程度方面而言，当然只是数量上的，但当我们考虑的是：常人的头脑尽管有个人的差别，而他们的思维却是有着某种共同的方向，那我们就会认为天才与常人的区别在于质量。常人具有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向，因此，当相同的动因出现时，常人的思想马上就会选取相同的路径，并且走出相同的轨迹。因此，常人那不依据真理的判断经常能协调一致，甚至会发展成为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观点；无论什么时候这些东西都被他们抓住不放，被人一再地重复和一次一次地以全新面目出现。
想要获得独创的、不平凡的、甚至是不朽的思想，我们只需从世事中完全脱离片刻的时间；这样，那些最平常、普通的事物就会显现出其全新的、不被我们所知的一面，这些事物就以这种方式向我们透露出它真正的本质。在此，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困难那么简单，这个条件根本就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正因此，这才是思想天才的本职工作。
谁要想获得同时代人的感激，就要与同时代人的步伐保持一致。但是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产生。因此，谁要想成就一番伟业，就一定要把目光投向后世，坚定为后代子孙完成自己的作品的信念。当然，他在同时代人中可能会默默无闻；他就像是被迫在孤岛上度此一生的人：他勤劳地在这个孤岛上建起一座丰碑，以便把自己仍然存在的信息传达给将来某一天到来的航海者。如果说这样的命运对他来说太过残酷，那他就必须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那些平常、普通、实际的人也常常遭受相同的命运——他们同样没有办法期待得到自己的劳动补偿。亦即，那些平常、实际的人，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忙于物质积聚的工作。他们努力赚钱，购买，建造房屋、耕种土地、投入资本、创立公司、经营布置，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充满热忱。他们以为这样的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自己，而最后的结果，后人却在那儿坐享其成——这些后人甚至通常不是他们自己的后人。由此，这种人也同样可以说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人获取的报酬。因此，同这些人相比，思想的天才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思想的天才也希望能够获得劳动的报酬，起码能得到荣耀，但到最后，他们不过是为后代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不可否认，这两种人实际上也从前人那里承继和收获了很多。
但是，天才能获得的补偿却是它自己——在获得补偿方面，思想的天才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不是别人怎样看他。确实，又有哪种人生活得比这种人更真实、更实在呢？这种人在其生活过的某些瞬间就已经留下了延绵千百年的回响，那声音在一片混乱噪音之中依然清晰可辨，经久不息。不管怎样，对于天才这种人来说，最明智的做法也许就是：为不受打扰地成为自己，那么，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让自己对于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活动所带来的乐趣感到满足，这个世界不过是他所指定的承继他丰富一生的受惠者罢了；至于他存在的印记，就像化石一样，只有在他本人死后才能传到世人的手里。
此外，天才和其他人相比较的优势并不只局限在他发挥其至高能力方面。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有着和常人不同的良好骨架且动作敏捷利索的人：这人不仅能够格外轻松、灵活地完成身体的动作，且在此过程中感到愉快、惬意，因为他从发挥自己的天赋优势中得到了直接的快乐。因此，他常常是漫无目的地发挥着这些本领。更有甚者，这样一个身体灵活的人不但在跳绳或是跳舞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些一般人做不出的跳跃动作，就算只是完成其他人也会的比较简单的舞步，甚至是他走路时的姿势动作，也会显露出常人少有的柔软和弹性。同样，真正具有卓越头脑的人不仅能产生和创做出一般人力不能及的思想和作品，并且他们的优越之处还在于他们能够随时以认知和思考为乐，因为他们觉得，认知和思考这项活动本身就是一件轻松和自然的事情。所以，比较简单的、在其他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他们也能更加轻松、迅速、准确地把握。难怪他们可以从获得点滴新的知识、解答每道难题中得到直接和强烈的快乐，为每个有着丰富含意的见解，为每个隽永、如珠的妙语去击节赞赏——无论这些出于自己抑或出于他人。这样，他们的头脑思想就会保持活泼、灵动却又不带有其他别的目的，并由此成为了他们快乐的源泉；而无聊——这一时刻都在折磨人的恶魔——将永远无法向他们靠近。另外，过去或同时代的伟大的思想者所写的巨作对于他们来讲才算是真正存在了。具有平常的头脑，也就是只有糟糕智力的人，他们对于推荐给自己的这些伟大的思想作品却总是有心无力，就像是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到了舞场。前者去阅读那些思想的巨作是因为不甘人后，后者到场则纯粹出于习俗和礼貌。拉布耶尔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那些没有精神思想的人来说精神思想就相当于零。”再说，就算聪明头脑或思想天才的想法和平庸之人的想法在根本上没什么两样，但两者之间的比较就好像是色彩鲜艳、生动的油画与轮廓草图或颜色淡弱的水彩画相比。所以，这些所有的报酬和补偿都属于那孤独存在于和他们不相称、甚至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的思想天才。既然一切的伟大都是相对来说的，那把该乌斯称为伟大，或是变换一种说法，形容该乌斯生活在渺小、可怜的人群之中，这两种说法所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区别完全在于审视角度的不同。所以，不管一个创作了不朽巨著的人在后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伟大、令人惊叹，抑或是意趣无穷，但在作者活着的时候，世人在他的眼里也必然是渺小、可怜和乏味的。我要说的这句话就表达出了这层意思：如果从塔基到塔顶有三百英尺的话，那么从塔顶到塔基当然也正好是三百英尺。
由此，若我们发现思想的天才不喜与人交际，有时态度严厉、让人很难接近，那也是不奇怪的。这里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类人物是否喜欢沟通和交往。其实，他们生活在这世上就和在晨曦初开的美丽时分出门散步的人差不了太多：他兴致盎然地欣赏着明亮、新鲜的大自然，但他也只能将此作为乐趣，因为他没有可以与他交谈的伙伴——除了那一两个在田地辛勤劳作的农人。因此，伟大的思想者常常更加愿意自我独白，而不是与世俗的人对话、交流。当他偶尔让自己和别人对话时，空洞的谈话又将使他重回到自我独白中去。因为他忘了他是在与什么人进行交谈，或者，他起码并不是很在乎对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哪怕对方就像是玩具娃娃那样无法回应小孩的说话，他也觉得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地注意避免有失公正。我的爱犬就经常会以它的聪明、或是它的愚蠢让我很吃惊，而人类给我的感觉和这没什么两样。那些智力缺乏、完全欠缺判断能力、充满兽性的人类让我无数次感到厌恶，由此我也同意了古人的哀叹：“愚蠢真的是人类的母亲、保姆。”但在个别的时候，这样的事实却又使我很惊讶：形式多样的优美艺术以及有用的科学，尽管总是出自于例外的个人，然而却能在这样的人类中扎根、成长且完美起来；我也很惊奇于人类竟然能在长达二三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忠实的态度、持久的毅力将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荷马、贺拉斯等人的作品抄录下来、小心保管，使它们在经历了人类历史的祸害、暴行后却免遭毁灭。人类以此显示出自己认识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我同样惊讶于某些人做出的专门及个别的成就，以及那些在其他方面与大众并无差异的人不时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或判断力的闪亮素质——就如灵光闪现一般。就连大众群体也会不时地让我感到惊奇——当他们发出巨大而完整的合音时，他们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像是从来没有经过训练的声音在一起唱和，若是人多势众的话，就会产生和谐的效果。那些超越了大众、被我们称为天才的人，只是整个人类的“灵光闪现”。因此，这些人能取得别人绝对无法取得的成就；也正因如此，这些人是那样独特，不仅是他们与大众的差别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就是天才之间的个性差别也同样是突出分明的。两个天才人物很可能在性格和精神思想方面会截然不同。因此，每个天才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所以，阿里奥斯图的比喻十分恰当，“大自然塑造了他，然后将模子打碎”。这个比喻能广为人知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人的能力有限，每个伟大的思想者之所以能称得上是这样的人，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人有他明显薄弱的一面——甚至是在智力方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某种能力有时候可能会逊色于头脑平庸的人。这方面的欠缺有可能会妨碍他发挥其出众的能力，但如果用一个字词来对此加以描述——甚至是对某个确定的个人——却总是困难的。我们只能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柏拉图的弱点恰是亚里士多德的长处，反之亦然。康德的弱项正是歌德的伟大之处，反之亦然。
人们也很愿意崇拜某种东西，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们选错了崇拜的对象。而这要等到后世才能得到纠正。在这之后，这种最初是由接受过文化思想熏陶的群体所给予天才人物的尊崇慢慢地将会变质，就像那些宗教信众对于圣人的尊崇很容易蜕变为对其遗骨遗物幼稚、可笑的顶礼膜拜。就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崇拜圣者的遗物，但对于圣者的生平和教导却知之甚少。许许多多的佛教徒对于佛牙、佛骨及盛放佛骨的佛塔，甚至是僧钵、化石足印或佛陀栽种的圣树等都一跪三叩，但却没有打算去透彻地了解和忠实实践佛陀崇高的教诲。很多人张大嘴巴、心生敬畏地凝视着、打量着彼特拉克在阿尔瓜的住处、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特镇的住所以及里面莎士比亚坐过的椅子、据说曾经囚禁塔索的在费拉拉的监狱、康德曾戴过的旧帽子和在德累斯顿军械库里留下的破鞋子、歌德在魏玛的房子以及家具，连同这些名人的手稿。但是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读过上述名人的著作。除了张大嘴巴呆看之外，他们做不出别的事情。比他们更加聪明一些的人则希望能看一看伟大的思想者曾经看视的东西。一种奇怪的幻觉的作用使这些人误以为从客体就可以将主体引出来，或者，客体一定留下了某些属于主体的东西。还有一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源，例如，浮士德的故事传说和文学作品；还有就是那些引发作家创作作品的作家本人曾经遭遇过的事件。他们对于这些来龙去脉的探究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这些人就好像在看见剧院的一幅美丽画景以后，就匆忙登上舞台，仔细认真地检查支撑着这一画景的木造架子。像这种情形在当今举不胜举，那些专家十分刁钻地去考察浮士德其人及相关传说、格里岑其人是不是真住在魏斯阿德勒小巷、泽森海姆是否真有弗里德里克这个人、绿蒂·维特的家人情况是否是真实的等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资料素材本身，而不是作者所赋予的这些资料素材的形式，或者说对它的处理和表现。而那些对了解哲学家的生平历史很感兴趣，但却无意研究其思想的人，就好比是对油画作品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却非常好奇油画框及其雕工和镀金到底要花费多少钱。
如果只是到此为止，那所有这一切也都还不错。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同样把兴趣投向物质和个人，只不过在这一条路上他们走得更远，甚至达到了卑鄙、无耻的地步。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将自己丰富的内在本质透露给人们，并且，经由这位思想者出色地发挥，创作了一些能够提升和启蒙人们及其后世子孙的作品，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送给了人类一份绝无仅有的厚礼，所以，那些无赖们就理直气壮地坐在判官席上，拉开阵势要审判思想者的道德。他们要看看能否在这个人身上找出某些污点和瑕疵，期望以此来缓解自惭形秽带来的苦痛。因此就有了，例如，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对歌德的生活所做的各种细致入微的调查——这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调查与讨论的问题也不过就是歌德青年时代的恋爱以及他应该和爱恋过的这一姑娘或那一女子结婚；或者，歌德不应该老实、正直地为他的君主效力，而应该成为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人，一个配享受保罗教堂中一席之地的德国爱国者，等等。人们的这些忘恩负义的聒噪以及恶意贬损的企图表明了这些判官不仅在智力上欠缺，并且在道德上同样也是一些无赖和混混——这里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有一定才华的人为名声和金钱而工作；相比之下，想要说出是什么力量推动天才精心创作其作品，却是一件很难的事。天才很少为赚钱而创作。名声亦不是推动他们的力量，名声在起推动作用这方面也只有法国人才会想到。名声是很靠不住的，并且，只需稍微仔细思考一下就能发现：名声其实也没多大的价值，“你应该得到的名声与你的作品永远不会相称”。（贺拉斯，《讽刺诗》）同样，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轻松愉快，因为这种愉快的感觉与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并不相称。实际上，这是奇特的本能在发挥其作用。正是受到这种本能的驱使，天才才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在他传世之作中表达出来；在表达的过程中，他并未意识到其他的动机。大致上来说，这样的情形与果树结果子是一样的，都是出自同样的必然性；后者只要外在的一块能够赖以成长的土地，并无其他的需求。深入地思考一下，事实好像是这样的：作为人类的种属精灵的生存意志渗入到此类个体之中，智力就达到了更加高级的清晰度——这得益于绝无仅有的机缘巧合——而这个更加清晰的智力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此时，生存意志就力图至少得到这一个体智力清晰观察以及思考的结果或是产物；生存意志是为了和这一个体有同一本质的整个种属而去这样做的。这样，从这一个体所发出的光亮在以后的时间里就可以穿透一般人黑暗和呆滞的意识，并且使这些人受益。那种能驱使天才行动起来的本能便由此生发。天才也就会不计报酬、不在乎别人的赞许或趣味，勤勉、孤独、刻苦地将全副力量都投入到这些作品中去，而将本人的安乐完全置之度外。他不在乎自己的时代，而是更多地为后世考虑，前者只会将他引入歧途，而延绵的后世占据了人类种属的更大部分；少数具有高判断力的人只有随时间的流逝才会零星、单独地出现。同时，这样的天才常常就如歌德《歌颂艺术家》一诗中哀叹不已的艺术家一样：
既然没有我能取悦的朋友，
并且没有珍视我才华的王侯；
没有机会肯眷顾，
来我清修之地的也只是些麻木的施主；
我默默地刻苦、勤勉，
饱尝苦痛，仍没有门徒。
天才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作品，将它们当成是自身生存的真正成果及神圣之物献给全人类；他将这个人类的财富交付给了具有更高判断力的后代子孙。其他的目标都必须为这个目标让路。为了这个目的，他将荆棘冠戴上，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荆冠就会抽芽长叶，变成月桂花环。天才专心致志、一意孤行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将它们稳妥安置，他们的执拗和小心就像是那些关注其卵子、并为将来的幼虫准备好食物的昆虫——它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们与后代是永远无缘相见了。这些昆虫会把卵子产在它们确定能方便卵子孵化以及幼虫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然后才会如释重负般、安慰地死去。
